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開印 (2012/2/12 23:00)
根據上述梵文與玄奘、羅什譯文，顯然是羅什刻意地將「想」（saṃjñā）譯作為「相」（lakṣaṇa，特相、特微），如dharma法-saṃjñā想，玄奘譯「想」，羅什作「相」；又我想（ātma-saṃjñā）、眾生想（sattva-saṃjñā）、生命/靈魂想（jīva-saṃjñā壽者想？）、人想（pudgala-saṃjñā），羅什譯為「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順序，與所引的梵文本也不一致，可能是版本不同。
蘇錦坤：(2012/2/12 23:30)
有時多個並列的詞在不同版本的次序不同，是受到 waxing syllable (「漸增音節」式修辭)的影響，有些字在古犍陀羅語是兩音節，轉成「佛教混合梵語 BHS」後成三音節；反之亦然。當音節數目改變之後，依照 waxing syllable 的影響，有可能次序隨著改變。
除非情況特殊，一般佛典校勘視之為「常態」，並未特別 Highlight 此類差異。
https://www.academia.edu/7271335/%E7%84%A1%E8%91%97%E6%AF%94%E4%B8%98_%E5%B7%B4%E5%88%A9%E5%8F%A3%E8%AA%A6%E5%82%B3%E6%89%BF%E7%9A%84%E5%BD%A2%E5%BC%8F%E8%88%87%E5%8A%9F%E8%83%BD_2006_?fbclid=IwAR2qIDIJL6jq7wp2-PKb_8x4jScGdah9g20DyUkXx9YxBorG9Vxq7qIGqlE
釋開印：(2012/2/13 4:30)
蘇錦坤，上述梵本：ātmasaṃjñā - sattvasaṃjñā - jīvasaṃjñā - pudgalasaṃjñā是4-4-4-5，吻合「漸增音節」的規律。
不知羅什所持的是哪一種語本（龜茲？）。倘以中文發音「我、人、眾生、壽者」（1-1-2-2），也琅琅上口。
「我想」（ātmasaṃjñā）為先，是較一致。
元魏菩提流支譯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譯作「想」，非「相」，順序是「我想、眾生想、壽者想、受者想（pudgala-saṃjñā人想？）。」(CBETA 2019.Q4, T08, no. 236b, p. 757b26-27)
同上譯者，天親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則為「我相、眾生相、人相、壽者相」，人與對者互換了位置。
陳真諦譯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我想、眾生想、壽者想、受者想。」(CBETA 2019.Q4, T08, no. 237, p. 762b9)
唐玄奘譯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1卷-第200卷)》卷7：作「我想、有情想、命者想、生者想」(CBETA 2019.Q4, T05, no. 220, p. 37a18-19)
另唐義淨譯本《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為「我想、眾生想、壽者想、更求趣想（pudgala-saṃjñā人想？）。」(CBETA 2019.Q4, T08, no. 239, p. 772a19)
蘇錦坤：(2012/2/13 6:50)
一般而言，於一兩千年之後要去推想當年的佛典翻譯者遭遇怎樣的情境而安排如今日我們所見的翻譯，有其困難。
我們遇到的翻譯，可能有下列四種狀況：
- 內容相同，而語言不同。如有些「法句經」偈頌內容相同，差別只是梵語、犍陀羅語、巴利(語)的拼字規則不同。
- 語言相同，但是內容不同。有些偈頌在巴利文獻中有不同的內容。
- 語言不同，內容也不同。
- 不是同一文本，該文本已被改寫。如巴利、尼柯耶的「善生經」與大乘的「善生經」。
有時，我們很難追溯當年譯者到底遇到了怎樣的狀況。
以支謙的翻譯為例，有一些著名的當代歐美日學者發現支謙的翻譯經常發生誤譯，其誤譯的原因是將一個犍陀羅語拼音的字當作梵語去翻譯(以英語、德語來舉例：德文 gift 毒藥，英文 gift 禮物；德文 rock 裙子，英文 rock 石頭。英文 kindergarten 幼稚園，不能拼作 kindergarden，這個字雖是「英文」，卻是完全從德文原封不動搬過來： kinder (children 兒童) - garten (garden 園地))。
於是，我們見到巴利《法句經》第一頌：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 cakkaṃva vahato padaṃ.
(諸法是心所前導的、心所主宰的、心所造的；
如果有人以汙染心而言行，
罪苦跟隨著他，就像車輪跟隨著拉車者的腳。)
支謙的翻譯是：
《法句經》卷1〈雙要品 9〉：「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CBETA, T04, no. 210, p. 562, a13-14)。
或許會導致這樣的判定：
「支謙將『manomayā 為心所造』」誤譯成『為心所使』。」
直到我們發現犍陀羅語《法句經》、波特那《法句經》與《優陀那品》(梵文《法句經》)都是用 manojavā (為心所驅使)而不是 manomayā，才發現支謙的印度文本不是「巴利文本」。
又如，《法句經》卷1〈明哲品 14〉：
「弓工調角，水人調船，
材匠調木，智者調身。」(CBETA, T04, no. 210, p. 564, a9-10)
巴利《法句經》第80頌為：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ṃ;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
(造水道者導引水，製箭者調直箭桿，
木匠調整木材，智者調御自身。)
我們會誤以為支謙將「usukāra 製箭者」翻譯成「弓工，製弓者」。
但是，我們發現以下兩則漢譯，很可能是版本差異，而非「誤譯」：
《出曜經》卷18〈水品 18〉：
「水人調船，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17][牚*支]，治諸孔不使漏水，使眾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CBETA, T04, no. 212, p. 707, c27-p. 708, a3)
[17][牚*支]＝橖【宋】【元】【明】。
《增壹阿含38.6經》：
「弓師能調角， 水人能調[14]水，
巧匠調其木， 智者自調身。」(CBETA, T02, no. 125, p. 721, b13-14)。[14]水＝船【宋】【元】【明】【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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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謙譯《法句經》卷2〈道行品 28〉：
「是道無復畏，見淨乃度世，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邪苦。」(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0-22)
巴利《法句經》第274頌為：
Eseva maggo natthañño, dassanassa visuddhiyā;
Etañhi tumhe paṭipajjatha, mārassetaṃ pamohanaṃ.
(只有此道能達到清淨的知見，別無其他道；進入此道，魔羅為之迷惑。)
後代的讀者會懷疑，支謙怎會將「natthañño 沒有其他」翻譯成「無復畏」？
直到發現「甘肅省博物館《法句經》寫卷」抄寫作：
「是道无有異，見淨乃度世，
此能壞魔兵，力行滅眾苦。」
才發現支謙翻譯的「無有異」被某個寫手誤抄作「無復畏」，然後很不幸地，世間只有這一個錯誤抄本存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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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混充學者參與了不少學術研討會，發現近代學者，不分古今中外，當發現版本有差異時，傾向於下這樣的決論說：「古代譯師『誤譯』」，甚至有日本學者或歐美學者如此推論：「支謙不懂梵文」。
這是不理解我上述所提的四種狀態而驟下結論。我總是「奮不顧身」地提醒：「不要輕易推論古代譯師的語言程度比你差，不要輕易假設古人翻譯出錯。」
回到長老指出的次序問題：
當然有可能是因 waxing syllable 的原因造成兩個譯本的用詞次序不同，但是也有可能是翻譯者在「歸化 domestic」 和「異化 foreign」翻譯準則的取捨不同所致，也就是說，翻譯者將經文改成漢地較容易記誦的次序。如：
《法句經》卷1〈雙要品 9〉：
「行見身淨，不攝諸根，
飲食不節，慢墮怯弱，
為邪所制，如風靡草。」(CBETA, T04, no. 210, p. 562, a22-24)。
巴利《法句經》第7頌為：
Subhānupassiṃ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taññuṃ,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住於滿足快樂，不收攝諸根，飲食不知量，放逸不精進，魔羅征服他，如風吹倒弱樹。)
看來似乎是支謙將「rukkha 樹」，誤譯為「草」；可是，更有可能他將翻譯改成漢地熟悉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這是翻譯時採取「歸化 domestic」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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