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艾倫(Mark Allon)與邵瑞祺(Richard Salomon)：〈初期犍陀羅大乘佛教的新證據〉

關於大乘佛教的起源，二十世紀初期漢語佛教與日本學者的論述主要基於巴利文獻和古漢譯佛教文獻的梳爬與整理。 二十世紀後期與二十一世紀初期，學院派「大乘佛教起源的研究」主要在圖像學、基於新發現古代寫本的文獻學(Philology)與碑銘學等層面，探索年代、地區、動機與當時的環境氛圍等面向，以試圖建立「大乘佛教起源」的新證據與新假說。 從考古出土的初期佛教圖像(西元前一世紀到西元四世紀)、碑銘(阿育王法敕碑銘及新出土碑銘)以及來自犍陀羅區域古寫本，以新證據回顧、檢討舊傳說。 在大乘起源方面，有一分支，問題為： 歷代赴西域及印度五天竺的漢地出家人，是否記敘見到了彌勒、觀世音及阿彌陀佛的雕像畫像及供奉寺院。前兩者有紀錄，但是，關於「阿彌陀佛」的記錄很少(假如不是完全沒有的話)，我們在法顯《佛國記》(《法顯傳》)、惠超《往五天竺國傳》、玄奘《大唐西域記》、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等等，竟無一言提及供奉阿彌陀佛像之寺院或佛教聖地。 法顯《佛國記》雖提及「大乘寺」、「大乘學」，但是不知法顯以何緣故稱其為「大乘寺」、「大乘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2)云：「秣兔羅國(中印度境)...阿毘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毘柰耶眾供養優波釐；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CBETA, T50, no. 2053, p. 232, b12-24)。 這一段頗為重要的敘述提及秣兔羅國，學論者供養舍利弗，習定者供養目犍連，誦持經者供養富羅那，學戒者供養優波離，比丘尼供養阿難，沙彌供養羅睺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未提及供養他方佛，也未明言所供「諸菩薩」的詳細名號。 ------- 馬克艾倫(Mark Allon)與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的論文〈初期犍陀羅大乘佛教的新證據〉指出，約於西元153年的秣兔羅國碑銘出現「建立阿彌陀佛 buddhasya amitābhasya 像」的碑銘，給這一議題一個有利的論證。 一些犍陀羅時期的寫卷，顯示了《賢劫經》與《菩薩藏經》(玄奘翻譯為《大寶積經》卷47〈毘利耶波羅蜜多品 9〉「菩薩藏會」(CBETA, T11, no. 310, p. 274, a13))，大約是西元210-417年的寫卷。另外有兩份彼此獨立的「阿閦佛 Akṣobhya 經」寫本(學者從「字體學 Paleography」估算約為西元二世紀的寫本)，呼應了支婁迦讖早在西元180年左右翻譯的《阿閦佛國經》(CBETA, T11, no. 313, p. 751, b23)，原作者認為，這也支持那體慧(Jan Nattier)的主張：「西元二至四世紀犍陀羅區的淨土信仰(主要)是源自地方信仰的東方阿閦佛國」。 -------- 馬克艾隆和邵瑞祺說，此一時段的「阿閦佛淨土信仰」後來被「阿彌陀佛淨土信仰」所取代。 但是，帖主認為這當中仍有許多謎題和議題待決。因為，從漢地前往印度取經僧的記載，並未敘述旅途當中見到「阿閦佛」及「阿彌陀佛」的圖像，而遺留的巴米安大佛則是彌勒像。 馬克艾隆和邵瑞祺指出，目前存世的年代最早大乗寫卷是《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年代約為西元 23-127年。存世的最早的佛教寫卷，年代約為西元前 206- 西元前59年。 另外從碑銘的資料來看(所用字母為佉盧字母或婆羅迷字母，以及使用此字母的拼寫為俗語或梵語，碑銘刻文的內容)，大致有兩個問題： 1. 西元前的碑銘刻文與西元第一世紀前段的碑銘刻文，為何是俗語而非吠陀體或梵文？ 2. 犍陀羅地區的出土碑銘刻文常提到說一切有部或法藏部寺院或長老比丘，為何未曾提到「大乘」經典、寺院或比丘？ ---- 以下整理幾個當代學者的共識： 1. 有些(如果不是絕大多數)大乘經典先有犍陀羅語版本，再演變成梵語文本。 2. 有些(如果不是絕大多數)大乘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等等)，先有核心經文，然後隨年代而增廣。 3. 辛島靜志老師主張，「初期大乘佛典」(可能是最初的"核心經文")也是依口誦傳承，並不是所有大乗經典都是依靠書寫傳承。 ---- 請參考(謝謝 Yuan Chuan Su 分享此篇論文)：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初期犍陀羅大乘佛教的新證據〉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ār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886496_New_Evidence_for_Mahayana_in_Early_Gandh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