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吳敬梓傳

 

以下引自部落格《胡適之先生的世界》

http://hushihhc.blogspot.com/2011/03/1920.html

2011年3月27日星期日

吳敬梓傳 (胡適 1920)

這一篇1920竟然沒收入《胡適文集》 (北京大學) 所以待校….

我作些簡單的詞的解釋: 博雅/墨卷/擺死/一壇/‘天下有道’三句/舉業

吳敬梓傳 (胡適)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曆 1701—1754）。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 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從此，「鄉試也不應， 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後來死在揚州，年紀只有 54 歲。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積晉芳《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傳世間，為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王又曾（轂原）《丁辛老屋集》裏曾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晉芳《拜書亭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 蘸露拖煙委曲塵。」——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許多很好的文字。只可 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
書裏的馬二先生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 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 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 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 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 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 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再看他寫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諸人的學問人格那樣 高出八股功名之外。——這種見識，在二百年前，真是可驚可敬的了！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駡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 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台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最妙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壇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 生貶為青田縣知縣， 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裏，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荊元做結束。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朋友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為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相與？ 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 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
（選自《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6 年版）

* 胡適1925/10/29有”重印《文木山房詩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