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真偽問題
錢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1冊
(原刊《中國憲政》4:6，1969.5)
大乘文化基金會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頁205～213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1冊
(原刊《中國憲政》4:6，1969.5)
大乘文化基金會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頁205～213
我前些時在善導寺講「六祖《壇經》大義」，本係一番通俗講演，並不想牽涉到有關專門性的學術討論，因此對於《壇經》的版本問題及真偽問題，均未提及。嗣後看到澹思君一文，討論及此。但我一時懶於下筆，多作申述。昨今兩日又看到楊鴻飛君「關於六祖《壇經》」一文，指斥我善導寺講演，牽涉太大，我感到關於此問題，不應再鼎爾而息，爰草此篇，俾各讀者，關心此一問題者，有所參考。但我先向澹思君兄表示我久未作答之歉意。
楊君此文，乃是專據胡適博士之前說，認為六祖《壇經》乃出神會自由捏造，但我對胡博士此一番創說，十分不表示同意。抗戰時在成都曾草有「神會與《壇經》」一篇，文長一萬五千字以上，專對胡博士此一創說獻諍議。此文究草於何年，此刻記憶不真，應是在民國三十四年春，或是在三十三年冬，因此文曾刊載於重慶版﹑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卅一日之《東方雜誌》四十一卷十四期，儻臺北有收藏國難版之東方雜誌者，應可一檢即得。此是辨《壇經》之真偽問題者。
嗣在八年前民國五十年之冬，在香港又曾草有「讀六祖《壇經》」一小篇，乃就《壇經》祖本與敦煌本以及宗寶本三面對校，舉出幾條細節，證明《壇經》祖本由神會或神會之徒所竄羼者，其份量尚少，而由宗寶所竄羼者，份量更多。此乃於辨《壇經》之版本問題者。
因此文僅是一短篇，又只在細節上校勘，遠不如神會與《壇經》一篇之重要，藏之篋笥，未予發表。事有相巧，適《大陸雜誌》主編人輾轉託人向予索稿。在本星期二夜間，面囑某君攜去舊稿六篇，此稿亦在其內。想來《大陸雜誌》應可於最近期內刊出，藉此可向澹思君與楊君請教。
今就大體言，楊君力主六祖《壇經》乃神會所偽造，我則堅信《壇經》確是代表六祖思想，乃由其上座弟子法海所編集。楊君墨守胡博士創說，我則一依舊傳，雙方意見，恰相對立，苟非此一基本歧見獲解決，則楊君本其立場，演繹引申，對我善導寺講演之多指摘，在楊君自屬題中應有之義，在我則似可不再作冗長之申辯。
惟因此牽連到一重大問題，竊願乘便一談。此問題即為考據工作在學術研討上所應占之地位。鄙意認為學術研討上不能抹殺考據工作，在學術研討上其地位亦有限，不能單憑考據，便認為已盡了學術研討之能事。
即就六祖《壇經》言，《壇經》中一番大理論﹑大思想，此當為研討《壇經》更重要之著眼點。我曾把神會和尚集和《壇經》兩兩細讀，覺得神會思想實有與《壇經》中思想相歧各別之處。我因認定了此點，遂決意向胡博士創說作諍議。我在草寫〈神會與《壇經》〉一文前，先有論禪宗與理學共三篇，絡續刊載於當時《思想與時代》雜誌中。其第二篇詳論自六祖以下有關禪宗內部思想上之不斷演進，若要尋根究源，則斷然自六祖《壇經》來。《壇經》思想之所為具有甚大價值者在此。今謂《壇經》由神會偽造，當知書中有些故事與證據則易造，思想則不易造。古今偽書很多，偽書中亦極多有甚大價值之大思想大理論，但此等所謂偽書，都和胡博士所想像中之神會偽造《壇經》，情節不同，性質亦別，此處不能詳論。神會自己亦是一有思想僧人。每人於自己思想恒自寶愛，為何神會不自寶愛其自己思想，卻來偽造一套與自己思想有出入之別人思想。而且其所偽造之別人思想，又是遠有價值勝過其以前之自己思想者。思想之獲得進展與成熟應另有一番經過，此番經過甚深甚密，雖不能確指，但那裏是存心偽造，卻會倉促間偽造出一番有絕大價值，遠勝過原來自己思想之事。
所以使用考據工夫，應先有一大前提。如對《壇經》要下考據工夫，應先對《壇經》中思想有認識，不能放下《壇經》中思想於不顧，便來作考據。又用考據工夫所獲得之新結論，應能較之原有舊說更為合情合理方是。如謂有絕大價值之思想可由某一人因某一事項來自由捏造，此便有些不合情理。且彼為何要存心偽造，其中又應另有一番情節。今如楊君根據胡博士創說而推想出神會何以發心偽造之一項推測，在我認為實在是不近情理，很難教人信受。
胡博士平常教人，每喜說拿證據來，但在思想本身範圍之內，有些處只能就思想論思想，證據只能使用在思想之外皮，不能觸及思想之內心。我之善導寺講演，雖係通俗性質，卻想說出慧能六祖何以只是一不識字之販柴漢，而能悟出一番大理論，成為一套大思想，我當日的講演，只能根據《壇經》，指出六祖如何發心起腳，如何到東山禪寺後在磨坊中潛修默證，如何離了東山寺在四會獵人隊中十許年來，不斷含辛茹苦，自啟自發。凡我所指陳，雖亦根據《壇經》祖本文，非由自己捏造，但究竟算不得是一種證據，亦只一些推想，但我此所推想，比較上我自認為似乎不致太不近情理。
此刻我要說，一番大理論大思想，可由人自發自悟，比較上應是近情合理的。若說一番大理論大思想可任由人隨心自由捏造，比較上此是較遠情理的，我想我在此作這一番辨別，也不算得太不近情理。
而且神會比較是一個博學僧人，所讀佛書不算太少。又是一個能活動，極富政治興趣的一位僧人。只觀其滑臺定宗旨那一會事，自然神會不失為佛門中一英雄。但把《壇經》中那番思想，活潑親切，和易近人，而又極富創造性與革命性者，與其把來安放在神會身上，似乎不如依舊安放在惠能身上，還是較近情理。凡屬一項思想必然會和發出此項思想家之內在性格，與其平生活動相配合。我此一推論，我想也還近情理。
胡博士做學問，似乎有些處太過好考據，而於思想方面，每不見其有甚深之體會。如其為〈說儒篇〉，拉雜引用了極多零碎證據，也成了一創說。但若要把其所得結論和《論語》合讀，便見處處扞格，不能相入。無怪其所用證據，歷經國內學人駁擊，幾乎無一條可以確立不破。正因證據只是次要的，大前提差了，一意存心求證，自圓己說，往往可以愈差愈遠，即如論《壇經》係神會偽造，胡博士自謂有一個更可疑的證據，其實此一證據，乃是胡博士在此一條更無可疑的證據之外，又有兩條最明顯及很明顯的證據。但經我解釋，殊不盡然。證據不僅有正面的，同時還有反面的。同一條證據，有時可作這樣解說，但同時亦可作那樣解說的。因此一篇盡量運用考據的論文，驟看像是很客觀，但有時卻可有極深固的主觀意見包藏在內，我們從事學術研討的人，應該在此上另有一番修養，這卻不關考據的事。
自有《神會和尚集》和敦煌本《壇經》之出現，在禪宗史上遇有了新材料，自會產生新問題。但運用此項新材料，所獲得之結論，主要尚不外兩途﹕一是說《壇經》由神會所捏造，一是說《壇經》中有神會和神會之徒所竄羼。此兩說相差甚大。我只是確守後一說，此固是因襲舊傳無何新奇動人之處。但循此舊傳窮源竟委，可使我們來用心研究中國一部禪學史，能有所著手。若推翻了舊傳創立新說，當然是新奇動人。但惠能與《壇經》之舊傳，一經推翻，則不僅惠能本人，即惠能以前與惠能以後種種禪宗故實，均受牽動，有大部分同樣須推翻，最少亦當逐一另為作新說，說得通與說不通，則又是一回事。如此則當赤地建新，必待有人來從頭安排，創立出一部嶄新的以前所未經人道的中國禪學史。但此事真要著手，我敢斷言，必然是白費精力，無法完成，還不如講上古史，說禹是一大爬蟲，比較還簡單些。
即如胡博士的〈說儒篇〉，若果有人認真依照他結論來從新另寫孔子傳﹑孔子思想以及中國儒學史，必然有無數問題橫梗在前，無法推動。《論語》、《春秋》固然也該推翻，但新材料卻從何處去尋找﹖
如是言之，考據工夫，在某些地方，遇到某些問題，卻僅能破壞，不能建立。有了〈說儒篇〉，一部《論語》將無法研究。有了神會和尚把他來代替了六祖，將使六祖《壇經》黯然失色，亦將使人嬾於玩索。關於思想問題如此，對於文化問題亦如此。惟一結果，則惟有以不了了之。
但我縱言及此，又得請人原諒。我卻並不是在此存心菲薄考據，我只認為考據在學術研討上有其應占之地位。我們不能為考據而考據，我們不能一切惟考據是尊。我們應該在考據之上，乃及考據之外，再知有我們之所當用心處。考據則只是學術研討中一手段，一項目。學術研討，究和僅知整理一堆材料有不同。整理材料，亦須具更高心智，纔能有所成績。即如楊君文中舉出了豐干五首禪偈中之一首有「本來無一物」五字，楊君即認為六祖一偈乃是後人由豐干偈中脫化而來。但同樣此一項材料，何嘗不可說是豐干偈乃由六祖偈中脫化而來。有些材料，有如兩面開鋒的一柄劍，可以把來從這一面斬割，但也可把來向那一面斬割。我在民國四十八年有〈讀寒山詩〉一文，刊載在《新亞學術年刊》第一期，文中把豐干、寒山、拾得三人之年代，及其詩中之思想背景，都下了一番考據工夫。此三人已遠在六祖以後，那時已是禪學盛行的時代。故知豐干一偈乃是無意或有意中承用了惠能之偈語。現在，胡博士已把六祖《壇經》送給了神會，變成一部僧人在鬥法中自由捏造之書，惠能固然已失了他的偉大性，但神會也不能接受此一偉大性，因偉大的思想，不能從鬥法私意中自由捏造而來。自由捏造出一番偉大思想，此番思想之偉大，則必然會減損。而今楊君又把六祖一偈，溯源到豐干，謂是由於不知誰何人從豐干偈中脫化出此惠能之偈，如此則連神秀一偈，也連帶要受到懷疑，當時所傳禪門中南能北秀的一番故事，必待有人依據楊君新發現，重來改寫，而惜乎其人之終於難覓，也因這項證據之終於難覓呀。如是則當時中國僧人之創出新禪宗，成為一番絕大事業，對此下佛學乃及其他學術思想界發生絕大影響者，必將有使人無從說起之苦，勢只有讓此一大事煙消雲散，置之於不問不聞之列而止。
又如楊君文中舉出全唐獨孤及隋故鏡智禪師碑銘並序中有「惠能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之語，而推說到不但那時的懷讓﹑行思﹑慧忠非惠能之弟子，就是連打著惠能旗號而奔走革命的神會，也未正式被視為惠能之弟子。如此說來，惠能不僅是一毫無思想表現之人，此在胡博士考證及楊君文中均已明白交代過，而又是一位絕無嗣法，只是默默無聞孤寂地老死在曹溪。連神會的滑臺定宗旨，大吹大擂全是一派胡言，信口開河，自由捏造。胡博士只說神會自由捏造了《壇經》。楊君繼起，更進一步，又說神會自由捏造了惠能。讀者再看楊君原文，可知我此所言，則並非自由捏造。但楊君本是一依胡博士考據，又增添了新材料，而引伸出更進一步之新考據來。胡博士此項新創說，只要認真繼續發展，則如楊君所言，乃是其所必至，與所應有。
如此則無怪楊君要說，我在善導寺講演中所說的惠能是後世所謂南禪之人格化了的惠能，至少也是所謂六祖《壇經》中表現的惠能，而不是當時歷史性上一位真實的惠能，至於此一歷史性上真實的惠能，只因弘忍以貌取人，惠能不愉快地忍耐了七八個月便悄然離去，神會也因在神秀座下不受重視，行腳到南方，碰到了惠能，聊起了兩人中間雙方之不愉快，而引出神會滑臺定宗旨一番大革命，來打倒神秀派。神會因又自由捏造《壇經》來掩飾其真實動機所在。其實這些也只是楊君的推想。但有了證據，仍必要兼用推想，此亦無可厚非。只是把惠能與神會兩人之原本人格及其原本學養全都降低了。而且又把弘忍與神秀兩人也都庸俗化。中國佛教史上禪宗興起一大番驚天動地的事業，由胡博士與楊君說來，則原不過如此。
但當時中國社會並非無人，當時中國佛門僧眾，也非無人，如何讓神會一手掩盡了天下人耳目，又一手掩盡了天下人嘴巴，儘由其自由捏造。於是楊君又舉出盧奕的奏劾神會來作證。但盧奕奏劾中只說神會結會聚徒，疑萌不利，卻不是在說神會之自由捏造，也不是在說當時並沒有南能北秀之宗派兩分。但楊君根據盧奕一奏謂其便可證明當時神會滑臺定宗旨所說全不是事實。又說後來神會因籌餉助軍有功，才得到他後半生所奔走活動的成就。然則神會之後半生所奔走活動者，只是要自由捏造。而其獲得成就，還是依靠了官勢。如此說來，縱使我把站在我自己立場的一切證據和一切解釋全放棄，全取消，但我仍將感到如此般的考據和解釋，中間還是有很多不近情理之所在。
這且不詳說，依胡博士與楊君之所考據，不僅把中國當時一些禪宗故事全降低了，全失落其價值，而對中國全部文化史，全都有降低或失落價值之損害。胡博士教人拿證據來，又教人要把中國一切國故重新估定價值。我非一佛教徒，更非一佛教中之禪宗信徒，但我也曾拿出證據，我也要來為禪門此一故事重新估價，而我所得之結論，則正和胡博士與今楊君所云云者，適成對立。因此我在討論《壇經》問題時，不得不連帶提起考據工作在學術研討中所應占有之地位之另一問題來，幸讀者勿怪我橫生枝節。
我想對於此兩問題，即《壇經》問題與考據問題，或許有人或好多人會來參加討論，但每一人之智慧與意見，不能隨時急速有進步。我之所知，則暫時只止於此。苟遇在此兩問題上發表與我意見相反之論點，我只有虛懷接納，默記在心，俟我自己慢慢再有長進，自當再發表新意見，向關心此兩項問題者請教。否則殊不願老把我這些話來翻三覆四，浪占篇幅，此層亦請諸位讀者原諒。
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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