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金絲燕、董曉萍《佛經翻譯之路》

金絲燕、董曉萍《佛經翻譯之路》--《長阿含，大本經》對勘研究：中古漢土的期待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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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以繁體字刊行，但是卻「譯、译」、「與、与」並列，「長阿含、长阿含」並稱，讀起來彆扭。這應該是校對的職責(正在看日劇「校對女孩河野悅子」......)。 如果說北京大學出版」的校對排第二名，在中國應該沒有出版社肯自稱第一名吧？ 斗膽自稱「校對」排第一名的中國「出版社」，報上名來...
至於台灣「出版社」，顯然是高出此一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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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佛經漢語自有記載以來，第一次與印歐語系相遇而產生深刻的變化。」
這一句讀起來總覺得不對勁。
我感覺到的句意是：「有很多記載敘述佛經漢語和印歐語系接觸，這是第一次產生深刻的變化。」
或者是：「古代文獻記載了很多佛經漢語，這是第一次因為與印歐語系相遇，而造成第一次佛經漢語產生深刻的變化。」
我書讀得少，你不要騙我。
如果我是作者，我會寫成：
「因為翻譯印歐語系的文本或誦本，漢譯佛典裡的漢語起了深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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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漢至西晉為佛經初入期。重要譯者為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朱士行、竺法護。」
朱士行西行求法，到于闐求得梵書胡本，遣弟子不如檀送至漢地，譯者為無叉羅、竺叔蘭，祝太玄、周玄明筆受，此為《放光般若》，詳見〈放光經記〉(CBETA, T55, no. 2145, p. 47, c10)。
《出三藏記集》並未登錄任何朱士行所譯的經典。
所以，不宜稱朱士行為譯者，更不用說「重要譯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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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5頁11-12行：「由孟福、張蓮子碧筆受」。
「子碧」兩字疑衍。
各經錄所載，
《出三藏記集》卷7：「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CBETA, T55, no. 2145, p. 48, c12-13)。

《高僧傳》卷1：「(竺佛)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CBETA, T50, no. 2059, p. 324, b24-25)
第5頁21行：「僧佑《出三藏記集》」。
應作「僧祐《出三藏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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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6頁13-14行：「《溫室浴洗眾僧經》」。
應作「《溫室洗浴眾僧經》」。
14行：「《楏女耆域因緣經》」。
應作：《出三藏記集》卷2：「奈女耆域經」(CBETA, T55, no. 2145, p. 8, b1)
或見：
「柰女𦒿域經一卷(或云柰女耆域因緣經或直云柰女經　第一譯　十五紙)，佛說柰女𦒿域經一卷
右後漢代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見內典錄」《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第5卷-第20卷)》(CBETA, A098, no. 1276, p. 426, a1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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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7頁1行：「前期的重要譯者為道安、慧遠、羅致羅什、佛陀舍耶、曇無懺、法顯、...」。
「羅致羅什」不知指誰。
「佛陀舍耶」，應作「佛陀耶舍」。
「曇無懺」，應作「曇無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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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8頁1行：「鳩摩羅佛提的譯本《毗曇心論》」。
《阿毘曇心論》卷1：「晉太元元年僧伽提婆共惠遠於廬山譯」(CBETA, T28, no. 1550, p. 809, a6-7)。
或見：
《阿毘曇心論經》卷1：「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CBETA, T28, no. 1551, p. 833, c5)。
《雜阿毘曇心論》卷1：「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等譯」(CBETA, T28, no. 1552, p. 869, c6)
經錄並未記載鳩摩羅佛提曾譯過一本《毗曇心論》。
第2行「曇摩鞞(Dharma)」，不妥、不正確。
第3行「道安共譯出佛經14部183卷」，不妥、不正確。
道安不該列為譯者，更不用說「譯出佛經14部183卷」了。

《眾經目錄》卷1：「十住斷結經十卷(前秦建元年竺佛念共道安譯)」(CBETA, T55, no. 2146, p. 115, a19-20)。
各本經錄，只有 T2146, T2147, T2148 三本同樣名為《眾經目錄》的經錄提到「竺佛念共道安譯」《十住斷結經》，即使如此，將《十住斷結經》列為道安所譯，也是頗有問題。
第4行「道安之後，龜茲國祖先為天竺的獅子國人鳩摩羅什」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鳩摩羅什的祖先來自獅子國」。
古代漢譯佛教文獻，「獅子國」意指「錫蘭、斯里蘭卡」，沒聽說過「獅子國」隸屬「天竺」。
拜求典故出自何處 -- 希望不是出自「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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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行：「並選沙門僧契、僧肇等八百餘人協助譯事」


《出三藏記集》卷14：「於是興使沙門僧肇僧[18]略僧邈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CBETA, T55, no. 2145, p. 101, b19-20)[18]略＝䂮【明】。
應寫作「僧肇、僧略」不應寫作「僧契、僧肇」

8-12行：「(長安)大石寺，公元399年，法顯和尚曾由此西行取法。...大(石)寺，亦名草堂寺」。

這是讓我大開眼界，我沒讀過、也查不出來，法顯在長安住錫哪一所寺院。

孤陋寡聞的不只是我，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維中在其2004年出版的《新譯佛國記》262-263頁只寫「法顯住錫於長安」，也未能講出在長安哪一所寺院。

拜求資料出處，讓我長一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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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9頁：「跋陀」一段可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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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10頁7行：「縣摩持」應作「曇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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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10頁14行：「求那跋陀羅(394-468)為菩提達摩之師」。


禪宗史記錄菩提達摩抵漢地之後見梁武帝蕭衍，蕭衍稱帝在西元502年，此事應在其後。


西元434年 求那跋陀羅在錫蘭(師子國)，西元435年到廣州，如果菩提達摩15歲在西元434年拜求那跋陀羅為師，那麼菩提達摩見梁武帝時，至少是 83 歲，雖然沒有任何記錄說明菩提達摩抵達漢地的年紀，但是似乎沒這麼老。


更何況，「求那跋陀羅(394-468)為菩提達摩之師」似乎是史料所未載。


學術著作常要求，一段史事如前人已言，應稱舉別人的記述；如果言人所未言，應標出自己所依據的文獻。


金絲燕此書令讀者有查證困難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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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11頁2行：「礓賓」應作「罽賓」。
《出三藏記集》卷15：「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出數經。」(CBETA, T55, no. 2145, p. 110, a19)
第11頁7-13行：
「師從佛馱」應作「師從佛馱跋陀羅」。
「積園寺」應作「枳園寺」。
「普唯經」應作「普曜經」。
「善穗優婆塞經」應作「善德優婆塞經」。
「摩河僧祇眾律」應作「摩訶僧祇律」。
《出三藏記集》卷2：「摩訶僧祇律」(CBETA, T55, no. 2145, p. 11,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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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12頁16行 「佛所行贊」應作「佛所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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