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馬克馬斯特大學名譽教授 冉雲華
中華佛學學報 第六期（1993.07）頁263-278
©1993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提要
本文介紹一份歷史性的佛經卷子，經文為五代時吳越國王錢俶敕刻印刷，本世紀初出土於杭州雷峯塔；卷子的跋文，為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胡適手書。世界二次大戰之後，印度政府派遣其著名學者師覺月到北京大學任講座教授，胡氏斯時適任北大校長。師氏任滿返國之前，胡氏以此卷相贈，為師氏家藏文物。此後世局多變，人事滄桑，此一歷史文物及其所代表之友誼，亦鮮為世人所知，今將原卷影印出版，並將二氏對印度佛教文化研究的豐績，加以評述，希望對研究佛學，中印關係及胡氏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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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先生（1891～1962）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重要領袖之一，著作甚多為國際學界所重視。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學、思想、宗教、歷史等開風氣之先，是中國科研在人文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但是一般研究胡氏的人，多集中於他的主要工作：白話文學的提倡、新詩的嘗試、小說史的探究、古代哲學歷史的撰述、禪宗歷史與文獻的整理、水經研究、戴震（1724～1777）等清儒的評論。凡此種種，自是胡氏致學的主要方面，無可爭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胡氏的學術興趣，範圍頗大；來往交遊，人數甚多，幅面亦廣。因此之故，胡氏的治學及交遊，或有一些事蹟，為研究胡氏的學者，尚未注意，亦為《年譜》所未載。例如胡氏對印度的興趣，及其與印度友人師覺月的交誼，據筆者所見，還沒有受到研究胡氏者所注意。
本文將討論三件事：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二、師覺月其人其事，三、胡氏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希望這些事件的討論，對胡先生的事跡、學問，及近代中國與印度的關係史，能有一些補充。
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
正像與胡氏同時代的大部份學者相似，胡氏對印度學的興趣，也是從佛學開始的。早在1925年時，胡氏發表了〈從譯本裡研究佛教的禪法〉。他從漢文翻譯的印度佛經理，摘出有關禪定的資料，寫成此文，把印度佛家禪定的特點與發展，作了系統的分析與介紹。這篇文字用今日佛學研究的水準來看，仍然值得參考；在發表的當時，它無疑的是一篇水準甚高的學術論著。
1925年，胡氏還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題為"Buddh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Religious Life"（意為〈佛教對中國宗教生活的影響〉）。在他的看法中，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外來思想，對中國人的宗教生活，曾經產生過重大與多方面的影響。這篇論文用的是比較文化研究方法，主題是印度與中國宗教生活的對比，以及對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後果。
1928年，胡氏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為〈禪學古史考〉，一為〈論禪宗史的綱領〉。這兩篇論文，雖然是討論中國禪宗的發展，但是其古史與禪法方面，仍然涉及到印度傳統。胡氏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對其後來的禪宗史研究，及敦煌禪宗卷子的整理，如《神會和尚遺集》，都有重要的關係。上述的胡氏早期中文學術論文，收在《胡適文存》第三集，後來又被編入《胡適禪學案》一書中。
1932年，胡氏發表了他的英文論文："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意為〈禪在中國的發展〉）。此文印出以後，馬上受到國際學者的重視，成為研究禪宗思想、歷史、方法學者必讀論文之一。這篇論文，原刊於北平出版的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第十五卷第四期。師覺月在北大執教時，胡氏贈送該文抽印本一份，師氏讀之，甚為欣賞。後來回到印度，又將此文再刊於師氏自己主編的 The Sino-Indian Studies。因此一舉，該文流傳更廣，影響亦巨。
胡氏的另一篇英文名著，題為"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收於美國哈佛大學1937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那本專著，名為 Independence, Convergence and Borrowing in Institutions, Thought and Art（《制度、思想與藝術的獨立、和會與借用》）。胡氏在這一篇論文中，著重指出印度的消極人生觀，曾對中國人的宗教態度，產生過負面的影響。他的這種看法，雖然在今天的學術氣氛中，不能被許多專家所認同，但仍足以代表一家之言。因此當研究中國人的宗教態度時，此文到現在還是重要的讀物之一，極有參考價值。
1950年時，日本的禪學權威鈴木大拙，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書，名書 Living by Zen（《依禪生活》），認為禪的境界，超越人的認識能力，是直覺的頓悟，當下進入悟境，非言語所可表達，亦非知識所可知。禪的境界既如此高深莫測，其修道的方法自然也成為無修之修。其境界既不可能以言詮義表，禪的方法更無定規，所以禪宗語錄就有「不說一字」、「無法可得」等說法。
胡先生的思想是非常理性的，他對中國禪宗史有深度的研究，也有全面的理解。再加上他是局外人，立場比較客觀。在他看到鈴木先生的大作之後，寫成一篇英文論文，題為 "Ch'an（Zen）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刊於夏威夷大學出版的《東西哲學》季刊第三期。胡氏的這篇文章，是他1932年那篇討論禪學英文論文的延伸，也是胡氏研究禪學思想的代表作品。他在這篇論文中，駁斥鈴木的說法，認為禪的境界是可知的，悟的成就是有法可修。雖然中國古代的一些禪師，反對刻板式的修道法門，甚至還用過如棒喝一類的激烈手段，或用「麻三斤」、「乾屎橛」等髒字；但這並不足以表示禪師們沒有修道的方法，因為他們的所說所為，正是一種新的法門。這些新型的方法，雖然與印度傳來的禪法不同，但是仍然是一種來自中國傳統的辦法。在這種狀況下，想要理解禪的境界與方法，不應只向印度文化去尋根，或是專門強調個別修禪者的經驗；而是應當認為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要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思想、表達思惟方式的習慣中去理解。
鈴木先生是介紹禪法到西方世界的開拓人，又是日本臨濟宗的高僧。他精通英、中、梵、藏等學術語言，博學而有宗教體驗，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東西哲學》的編者在得到胡氏論文之後，先寄一份給鈴木，並希望他能為文答辯。鈴木果然寫了一篇題為"A Reply to Hu Shih"（〈答胡適書〉），刊於同一學報。這次中、日禪學名家大爭辯，是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受到廣泛的注意。胡氏與鈴木各持己見，各有所據，各有讀者，到現在還是禪學界繼續討論的課題。例如德國學者杜莫林教授，在其鉅著《禪宗史》中，就以那次論爭為開首而作序論。胡氏與鈴木的相反看法，足以反映歷史與宗教的觀點分歧，方法差異。從他們兩人的辯論中，讀者還可以觀察到印度、中國、日本文化的觀點不同。
在中國近代學者中，胡先生自然不能算是一位印度學的專家。與他同時的學者如梁漱溟、湯用彤；較後的如季羨林、金克木等，都以印度文化為專題著書立說，翻譯介紹；但如從禪宗的歷史、思想、文獻及比較文化上著眼，胡氏的工作則遠超過其他的學者。
二、師覺月其人其事
胡氏有一位印度友人名叫師覺月。師覺月的印度原名叫 Prabodh Chandra Bagchi。因為他姓 Bagchi 是婆羅門階級，以教化人民為職責，所以自氏其漢姓為「師」。「覺月」二字，是 Prabodh Chandra 兩個梵字的意譯，他就以此為中文名字。他生於1898年，逝於1956年印度國立國際大學副校長任內。
師覺月博士生於印度孟加拉州。1921年從加爾各答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當時東印度有兩所著名大學：一為英印政府官辦的加爾各答大學，因受官方支持，經費充足，師資甚佳。但是因為是官辦，而且有英國紳士派頭，看不起本地人士。另一所則為泰戈爾父子所創辦的國際大學，當時雖然還是私立，可是思想活潑，崇尚自然，提倡印度古典文化，主張重視亞洲傳統。尤其是在羅賓德拉‧泰戈爾（1861～1941）於191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聲名大振，詩名揚於環球。他當時請到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賽‧列維，到國際大學講學。列維教授專家於印度佛學，精通梵、漢、藏等佛教語言，治學以嚴緊聞名於世。泰戈爾請列維在國際大學開創中文教授。加爾各答大學選派師覺月到國際大學，從列維學習中文及佛學。不久又隨列氏到尼泊爾考察佛教典籍，並助其師校讀佛經，理會經義。 1922年師氏得到加爾各答大學的一種遊學研究獎金，隨列維到巴黎去深造。又得乃師的推薦，由法國極東學院資助，到日本訪問研究。1923至1926年間，他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從列維鑽研梵典，從伯希和研究中亞西亞文化，從馬司伯樂學習漢文佛經，從布洛（J. Bloch）研究巴利文，從梅列（A. Meillet）學習古波斯詩頌。1926年6月，師覺月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加大研究院，復任講師職務。1929年，第二次到尼泊爾，蒐集佛教梵文典藉。
從1927年起，師覺月的學術著作，陸續出版。其中最先刊出的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佛教經典考》，上下兩巨冊。他的這部書中，將中國佛教歷代目錄，按照譯者逐其時代列出，加以綜合研究。書中對每位翻譯家的傳記，及其所譯經典的梵名、漢字拼音、卷數，所記目錄等，逐項記出。因為一般書目，如《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只記現存經典，而佚散佛書則散記於古代各家目錄；師氏此書的綜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又因他梵文甚佳，又熟知古代印度文化，故其對漢文所譯印度名詞，訂正甚多。他的這部研究也是近代印度學者第一部以漢文資料為主的專著。
他對太古印度文化的研究，可以從其《德文迪亞及亞利安語以前之印度》看出。又從藏文中找到古孟加拉文佚經，並且進一步考察了早期孟加拉語文的特點與歷史。又著《密教研究》一書，也對密教中的許多新問題，有開創性的討論。
1944年，他出版了《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交誼史》，對中印友好歷史作了回顧。此書雖然篇幅不太長，但仍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又著《印度與中亞細亞》，一書，討論印度，特別是佛教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此書出版於1955年，現在閱讀稍顯過時，但對當時的印度學術界而言，已是全新學術領域的延伸。
總括師覺月的學術研究有三個方面：佛教典籍與歷史、古代印度文化，及早期孟加拉語言與文學。在佛教研究方面，他所研究的科題，包括中文佛典研究，印度佛教傳統及密教問題等。他的佛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印度與西亞及中國的關係。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贏得了印度及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與尊敬。曾被聘為多種學術團體的委員、主席等職；並被邀請作主題演說多次。
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是泰戈爾在國人譚雲山教授協助下成立的。抗日戰爭期間，印度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侵華，是亞洲政治動向的一轉折點，而這一歷史轉折--印度由敬重日本到支持中國--的幕後推動者，正是譚雲山先生。後來戴季陶、太虛，乃至當時的蔣委員長伉儷等訪問印度，都由譚先生作事前安排，參與接待。蔣氏為了重視印度，故於抗戰前後，數次撥款，支持國際大學。譚氏在這種情形下，決定擴建中國學院，廣延印度學者，加強中、印文化交流。1945年由中國學院延聘的教授，就有師覺月、巴帕特（P.V. Bapat）、高克力（V. V. Gokhale）等人。其中師覺月主持研究工作。由於這種關係，師覺月後來被派到北京大學，成為北大的講座教授，而胡適當時正好是北大校長。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以盟國五強之一進入世界舞台，印度國大黨在反抗英國政府，爭求獨立的運動已進入最後時期，勝利在望。快要獨立的印度領袖人物，從甘地到尼赫魯，都有意加強與中國的友誼，作為反抗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外援。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亦決定擔當亞洲領袖的重任，協助印度獨立，推展中印友誼。詩人泰戈爾的亞洲文化合流理想，斯時變成事實。
在國民政府與印度國大黨的合作項目中，有一項是兩國交換教授及留學生。由中國派遺一位教授到印度講授漢學，由印度也派一位專家到中國去傳授印度學；雙方各派十名研究生，到中、印兩國交換研究。中國政府決定，任命譚雲山先生為第一任講座教授，於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化。師覺月博士則於1947年，由印度政府派往中國，於北京大學出任印度文化講座教授。一直工作到1948年底，任滿回國。
三、胡適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
作為當時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師覺月任滿返回印度時，送給印度友人一幅橫卷作為留念。那份卷子是五代時吳越國王所刻的佛經印本；胡氏並在一幅宣紙上，親筆題跋，與佛經印本，合裱成一個橫長卷子。胡氏的跋文用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寫成，筆墨流暢，字跡謹秀。1956年師覺月博士以心臟病猝逝，次年春天筆者與師老師的得意學生--好友沙善子（Kalyan Kumar Sarkar），協助其家人整理遺物時，發現此卷。並由筆者用相機攝影，留下此一文物的照相本，至今又已近四十年了。胡先生的跋文，現在依原卷的字數行數抄出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記戴跋文行數，是筆者所加）
胡氏贈送給師覺月的「中國早期刻經」印本，就是著名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俗稱《寶篋印陁羅尼經》。此經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所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中，收有二個版本：一為高麗藏所傳；一為日本享和元年刊本。卷子本與高麗藏本相同，日本刻本常有刪略。
卷子所裱的刻本前有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圖一幅，這是筆者所見中國最早的佛教名勝風景刻本。圖後有題款三行，文曰：
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按《五代史》及《吳越備史》等記載，乙亥年是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當時錢王的頭銜確是「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另一方面，錢氏那年尚未歸順趙宋，所以未用宋朝的開寶年號。吳越王國自己也不建紀年，故用乙亥紀年。
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
塼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
這三行題款的後面，又是一幅圖畫。畫中有佛、菩薩三身，受人供養；又有一菩薩，頭上頂有舍利塔一座；前有供養婦人跪拜。這正是刻經造塔的主題。據說錢俶有妃姓黃，信仰佛法，得佛陀螺髻髮舍利，發願起塔供奉。錢王是奉佛聞名，又愛黃妃，所以資助其事，以償心願，並造八萬四千卷，藏於塔中。這份《寶篋經》，專門稱贊供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的功德，經中明言凡是書寫、誦讀、塔藏、禮拜此經者，就可以滅罪興福。這就是此書、此塔建造的經過和目的。可是由於民間傳說和戲曲的影響，雷峰塔是被一般人看作鎮壓白蛇的地方。這一民間傳說的影響，使得由蛇變人、神通廣大的白娘娘也成為爭議的象徵：老派人說她是妖精，新派人士則把他視為追求愛情自由的代表。民國14年雷峰塔忽然倒塔，塔中遺物之一的這份五代佛經印本，才為人們所發現。刻本字跡清細方正，頗有古代寫卷的風格。甚受士林重視。師覺月是來自天竺古國的佛教經籍專家，胡適以此古刻經卷相贈，可謂寶劍英雄，經卷學士，兩相得宜。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印近代學術合作的一件盛事。可惜人故物遠，此物此事現在幾乎不為人知。
1948年胡氏題此卷跋時，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國共兩黨內戰正烈，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作為知識界領袖代表人物之一的胡氏，正處於左右抗爭的夾縫之中，而北大正是學運、國是、政治、思想的風暴中心。胡氏當時身為北大校長，然可用於學術交流的時間，應不太多。但他仍然忙中擠出時間，拿出此卷，親筆題辭贈友，也足以顯示出他對師覺月博士的尊重，以及對中、印學術合作的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的一年多，與其來往頗密的中國友人，有吳曉鈴、石素貞夫婦。還有周一良、王森田、周達甫及德籍李華德等教授。這些人士正是北京學界當時致力於印度學或佛學的活動人士。
吳、石兩位當時都在北大執教。早年留學印度就與師覺月相熟。吳是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的高足，曾將梵文劇本《小坭車》等，譯為中文。又與相聲名家侯寶林先生，合作研究相聲藝術。前數年曾以對中外文學研究有貢獻，獲得法國、印度兩所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夫人石女士，專攻現代孟加拉文學，曾經把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散文，譯成中文。譯筆忠實而流暢，被認為是冰心、鄭振鐸以後，中國新生代翻譯泰戈爾作品的專家。師覺月在北京時，與他們來往甚密。
燕大歷史系的教授周一良，當時才由美國哈佛大學回國不久。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正是《中國的密教》。論文對介紹佛教密宗入華的三位天竺法師，即被尊為「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人的傳記，譯為英文，廣加註釋，詳為考證，並評估其歷史貢獻。這篇論文曾為國際佛學界所重視，亦為師氏所稱許。除開密教之外，周與師氏兩人，都對南北朝的社會文化史有興趣，志同道合，成為好友。
周達甫博士就是近年大陸民運領袖之一，周舵的父親。抗戰前後留學印度，在孟買大學取得哲學博士；也是師覺月在印度就相識的老朋友。他們兩位曾經在國際大學合作研究，寫成英文論文：〈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銘考〉。這是研究中印文化中的一篇重要論文，刊於《中印研究》第一卷第二號。
王森又名王森田，是一位真才實學的佛學專家。通漢、藏、梵、英等佛典，當時北京的外國佛教學者，有許多都曾得到王先生的助力。五十年代以後，在民族學院工作，專心致力於藏文研究。前幾年病逝於北京，也是師覺月當年的友人之一。
德籍佛學專家李華德博士，原名 Walter Liebenthal，原在北平輔仁、燕京大學教授梵文。抗戰期間曾隨校南遷雲南，曾將中文佛籍名著《肇論》，譯為英文，在北京出版，後來又在香港印刷第二版。此書之譯成，得王森教授之助甚多。師氏在北平時，與李華德相識。後來大陸大學重新編制，李氏被刷了下來。而師覺月當時已昇任國際大學研究院院長；並於1952年選入印度文化訪華代表團，訪問大陸。於是邀請李華德到國際大學，作研究教授。李氏在印度居留數載，寫成佛學論文多篇，其中研究竺道生者有四篇，刊於《日本文化學報》（Monumenta Nipponica）；討論《大乘起信論》作者一文，在《通報》中刊印。這些論著，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授課時，曾發表英文論文一篇，題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此文發表於北平出版的外文學報，《華裔學誌》第十三卷，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關係的重要論文。《華裔學誌》是德國學者主編的漢學學報，師氏這篇論文的刊載，或許是由李華德所介紹。李氏後來返回德國，怡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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