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聖凱法師:《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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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法師:《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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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5 19:03:37 來自: 靜升(念念相續無間斷 身語意業無疲厭)

《覺群佛學》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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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哲學系 聖凱法師
内容提要: 本文探討《大智度論》的翻譯,指出「三分除二」為《大智度論》梵文本漢譯的結果,並非「略譯」;同時,依僧詮、靜藹—道安、慧藏—法彦、智隱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可以看出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展。

《大智度論》經鳩摩羅什譯出後,研究風氣甚盛,與三論學派(《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相合,則成為四論學派。當時中國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響,尤其是玄學思潮的盛行,出現「格義佛教」,而《大智度論》的流行無疑推動了中國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同時,中國佛教界的師資相承,依《大智度論》而展開學派思想,雖然現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傳資料,仍然可以發現《大智度論》對中國佛教的深刻影響。

一、《大智度論》的翻譯
《大智度論》(以下簡稱《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釋論,又稱為《摩訶般若釋論》、《大慧度經集要》、《大智度經論》,無現存梵本,僅有漢文譯本,為鳩摩羅什所譯。但是,《智論》的翻譯經過以及原本、略本問題,以及《智論》的作者是否為龍數,爭論不休。
1、《大智度論》的翻譯
《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譯論,鳩摩羅什先譯經,後譯論,而又同時修訂完成。僧睿《大品經序》說:
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胡
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
……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
。」[1]

弘始五年(403)四月,鳩摩羅什於逍遙園開始翻譯《大般若經》,當時姚興以竺法護譯《光讚般若經》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比對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參與翻譯。於十二月十五日,翻譯完畢,於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對。同時,弘始四年(402)夏天,開始翻譯《大智度論》,於是將《大智度論》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經》與譯本進行校訂。《大品般若經》譯文的確定,與《大智度論》翻譯完成是同時的。

對《大智度論》的翻譯,《大智度論記》說: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並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以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2]

《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的翻譯是交錯進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釋論序》說:「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3]。《大智度論記》作者是以會編經論的時間為最後翻譯時間,實際上先譯經,後譯論,在《大智度論》的經與論先後譯出,論訖而後經定。經論會編為一,也就不妨說經與論同時譯出了。[4]

2、「三分除二」與梵漢翻譯
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時,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譯,是大膽地刪除部分原典,並且加入自己的見解與解釋。僧睿《大智釋論序》說:
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5]
現存《大智度論》一百卷,實際上是經論會編,《大品般若經》三十卷,《釋論》七十卷。但是,對於「三分除二」、「十倍」、「千有餘卷」等有關《大智度論》的理解,則是後世學者爭論焦點。
對於「三分除二」,印順的理解:
初品譯為三十四卷,若經文一卷不計,則論文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二」的略譯。換言之:論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則二品以下的論文實為三十七
卷,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譯。[6]
印順推斷,《大般若經》的經本有二萬二千偈,譯成經文,有三十卷。以此類推,論本「十萬偈」,約可譯成百三十六卷,這是尚未「略譯」之原形。除去初品論文三十三卷,應該還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品以下略譯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從梵文譯為漢語來說,字數的變化是非常明顯。如道安《阿毗曇序》說:「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7],《鞞婆沙序》說:「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經論中,不論長行或偈頌,以滿三十二字(音節)為一節(一偈),稱一首盧。依此可知,梵語的三音節大約為漢語的一音節。如《放光經記》說:
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眾賢者皆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萬餘言」的梵文,譯為漢語,成為「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縣。
因此,「三分除二」與「略本」的「略」沒有關係,這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的結果,是減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是指梵文與漢語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論》的「略本」梵文有十萬偈,一偈三十二音節,所以「並三百二十萬言」;此梵文「略本」翻譯為漢語,「三分除二」後,所以只剩下大約百萬言,一卷約一萬字,所以就是現存的一百卷,這即是「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釋。

3、「原本」與「略本」
現存《大智度論》,對《大品般若經》「初品」的解釋完全翻譯,有三十四卷。第二品以下,鳩摩羅什因為「秦人好簡」,於是抄略要點而使其文意通順,成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強調如果全部譯出,「將近千有餘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則有百萬偈的梵語,達至三千二百萬音節。
但是,由於對「三分除二」的誤解,歷代學者出現各種不同的說法。慧遠《大智度論抄序》說:「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叄倍。」[11]慧遠指出,鳩摩羅什刪略用方言所寫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刪略部分應當是現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種可能,「叄」可能是錯字。
日本學者加藤純章則把僧叡的「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解說為「係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則採慧遠的意見,以為羅什攜來的略本為略譯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譯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這完全是臆測之辭,毫無文證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對這種千卷原本,稱之為「虛幻」,並對其存在,表示懷疑。[12]
Lamotte則強調,原本共有十萬偈,若全部譯出,將有一千卷;譯本僅一百卷,約三十二萬中國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經的三十萬言,理解成三十二萬漢字。
印順指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解經的《釋論》——《大智度論》七十卷,經論會編則為百卷。泛稱會編本為《大智度論》百卷,可說是引起卷數、字數謬說的根源;另外,一般釋論都是先廣後略。所以,印順強調《大智度論》二品以下,確是「三分除二」略譯;「廣本」則約有百三十六卷,絕無千有餘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後順序,僧睿「將近千有餘卷」、《大智度論記》「十倍」的記載,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為梵譯漢的減少比率,與譯本的廣、略無關,則僧睿、《大智度記》的記載皆無矛盾之處,所以應該採信。

二、智論學派的傳承
《大智度論》又稱為《大智度經論》、《摩訶般若釋論》、《大智釋論》、《釋論》、《智度論》、《智論》、《大論》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習《大智度論》的學者經常被稱為「智度論師」、「北土智度論師」、「關東智度論師」、「北釋論師」,如吉藏《大乘玄論》說:
問:諸佛菩薩體不二,能應者未詳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論師真諦謂為不二法門,智度論師謂實相般若,地論師用阿梨耶識,攝論師真諦三藏即阿摩羅識。[15]
吉藏概括當時的佛學思潮,提出有成論師、智度論師、地論師、攝論師,可見在當時的北方確實出現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16]
同時,在當時的佛學界,如地論學派、成實學派、攝論學派、天台宗、三論宗等,都有兼習《大智度論》者。於是,《大智度論》為中國佛教界樹立大乘意識,開宗立派,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17]
在北朝隋唐時期,以長安、鄴城(河南省臨漳縣)為中心,當時的北方佛教存在以從事專門講說、研究《大智度論》為中心的智論師,或又同時研習三論者,因此可以稱為「四論學派」。檢索僧傳,發現曇鸞(476—542)[18]為最早的四論師。《續高僧傳·曇鸞傳》說:「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19]曇鸞是登山訪錄遺跡,因感動而出家。他對於龍樹一系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四部論及佛性義的研究,特別有心得。而《安樂集》卷下列出淨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曇鸞,可見曇鸞的四論研習是承襲道場的學風 [20]。自此以後,四論的講習在此地漸次興盛。
在南朝佛教,由於梁武帝對《大智度論》的推崇,促進了《大智度論》在南方的興起。而且,《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均闡揚龍樹中觀思想,皆出自鳩摩羅什翻譯,於是歷來弘揚三論者,皆兼弘《大智度論》,所以形成四論學派。但是,在梁陳之間,由於帝王喜好的不同,促進四論學派真正轉向三論學派。道宣總結梁陳時代佛教學風的轉變說: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
品》,尤敦三論。[21]
由於陳武帝時期流行《,大品般若經》,推崇三論;吉藏批判「智度論師」的思想,教內外因緣的變化,推動了四論學派的轉型。
1、僧詮一系
因為僧傳中有關僧詮的資料特別少,所以僧詮是否研習《大智度論》很難了解。但是,僧詮門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論》,在江南一帶弘揚此論,促進此論在江南的流行。
僧詮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郡沛(江蘇省沛縣)人。二十一歲,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東省臨淄縣)出家。游學楊都,在大明寺寶誌座下學習禪法,又聽此寺彖律師講律,從南澗寺仙師受學《成實論》,從竹澗寺靖公學習《毗曇》,聲譽逐漸遠播京師建業。後來,至攝山止觀寺,從僧詮聽受四論(《智度》、《中》、《百》、《十二門》)及《華嚴》、《大品般若》等經,此後專弘龍樹宗風,與慧勇、慧布、慧辯共稱為僧詮門下四哲。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鍾山興皇寺。其後二十餘年,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各二十餘遍,列聽者經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壽七十五歲。門下弟子眾多,知名者有吉藏、羅雲、法安、慧哲、法澄、道莊、智炬、慧覺、慧均、明法師、小明法師、曠法師、智鍇、真觀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譙國龍亢(安徽省懷遠縣)人。他的兄長亦出家,法號慧聰。慧勇自幼依楊都靈曜寺則法師出家,修習禪定並且讀誦經論。又從靜眾寺峰律師受具足戒,學習《十誦律》;從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學習《成實論》。在齊梁時代的金陵,《十誦律》、《成實論》都是當時的顯學。至三十歲開始,便開講《成實論》,共十餘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攝山止觀寺,從僧詮受業。陳天嘉五年(564),受陳文帝的邀請,於太極殿講說,稱譽一時,住大禪眾寺達十八年,所造之講堂稱為「般若堂」,宣講《華嚴經》、《涅槃經》、《方等經》、《大集經》、《大品般若經》各二十遍,講《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三十五遍。於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壽六十九歲。[23]

羅雲(542—616),俗姓邢,荊州府松滋縣人。兄弟五從都剃度出家,長兄道頤,羅雲為幼弟。羅雲在上東明寺出家,隨楊都興皇寺法朗 [24]學習《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四論,深入理解四論的思想。法朗示寂後,又受學於福緣寺亘法師。想到家鄉未能流傳三論,應移禪寺陟禪師的邀請,歸鄉弘法,創建還鄉寺。後來,住在龍泉寺達五十餘年,羅雲宣講四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數十遍,化導四方。大業十二年(616)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弟子有慧成、道勝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師事興皇寺法朗學習三論,能夠抓住三論的思想脈絡而通暢無滯。後來,於江都(江蘇省江都縣)開善寺講三論,聽眾有二百餘僧,而且日益增加。晉王楊廣設置四道場時,受徵召前往講說。仁壽三年(603),隋文帝召住於日嚴寺,開講《大智度論》,長安四眾弟子都前來問學。煬帝時示寂於洛陽慧日道場,世壽七十餘歲。[26]

慧覺(554—606),俗姓孫,太原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人。八歲出家,在興皇寺法朗座下學習,研究四論。後來,棲止於攝山棲霞寺,受學於慧布。於是,在江左一帶廣弘《大智度論》,「舊文新意,兩以通之」,慧覺可能依三論思想解釋《大智度論》。在陳代,慧覺受到王公貴族的尊崇。受隋煬帝的邀請,人住慧日道場。後來,受法濟的邀請,在永福道場講《大智度論》。在白塔寺宣講《大品般若經》、《涅槃經》、《華嚴經》及四論等二十餘部。大業二年 (606)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吳,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善草書、隸書,偏愛文章。從學於興皇寺法朗,致力於四論及《大品般若經》的鑽研。在浙東弘法,教化的學徒頗多。後來,在建業建初寺講三論,聽眾常有百人多。於是,聲譽日高,受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歸依。受隋煬帝的召請,住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住長安日嚴寺,著《中論疏》,繼承了青目、曇影、洪偃的思想與優點。依道宣的記載,「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道宣認為智炬勝吉藏一籌,這涉及道宣的對高僧的界定問題。大業二年示寂(606),世壽七十二歲,弟子有慧感、慧赜等。[30]

曠法師,歷來研究者皆無法確定其名字。檢索僧傳,發現《續高僧傳˙道岳傳》提到隱士西門義,出家後號明曠,「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淨土明曠法師是也」。[31]明曠精通《大智度論》與《僧祇律》,住在洛陽淨土寺。《續高僧傳˙義褒傳》說:「往縞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眾棲霞布公,並具式瞻,親沾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二年(657),义褒在洛阳净土寺讲《大品般若经》、三论。[33]以上三种资料的综合,存在两种可能:一、义褒的师父旷法师,从兴皇法朗学习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曾在永安寺,受学于旷法师,此“旷法师”与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不是同一人。二、旷法师与明旷为同一人。明旷是洛阳人,在洛阳净土寺学习《大智度论》与《僧只律》。后来,南下金陵兴皇寺,从法朗学习三论,最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在永安寺随他受学三论后,最后在显庆二年(657)开讲《大品般若经》与三论。
慧均,《续高僧传》中没有立传。慧均著《大乘四论玄义》十二卷,《续藏经》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共现存十卷。《大乘四论玄义》旨在阐释《中》、《百》、《十二门》三论及《大智度论》的要义,依二十门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论玄义》的记载,可知慧均初学《毗昙》、《成实论》、《摄大乘论》,后来人兴皇法朗门下,专学三论。陈太建六年(574)五月,记录法朗讲说的内容,成为《大乘四论玄义》卷一“初章中假义”。晚年,过长安,记载了长安佛教的状况。[34]
道庄(525—605),先在彭城寺宝琼座下,禀受《成实论》。后来,从兴皇寺法朗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四论。人住东都慧日道场,后人长安日严寺,讲说法《法华经》,著《法华经疏》三卷。著有《集数》十卷,示寂于大业元年(605),世寿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广(今越南、广西)一带,后迁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真谛,真谛为他取名吉藏。父亲后来出家名道谅,吉藏七岁时(一说十三岁)即从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十四岁时从法朗受学《百论》,十九岁时开始为众复述,受到大众的称誉。隋代时,住在会稽(浙江省绍兴县)嘉祥寺,著《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注释著作。晋王杨广总管扬州时,在扬州设置四个道场[36](慧日、法云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观),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杨广自扬州回长安,邀吉藏同行。到长安后,被安置于日严寺,著述不辍,如《大乘玄论》、《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设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务,吉藏被选为十人之一。这时,他住实际寺和定水寺,后来齐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请他住延兴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讲《大智度论》数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论玄疏》。[37]
辩寂,徐州人,年轻时游学诸讲肆。在北齐的邺都,专门学习《大智度论》与《阿毗昙心论》。北周武帝禁佛时,南下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受学三论。开皇年间,人长安又研习三论,“复寻昔龙树之风”,可能指辩寂在吉藏门下学习。[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阳县)。北周武帝禁佛时,逃往南陈,人茅山听法朗的弟子明法师讲三论,又往栖霞寺听慧布讲四论、《大品般若经》、《涅盘经》,晚年于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从圆法师学习《释论》(即《大智度论》)。后来,回到家乡襄州,住在光福寺,学徒汇聚。唐初,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般若经》,兼讲《老子》、《庄子》。贞观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寿七十九岁。[39]
慧弼(537—599),俗姓蒋,常州义兴(江苏省宜兴县)人。父辈等多有世功,慧弼于永定二年(558)出家,师事惠殿寺领法师,受学《成实论》。当时,陈代流行“新成实”,天宫寺晃公弘扬《阿毗昙心论》,慧弼游学诸讲肆,精通《毗昙》、《成实论》。后来,在慧哲门下学习四论,学有所成。太建十年(578),于报德寺讲《涅盘经》、《法华经》,听法归依者众多。慧哲在临终前,将慧弼召回长安,接任法席。修复安国寺,开皇十九年(599),卒于安国寺,世寿六十三岁,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皆系鸠摩罗什所译,皆与龙树中观思想的重要论典。但是,僧诠一系强调四论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视程度各亦有差别。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就“通论”与“别论”论述了四论的不同。《中论》通破大小二乘的迷见,通申大小二乘的教义,所以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别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见,别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称“别论”。而且,从论释的作用来看,三论具释一藏,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仅解释《大品般若经》,所以称为“别论”。[41]所以,僧诠一系将《大智度论》视为“别论”,而且重视“通论”,所以他们正弘三论而兼弘《大智度论》,对《大智度论》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北土智度论师”。
2、静蔼—道安一系
在四论学派中,能够形成师资相承的学系,应该是静蔼一系。静蔼(534—578),荥阳人,俗姓郑。十七岁,与友游寺,观地狱图变,决志出家,于是投金陵(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禅师剃发。受具足戒后,至长安,从景法师听闻《大智度论》。于是,登嵩山,钻研经论,精通《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对四论“最为投心所崇”。复从印度的梵僧亲学十载,隐居终南山中,“穷通之数。体因缘之理”,学僧前来依止,静蔼讲说四论,蔚成学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听信道土张宾之言,欲废佛法,静蔼上表投诉,帝不纳谏,遂携门人人终南山深处,依岩附险,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寿四十五,著有《三宝集》。[42]静蔼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虽然礼静蔼为师,但并没有研习《大智度论》的记载,
静蔼一系以研习《大智度论》为主的师资学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东)人。初习儒学,十九岁出家。受具足戒后,誓志西行求法,北齐干明元年(560),道判与二十一人结判,从北齐的邺都出发,至北周境内,遭到官兵的扣压。后于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长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礼遇,住在大乘寺。两年后,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给国书,至高昌国后,后被遣回长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静蔼,于是跟随他学习佛法。周武帝禁佛时,道判与静蔼隐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昼日研究《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四论,前后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时,受敕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住于陟岵寺。开皇七年 (587),隋文帝为他在终南山敕建龙池寺,受四事供养。大业十一(615)年示寂,世寿八十四岁[43]。
智藏(541—625),俗姓魏,华州郑县(陕西省华县)人。十三出家,师事静蔼,研习《大智度论》,住在长安陟岵寺,可见智藏亦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建大兴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移住大兴善寺。开皇三年(583),隐居在终南山丰谷的东阜,后来被敕建为丰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于是长安四众弟子,齐集前来听闻法要。武德八年(625),卒于丰德寺,世寿八十五岁。[44]
昙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盘师,北周武帝禁佛时,隐居于太行山,亦曾为大陟岵寺的菩萨僧。静蔼隐居于终南山时,昙延前来求教。《续高僧传·静蔼传》说:“沙门昙延、道安者,世号玄门二杰,当时顶盖,名德相胜。及论教体,纷争由生,谘蔼取决。”[45]而且,昙延、道安曾乞清静蔼住世。但是,《续高僧传·昙延传》中并未提及昙延学习《大智度论》,只是表明他与静蔼的关系。
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陕西省大荔县)人。幼年投身佛门出家,隐居于太白山,钻研经论,旁学诸子百家以及史学等。受具足戒后,专究《涅盘经》、《大智度论》,“崇尚《涅盘》,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道安或许随静蔼学习《大智度论》。于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扬《涅盘经》、《大智度论》,长安士人都前来闻法。《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称为“周世智度论师释道安”[46],可见他是专弘《大智度论》的学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萨僧”之一,但是道安违命不从。道安擅长文章,达官贵人、知名道士都前来请论,周武帝敕住中兴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时有名的辩论僧人,著《二教论》,细评二教之优劣,并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记录他的《大智度论》讲义,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为“释道安《智度论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制序”[48],可见道安曾为《大智度论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宝贵、无碍、荣法师等。
慧影,《续高僧传·道安传》后有简单的附传,提到慧影“传灯《大论》,继踵法轮”[49],与宝贵二人为隋代知名僧人。慧影侍奉道安,随道安住陟岵寺、大中兴寺,记录道安讲说《大智度论》,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续藏经》中现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现存《大智度论疏》的作者题名“蜀地潼州迁善寺沙门释慧影抄撰”,可见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迁善寺;依《历代三宝记》的记载,慧影后来住在长安舍卫寺,为二十五众主[50]。慧影还著有《伤学论》一卷、《存废论》一卷、《厌修论》一卷,卒于开皇末年(6007)。
荣法师,《续高僧传·法旷》提及法旷“后听弘善寺荣师《大论》,荣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荣法师是道安的弟子,专研、讲学《大智度论》。法旷(? —633),俗姓骆,雍州咸阳(陕西省咸阳县)人。专学儒家,后听弘善寺荣法师讲《大智度论》,转学佛教。十六岁时,讲解《大智度论》,“道穆京华”,可见他在当时长安的影响。法旷诵《无量寿经》,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净土。贞观七年(633),在终南山自刎而死。[52]
无碍[53](552—645),俗姓陈,父亲陈旷是梁元帝的征蕃学士。承圣元年(552),无碍生于成都。十岁至长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于是便隐遁不现。隋代开皇年间(581—600),无碍复出,住秦州(甘肃天水市)永宁寺,后听超法师讲《大智度论》。又至长安学习《十地经论》、《阿毗昙论》,于大兴善寺讲《大智度论》,对文句仍然凝滞不通,于是回去秦州。大业二年 (606),被召人洛阳,在四方馆教授经论。大业十三年;(617),住长安庄严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宁寺,修无相观。贞观十九年 (645)卒,春秋九十四岁。
静蔼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动于北周武帝时期,所以都与大陟岵寺有关,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萨僧”。静蔼、道判研习四论,是典型的四论师;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师徒,编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成为现存唯一的注疏。静蔼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论师”的典型特点,专弘《大智度论》,这与南方僧诠一系有明显的差别。
3、慧藏—法彦、智隐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赵国平棘(河北省赵县)人。十一岁出家,未受具戒便讲《涅盘经》;受具足戒后,精持戒律。后来,研习《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华严经》、《般若经》等。三十岁后,隐居于鹊山,专研《华严经》,撰《华严经义疏》。北齐武成帝(562—565在位)诏请于太极殿讲说《华严经》,荣冠当时。开皇七年(587),住大兴善寺,开讲《般若经》、《大智度论》,当时沙门智隐、僧朗、法彦等,在他的座下听闻法要,深得《大智度论》的本义。后又讲《金刚般若论》,受到学徒的崇敬。大业元年(605),卒于空观寺,世寿八十四岁。[54]
慧藏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彦(?—607),俗姓张,洛州(河北省永平县)人,遍读三藏,“偏以《大论》驰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论》,在北齐、北周、隋三代讲说《大智度论》,都名扬天下,受到地论师渊法师(或即静渊)、摄论师法侃的推崇。《续高僧传·法护传》提到,法护在法彦门下听讲《成实论》,可见法彦对《成实论》亦非常有造诣。[55]开皇十六年(596),敕任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应寺。大业三年(607),卒于真寂寺,世寿六十余岁。[56]
智隐,俗姓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人,为慧藏的弟子。开皇七年(587),随慧藏人长安,住大兴善寺,通达《大智度论》、《阿毗昙心论》与《金刚般若论》。开皇十六年(596),敕补为“大论众主”。《续高僧传·智隐传》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 因为,法彦已经被任为“大论众主”,所以敕补智隐、宝袭为“大论众主”。在“五众”中,并没有“讲论众主”。智隐住在经藏寺,弘扬《大智度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于长安。[57]
僧朗(?—616),恒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学习《大智度论》、《杂心论》。随慧藏人长安,住空观寺,讲《大智度论》。送舍利于广州,回到长安后,住在禅定寺,以讲习为力,大业末年(616)终于禅定寺,世寿七十余岁。[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响力,法彦、智隐成为当时的“大论众主”,而且都是当时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学系不明的智论学派
在僧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如灵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灵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陕西长安)人。随颖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对《大智度论》能够“讲解无遗”,可见他对此论钻研之深。灵藏与隋文帝为布衣之交,住大兴善寺,由灵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达数万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长法胜《阿毗昙心论》,住在杨都栖玄寺。梁朝灭亡时(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承圣年间 (552—555),住在长安崇华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论》证成《毗昙论》的思想,著成《散花论》。天和元年(566),卒于长安,世寿六十岁。” [60]
明舜(547—606),俗姓张,青州(山东省临淄县)人。幼年学习佛教,“偏以《智论》著名”,明舜读诵《大智度论》,精通此论的义量思想,闻名于当时。北周禁佛时,逃往建业,住在安乐寺。弘扬《大智度论》。后来,被晋王杨广召人住日严寺,讲解《大智度论》的玄义。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大业二年(606),示寂于日严寺,世寿六十岁,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长治县)人。十六岁出家,专研各种经论,而且专以《大智度论》传名于天下。隋代时,人长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后来,回到日严寺,唐代初年卒,世寿八十余岁。[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寿昌(浙江省寿昌县)人。十九岁出家,听坦师讲《大智度论》,又随雅公学习《般若论》,从誉公学习三论。武德二年(619),智琚将《华严经》、《大品经》、《涅盘经》、《大智度论》等的四部义疏嘱托给弟子明衍,可见他著有《大智度论义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凭翊临晋(陕西省朝邑县)人。幼年出家,研读经论。二十岁未满,便能博通各种经论,而且以《大智度论》著名。神迥被当时人们尊称为“大论主释迦迪,法界多罗一时领”,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业十年(614),住禅定寺。后来,应召人住鸿胪寺,弘讲《大智度论》,教化三韩(新罗、高句丽、百济)之外国留学生及诸方之士。贞观三年(629)人蜀,从事道俗的宣化。贞观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寿六十五岁。神迪撰写各种序,注解经论等,如《法华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卫,凭翊(陕西省大荔县)人。少年出家,专门研习《大智度论》。隋代时,住在同州大兴国寺,讲《大智度论》。贞观十二年(638)卒,世寿八十五岁。[65]
这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大部分是北方智论师,可见《大智度论》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论》的注疏
《大智度论》译出后,从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长安,邺都为中心,不断地受到研究、讲说。同时,亦有智论师进行略抄或注疏,略举如下:
僧肇《大智度论抄》八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慧远《大智度论抄》二十卷,现存《大智度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意思《释论玄》一卷(《续高僧传》卷十七)
道安说、慧影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现存七卷(《卍新纂续藏经》第46册)
智颉《大智度论疏》二十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裕《智度论抄》五卷(《续高僧传》卷九)
智琚《大智度论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论玄疏》(《续高僧传》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论抄》(《续高僧传》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论疏》十四卷或五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昙影《大智度论疏》十五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见《大智度论抄》十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衍法师述《大智度论疏》五卷(《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休撰《大智度论章门》六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在以上的十四种注疏中,现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论疏》七卷,弥足珍贵。
三、结 语
《大智度论》自从鸠摩罗什翻译以来,中国佛教对《大智度论》进行研究、讲说等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于是出现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智论学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将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其兴盛的区域,依盛衰的顺序,主要有长安、邺都、建康、洛阳、扬州、嵩山、晋阳、青州、江都、南岳、庐山、终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论学派确实存在。南朝的三论学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习《大智度论》,促进四论学派在南朝的兴盛。北朝的昙鸾、静蔼、道安等学者,在北方弘扬四论。但是,从总体来说,北方的智论师大多不弘三论,专弘《大智度论》,尤其在北朝,出现一批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隋唐学者称为“北土智度论师”。
第三、北周禁佛对智论学派的影响。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为契机,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确立大乘佛教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大智度论》的兴盛。而且,许多智论师成为“一百二十菩萨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时移住大兴善寺。如静蔼、道判、智藏、道安、慧影、灵裕、彦琮、宝袭等,都是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众”制度中,设有“大论众主”,如法彦、宝袭、智隐等,从而在制度上为《大智度论》的兴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论学派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论》强调般若空与菩萨行,庞杂的思想与辞典的作用,无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经过北朝、隋朝的发展,.最后以国家形式确立了“大论众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论》对隋唐佛教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三论宗、天台宗,都继承了智论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进行了批判与诠释,从而获得了开宗立派。
[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页中。
[2]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中。
[3]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
[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中。
[6]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l页。
[7]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页中。
[8]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页下。
[9] 《出三藏记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页下。
[10] 释大田: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第202页。
[11]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页上—中。
[12] 加藤纯章:“大智度论的世界”,宏音译,载《谛观》第52期(1988年),第7—8页。
[13] Lamotte:《(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郭忠生译,《谛观》第62期,1990年,第169页。
[1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1—12页。
[15] 《大乘玄论》卷5,《大正藏》卷45,第66页下。
[16] 平井俊荣认为吉藏诸著作中,出现“北土论师”。“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论师:见《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论学派》,东京春秋社 1976年版,第220—22l页。但是,我们以为吉藏所谓“北土”、“北地”是指当时北方的学者,可能是智论师或地论师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论师。
[17] 大野荣人对智论学派已经进行详细考察,见《{大智度论)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l—44 页。
[18] 关于昙鸾人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今依《续高僧传》卷六《昙鸾传》记载:“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下。
[19] 《續高僧傳》卷6《昙鸾傳》,《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上。
[20]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页中。
[21] 《續高僧傳》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页上。
[22] 《續高僧傳》卷9《法朗傳》,《大正藏》卷50,第477页中—478页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548—549页。
[23] 《續高僧傳》卷7《慧勇傳》,《大正藏》卷50,第478页下—下。
[24] 《續高僧傳·罗云传》中,误作“道朗”。
[25] 《續高僧傳》卷9《罗云傳》,《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下。
[26] 《續高僧傳》卷9《法澄傳》,《大正藏》卷50,第499页下。
[27] 智果的传记,见《续高僧传》卷30《智果传》,《大正藏》卷50,第704页中。
[28] 《續高僧傳》卷12《慧觉傳》,《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上—下。
[29] 智炬,《六学憎传》及高丽本均作“智矩”。
[30] 《續高僧傳》卷ll《智炬傳》,《大正藏》卷50,第509页中—下。
[31] 《續高僧傳》卷13《道岳傳》,《大正藏》卷50,第527页上—中。
[32] 《續高僧傳》卷15《义褒傳》,《大正藏》卷50,第547页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页上。
[34] 大野荣人:《(大智度论的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24页。
[35] 《續高僧傳》卷9《道庄傳》,《大正藏》卷50,第500页上。
[36]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长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严寺、实际寺、会昌寺,亦称“四道场”。但是,长安“四道场”皆为佛寺,与扬州“四道场”有别。
[37] 《續高僧傳》卷11《吉藏傳》,《大正藏》卷50,第513页下—515页上。
[38] 《續高僧傳》卷26《辩寂傳》,《大正藏》卷50,第675页上—中。
[39] 《續高僧傳》卷15《慧璇傳》,《大正藏》卷50,第539页上。
[40] 《續高僧傳》卷9《慧弼傳》,《大正藏》卷50,第494页下—495页中。
[41] 《三论玄义》,《大正藏》卷45,第10页中。
[42] 《續高僧傳》卷23《静蔼傳》,《大正藏》卷50,第625页下—628页上。
[43] 《續高僧傳》卷12《道判傳》,《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下—517页中。
[44] 《續高僧傳》卷19《智藏傳》,《大正藏》卷50,第586页下—587页上。
[45] 《續高僧傳》卷23《静蔼傳》,《大正藏》卷50,第626页中。
[46]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47]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28页上—631页上。
[48]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中。
[49]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30页中。
[50]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51] 《續高僧傳》卷27《法旷傳》,《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
[52] 《續高僧傳》卷27《法旷傳》,《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下。
[53] 《續高僧傳》卷20《无碍傳》,《大正藏》卷50,第599页上—中。
[54] 《續高僧傳》卷9《慧藏傳》,《大正藏》卷50,第498页上—中。
[55] 《續高僧傳》卷13《法护傳》,《大正藏》卷50,第530页下。
[56] 《續高僧傳》卷10《法彦傳》,《大正藏》卷50,第505页中—下。
[57] 《續高僧傳》卷26《智隐傳》,《大正藏》卷50,第668页上—中。
[58] 《續高僧傳》卷10《僧朗傳》,《大正藏》卷50,第507页下—508页上。
[59] 《續高僧傳》卷21《灵藏傳》,《大正藏》卷50,第610页中—下。
[60] 《續高僧傳》卷8《慧善傳》,《大正藏》卷50,第486页中—下。
[61] 《續高僧傳》卷11《明舜傳》,《大正藏》卷50,第510页下—511页上。
[62] 《續高僧傳》卷26《昙良傳》,《大正藏》卷50,第676页上—中。
[63] 《續高僧傳》卷12《智琚傳》,《大正藏》卷50,第521页上—中。
[64] 《續高僧傳》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页上—中。
[65] 《續高僧傳》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页中—下。
http://www.plm.org.cn/qikan/juqun/2009/2009f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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