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5日 星期六

佛教科普文 5 :覺音論師與「註釋書」


印順導師在《華雨集》第一冊356頁提到:「優波提舍──為十二部之一,為順經義解釋之論。印度論有二種:一者、同 於中國之註疏,逐句解釋文義,謂之釋經論;一者、為宗經論,依經義為宗,予以發揮,不重文句。(講於1963年)」。 導師更早在1953年已經提到此一詮釋,結集在《教制、教典與教學》書中。
從巴利文獻看來,南傳上座部似乎不將「阿毘達磨」與「註釋書」混為一談。
在漢語佛學界裡,對註釋書傳統的介紹極少,對「註釋書」的學術研究屈指可數,應該不超過五篇,這都僅是對某一篇的簡短譯註;如果論及對單一整本「註釋書」的研究,一百年多年來的佛教現代學術研究成果是零。所以,只要論及關於巴利「註釋書」,華人在國際學術界沒有發言權;相對於此,日本學者已經建立了相當的成績,而且仍然師徒相傳,精進不懈。
依據遠藤敬一的論文,西元 428 年,覺音論師在錫蘭 Mahnma 大名王 Buddhaghosa 在位期間(西元 428 年)自印度南部抵達錫蘭 Ceylon (斯里蘭卡 Sri Lanka)。這位大名王的名字出現在中國史書之中。《宋書》卷97 記載:「師子國:元嘉五年(西元 428 年)國王剎利摩訶南奉表曰:……至十二年(西元 433 年),又復遣使奉獻。」
晉朝的法顯法師於西元 412 年回國,他見不到覺音論師 ,也無緣聽聞到有關覺音論師的註釋書或《清淨道論》。


Endo, Toshiichi, (遠藤敬一), (2014), ‘The Sumagalavilāsinī and the Dīgha-bhāṇakas’ , Research on the Dīrgha-āgama(《長阿含經研究》), pp. 103-134, Dhammadinnā, Bhikkhunī, (ed.) , 法鼓文化,新北市,台灣。

遠藤敬一的論文指出,覺音論師剛一到達錫蘭之後,西元 428 年首先造《清淨道論》,接著造《善見律毘婆沙 Samantapāsādikā》與《波羅提木叉註 Pāimokkha-ahakatha》,其次是巴利《四部》的註解,依作註的次序為:《長部註 Sumagalavilāsinī》(《吉祥悅意》或《吉祥優雅》)、《中部註 Papañcasūdanī》(《破斥猶豫》)、《相應部註 Sāratthappakāsinī》(《顯揚正義》)、《增支部註 Manorathapūraī》(《滿足希求》),至於其他註解如《法句經註》等,有待考證其年代與確切註釋者。
日本學者森祖道估計,每一種註釋書約費時一年。
與覺音論師相關的待解決議題有:
1. 覺音論師為何要前往錫蘭?
2. 所謂將古錫蘭文 (Sinhalese 師子(島人)語)改寫成巴利,是什麼意思?為何要這麼作?
3. 這些註解有哪些是覺音論師的註解,有哪些是「古註」?
4. 歷史現場,覺音論師寫了三次《清淨道論》是什麼意思?
5. 覺音論師為何要返回印度?

在第三項,漢譯四阿含可以提供一部分「諍言」,漢譯阿含常有一些巴利對應經文所無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卻出現在覺音論師的註釋書之中,這一類額外的漢譯經文代表著南北傳共有的「古註」,北傳將註釋誦入經文,而南傳則出現在覺音論師的註釋書中。
在第四項,漢譯《解脫道論》「阿羅漢優波底沙(梁言大光造)」(CBETA, T32, no. 1648, p. 399, c11),的結構與《清淨道論》大致相同而早於《清淨道論》,因此,覺音論師有可能是仿照《解脫道論》的全書結構去編製他的《清淨道論》。
《解脫道論》的作者「阿羅漢優波底沙」也有問題,作者應該是「大光」,而《解脫道論》應該是被歸類作十二分教的「優波提舍 Upadesa」(優波底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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