《古代犍陀羅佛教文獻》61 頁

接下來 61 頁，談到的一個困境。如戒律的原則所說："佛已制不廢，佛未制不另制。" 那麼，戒律制定不許以梵語傳布佛法，為何最後除了錫蘭上座部之外，其他部派的經律論都以梵文書寫？而這些部派的戒律正是記載了對阿難 "小小戒可捨" 的譴責。

邵瑞祺在 61 頁敘述的是佛學主流的說詞，我會補充另一種主要是來自布朗客侯斯特 Johannes Bronkhorst 的主張。

邵瑞祺在書中描述的是學術界的主流說法，梵語就是古吠陀語或者至少是非常接近古吠陀語，俗語 (Middle Indo-Aryan, MIA) 是導自梵語(Old Indo-Aryan, OIA)，雖然書中避免作此描述，但是，其實意指將梵語文法句法簡化而成俗語。世尊制戒不許以梵語講說佛法，而應以各自的語言或教化地區的當地語言傳播佛法。但是隨著西元三世紀之後的政治與文化情境，成為所謂梵文國際化的趨勢，各國之間以梵文為共通語言，大眾以能講說書寫梵文為高雅，學習各種知識也是以梵語為主。最後導致原先以地方語言傳誦書寫的經律逐漸轉換成"佛教混合梵語"，而最終蛻變成合格的正宗梵語。

書上沒提到此一主張面對的兩個挑戰。一是考古證據，如果梵語早於佛教存在，阿育王碑銘和西元一世紀之前的碑銘應有梵語。但是，考古資料顯示，梵文碑銘是西元一世紀之後，從比率是零，而隨年代逐每一世紀而增加，最後在西元七世紀之後，完全都是梵語碑銘。二是戒律問題，當時的規定是違反此項為突吉羅，要改用梵語，有其困難。

布朗客侯的論點是，以碑銘證據推定梵文為後起，也就是古吠陀語言經長時期的逐步變化，而成為有相當程度差異的梵語。如此，第一個問題可說是不成立，第二個戒律問題，世尊禁用的是雅語 chanda, 並未禁用梵語，所以也無戒律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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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是比較傾向後一主張，但是我沒把握在此一論點能保證絕對正確。

但是，對於俗語，巴利和梵語的孰先孰後，彼此的親戚關係，最後的判定標準仍要倚賴Linguistics 語言學作更決定性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