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凱法師：《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聖凱法師：《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386835/

2010-05-15 19:03:37 來自: 靜升(念念相續無間斷 身語意業無疲厭)

《覺群佛學》 2009年
--------------------------------------------------------------------------------
南京大學哲學系 聖凱法師
内容提要： 本文探討《大智度論》的翻譯，指出「三分除二」為《大智度論》梵文本漢譯的結果，並非「略譯」；同時，依僧詮、靜藹—道安、慧藏—法彦、智隱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可以看出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展。

《大智度論》經鳩摩羅什譯出後，研究風氣甚盛，與三論學派(《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相合，則成為四論學派。當時中國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響，尤其是玄學思潮的盛行，出現「格義佛教」，而《大智度論》的流行無疑推動了中國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同時，中國佛教界的師資相承，依《大智度論》而展開學派思想，雖然現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傳資料，仍然可以發現《大智度論》對中國佛教的深刻影響。

一、《大智度論》的翻譯
《大智度論》(以下簡稱《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釋論，又稱為《摩訶般若釋論》、《大慧度經集要》、《大智度經論》，無現存梵本，僅有漢文譯本，為鳩摩羅什所譯。但是，《智論》的翻譯經過以及原本、略本問題，以及《智論》的作者是否為龍數，爭論不休。
1、《大智度論》的翻譯
《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譯論，鳩摩羅什先譯經，後譯論，而又同時修訂完成。僧睿《大品經序》說：
「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胡
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
……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鳩摩羅什於逍遙園開始翻譯《大般若經》，當時姚興以竺法護譯《光讚般若經》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比對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參與翻譯。於十二月十五日，翻譯完畢，於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對。同時，弘始四年(402)夏天，開始翻譯《大智度論》，於是將《大智度論》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經》與譯本進行校訂。《大品般若經》譯文的確定，與《大智度論》翻譯完成是同時的。

對《大智度論》的翻譯，《大智度論記》說：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並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以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2]

《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的翻譯是交錯進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釋論序》說：「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3]。《大智度論記》作者是以會編經論的時間為最後翻譯時間，實際上先譯經，後譯論，在《大智度論》的經與論先後譯出，論訖而後經定。經論會編為一，也就不妨說經與論同時譯出了。[4]

2、「三分除二」與梵漢翻譯
鳩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時，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譯，是大膽地刪除部分原典，並且加入自己的見解與解釋。僧睿《大智釋論序》說：
「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5]
現存《大智度論》一百卷，實際上是經論會編，《大品般若經》三十卷，《釋論》七十卷。但是，對於「三分除二」、「十倍」、「千有餘卷」等有關《大智度論》的理解，則是後世學者爭論焦點。
對於「三分除二」，印順的理解：
初品譯為三十四卷，若經文一卷不計，則論文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二」的略譯。換言之：論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則二品以下的論文實為三十七
卷，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譯。[6]
印順推斷，《大般若經》的經本有二萬二千偈，譯成經文，有三十卷。以此類推，論本「十萬偈」，約可譯成百三十六卷，這是尚未「略譯」之原形。除去初品論文三十三卷，應該還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品以下略譯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從梵文譯為漢語來說，字數的變化是非常明顯。如道安《阿毗曇序》說：「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7]，《鞞婆沙序》說：「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經論中，不論長行或偈頌，以滿三十二字(音節)為一節(一偈)，稱一首盧。依此可知，梵語的三音節大約為漢語的一音節。如《放光經記》說：
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眾賢者皆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萬餘言」的梵文，譯為漢語，成為「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縣。
因此，「三分除二」與「略本」的「略」沒有關係，這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的結果，是減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是指梵文與漢語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論》的「略本」梵文有十萬偈，一偈三十二音節，所以「並三百二十萬言」；此梵文「略本」翻譯為漢語，「三分除二」後，所以只剩下大約百萬言，一卷約一萬字，所以就是現存的一百卷，這即是「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釋。

3、「原本」與「略本」
現存《大智度論》，對《大品般若經》「初品」的解釋完全翻譯，有三十四卷。第二品以下，鳩摩羅什因為「秦人好簡」，於是抄略要點而使其文意通順，成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強調如果全部譯出，「將近千有餘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則有百萬偈的梵語，達至三千二百萬音節。
但是，由於對「三分除二」的誤解，歷代學者出現各種不同的說法。慧遠《大智度論抄序》說：「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叄倍。」[11]慧遠指出，鳩摩羅什刪略用方言所寫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刪略部分應當是現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種可能，「叄」可能是錯字。
日本學者加藤純章則把僧叡的「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解說為「係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則採慧遠的意見，以為羅什攜來的略本為略譯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譯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這完全是臆測之辭，毫無文證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對這種千卷原本，稱之為「虛幻」，並對其存在，表示懷疑。[12]
Lamotte則強調，原本共有十萬偈，若全部譯出，將有一千卷；譯本僅一百卷，約三十二萬中國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經的三十萬言，理解成三十二萬漢字。
印順指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解經的《釋論》——《大智度論》七十卷，經論會編則為百卷。泛稱會編本為《大智度論》百卷，可說是引起卷數、字數謬說的根源；另外，一般釋論都是先廣後略。所以，印順強調《大智度論》二品以下，確是「三分除二」略譯；「廣本」則約有百三十六卷，絕無千有餘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後順序，僧睿「將近千有餘卷」、《大智度論記》「十倍」的記載，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為梵譯漢的減少比率，與譯本的廣、略無關，則僧睿、《大智度記》的記載皆無矛盾之處，所以應該採信。

二、智論學派的傳承
《大智度論》又稱為《大智度經論》、《摩訶般若釋論》、《大智釋論》、《釋論》、《智度論》、《智論》、《大論》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習《大智度論》的學者經常被稱為「智度論師」、「北土智度論師」、「關東智度論師」、「北釋論師」，如吉藏《大乘玄論》說：
問：諸佛菩薩體不二，能應者未詳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論師真諦謂為不二法門，智度論師謂實相般若，地論師用阿梨耶識，攝論師真諦三藏即阿摩羅識。[15]
吉藏概括當時的佛學思潮，提出有成論師、智度論師、地論師、攝論師，可見在當時的北方確實出現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16]
同時，在當時的佛學界，如地論學派、成實學派、攝論學派、天台宗、三論宗等，都有兼習《大智度論》者。於是，《大智度論》為中國佛教界樹立大乘意識，開宗立派，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17]
在北朝隋唐時期，以長安、鄴城(河南省臨漳縣)為中心，當時的北方佛教存在以從事專門講說、研究《大智度論》為中心的智論師，或又同時研習三論者，因此可以稱為「四論學派」。檢索僧傳，發現曇鸞(476—542)[18]為最早的四論師。《續高僧傳·曇鸞傳》說：「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19]曇鸞是登山訪錄遺跡，因感動而出家。他對於龍樹一系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四部論及佛性義的研究，特別有心得。而《安樂集》卷下列出淨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曇鸞，可見曇鸞的四論研習是承襲道場的學風 [20]。自此以後，四論的講習在此地漸次興盛。
在南朝佛教，由於梁武帝對《大智度論》的推崇，促進了《大智度論》在南方的興起。而且，《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均闡揚龍樹中觀思想，皆出自鳩摩羅什翻譯，於是歷來弘揚三論者，皆兼弘《大智度論》，所以形成四論學派。但是，在梁陳之間，由於帝王喜好的不同，促進四論學派真正轉向三論學派。道宣總結梁陳時代佛教學風的轉變說：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
品》，尤敦三論。[21]
由於陳武帝時期流行《，大品般若經》，推崇三論；吉藏批判「智度論師」的思想，教內外因緣的變化，推動了四論學派的轉型。
1、僧詮一系
因為僧傳中有關僧詮的資料特別少，所以僧詮是否研習《大智度論》很難了解。但是，僧詮門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論》，在江南一帶弘揚此論，促進此論在江南的流行。
僧詮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郡沛(江蘇省沛縣)人。二十一歲，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東省臨淄縣)出家。游學楊都，在大明寺寶誌座下學習禪法，又聽此寺彖律師講律，從南澗寺仙師受學《成實論》，從竹澗寺靖公學習《毗曇》，聲譽逐漸遠播京師建業。後來，至攝山止觀寺，從僧詮聽受四論(《智度》、《中》、《百》、《十二門》)及《華嚴》、《大品般若》等經，此後專弘龍樹宗風，與慧勇、慧布、慧辯共稱為僧詮門下四哲。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鍾山興皇寺。其後二十餘年，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各二十餘遍，列聽者經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壽七十五歲。門下弟子眾多，知名者有吉藏、羅雲、法安、慧哲、法澄、道莊、智炬、慧覺、慧均、明法師、小明法師、曠法師、智鍇、真觀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譙國龍亢(安徽省懷遠縣)人。他的兄長亦出家，法號慧聰。慧勇自幼依楊都靈曜寺則法師出家，修習禪定並且讀誦經論。又從靜眾寺峰律師受具足戒，學習《十誦律》；從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學習《成實論》。在齊梁時代的金陵，《十誦律》、《成實論》都是當時的顯學。至三十歲開始，便開講《成實論》，共十餘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攝山止觀寺，從僧詮受業。陳天嘉五年(564)，受陳文帝的邀請，於太極殿講說，稱譽一時，住大禪眾寺達十八年，所造之講堂稱為「般若堂」，宣講《華嚴經》、《涅槃經》、《方等經》、《大集經》、《大品般若經》各二十遍，講《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三十五遍。於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壽六十九歲。[23]

羅雲(542—616)，俗姓邢，荊州府松滋縣人。兄弟五從都剃度出家，長兄道頤，羅雲為幼弟。羅雲在上東明寺出家，隨楊都興皇寺法朗 [24]學習《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四論，深入理解四論的思想。法朗示寂後，又受學於福緣寺亘法師。想到家鄉未能流傳三論，應移禪寺陟禪師的邀請，歸鄉弘法，創建還鄉寺。後來，住在龍泉寺達五十餘年，羅雲宣講四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數十遍，化導四方。大業十二年(616)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弟子有慧成、道勝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師事興皇寺法朗學習三論，能夠抓住三論的思想脈絡而通暢無滯。後來，於江都(江蘇省江都縣)開善寺講三論，聽眾有二百餘僧，而且日益增加。晉王楊廣設置四道場時，受徵召前往講說。仁壽三年(603)，隋文帝召住於日嚴寺，開講《大智度論》，長安四眾弟子都前來問學。煬帝時示寂於洛陽慧日道場，世壽七十餘歲。[26]

慧覺(554—606)，俗姓孫，太原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人。八歲出家，在興皇寺法朗座下學習，研究四論。後來，棲止於攝山棲霞寺，受學於慧布。於是，在江左一帶廣弘《大智度論》，「舊文新意，兩以通之」，慧覺可能依三論思想解釋《大智度論》。在陳代，慧覺受到王公貴族的尊崇。受隋煬帝的邀請，人住慧日道場。後來，受法濟的邀請，在永福道場講《大智度論》。在白塔寺宣講《大品般若經》、《涅槃經》、《華嚴經》及四論等二十餘部。大業二年 (606)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吳，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善草書、隸書，偏愛文章。從學於興皇寺法朗，致力於四論及《大品般若經》的鑽研。在浙東弘法，教化的學徒頗多。後來，在建業建初寺講三論，聽眾常有百人多。於是，聲譽日高，受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歸依。受隋煬帝的召請，住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住長安日嚴寺，著《中論疏》，繼承了青目、曇影、洪偃的思想與優點。依道宣的記載，「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道宣認為智炬勝吉藏一籌，這涉及道宣的對高僧的界定問題。大業二年示寂(606)，世壽七十二歲，弟子有慧感、慧赜等。[30]

曠法師，歷來研究者皆無法確定其名字。檢索僧傳，發現《續高僧傳˙道岳傳》提到隱士西門義，出家後號明曠，「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淨土明曠法師是也」。[31]明曠精通《大智度論》與《僧祇律》，住在洛陽淨土寺。《續高僧傳˙義褒傳》說：「往縞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眾棲霞布公，並具式瞻，親沾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二年(657)，义褒在洛阳净土寺讲《大品般若经》、三论。[33]以上三种资料的综合，存在两种可能：一、义褒的师父旷法师，从兴皇法朗学习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曾在永安寺，受学于旷法师，此“旷法师”与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不是同一人。二、旷法师与明旷为同一人。明旷是洛阳人，在洛阳净土寺学习《大智度论》与《僧只律》。后来，南下金陵兴皇寺，从法朗学习三论，最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在永安寺随他受学三论后，最后在显庆二年(657)开讲《大品般若经》与三论。
慧均，《续高僧传》中没有立传。慧均著《大乘四论玄义》十二卷，《续藏经》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共现存十卷。《大乘四论玄义》旨在阐释《中》、《百》、《十二门》三论及《大智度论》的要义，依二十门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论玄义》的记载，可知慧均初学《毗昙》、《成实论》、《摄大乘论》，后来人兴皇法朗门下，专学三论。陈太建六年(574)五月，记录法朗讲说的内容，成为《大乘四论玄义》卷一“初章中假义”。晚年，过长安，记载了长安佛教的状况。[34]
道庄(525—605)，先在彭城寺宝琼座下，禀受《成实论》。后来，从兴皇寺法朗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四论。人住东都慧日道场，后人长安日严寺，讲说法《法华经》，著《法华经疏》三卷。著有《集数》十卷，示寂于大业元年(605)，世寿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广(今越南、广西)一带，后迁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真谛，真谛为他取名吉藏。父亲后来出家名道谅，吉藏七岁时(一说十三岁)即从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十四岁时从法朗受学《百论》，十九岁时开始为众复述，受到大众的称誉。隋代时，住在会稽(浙江省绍兴县)嘉祥寺，著《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注释著作。晋王杨广总管扬州时，在扬州设置四个道场[36](慧日、法云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观)，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杨广自扬州回长安，邀吉藏同行。到长安后，被安置于日严寺，著述不辍，如《大乘玄论》、《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设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务，吉藏被选为十人之一。这时，他住实际寺和定水寺，后来齐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请他住延兴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讲《大智度论》数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论玄疏》。[37]
辩寂，徐州人，年轻时游学诸讲肆。在北齐的邺都，专门学习《大智度论》与《阿毗昙心论》。北周武帝禁佛时，南下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受学三论。开皇年间，人长安又研习三论，“复寻昔龙树之风”，可能指辩寂在吉藏门下学习。[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阳县)。北周武帝禁佛时，逃往南陈，人茅山听法朗的弟子明法师讲三论，又往栖霞寺听慧布讲四论、《大品般若经》、《涅盘经》，晚年于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从圆法师学习《释论》(即《大智度论》)。后来，回到家乡襄州，住在光福寺，学徒汇聚。唐初，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般若经》，兼讲《老子》、《庄子》。贞观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寿七十九岁。[39]
慧弼(537—599)，俗姓蒋，常州义兴(江苏省宜兴县)人。父辈等多有世功，慧弼于永定二年(558)出家，师事惠殿寺领法师，受学《成实论》。当时，陈代流行“新成实”，天宫寺晃公弘扬《阿毗昙心论》，慧弼游学诸讲肆，精通《毗昙》、《成实论》。后来，在慧哲门下学习四论，学有所成。太建十年(578)，于报德寺讲《涅盘经》、《法华经》，听法归依者众多。慧哲在临终前，将慧弼召回长安，接任法席。修复安国寺，开皇十九年(599)，卒于安国寺，世寿六十三岁，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皆系鸠摩罗什所译，皆与龙树中观思想的重要论典。但是，僧诠一系强调四论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视程度各亦有差别。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就“通论”与“别论”论述了四论的不同。《中论》通破大小二乘的迷见，通申大小二乘的教义，所以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别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见，别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称“别论”。而且，从论释的作用来看，三论具释一藏，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仅解释《大品般若经》，所以称为“别论”。[41]所以，僧诠一系将《大智度论》视为“别论”，而且重视“通论”，所以他们正弘三论而兼弘《大智度论》，对《大智度论》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北土智度论师”。
2、静蔼—道安一系
在四论学派中，能够形成师资相承的学系，应该是静蔼一系。静蔼(534—578)，荥阳人，俗姓郑。十七岁，与友游寺，观地狱图变，决志出家，于是投金陵(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禅师剃发。受具足戒后，至长安，从景法师听闻《大智度论》。于是，登嵩山，钻研经论，精通《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对四论“最为投心所崇”。复从印度的梵僧亲学十载，隐居终南山中，“穷通之数。体因缘之理”，学僧前来依止，静蔼讲说四论，蔚成学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听信道土张宾之言，欲废佛法，静蔼上表投诉，帝不纳谏，遂携门人人终南山深处，依岩附险，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寿四十五，著有《三宝集》。[42]静蔼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虽然礼静蔼为师，但并没有研习《大智度论》的记载，
静蔼一系以研习《大智度论》为主的师资学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东)人。初习儒学，十九岁出家。受具足戒后，誓志西行求法，北齐干明元年(560)，道判与二十一人结判，从北齐的邺都出发，至北周境内，遭到官兵的扣压。后于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长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礼遇，住在大乘寺。两年后，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给国书，至高昌国后，后被遣回长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静蔼，于是跟随他学习佛法。周武帝禁佛时，道判与静蔼隐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昼日研究《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四论，前后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时，受敕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住于陟岵寺。开皇七年 (587)，隋文帝为他在终南山敕建龙池寺，受四事供养。大业十一(615)年示寂，世寿八十四岁[43]。
智藏(541—625)，俗姓魏，华州郑县(陕西省华县)人。十三出家，师事静蔼，研习《大智度论》，住在长安陟岵寺，可见智藏亦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建大兴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移住大兴善寺。开皇三年(583)，隐居在终南山丰谷的东阜，后来被敕建为丰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于是长安四众弟子，齐集前来听闻法要。武德八年(625)，卒于丰德寺，世寿八十五岁。[44]
昙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盘师，北周武帝禁佛时，隐居于太行山，亦曾为大陟岵寺的菩萨僧。静蔼隐居于终南山时，昙延前来求教。《续高僧传·静蔼传》说：“沙门昙延、道安者，世号玄门二杰，当时顶盖，名德相胜。及论教体，纷争由生，谘蔼取决。”[45]而且，昙延、道安曾乞清静蔼住世。但是，《续高僧传·昙延传》中并未提及昙延学习《大智度论》，只是表明他与静蔼的关系。
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陕西省大荔县)人。幼年投身佛门出家，隐居于太白山，钻研经论，旁学诸子百家以及史学等。受具足戒后，专究《涅盘经》、《大智度论》，“崇尚《涅盘》，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道安或许随静蔼学习《大智度论》。于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扬《涅盘经》、《大智度论》，长安士人都前来闻法。《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称为“周世智度论师释道安”[46]，可见他是专弘《大智度论》的学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萨僧”之一，但是道安违命不从。道安擅长文章，达官贵人、知名道士都前来请论，周武帝敕住中兴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时有名的辩论僧人，著《二教论》，细评二教之优劣，并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记录他的《大智度论》讲义，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为“释道安《智度论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制序”[48]，可见道安曾为《大智度论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宝贵、无碍、荣法师等。
慧影，《续高僧传·道安传》后有简单的附传，提到慧影“传灯《大论》，继踵法轮”[49]，与宝贵二人为隋代知名僧人。慧影侍奉道安，随道安住陟岵寺、大中兴寺，记录道安讲说《大智度论》，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续藏经》中现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现存《大智度论疏》的作者题名“蜀地潼州迁善寺沙门释慧影抄撰”，可见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迁善寺；依《历代三宝记》的记载，慧影后来住在长安舍卫寺，为二十五众主[50]。慧影还著有《伤学论》一卷、《存废论》一卷、《厌修论》一卷，卒于开皇末年(6007)。
荣法师，《续高僧传·法旷》提及法旷“后听弘善寺荣师《大论》，荣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荣法师是道安的弟子，专研、讲学《大智度论》。法旷(? —633)，俗姓骆，雍州咸阳(陕西省咸阳县)人。专学儒家，后听弘善寺荣法师讲《大智度论》，转学佛教。十六岁时，讲解《大智度论》，“道穆京华”，可见他在当时长安的影响。法旷诵《无量寿经》，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净土。贞观七年(633)，在终南山自刎而死。[52]
无碍[53](552—645)，俗姓陈，父亲陈旷是梁元帝的征蕃学士。承圣元年(552)，无碍生于成都。十岁至长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于是便隐遁不现。隋代开皇年间(581—600)，无碍复出，住秦州(甘肃天水市)永宁寺，后听超法师讲《大智度论》。又至长安学习《十地经论》、《阿毗昙论》，于大兴善寺讲《大智度论》，对文句仍然凝滞不通，于是回去秦州。大业二年 (606)，被召人洛阳，在四方馆教授经论。大业十三年；(617)，住长安庄严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宁寺，修无相观。贞观十九年 (645)卒，春秋九十四岁。
静蔼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动于北周武帝时期，所以都与大陟岵寺有关，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萨僧”。静蔼、道判研习四论，是典型的四论师；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师徒，编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成为现存唯一的注疏。静蔼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论师”的典型特点，专弘《大智度论》，这与南方僧诠一系有明显的差别。
3、慧藏—法彦、智隐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赵国平棘(河北省赵县)人。十一岁出家，未受具戒便讲《涅盘经》；受具足戒后，精持戒律。后来，研习《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华严经》、《般若经》等。三十岁后，隐居于鹊山，专研《华严经》，撰《华严经义疏》。北齐武成帝(562—565在位)诏请于太极殿讲说《华严经》，荣冠当时。开皇七年(587)，住大兴善寺，开讲《般若经》、《大智度论》，当时沙门智隐、僧朗、法彦等，在他的座下听闻法要，深得《大智度论》的本义。后又讲《金刚般若论》，受到学徒的崇敬。大业元年(605)，卒于空观寺，世寿八十四岁。[54]
慧藏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彦(?—607)，俗姓张，洛州(河北省永平县)人，遍读三藏，“偏以《大论》驰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论》，在北齐、北周、隋三代讲说《大智度论》，都名扬天下，受到地论师渊法师(或即静渊)、摄论师法侃的推崇。《续高僧传·法护传》提到，法护在法彦门下听讲《成实论》，可见法彦对《成实论》亦非常有造诣。[55]开皇十六年(596)，敕任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应寺。大业三年(607)，卒于真寂寺，世寿六十余岁。[56]
智隐，俗姓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人，为慧藏的弟子。开皇七年(587)，随慧藏人长安，住大兴善寺，通达《大智度论》、《阿毗昙心论》与《金刚般若论》。开皇十六年(596)，敕补为“大论众主”。《续高僧传·智隐传》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 因为，法彦已经被任为“大论众主”，所以敕补智隐、宝袭为“大论众主”。在“五众”中，并没有“讲论众主”。智隐住在经藏寺，弘扬《大智度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于长安。[57]
僧朗(?—616)，恒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学习《大智度论》、《杂心论》。随慧藏人长安，住空观寺，讲《大智度论》。送舍利于广州，回到长安后，住在禅定寺，以讲习为力，大业末年(616)终于禅定寺，世寿七十余岁。[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响力，法彦、智隐成为当时的“大论众主”，而且都是当时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学系不明的智论学派
在僧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如灵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灵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陕西长安)人。随颖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对《大智度论》能够“讲解无遗”，可见他对此论钻研之深。灵藏与隋文帝为布衣之交，住大兴善寺，由灵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达数万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长法胜《阿毗昙心论》，住在杨都栖玄寺。梁朝灭亡时(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承圣年间 (552—555)，住在长安崇华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论》证成《毗昙论》的思想，著成《散花论》。天和元年(566)，卒于长安，世寿六十岁。” [60]
明舜(547—606)，俗姓张，青州(山东省临淄县)人。幼年学习佛教，“偏以《智论》著名”，明舜读诵《大智度论》，精通此论的义量思想，闻名于当时。北周禁佛时，逃往建业，住在安乐寺。弘扬《大智度论》。后来，被晋王杨广召人住日严寺，讲解《大智度论》的玄义。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大业二年(606)，示寂于日严寺，世寿六十岁，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长治县)人。十六岁出家，专研各种经论，而且专以《大智度论》传名于天下。隋代时，人长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后来，回到日严寺，唐代初年卒，世寿八十余岁。[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寿昌(浙江省寿昌县)人。十九岁出家，听坦师讲《大智度论》，又随雅公学习《般若论》，从誉公学习三论。武德二年(619)，智琚将《华严经》、《大品经》、《涅盘经》、《大智度论》等的四部义疏嘱托给弟子明衍，可见他著有《大智度论义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凭翊临晋(陕西省朝邑县)人。幼年出家，研读经论。二十岁未满，便能博通各种经论，而且以《大智度论》著名。神迥被当时人们尊称为“大论主释迦迪，法界多罗一时领”，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业十年(614)，住禅定寺。后来，应召人住鸿胪寺，弘讲《大智度论》，教化三韩(新罗、高句丽、百济)之外国留学生及诸方之士。贞观三年(629)人蜀，从事道俗的宣化。贞观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寿六十五岁。神迪撰写各种序，注解经论等，如《法华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卫，凭翊(陕西省大荔县)人。少年出家，专门研习《大智度论》。隋代时，住在同州大兴国寺，讲《大智度论》。贞观十二年(638)卒，世寿八十五岁。[65]
这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大部分是北方智论师，可见《大智度论》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论》的注疏
《大智度论》译出后，从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长安，邺都为中心，不断地受到研究、讲说。同时，亦有智论师进行略抄或注疏，略举如下：
僧肇《大智度论抄》八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慧远《大智度论抄》二十卷，现存《大智度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意思《释论玄》一卷(《续高僧传》卷十七)
道安说、慧影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现存七卷(《卍新纂续藏经》第46册)
智颉《大智度论疏》二十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裕《智度论抄》五卷(《续高僧传》卷九)
智琚《大智度论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论玄疏》(《续高僧传》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论抄》(《续高僧传》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论疏》十四卷或五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昙影《大智度论疏》十五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见《大智度论抄》十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衍法师述《大智度论疏》五卷(《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休撰《大智度论章门》六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在以上的十四种注疏中，现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论疏》七卷，弥足珍贵。
三、结 语
《大智度论》自从鸠摩罗什翻译以来，中国佛教对《大智度论》进行研究、讲说等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于是出现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智论学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将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其兴盛的区域，依盛衰的顺序，主要有长安、邺都、建康、洛阳、扬州、嵩山、晋阳、青州、江都、南岳、庐山、终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论学派确实存在。南朝的三论学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习《大智度论》，促进四论学派在南朝的兴盛。北朝的昙鸾、静蔼、道安等学者，在北方弘扬四论。但是，从总体来说，北方的智论师大多不弘三论，专弘《大智度论》，尤其在北朝，出现一批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隋唐学者称为“北土智度论师”。
第三、北周禁佛对智论学派的影响。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为契机，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确立大乘佛教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大智度论》的兴盛。而且，许多智论师成为“一百二十菩萨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时移住大兴善寺。如静蔼、道判、智藏、道安、慧影、灵裕、彦琮、宝袭等，都是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众”制度中，设有“大论众主”，如法彦、宝袭、智隐等，从而在制度上为《大智度论》的兴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论学派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论》强调般若空与菩萨行，庞杂的思想与辞典的作用，无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经过北朝、隋朝的发展，．最后以国家形式确立了“大论众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论》对隋唐佛教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三论宗、天台宗，都继承了智论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进行了批判与诠释，从而获得了开宗立派。
[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页中。
[2]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中。
[3]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
[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中。
[6]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l页。
[7]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页中。
[8]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页下。
[9] 《出三藏记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页下。
[10] 释大田：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第202页。
[11]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页上—中。
[12] 加藤纯章：“大智度论的世界”，宏音译，载《谛观》第52期(1988年)，第7—8页。
[13] Lamotte：《(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郭忠生译，《谛观》第62期，1990年，第169页。
[1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1—12页。
[15] 《大乘玄论》卷5，《大正藏》卷45，第66页下。
[16] 平井俊荣认为吉藏诸著作中，出现“北土论师”。“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论师：见《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论学派》，东京春秋社 1976年版，第220—22l页。但是，我们以为吉藏所谓“北土”、“北地”是指当时北方的学者，可能是智论师或地论师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论师。
[17] 大野荣人对智论学派已经进行详细考察，见《{大智度论)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l—44 页。
[18] 关于昙鸾人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今依《续高僧传》卷六《昙鸾传》记载：“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下。
[19] 《續高僧傳》卷6《昙鸾傳》，《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上。
[20]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页中。
[21] 《續高僧傳》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页上。
[22] 《續高僧傳》卷9《法朗傳》，《大正藏》卷50，第477页中—478页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548—549页。
[23] 《續高僧傳》卷7《慧勇傳》，《大正藏》卷50，第478页下—下。
[24] 《續高僧傳·罗云传》中，误作“道朗”。
[25] 《續高僧傳》卷9《罗云傳》，《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下。
[26] 《續高僧傳》卷9《法澄傳》，《大正藏》卷50，第499页下。
[27] 智果的传记，见《续高僧传》卷30《智果传》，《大正藏》卷50，第704页中。
[28] 《續高僧傳》卷12《慧觉傳》，《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上—下。
[29] 智炬，《六学憎传》及高丽本均作“智矩”。
[30] 《續高僧傳》卷ll《智炬傳》，《大正藏》卷50，第509页中—下。
[31] 《續高僧傳》卷13《道岳傳》，《大正藏》卷50，第527页上—中。
[32] 《續高僧傳》卷15《义褒傳》，《大正藏》卷50，第547页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页上。
[34] 大野荣人：《(大智度论的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24页。
[35] 《續高僧傳》卷9《道庄傳》，《大正藏》卷50，第500页上。
[36]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长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严寺、实际寺、会昌寺，亦称“四道场”。但是，长安“四道场”皆为佛寺，与扬州“四道场”有别。
[37] 《續高僧傳》卷11《吉藏傳》，《大正藏》卷50，第513页下—515页上。
[38] 《續高僧傳》卷26《辩寂傳》，《大正藏》卷50，第675页上—中。
[39] 《續高僧傳》卷15《慧璇傳》，《大正藏》卷50，第539页上。
[40] 《續高僧傳》卷9《慧弼傳》，《大正藏》卷50，第494页下—495页中。
[41] 《三论玄义》，《大正藏》卷45，第10页中。
[42] 《續高僧傳》卷23《静蔼傳》，《大正藏》卷50，第625页下—628页上。
[43] 《續高僧傳》卷12《道判傳》，《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下—517页中。
[44] 《續高僧傳》卷19《智藏傳》，《大正藏》卷50，第586页下—587页上。
[45] 《續高僧傳》卷23《静蔼傳》，《大正藏》卷50，第626页中。
[46]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47]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28页上—631页上。
[48]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中。
[49]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30页中。
[50]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51] 《續高僧傳》卷27《法旷傳》，《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
[52] 《續高僧傳》卷27《法旷傳》，《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下。
[53] 《續高僧傳》卷20《无碍傳》，《大正藏》卷50，第599页上—中。
[54] 《續高僧傳》卷9《慧藏傳》，《大正藏》卷50，第498页上—中。
[55] 《續高僧傳》卷13《法护傳》，《大正藏》卷50，第530页下。
[56] 《續高僧傳》卷10《法彦傳》，《大正藏》卷50，第505页中—下。
[57] 《續高僧傳》卷26《智隐傳》，《大正藏》卷50，第668页上—中。
[58] 《續高僧傳》卷10《僧朗傳》，《大正藏》卷50，第507页下—508页上。
[59] 《續高僧傳》卷21《灵藏傳》，《大正藏》卷50，第610页中—下。
[60] 《續高僧傳》卷8《慧善傳》，《大正藏》卷50，第486页中—下。
[61] 《續高僧傳》卷11《明舜傳》，《大正藏》卷50，第510页下—511页上。
[62] 《續高僧傳》卷26《昙良傳》，《大正藏》卷50，第676页上—中。
[63] 《續高僧傳》卷12《智琚傳》，《大正藏》卷50，第521页上—中。
[64] 《續高僧傳》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页上—中。
[65] 《續高僧傳》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页中—下。
http://www.plm.org.cn/qikan/juqun/2009/2009f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