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西方哲學史》【中國商務印書館】卷上，12頁：「哲學史家，必需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哲學家。」(a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must to some extent be a philosopher )。
勞思光評論老師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說：
「胡先生一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認真看起來，他卻從未在哲學問題上深入過。寫《中國哲學史》這部書的時候，他自己也似乎並未想到要如何掌握中國哲學的理論，如何去展示它，而只注意到諸子是否「出於王官」，以及其他類似的歷史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卷中，胡先生對先秦諸子的思想，說得很少，而考證則占了大半篇幅。說及思想的時候，胡先生所根據的也大半只是常識。用常識解釋哲學，無論如何是不會接觸到真問題的。而一本哲學史若只用常識觀點來解釋前人的理論，則它就很難算作一部哲學史了。所以，我們如果著眼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風氣上，則我們固可以推重胡先生的作品，承認它有開風氣的功用，但若以哲學史著作應具的條件來衡度胡先生這部書本身的價值，則我們只能說，這部書不是「哲學史」，只是一部「諸子雜考」一類考證之作。」
勞思光這一句話講得很重：「胡先生所根據的也大半只是常識。用常識解釋哲學，無論如何是不會接觸到真問題的。」
這幾年我一直在觀察這樣的現象：「不讀佛教經論的佛教學者」、「一生從未進入佛教禪堂的禪師、禪學研究者」、「佛教史學者」，這樣的人有可能是根據「常識」或「哲學偏見」來理解佛學或禪宗。
如同我幾年前指出的，《胡適文存》記載的「胡適對四禪八定的理解是錯誤的，純粹出於對文字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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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胡適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禪學發展」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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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禪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為yoga。此字是印度文與日耳曼文的混合語，在英文中為牛軛，引申起來，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們的心，訓練我們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於身體上、精神上和知識上發生好的結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兩千五百年前，已有許多人做這種「瑜伽」。釋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學道的時候，遣人出外尋道者兩人，即為瑜伽師。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後來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於是「瑜伽」遂變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無論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後來佛家給以名字，便是「禪」。
從戒生律，於是成為律宗。次為“定”，就是禪，也就是古代“瑜伽”傳下來的方法。第三部分為“慧”，所謂“慧”，就是了解，用知識上的了解，幫助我們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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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佛家從數息到四禪定，從四禪定到四念處，都是漸修。其次，四禪之外，還有四種境界，即“四念處”。此四處：
(一)、“空無邊”
(二)、“識無邊”
(三)、“無所有”處
(四)、“非想非非想”
四禪是一種說法，四念處又是一種說法，並不是先經四禪，而後到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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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 大學教授 MK Zhang 對我談某一老師時，他說：「其實胡適說禪也是信口開河，張口亂講，真是『胡說』！所以，至少老師也沒差胡適太遠，也是同列『胡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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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見過一些大學教授或一般凡夫俗子(我是屬於凡夫俗子這一國)，他們的主張和理解並沒離胡適太遠。
上述的「胡說」，哪一點錯了？正確應該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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