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6日 星期日
高亨(1900-1986)〈批判胡適的考據方法〉
中國學者高亨教授是儒學研究大家,也是著名的訓詁學學者。〈批判胡適的考據方法〉在《文史哲》發表(1955年第五期),後來收錄於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1955)。
該文正值「新中國」批判胡適的熱潮上,今日看來十分可笑。
例如說「胡適(的考據方法)是資產階級觀點方法」,而不是作者主張的「工人階級觀點方法」,其實應該先指出對方的觀點、方法與論述錯在何處,其次才跟對方安帽子;而不是先跟對方安帽子,再舉證對方飯了那些錯誤。而今日看來,論學只需指出對方的錯誤,再論述正確的主張,跟對方安帽子,不是研究學者所該作的事。
高亨先生說,胡適主張「主觀的大膽假設」,因此胡適的「小心求證」就成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片面的求證」。高亨主張應「客觀的假設」,再「以辯證方法求證」。
這些「原則」的描述都是空談,應該舉例來說胡適的錯誤,以及高亨他自己如何運用「辯證方法」求證。
高亨先生舉例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書上說:「《周易》是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又說「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
高亨指出,《周易》爻辭和爻象傳都是三百八十六條,胡適將 64卦簡單地以每卦6爻,而得到384條爻辭和爻象傳。殊不知,乾卦還有「用九」、坤卦還有「用六」兩條爻辭。
高亨此文就用胡適此一「失誤」,將他打成「資產階級的學者」與「資產階級的考據方法」。其實,每個人的論文或著作總是會有或多或少的錯誤呀!美國學者夏含夷說:「高亨在前兩文中所主張的具體觀點在今天看來大概已經無法成立」,那麼,他人能否以高亨先生的「刀筆」,狠狠地貶損高亨呢?這樣子論事、論文,簡直像是小學生之間的對罵,不是研究切磋的態度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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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所舉的第二個例子是《詩經》的〈王風.中谷有蓷〉,胡適認為這首詩反映「周代長期的戰爭,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高亨主張,此詩是描述封建制度下的婦女,被丈夫離棄的哀痛。本來,如此論述就已足夠,偏偏高亨先生要擴大去論述成「資產階級學者的方法」,而指胡適是「玩弄證據、指鹿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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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所舉的第三個例子是《韓非子》,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書上主張「《韓非子》五十五篇僅有十分之一、二為韓非所作」,而他那一時代的研究結果是「《韓非子》五十五篇當中僅有十分之一不是韓非所作」。
這一段論證較長,在此忽略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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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所舉的第四個例子是《紅樓夢》,我想,不管胡適在「《紅樓夢》考據」有什麼失誤,胡適在《紅樓夢》研究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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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先生所舉的第一個例子,跟 T210《法句經》的偈頌總數很像,不少學者直接引用〈《法句經》序〉的「七百五十二章」,而未實際去計算。這提醒學者在引用數目時,儘可能自己實際點算過一次,「想當然耳」會帶來意外的失誤。
高亨先生所舉的第二個例子是實情,也就是引例時,要盡量周全。
高亨先生所舉的第三個例子,關於篇章真偽,可以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以一二十年後的成果去嘲諷前人的著述,不是學者論學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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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帖主以夏含夷先生文中最後的一句話略加修飾,作為對高亨先生此文的結論。「高亨先生明於指出胡適的失誤,卻過度解釋造成這些失誤的原因,這是不夠忠厚的;高亨先生不明瞭自己的侷限,如依同一標準,他批評胡適的話,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這不是論學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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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夏含夷教授〈高亨与《文史哲》:漫谈训诂学的基本原则〉,《文史哲》(2021年第三期)。
https://www.academia.edu/68179580/%E9%AB%98%E4%BA%A8%E4%B8%8E_%E6%96%87%E5%8F%B2%E5%93%B2_%E6%BC%AB%E8%B0%88%E8%AE%AD%E8%AF%82%E5%AD%A6%E7%9A%84%E5%9F%BA%E6%9C%AC%E5%8E%9F%E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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