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文獻研究不應該開倒車：回應「『香象過河』對跨文本對照閱讀的看法」

 

以下引自《香象過河的 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2ece30100w2mx.html

不大贊成佛經的校對參照梵文、藏文或者巴利文(文獻)

(2011-11-19 22:08:27)

關於佛經校對，不斷的聽說一些觀點，說是要參考梵文或者藏文。對於這種觀點，我是不大贊成的。

民國時代，歐陽竟無先生和呂澂先生曾主持編寫的《藏要》，就一些佛典進行了梵文、藏文甚至巴利文的對勘。我想提出這些觀點的大多是受這兩位先生的影響。不可否認，《藏要》提出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勘校佛經的思路，並把這個思路付之於實踐。現在所看金陵刻經處所刊刻的佛經，在近現代算是不可多得的善本佛經，很多佛學院都用之作為教材。比較正規的出版社也採用其作為影印本出版。但漢文佛經真的不完美麼？我不這麼看。

要解釋這種觀點，不得不提當時佛經翻譯的的一些情況。比如鳩摩羅什大師、玄奘大師當時翻譯佛經，是有專門的譯場，而且是由國家組織實施並由當時的政府提供後勤保障的專門機構。譯經場地既是佛經翻譯機構，又是佛法講學場所，這些大師都是三藏法師，精通經律論三藏，一邊翻譯，一邊講解。同時還有專人進行潤文，梵、漢互證等等一套嚴謹的手續，然後才會由國家組織專門的寫經生進行抄寫，反復校勘無誤後，才會頒行天下。

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時翻經的梵文底本，基本都已經找不到了。現在偶爾能看到的梵文古本，基本都是一些碎片，有完整的，也大部分都是公元8、9世紀的，和當時鳩摩羅什、玄奘等大師所取回、所用於翻譯的底本精良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已經不可能找到當時的梵文底本，用這些梵文底本再來校勘大師們所翻譯好的漢文，真的有意義麼？

藏文佛經很多本身就是從漢文翻譯過去的，再折騰回來，合適麼？有這個必要麼？就是從梵文翻譯過去的藏文佛經，其底本真的就是當時最好的梵文底本，甚至還要好於鳩摩羅什、玄奘等大師帶過來的梵文底本麼？巴利文有多少大乘佛經？就阿含部來說，倒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我校對的佛經，前期都是大乘佛經，海外對小乘佛經比較重視，受印順法師的影響，他的一些信徒在校對阿含部的佛經吧，大不了交給他們好了，如果他們校對的完美，我倒是樂見其成，省的了很多麻煩，也節省不少氣力。

另外，就是有了梵文的底本，誰來翻譯和對勘漢文？對於梵文和漢文的精通程度，現代的翻譯者和校勘者，是否真的精通梵文也精通漢文？就是精通梵文也精通漢文，是三藏法師嗎？對經律論三藏有深入研究嗎？精通佛法理論嗎？佛學修證又如何呢？就是精通佛法理論，比得過鳩摩羅什、玄奘等大師嗎？修證比鳩摩羅什和玄奘法師高嗎？這些都是要打問號的，都做不到或者只能做到一兩條，那對勘梵、藏、巴利文真的有意義麼？與其花時間與精力做這些無意義的事情，倒不如老老實實的做漢文佛經的校勘，所謂的校勘就是勘定後代流通中經文文字的失誤，追究到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型態，或者無限接近到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形態。

對於梵文、藏文以及巴利文，我個人覺得沒必要對照漢文全文對勘，梵文本、藏文本乃至於巴利文的對於漢文佛經的真正作用是在咒語部分的讀音，在涉及到咒語部分的讀音的準確性上面，是可以參考梵文本和藏文本的，經文義理部分，則沒必要對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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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正在為一本三國以前的漢譯佛典作跨文本校勘，恰巧讀到「香象」的意見，藉著和他討論一些校勘方法學的見解，也順便和大家交換一下佛典校勘的意見。

香象說：「但漢文佛經真的不完美麼？我不這麼看。」我也不認為漢譯佛經不完美。在「漢譯佛典、藏譯佛典、巴利佛典、梵文佛典」之中，漢譯佛典「文獻時代跨鉅最長」、「涵蓋部派最多」、「保存佛典歷時變化的痕跡」、「留下珍貴的初期大乘佛教的文獻」，更不用說「歷代僧人留下的印度歷史、地理、風土、文化史料」和「漢魏兩晉珍貴的漢語史料」了。

這在辛島靜志已經說過了：

辛島靜志 Karashima Seishi，〈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2007，許文堪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pp. 293-305，巴蜀書社。(Underlying Language of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ristoph Anderl and Halvor Eifring eds.,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Christoph Harbsmei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2006, pp. 355-366》)。293頁：「眾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著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份和竄改插入。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和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因此，為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藏語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上。」

溫宗堃與蘇錦坤兩位作者也重申這樣的意見：

溫宗堃、蘇錦坤(2011)，〈《雜阿含經》字句斠勘〉，《正觀雜誌》57期，37-117頁，南投縣，台灣。「筆者以為，部分漢譯版本為二至五世紀的譯本，而部分梵、巴文獻紙本，則常常為五世紀之後的文本。在某些狀況之下，梵、巴文獻或許會有後期的更動，反而漢譯文獻保存原來的風貌、用語或另一並存的說法。只是面對西元五世紀之前的古漢譯經典，有待更多校勘來讓現存文本更為精審？我不這麼看。」

但是，對許多初期漢譯佛典，跨文本對勘，絕對能提供額外的幫助。這就像可以搭船順流從武昌到上海，就不須堅持要經由陸路步行、騎馬。接著，我們來談「跨文本校勘提供的協助」。

我覺得「香象過河」的這篇文章是開倒車，好像是說，「皇帝的御醫、京城裡的醫生都醫不好了，不需要再找其他醫生了，就照他們的藥方繼續吃吧」，或者像是說「愛因斯坦都說這個理論是錯的，有誰比愛因斯坦在物理學的成就更高呢？有誰比愛因斯坦更聰明呢？如果這個理論重要，愛因斯坦早就寫論文、寫書探討它了。所以，被愛因斯坦判定是錯的『量子理論』肯定是錯的。」

我想指出，梁朝寶唱奉梁武帝旨意所編列的《經律異相》，有不少資料是錯的。《別譯雜阿含328經》的偈頌是脫落、錯位的，而藏譯三昧天的《俱舍論疏》則有一些現存漢譯經典、巴利經典所無的經典。恐怕，《香象過河的 BLOG》此篇論文的結論下得不夠扎實。

請參考：

「跨文本對照閱讀與佛典校勘」的參考書目(僅列中文期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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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經閣外的掃葉人 提到... 2011年12月3日下午9:05

「香象過河的 BLOG」是我相當敬重的部落格。

這次僅僅是單純的觀點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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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樓

日月空曌   2011年12月3日下午  10:05

首先，我想對香象兄文中提出的觀點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香象兄原文說提到：「與其花時間與精力做這些無意義的事情，倒不如老老實實的做漢文佛經的校勘，所謂的校勘就是勘定後代流通中經文文字的失誤，追究到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型態，或者無限接近到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形態。」

    我的看法：關於經典在歷代寫本和刻本中的變化，在大多數經典中相差並非很多，而且一些字雖然有所變化或增刪，但於經典本義似無多大差別。如果從香象兄的這個角度來說，我想問一下所謂追求「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形態，或者無限接近到佛經譯成漢文後的最初形態」是否有必要？

    例如，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壇經》，從目前發現的較早的《敦煌本》（只是目前發現最早，而不是最初出現的版本），到後世較為流行的《宗寶本》，內容篇幅增加可謂極多，如果要追求最初版本，或接近的最初版本，那大家何不都以《敦煌本》為流通本，其他的本子豈非沒有意義。而對《壇經》諸本的對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壇經》思想的發展，而這種發展與當時禪門諸派所奉持修行必然有一定的聯繫。

    從此意義上說，所以追求漢文經典的最初形態，或者把最初形態定為是最可靠的本子，這種觀念是值得商榷的。作為校勘者而言，是否能確定最早的本子就一定是最可靠的，而且還不包含已經失傳的本子，所謂的最早形態或最接近形態本身就要打個問號。那麼這種校勘有何意義？

    但事實上，內容的校勘當然是有意義的。那麼這種意義在那裡？我想說的是，經典的翻譯語言是一定時代的語言，對於現代人而言，對於文言文的理解當然是存在較大的差距。即使是像羅什和玄奘那樣有修證的大師，譯出的經典，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在理解時必然在文字上有較大的差距，甚至後世對於一些法義的理解可能是錯誤的。因此，如果有較原始的版本作為參考進行校對，對於一些問題的解決和理解當然是有意義的。這點大家不知是否有這種感覺，有些古文的經典讀起來很難理解，但如果參考一些英譯本或其他語言的譯本，有時反而助於理解（當然這不是說英譯本等就一定準確），但這至少提供了一種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說，梵文本和藏譯本當然也是一種價值很高的參考文獻。雖然有些藏譯本是從漢譯本譯成藏文的，但當時譯者的水平和理解應該來說也非一般人所能達到，用這些譯本互作參考，是否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

    另外藏譯本中，有很多經典是漢語系經典中所沒有的，我記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有一種說法，目前漢譯經典和藏譯經典中僅有五分之一是有相應經典的，其餘的似乎都有差異，這恰恰說明漢譯經典和藏譯經典（包括為數不多的梵文經典）的價值。過份強調漢譯經典的高度，這實際上有一種類似於道德主義的傾向，歷史上有修證並不代表現代人有同樣的修證高度，你總是說現在人修證不行，非要有地上菩薩那樣的修證才可以印證或宣揚才是正確的，那豈不是把大多初機修學之人排除在外，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斷除他人慧命結果。同樣強調漢譯經典而否定梵、藏經典的可靠性，同樣不也是如此嗎？

    無論是校勘或不同語言的經典之間的對照互勘，都是有其自身的緣起，過份強調過去的梵文與現在的漢譯經典的一致性，想必也是有問題的（過去的梵本與漢譯經典所用的梵文是否是同一文本當然存疑），但這種疑問並不能否定這兩種語言經典的可靠性。但同樣要求只注重漢譯經典，而忽視現存的梵、藏經典，那也會走向另一極端。不同語言經典之間的互相參照，始終是一種必須存在的方式，即使有所缺憾，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必強求執一為終的主張。從我個人的角度而言，如果有條件，對於梵、藏、漢、巴經典之間的對照，當然是有意義的工作。

    末學愚鈍，還請諸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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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佛經  2011年12月3日下午10:14

跨文本對勘在最近幾年，尤其是借助發達的通訊和互聯網絡在高效的信息傳遞和和平的文化交流氣氛下，得到快速發展，這是學術的大趨勢。大陸在這個方向上比較弱勢，在行的人不多，常有武斷之語。群裡前幾天有群友評價一篇梵文翻譯成中文的佛經，其文字遠不能同時達到「信、達、雅」的標準，或許從這個角度，和古譯經比較，認為有高下之差。由此可知，這也是學術上努力方向。或許將來可以按照古譯場的標準，建立現代譯場，也在期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