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07 13:21:34 來自: 歸依法
進入現代佛教的文獻學領域，開始我的學習歷程時，赫然發現歐洲、美國、日本的「漢譯佛典文獻」學者並不在意漢語世界對他們見解的看法。
可以看到他們對漢譯文獻的字義解讀與經典詮釋，很少諮詢華語世界，論文與書籍發表之後，也未看到、聽到華語世界的迴響。就佛教界而言，似乎是老僧以「不見不聞」為上乘，就佛教學術界而言，似乎是「無力、無心、無閒」回應而造成「喪失話語權」的現象。
2010.9.24 黃夏年在其題為《2008年中國大陸佛教研究方法討論之我見》的報告提到：「中國佛教研究應有自己的特點，中國佛教界與國外接軌，方法論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話語權的問題」，而「有什麼樣的方法論，就會出現什麼話語權，因此方法論又決定了話語權的歸屬。……中國學者研究佛教，特別是在研究佛學的時候，有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所以，「只要未來的中國繼續開放，不斷接受外來的學生到中國學習，為世界學術界培養人才，那麼話語權就自然發生轉換，中國的方法論也就自然受到重視，被外國人接受。」
我的補充意見為：「要積極對主要期刊的『漢譯佛典文獻學』論文作『批判而具深度』的回應，而且定期對學術專書作『專業書評』，此類書評要能達到楊聯陞先生所作的『漢學書評』的學術縱深，或至少得到廣泛的迴響與討論。」
回顧過去，例如：
1. 水野弘元認為現存《增一阿含經》與《中阿含經》為同一人所譯，盡管他時而認為兩者都是僧伽提婆所譯，時而認為是達摩難提所譯，(似乎後者為其「晚年定論」)，但是漢語世界對此如聾似啞，似乎直到2006年1月水野弘元過世之前，沒有任何論文對此表示贊同或反對。
2. Paul Harrison 在2002 年認為單卷本《雜阿含經》為安世高所譯。
3. 那體慧(Jan Nattier)在2010年提出譯經大師竺佛念是個偽經製造者(她稱竺佛念的譯經為 Fo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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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7 20:45:51 michael (不自由勿寧死)
第一，是因為水野的那套譯叢在大陸並不容易見到，其次是真正的專業文獻研究者本來就不多；
第二三主要還是華語佛教研究界的閉門造車的過去造成的。
對於話語權之說，恕我直言，這是在自說自話。什麽叫話語權？你首先要拿出與人交流的誠意來，人家的研究你根本都不知道，談什麽交流。
學術就是這樣，別人說得如果沒價值，但人家鬧得很紅火，你也不能忽視，不妨寫篇文章狠批一頓，最好是用英語寫，讓他知道自己的無知。而不是連人家研究什麽都不清楚，卻在這裡想著要奪什麽話語權，奪什麽奪，人家都不理你。這種事，是要拿出實績的。看看在漢語佛教研究界，像印順導師的研究，秋逸先生的研究，當代的楊曾文先生的禪宗史研究，方廣錩老師的敦煌寫本研究，日本人根本繞不過去，這才叫話語權，不是靠外國學生來了你就有名了，話語權也就自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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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8 22:52:04 歸依法
「佛教是中國的傳統宗教，研究漢文佛教文獻，我們中國學者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我們理應在這一過程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的學術界與佛教界，目前對這一問題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們的投入很不夠，我們的力量還很小。
我們的實力與我們面臨的任務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是方廣錩老師，2004年11月18日至21日參加日本京都舉行的「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之後，所發表的報導與感言。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3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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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9 08:49:52 michael (不自由勿寧死)
"我們的實力與我們面臨的任務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個實在是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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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ifertw.blogspot.com/2011/09/19.html
親愛的法友：
是的，閱讀華文佛教書籍和佛教論文時，自我感覺良好，而且充滿了幸福感。
但是，閱讀國外學者關於漢傳佛教的論文和書籍時，發現他們只徵詢日本學者的論文和見解，完全不理會漢語世界對漢譯佛典的詮釋。
作為一位長期受漢傳佛教薰陶的佛教徒，我深感被人當眾羞辱。我也對漢語世界對漢傳佛教失去發言權而憂慮。
就敦煌學而言，1960 年以前，國外論文也是對漢語著作不屑一顧；今日，一流的國際學者已經知道要向中國學者或台灣學者查核或請教。敦煌學中，蔚然成家的有柴劍虹、榮新江、方廣錩等中國學者與潘重規、黃永武、鄭阿財等台灣學者。但是，佛學方面，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仍然樂於保持緘默，不願意看、聽外面的研究，不願對外界不當的解說作評論。
為什麼華人在這麼重要的會議和議題喪失發言權或缺席？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未來華語世界中的佛教界與佛學教育界應該做些什麼？
掃樹葉的 2011.9.18, AM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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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Yifertw:
華語佛教學界最大的問題，可能還是沒有過「語言關」。我剛剛就是深受其苦，上午從十點多開始就在複核書中的幾個藏語人名、書名，我沒有修過藏文，再加上藏文轉寫也頗有幾種標準，弄到我真是苦不堪言。我一直想找位藏文老師，修上那怕半年，起碼也可以讓我得窺其門徑。
比我這種情況更糟的是不少華語學者連一兩門最基本的工具性外語都不熟練，像英語、日語，這就使他們的研究更受限制了，更何況梵巴也需最低能有入手藉助詞典研究的基本能力。否則，無論是研究教義還是文獻，都是件異常痛苦之事。
西方佛教學研究，以前受基督教研究傳統之影響（基督教學者多好以希伯萊、克普特、希臘、拉丁等諸種語言的文獻相互校訂），故而其佛教文獻學也是以佛教比較語言學為基礎，故而多通數國語。方法雖然未必能保證一定能出類拔萃，但是，受過這種訓練之人，即使是中人之資，起碼運用起諸種語言之工具，可以觸類旁通，多加徵引，互相生發。而華語佛教界，甚至不少名學者，卻可能一門外語都不通，竟然也能成名，頗讓人納罕。尤其是治教義者，每多自說自話，以今度古，大有「六經注我」之氣象，卻離佛教本體之研究遠矣。
看過去能擅一時之名的華語學者，陳援庵、陳寅恪、湯錫予、呂秋逸(呂澂)、印順長老，國學根基即已牢靠，又對外來學術研究多所借鑒，廣益多師，有所依傍，方能青出於藍，更勝前籌。方今之時，舊學根柢我輩已然不如前修，而新學或可與之爭勝，如果此點尚且不如前人，則學術並非總是如進化論一樣，後學未必定能勝於前賢，固已必矣。而反觀東洋學者，從十九世紀末始，即與於世界佛教研究之主流，自南條（《南條目錄》至今還在歐美學界沿用，這也是華人佛教學術之恥）始，高楠直到剛剛去世的沒多少年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都在西方佛教學術界有過深遠的影響。而華人至今能在西方有此種影響的，屈指數來，我不知道能有幾人？
故而，佛教研究應該重基礎，重語言，重文獻，應由本科開始作長遠的培養計畫，在年輕學員二十歲左右學習語言的能力最強時先過語言關（也應該包括古漢語或佛經漢語），然而等到數年培養之後再進入比較艱深的義理或者其他相應學科，這樣根基既牢，方能上建碩塔七重。又扯遠了，「經數」我上班後再行核對，家中資料不全。我看書去了。回頭聊。
法友 2011.9.28 PM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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