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Marin Niemoeller 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德國人民容忍與默許納粹黨人攫取政權時說：『
在德國，當他們對付共產黨時，我未起而反對，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他們又對付猶太人，我未起而反對，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他們接著又對付貿易聯合會(Trade Unionist)，
我不是貿易聯合會員，我也未起而反對。
他們對付天主教徒，我未起而反對，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他們對付我時，已經沒有多少人留下來爲我起而反對了。』
＜李筱峰專欄＞ 長老教會˙國民黨˙台灣 ----自由時報 2007年8月12日
在台灣近現代史上有兩個影響台灣很深的團體，他們原先都是外來的，一個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另一個叫做中國國民黨。
長老教會在台灣已有一百四十二年的歷史，比國民黨早八十年進入台灣。初抵台灣的長老教會的外國牧師們，受到本地人的排斥，被丟石頭、潑大便，備受侮辱；初抵台灣的國民黨則受到熱烈歡迎。
但是備受排斥、侮辱的長老教會牧師們，卻無怨無悔，奉獻服務，並開始本土化。他們不僅設醫院、蓋學校，引進近代西式醫療與新式教育，並且弘揚台灣本土語文，整理台灣歷史。台灣的第一所西醫醫院、第一所女子學校、第一所中學、第一所盲人學校、第一台西式印刷機、第一份報紙、第一本以羅馬拼音的漢文教科書…，都是由長老教會的傳教師引進或促成（詳見拙著《台灣史一百件大事》）。馬雅各、巴克禮、馬偕，都說一口流利的「台語」（福佬話），足以讓馬英九汗顏。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開創者蘭大衛的夫人，更有割下自己皮膚移植給台灣病患的「切膚之愛」的感人故事；親手替台灣人拔過兩萬一千多顆牙齒的馬偕，死後遺言葬在台灣，誠如其遺詩所言：「我衷心難分難捨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你。」
原本外來的長老教會，經過本土化，成為立足台灣的宗教。一九五一年南北兩系統正式合併，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反觀原本受到歡迎的國民黨政權進入台灣後，卻以征服者之姿大肆掠奪、壟斷與高壓，造成二二八大屠殺，以及長期白色恐怖。不僅一黨專政、國庫通黨庫，對台灣本土語言文化，也極盡摧殘之能事。實行「去台灣化」的「教育」，不許台灣子弟說母語、不讓台灣子弟知道台灣歷史，一味地灌輸以中原為中心的大中國意識形態。一九七五年更粗魯地大規模沒收泰雅語聖經、台語聖經。今天喜歡罵人操弄族群的國民黨，可還記得他們這段族群壓迫、語言歧視（兼宗教迫害）的紀錄？
總之，已經相當本土化、站在台灣人立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勢必與外來統治者的中國國民黨統治當局形成對立的局面，與國民黨統治者之間有幾次重要的政治角力：
一九七一年十月蔣政權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同年尼克森發表即將訪北京的消息。十二月廿九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呼籲「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並建議「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又發表〈我們的呼籲〉，對於各種無法無天的宗教、語言迫害，提出建言。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的前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住民決定」並促請政府「於國際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在戒嚴體制之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這些表現是石破天驚的，對當時「黨外」民主運動更產生了催化作用。
有人說，宗教不該干預政治，這是無知之言。真正追求公義與平等的信仰，必定無法容忍世間的不公不義。耶穌不也是觸犯了統治當局而成為政治受難者嗎？佛教的證峰法師林秋梧更有「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豪語。
為了紀念人權宣言三十週年，今天在高雄有一場遊行，願同胞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繼續前進。馬英九想一起來嗎？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專欄文章收錄於www.jimlee.org.tw）
張肇烜 ----自由時報 2007年8月12日
學期結束前，我們全班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史館參觀，在館方播映的一支影片中，發現一幕令人驚訝的場景。鏡頭拉至蘭大弼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IV）在英國的寓所，大門前掛著一張牌子寫著「蘭寓Formosa」，房屋裡的擺設，和說著一口流利台語的主人一般，處處充滿濃厚的台灣味。
一八九五年初，甫從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的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Ⅲ），來到台灣中部進行醫療傳道工作。當時，不僅醫療設備簡陋，還有本身的語言隔閡問題，甚至因為疾病的肆虐，使他自己染上瘧疾。
然而，面對艱難的處境，蘭大衛醫師沒有退縮。他在台灣行醫四十年間，彰化地區流傳一句話：「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可看出民眾對於蘭醫師的敬重。一九三六年，當蘭醫師退休返回英國時，有千餘名鄉親為他送行。
兩袖清風的蘭大衛醫師，回到英國後沒錢購屋，後來繼承了無後嗣兄弟的遺產，才購置一幢兩層樓的磚房，並將之命名為「Formosa」，在門口的小鐵門上鑄上這七個字母。
老蘭醫師的兒子蘭大弼醫師，取得倫敦大學醫學博士後，也在一九五二年抵達台灣。蘭大弼醫師從小就在彰化長大，他某年接受勳章表揚時，曾用台灣話這麼說：「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籍台灣人」，這段感人的話，現在還貼在彰基院史館中。
蘭大弼醫師曾說：「高貴的儀器固然重要，但身為一位醫生，一顆憐憫、溫柔、謙卑、吞忍的心對待病人，更重要。」
動不動就喊「拚經濟」，拿「愛台灣」三個字開玩笑的人，希望在英國的Formosa可以帶給你們深切的省思！ (作者為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以下引自部落格《Oh My God》
http://www.ohmygod.org.tw/goodtohaveyou/good007.htm）
蘭大衛醫師一家留給台灣人的生命之愛
作者／盧俊義牧師
說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很快就會令人想起一則感人肺腑之愛的故事。那是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彰化有一年僅十二歲、名叫周金耀的小孩，因不小心跌傷了腳，關節部位傷口潰爛化膿腫脹，經人介紹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去就醫。當時院長蘭大衛醫師發現傷口已潰爛了一大片，孩子一直高燒不停，蘭先生娘（蘭醫師的妻子蘭連瑪玉， Marjorie Learner Landsborough ）知道此事之後，每天到醫院去照顧這孩子，並且一再鼓勵他要勇敢，經過全體醫護人員細心照顧之下，傷勢才逐漸穩定下來。
蘭大衛醫師夫婦
有一天，蘭先生娘竟然開口要求丈夫蘭大衛醫師割下她腿部的皮膚，補到這孩子的腳上，以彌補一直無法癒合的膝蓋傷口。那時的彰化基督教醫院並沒有像現在有最新穎的醫療科技設備，就在蘭醫師娘的堅持之下，蘭醫師從妻子的腿上割下四條，每條大約是寬一寸、長三寸的皮移植到這孩子的腳上傷口處，這段故事就是聞名於台灣醫界「切膚之愛」的軼事，流傳迄今依舊令人感動不已。
雖然這件動人的愛之事蹟離今已有七十六年，不僅是彰化人，可以說所有聽到這故事的人都會動容。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件台灣醫界第一次的移植手術並沒有成功，但奇妙的是因為蘭醫師娘無私的愛，卻使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周金耀小孩，從生命垂危的邊緣逐漸康復起來，後來不僅痊癒，並且他還獻身當傳道，也曾擔任過長老教會第十四屆總會的議長。
而最令我們感動的是，蘭大衛醫師的兒子蘭大弼醫師，後來接續了他父親的志業，也獻身為台灣的醫療工作服務。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母親如此偉大的奉獻而經常津津樂道，或是要求我們的社會回饋甚麼，沒有，完全沒有！甚至在《蘭大弼醫師口述歷史》一書中，劉翠溶、劉士永、陳美玲等三位學者對他訪問中談及此段歷史事蹟時，蘭大弼醫師也只是淡淡地談及，並且表示那件事在他的印象中是：「我記得不太清楚。……家母也不曾多說，她只給我看一次，我不記得家母曾告訴過我。因為她生我時感到痛，她把皮膚給周金耀時也感到痛，所以痛是一樣的。而我們兩人都是她的小孩。」（該書第 59 頁）看吧，在他眼中，病人周金耀這小孩和他都是媽媽的孩子，這樣謙卑自己父母所做過的感人事蹟，一點也都不誇耀他們一家二代在台灣醫界的貢獻，這才是真正仁心、醫術的最佳典範。
蘭大衛醫師是英國人，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以年僅廿五歲的青年，接受英國教會的差派來到剛被中國割讓給日本的咱台灣，並在次年（一八九六年十一月）接下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工作。而他的孩子蘭大弼醫師則是在一九五二年接下父親的工作，父子兩人共計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服務長達六十八年。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他們父子兩人透過醫院的設備，訓練出許多傑出且優秀的醫護人員，為台灣醫療工作奠下了相當好的基礎，特別是蘭大弼醫師對台灣在神經醫學上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他們所得到的，並不是賺許多錢、投資大企業，更不是現在接棒者用盡辦法賺大錢、蓋大樓顯赫自己的才華、功業，都不是這些粗糙的表面，而是父子兩代將他們生命中最真實的愛留在台灣、奉獻給台灣，尤其是蘭連瑪玉的「切膚之愛」更是永遠留在台灣人的心中。出名的畫 家李石樵 先生也曾以此故事繪了一副「切膚之愛」的圖畫，以紀念這件留給咱台灣人最珍貴的刻骨銘心之愛。這也就是為甚麼在彰化民間會流傳著一句話說：「南門馬祖宮，西門蘭醫生。」
一個來自遙遠的英國，且是畢業自蘇格蘭格首府最頂尖的拉斯哥大學醫學院高材生，在年紀輕輕之際就志願獻身到這個當時還相當純樸、保守的台灣來，並將自己妻子的皮膚移植到一個完全陌生、貧病交加的孩童身上，這種愛，才是真實的生命之愛！也因為這樣的愛，才會使人的生命復甦，也會使人從「死亡」復活過來，使失落的生命重新尋回。
真實的愛，不是用棟棟水泥大樓建造起來的，也不是新穎科技設備鋪陳出來的，而是用誠實的心將生命彼此融合在一起才能孕育生得出來。蘭大衛醫師的家族留給我們這樣的生命教材，值得我們珍惜和傳承。
圖片來源： http://www2.cch.org.tw/history/story5.htm#(2)
（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 二 ○○ 四年五月九日 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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