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仕忠：徐門問學記

在「網海」上衝浪(surfing)，偶然來到了部落格〈上下二一坡之間──死臺北人竹塹學記〉，讀到這一篇〈徐門問學記〉(http://lonlong.pixnet.net/blog/post/16402650)，原文刊於部落格〈錢家山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4ff8c0100052g.html

文中提到：

【先生又常自嘲地說：「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工作。」因為他是先從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較，對同一對象在不同地方記錄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許多細小的歧異都一一檢核出來。有時卻因這細小之處而涉及到一個大問題的解釋，涉及到一些定說的重新評價。他的所有理解都來自對細節的直接感受。先生說：這是小學生的工作，是誰都可以做的，只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一些知名學者也人云亦云地跟著錯了。每當先生說到這類地方時，他會抬起頭，離開書本，把老花眼鏡稍稍下壓，從鏡架上方透出目光，掃視一過，然後輕輕地搖搖頭，或是皺一皺眉，語調中帶著一絲歎息。」】

這正是我的入門手法，我是無法親炙前賢了，只有讀文想望其風範了。

黃仕忠：徐門問學記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學跟隨徐朔方先生研習戲曲史，有著某種偶然。因為我原來是準備考小說的。報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戲曲方向，基於對徐先生的學問的敬仰，我臨時決定改考戲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沒有接觸過戲曲史。於是在臨考前的三個月裡，抱來有關戲曲的書籍，一頓猛啃。僥倖地，我成了那一屆先生唯一的學生，也是第一個師從先生學戲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並不限於戲曲，所以，我的課程並不是從戲曲開始的。在得到錄取通知後，我拜訪徐先生，他告訴我，下學期他給七九級本科生開《史漢研究》選修課，讓我先看《史記》和《漢書》。所以我在暑假裡通讀了兩書；此後又對兩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對讀，隨手作筆記；又根據《史記》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較。

先生在上課時講解了一部分範文。他順著司馬遷的文章，隨口解釋詞義，說出他的理解，補出文字後面的內容。對於沒有做過課前預習的學生來說，這樣的課程會是比較平淡的。但對我來說，感到的是一種震撼。因為我第一次真正領悟到書應該怎樣讀，古人的文字應該怎樣去理解。同樣的經歷，是開學前他給廣播電視大學的學生講《牡丹亭》，那些我讀過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輕描淡寫的敘說中，洞開了一個新的天地。

先生開這門課程，是因為當時他正在修訂《史漢論稿》，後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寫作動議始於文革期間，因為當時戲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讀這些史書是無礙的。書出，有學者以為先生學術已轉向，更有同系學者向我表示對先生越「界」的不滿。我的感覺，這部書既非純從歷史學角度的，也非純是從文學角度的，更多地是從文獻學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後在文獻的基礎上，站在一種第三者的立場，對一些傳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著把司馬遷作為一個普通人來理解，觀察其心緒的變化與得失，因其情緒的因素而帶給寫作上的成功與不足，等等。後一方面他在課堂上講得更透徹一些。這樣的視角與觀點，在我所獵涉的這個領域的有限著作裡，是獨特的，因為它也是基於一種心靈的對話。習慣以「無韻之《離騷》」的瞻仰的角度來看待《史記》的學者，對此可能不易接受，——因為曾有學者這樣向我披露過。對我來說，卻正是從這裡開始，在學術的對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時，還讓我明白學術無疆界，無處不是學問，有見解即是學問，原不必畫地為牢。

先生在課堂上毫不客氣地對一些權威的觀點提出批評，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的見解，不作含糊之論。我後來明白，這是他固有的風格。當他發表不同意見時，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說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歡指名道姓的爭論、辯駁，而不管對手是有名或者完全無名。因為在他看來，所有人在學術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對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時時期待著對手的響應，進行真正的學術論爭。不過，先生的等待，大多會是失望和寂寞的。因為在大陸，直到現在我們也仍未見到一種正常的學術批評氛圍。

先生又常自嘲地說：「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工作。」因為他是先從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較，對同一對象在不同地方記錄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許多細小的歧異都一一檢核出來。有時卻因這細小之處而涉及到一個大問題的解釋，涉及到一些定說的重新評價。他的所有理解都來自對細節的直接感受。先生說：這是小學生的工作，是誰都可以做的，只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一些知名學者也人云亦云地跟著錯了。每當先生說到這類地方時，他會抬起頭，離開書本，把老花眼鏡稍稍下壓，從鏡架上方透出目光，掃視一過，然後輕輕地搖搖頭，或是皺一皺眉，語調中帶著一絲歎息。

對我來說，先生所說的，也即是在告訴我做學問的態度與門徑。在80年代中，學術界浮躁的風氣漸盛，儕輩動輒以構築大的框架、體系而不屑實證，或者是想避開煩難之考據，不從第一手材料出發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堅持重實證的態度，是因為先生為我指明了方向。

學期中間，先生讓學生做作業，是關於太史公生年考證的。王國維、郭沫若有不同的說法，後人大多承此兩說而各持爭議。徐先生說他已經寫了文章，他讓我們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將其推論重新演繹一遍，就好像是做數學練習題一樣，最後一起來討論。從中可以體會這些學者是怎樣處理材料、作出推論的，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結論，原因是考慮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與否，等等。這個作業的效果看來是很不錯的，其中有同學提出新的實證材料，還被徐先生采入書中，並附記示謝。

徐先生在講解作業時，更涉及到文獻的理解與文獻的辨偽問題。他說到，考證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卻不可以不加擇別地予以相信。即使是當事者自己所說的，也是如此。因為說話的背景、場合不同，含義自有不同。

對我來說，可以用「恍然大悟」稱之。因為在比較王國維與諸家之說的不同時，我發現王國維實際已經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慮到了，儘管當時他並未發現某些材料；而反駁王國維之說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說一分話，看似理由充足，實則前提已有缺陷。這便是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與結論的原因。

以後，先生還對我說到，寫論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論文所表現的，應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則在水面以下。駁論，則要抓其最關鍵的證據，關鍵之點辨明，其它輔助證據可以不必辨，因為前一點不成立，後一點自然也就倒了。這樣文章才能簡潔明瞭。

其實先生很少專門就這些方法問題作解說，大多是在說到某一具體問題、具體觀點，順帶說到致誤的原因時，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記得先生給我們這一屆古代文學研究生上專題課時，是從他剛發表的那篇《湯顯祖與晚明文藝思潮》講起的。先生是湯顯祖研究的大家，我覺得這篇文章是他所有關於湯顯祖的論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詼諧地說，學者發表出來的文章，是「繡罷鴛鴦任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而他這是把金針度與人。他說一篇論文的觸發點，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點，而且問題生發的過程，也未必同於論文表述的前後序次。他給我們展示了他對這個問題從思考到撰文的全過程，也補敘了並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與思考；告訴我們必須注意到將材料本身還原到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作家們的相互關係中去理解；等等。對我來說，這一課真正可謂是醍醐灌頂，終身享用不盡。

我第一篇論文是《摩錢取鎔與五銖錢》，這是一篇千餘字的考證，但涉及的問題不算太小，二年級時，發表在《杭州大學學報》（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據方式的一種練習。徐先生在學報上看到後，說可以用這篇文章來代表學期成績。對我來說，這是莫大的鼓勵。（一）

先生對於我的學習非常關心。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每一次見面，他總會說：「有什麼問題？」遺憾的是我那時剛剛接觸到學術的外圍，根本無法與他對話。所以他只有歎息。有一次他問到學習與生活上有什麼問題時，我隨口說，我們住的樓是學生廣播站所在地，廣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說：「圖書館線裝書部的門外，有一張長桌子，很安靜，可以看書。」我不記得當時怎麼回答，只記得是愣了一下，一時思緒萬千。我常去線裝書部，如果那兒人來人往仍可以不受影響的話，廣播站的一點吵又算得了什麼呢？何況廣播站的「過錯」，其實只是一早打破了我們的懶覺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們有多少事情不是想著自我的改變，而總是抱怨環境？例如那時大家最喜歡發的對學術氛圍、學術風氣、學術條件的抱怨，都可以歸為此類。

徐先生多次不以為然地說到，學術是個人的事，在哪裡做都是一樣的。我是在很久以後才慢慢對先生的說法多了一些領悟。因為在讀的研究生，總希望有一條什麼快捷方式可以直達學術之巔；當不能做好時，總懷疑自己所得的條件不如別人。而先生說，如果你選擇了正確的學術道路，要緊的即是具體地做的過程，任何氛圍和方法都不會自動解決問題的。特別是現在的資料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可以選擇的餘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資料太缺乏的地方，則在哪裡都是一樣的；反過來說，許多處於資料條件很好的地方的學者，並沒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績，也說明資料並非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時只是以為，我輩身微，圖書館善本部的門坎又高，輪不著見到珍稀數據，所以只有從當時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說對尚未入門的人來說，要學的很多，所有常見的東西，也都是珍本。當我後來查訪《琵琶記》版本，得到了許多前輩名家也未見過的材料時，我體會到，原來以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問題以後，不斷追尋，才可能獲得罕見的材料，這材料也才「有用」。事實上，在今天，許多原來珍貴無比的材料，漸次影印出版，卻並未見到學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見的資料。這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對於學問的心態問題。難怪那時先生對我們總是強調「學術氛圍」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來不為家事而找學生。有一次，先生來找我，說他母親因摔跤骨折住院，醫院電梯檢修，而下午二時要拍Ｘ光片，必須由人從二樓抬下去，讓我找同學幫個忙。我們到醫院時，離約定時間還有不到十分鐘。一眼看見先生站在病房門邊的走廊上，腳下放著一個黑色人造皮革提包，雙手捧著一本線裝書。看見我們到了，他趕緊合攏書本，說：「啊，對不起，醫生說可能還要晚幾分鐘。——你們帶書了沒有？」

我們面面相覷。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想過要帶著書去。先生末尾這一問，近二十年來，時常在我的耳邊迴響。先生視時間如生命，而學術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構成部分。他總是抓緊每一分鐘時間。他為可能比原定時間多耽擱我們幾分鐘而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為還有幾分鐘時間，完全可以再看一會書，所以有此一問。而我們呢？我們什麼時候想過要這樣來利用時間？

我現在也把這件事，講給我的學生聽。因為他們總是說沒有時間。但他們真的充分利用了時間了麼？我不知道他們對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後，先生告訴我，他有一本書即將出版，讓我把幫了忙的同學的名字告訴他，他要送書以示感謝。這就是先生的風格。而這，也是我跟隨先生的三年間，惟一為先生做的家事。（二）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記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後記裡，感謝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諦，引領弟子初窺學問的門徑」。這並非套話，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談到，觀點應該鮮明；甚至可以和老師的意見不同，只要你能自圓其說。

沒有想到的是，我選擇的畢業論文題目，就註定了與先生的觀點相左。

我的論題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戲《琵琶記》。關於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間，有過一次將近一個月的討論會。參加人數達170餘人。各家意見之相異，發言之踴躍，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見的一次真正的學術討論會，會後出了一本《琵琶記討論專刊》，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影響十分巨大。先生是會上「否定派」的主將，他的否定理由，以當時新潮的理論為依據，雖略有教條式理解的印記，但也有其邏輯的嚴密性。討論會以「肯定派」占壓倒優勢而結束，徐先生本人也說他需要對自己的觀點作重新考慮；但他提出的某些問題，由於時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實也未能給出合理的解答。會後，特別是在60年代以後，對《琵琶記》加以粗暴否定的傾向愈來愈烈，直至文革中對所有傳統戲曲的徹底摒棄。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則是從「肯定派」立場，為高明「翻案」的。

我選擇這一題目，是因為我做過一加一等於二的工作，仔細比較過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間的差別對於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內容有重要的意義。我以為是持之有據了。既然可以自圓其說，那麼肯定是合於先生要求的，作為畢業論文並無不妥。

後來才知道同學及朋友們都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參加論文答辯的老師，也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即使到了現在，在人文科學領域，直接採用與導師完全相反的觀點，還是易於被認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學者，因為有人與其師有不同意見，便撰文強詞奪理，以為這樣是在捍衛師門的尊嚴；另外，也有很不錯的學者，明知其導師之說存在問題，但因為導師已經這樣說了，不僅徑予採用，而且以此為基礎，復加推論。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也許只是一種裝點門面的說法而已。但也有學者，不僅歡迎不同意見，還因材料的發現或時代、理論的發展，檢討自己的觀點。這些，我後來在王季思先生那裡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僅一貫採用指名道姓的學術批評，而且也同樣歡迎以學術的方式展開爭論。所以我並不以為有什麼「風險」。當然，我與先生交換過意見，得到了他的首肯，標準即是「自圓其說」。也許在先生的學術觀念裡，這只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

我不僅順利過關，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這也不是說先生認同我的說法，他只是認為各人可以堅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據的在理。所以此後關於《琵琶記》的討論，我們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說有很大的分歧。但這也仍然是在學術的範圍之內。而且對同一問題，我們也有許多的交流。我於1985年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於借「元譜」之說以否定高明著作權的觀點提出批評，從鈕少雅自序與馮旭等序的比較，指出「大元天曆間」之譜的說法不可信；又認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鈕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權時，卻又信從了「元譜」之說，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個相近的文本，這是不對的。先生後來將論文收入文集時，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又如關於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問發表在《文獻》的文章，我們的結論相同，而論證的角度可以互補。

但先生對我「從元本《琵琶記》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氣的批評。他在發表前，將論文給我看。我覺得，他在一些關鍵之處誤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為我也簡單認同錢南揚先生的明本將「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觀點，其實，因為那篇文章發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學學報》上，我關於《琵琶記》版本問題的系列論文還未寫成，而南戲研究大家錢南揚先生的觀點卻正流行；另外一些具體例證理解之不同，正是由於對於版本流變史以及對於作品和人物的總體理解有所不同之故。當然，其中也包含著我的某些思考還不成熟，表述或有不當。多年後，我的《琵琶記研究》出版，也可以說是作了相應的答覆。另外，先生認為《琵琶記》的版本之間，就全本整體而言，差異只是極少一部分，從這種比例來說，這些不多的出入應該不會影響到對整體的評解與理解；又認為版本的先後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響，難說孰先孰後。對此，我根據對明代數十種版本的考察，依然認為難以認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來重溫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上發表的《琵琶記是怎樣一個戲曲》一文時，我發現徐先生對趙五娘婆媳之間關係的分析，正是我後來從倫理角度重新認識《琵琶記》內在價值的出發點。

我很幸運，我有這麼一位導師，以學術為唯一準則，一方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嚴厲，但另一方面給我學術的自由空間卻又是十分的廣闊。能夠獲得這種幸運的學生，在現在也未必有很多。因為堅持這一學術標準的學者並不多見。（三）

先生認為，表揚一個人，對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進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後，我考上了中山大學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廣州前，我請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說：「我要說的意見，在以前都已經說了。不過，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師，但我們的風格完全不同，我們的意見也不完全相同；我這裡是講批評的，王先生是不批評學生的；你要麼適應，要麼不適應。」

我後來慢慢體會到兩種不同風格，其實是各有千秋，對我來說則可謂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嚴厲，對於初涉學術、尚未入門的學生來說，也可能會嚇得知難而退；但這是學術的正道，要成為一名真正的學者，必須堅持這樣的態度。王先生的寬厚，是使每一個學生都能夠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長進，會給予學生以自信，這對於成長中的年輕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實王先生並不是沒有批評，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寬厚，總是先肯定成績之後，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學生之不自知者，或許會陶醉於老先生的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評之深義，遂不知輕重。

如果從兩位先生的學術經歷看，我妄以為，王先生早年藉藉無名卻大受吳梅先生的恩惠，或許與他一生對待學生特別寬厚，並重視師生傳授與提攜後進，有其一定的聯繫；而徐先生從學西洋文學而最終歸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獨行地進入到學術深處，故更多地強調學者個人的操守，對於非學術的行為，毫不寬貸。

另外，徐先生那時正當盛年，處於學術成熟與高產時期，他所關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應該如何做的問題，不太關注、也不太贊同構建學術梯隊，以為應順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則因年逾八旬，特別重視學問的薪火相傳，以為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傳之久遠，故著意群體的學問及其傳承問題。況且優秀的學者畢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體的力量來彌補其不足，讓一個普通的學者，也能夠發揮其最大的潛能，也應該看作是學術的福氣。

近年回杭時，我每次去見徐先生，他總是當面批評說：「你寫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話，寫得太多，則意味讀得太少；太快，則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圖相炫。所以我近來較少發文章，有一些文章壓在手邊已有幾年，總想，冷一冷，或許還有問題。冷一冷的另一結果，卻是開始真正體會到求索、思考問題與寫作成文本身的快樂；至於發不發表，或是先露面後露面，都不重要。雖然有時或許因此而被人「搶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時興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況且某些學術問題數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無人來「搶」；或則既為獨特思考結果，必與人不相重複，也無可與爭。（四）

依照鄙見，徐先生的學問，可用「特立獨行」稱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個「獨行俠」，無門無派，亦向來不屑。以個體的學問而論，在戲曲、小說研究領域，達到了極致；在當下的明代文學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漢》研究領域，則如掠過了一陣清風。他用自己獨特的理解，構成一套富有個性的體系。他繡罷的鴛鴦，已經成為後輩效仿的垘本。

先生之為人為事，所依據的，是一種理性。他向來反對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說的，也只是「實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為事實是如此，如骨鯁在喉，所以先生有時不免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做幾篇不合時宜的文章。

例如，他寫了《湯顯祖與梅毒》這樣的論文，還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來爭取發表；又如他在名家雲集的紀念崑曲藝術的討論會上，說出既然被歷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錢去「振興」，也肯定是不可能振興之類的話語，令在場者無不目瞪口呆；還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國人大代表時期，提案要求某高官為其子的犯法行為承擔責任，儘管會場內並無響應者。凡此等等，難以一一列舉。

作為以湯顯祖研究而成名的專家，先生原本似乎應該為湯顯祖「諱」。而先生還在被勸說不要發表關於《湯顯祖與梅毒》一文時，疑惑地說：「我有材料呀！」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有所「諱」的問題，他求的是事實之真。且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文章對於瞭解那一時代文人的生活與其社會關係，有特殊的意義，根本無損於湯顯祖的清譽。

先生的某些不合時宜的話語，其實只是挑明皇帝沒有穿衣服而已。不過，人們也不是不清楚這一點，只是覺得徐先生這樣有名望的學者，不應該這般道破。由此可見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竊以為：如果一個嚴肅的學者，面對真實，仍得自欺欺人，那麼，又還有誰會來點破這個事實呢？

當今學術界的某些狀況，不正是如此嗎？

所以，先生才在紀念他從教五十五周年的學術研討會（2001年11 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說：我是個「搗亂分子」。

我以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於一個嚴肅學者的基本準則：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說、所敘寫的，原本不過是事實而已。有用抑無用，大多會受制於某一時期的某種價值觀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遠，唯有真實，才是不滅的。一個學者應該以求真為務，只要所據者為真，且不管有無人認同，有用抑無用，都應該堅持。

問題在於，我們現在還有多少學者明白這一基本準則，並且在堅持著呢？但有先生這樣的學者導夫先路，我期待著後來者越來越多，而不是相反。（五）

附記：此文為紀念徐朔方先生從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 月撰於日本東京。徐朔方先生於2003年夏不慎摔倒後，昏迷未醒。今刊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