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擁有全套的《古史辨》，在德國漢堡市的新天地書局買的，這書局是我的圖書館，正體、簡體中文書都有。全套有八、九本，在從美國搬遷返回台灣時，當地的一個社區大學圖書館(Community College)詢問是否有中文書可以捐給他們，我捐了四百多本，這套書也隨之贈送了。
顧頡剛與傅斯年原是北大同學，在學術上各有擅場，但是傅待顧如小學弟，要強迫他接受顧所不樂意的職務，造成兩人友誼的訣裂。
傅傾向國民黨，且頗當權，造成顧與國民黨漸行漸遠。
＝＝＝＝以下引自部落格《胡適的世界》＝＝＝＝
http://hushihhc.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7188.html
顧頡剛 (1893—1980.12.25) 歷史學家。
江蘇吳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 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后， 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是我國「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層層累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建國後，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應毛主席、周總理之請，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 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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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日記》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 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隻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 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復思考之後，我決定通過 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 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 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后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 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 “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 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係，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系，這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範，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範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後歸宿。其中種種錯綜復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系，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節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年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只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範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因篇幅限制，這裡隻能刊發余英時先生這篇“序言”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並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按）
事業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
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盡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後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
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後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徵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復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只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后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 學術界的後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 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餘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 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 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後，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鬥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此責任，此後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隻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後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後當結集一幹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後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乾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以後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餘力地提攜後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教，由於社會事業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 是「顧老板」、「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我受其禍，於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之故，不能不培養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於「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集幹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牟潤孫便已在背後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後，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莊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界之重鎮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界爭「霸權」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並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關於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裡， 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 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裡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
大體言之，從抗戰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事業，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這是最可信的旁證，清楚地點出了這一重大轉變的時刻。
傅斯年的影響籠罩一生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願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後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後，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變至敵對的地位﹔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學敵」，因為他們的衝突根本是在學術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不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於爆發了出來。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於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後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遽成一校領袖，雖魯迅
此文將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分歧歸結為「提高」與「普及」之異，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攬青年研究人才一向採取所謂「拔尖主義」，而顧先生則太丘道廣，幾乎來者不拒，可為明證。但他們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後，還是由於兩人都有領導學術的構想和抱負，而且持之甚堅。關於這一點，顧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的長信中，說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作事，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2）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亦是相拂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有軌道，什麼事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 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抵觸。
今年春間， 燕京大學來書見聘，謂在美國已捐得大批基金，開辦中國學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覺得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過生活，所以便答應了。告給孟真，孟真大反對，罵我忘恩負義。我說，『只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時中央研究院寫聘書來，我就受了，把燕京辭了。但是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這是一封向師門訴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終隙末的細節都交代出來了。引文前一段顯示他們兩人都具有極堅強的性格，互不相讓，即所謂「一山難容二虎」﹔下半段則透露傅確有意將顧收入自己的系統之內，即廣州中山大學和即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而且不許他叛離。此信在後面還引了一句話：
「孟真曾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
這當然是老朋友爭吵中的一句情緒語言，未可認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語窺見其一斑。
傅斯年是學術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長作風」欺凌顧先生大概是事實。1929年5月8日的《日記》說：
「孟真盛氣相凌，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條跋語云：
「此預言並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於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台灣，此則真敗耳。」
可知傅確是要征服他以為己用，卻未曾想到嚴重地損傷了老朋友的尊嚴，不但不肯「就範」，而且激起了獨樹一幟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後，由於傅的憑藉深厚，顧先生在事業上畢竟落在下風。1940年代他之投入國民黨的文化活動，也是為了與傅爭鋒，最後也事與願違。這使他一直耿耿於懷，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兩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戰犯」、「逃台灣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後，胡適給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說：
「頡剛也定有紀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雖不了解當時大陸文字刊布的情況，但對於顧先生的認識畢竟還是相當真切的。《日記》1951年1月1日條果然寫了下面一段話：
「聞傅孟真於半月前在台灣逝世。此人一代梟雄，極能縱橫馳驟，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壓高，到美國療之，稍愈。然醫言不能過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壽五十有五。」
其詞雖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個字畢竟流露出老同學、老朋友的真實感情。
最後，我要指出，顧、傅兩先生在學術事業方面雖然競爭得很激烈，但在學術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讓我們先看看傅對顧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顧和老朋友辛樹幟在北京中山公園有一段很長的談話，主要是討論顧和傅的關系。顧記道：
「談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氣，故傅斯年欲壓迫我，我即離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樹幟云：『當我在德留學時，與傅常見面，彼極口稱道你。故我雖未認識你，即已心儀。其後你和孟真鬧翻，我常勸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頡剛使我太下不去。』」
談話中涉及羅常培常在傅處說顧的壞話，終使兩人凶終隙末，因與此處論點無關，略去不引。從辛的話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辛對兩人「鬧翻」是很引為遺憾的，但傅在回國前對顧「極口稱道」，則確是事實。辛的話完全證實了傅《與顧頡剛論古史書》那篇長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書》中有下面一段話，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羅家倫）、（姚）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 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傅文從1924年1月寫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可見這三年之內他對顧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兩人中年分裂之後，傅的態度依然未變。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龍泉鎮用朱筆批讀《史記》，其中一條說：
「顧頡剛云：『黃帝所至，即子長所至（見《贊》）。蓋子長仍以自己所聞之傳說為斷也。』」
可知他繼續在肯定古史「層累地造成」說。1943年《日記》有一條記傅對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來，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鋒頭。……然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嘗謂今日時代係五四時代之反動，他日必將有對今日之反動，彼時又可大張旗鼓矣。此後雖不發表，仍當繼續工作，至能發表時而揭開，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釋老友之疑也。」（見《日記》1943年10月30日條）
所引傅語最可見他對《古史辨》的重視，唯恐顧在政治壓力下自棄所守。這是「老友」發自內心的愛護之言，因此顧也似受到感動，而有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 後人才知道顧先生並沒有放棄早年「古史辨」的立場。當時在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激情高漲，而國民黨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場，要把孫中山繼承堯、舜以下的「道統」，顧先生便只好隱忍不言了。嚴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論旨其實即是以最嚴格的方法審查史料構成的時代，這是史學的始點並且獨立於任何史觀之外。 蘭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說：
「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本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蘭克的史學，自然對顧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簡單：「作品」經過研究而發現是「不可靠」的，它當然便不能加以「歷史的使用」， 而「文本中的真實」也就根本被摧毀了。這正是「古史辨」從「辨偽」到「疑古」的基本運作程序。但抗戰時期的重慶確有顧先生所說「五四時代之反動」的傾向， 上面已提到了。在當時氣氛之下，「疑古」是會犯眾怒的。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者。以今度昔，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顧、傅兩位「五四」健將會發生那樣強烈的反響了。無論如何，傅對顧的推重並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於顧對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評價，則由於我所見到的資料有限，暫時不能輕下斷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論文如《大東小東說》（1930），其中曾引「吾友顧頡剛先生」之說，可能在起草時便和顧商討過。稍後的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在考古界影響很大。顧似乎認為這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法未必可從，但他顯然認真地讀過此文。最後我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記：
「看《性命古訓辨證》。」
接著5月4日、8日都在續看此書，至11日「看《古訓辨證》畢。」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專著，1940年出版後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陳垣在這一年8月14日給長子樂素信中說：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證》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
隔了兩天又補一信（8月16日）曰：
「余閱《性命古訓辨證》，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覺得如何耳。」
顧先生當時或許也曾收到過贈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書的記載。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間，他居然敢再次細讀「戰犯」的舊作，至少證明了他「不以人廢言」的嚴肅態度。
顧、傅分裂是顧先生學術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後他在學術普及的事業上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此事有很大的關係﹔他顯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外，別樹一幟。他們兩人的友誼破裂雖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發展的結果使中國現代史學呈現出一種多採多姿的面貌，則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學術界存在著多元互競的空間，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傅、顧之間的分合與胡適有很深的關系，下文續有討論。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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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msn.news.ifeng.com/history/renwu/detail_2010_09/02/2416810_0.shtml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5期 作者：范泓
30年前，史學家顧頡剛在北京去世。消息傳到台灣，舊友陶希聖不勝傷悲，隔海撰文，追憶當年兩人的交誼。其中一個細節十分溫暖：1935年前後，陶希聖在北大辦《食貨》雜誌，顧頡剛與譚其驤辦《禹貢》半月刊，並行於世。兩人同在燕京兼課，顧每次開車途經西四牌樓陶的住處，總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課，再同車返城，無論春風秋雨，從未間斷，約有一年時間。顧與陶同為北大人，在學術上皆有建樹，彼此之間，惺惺相惜。顧一直認為陶是中國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對於中國社會有極深刻的認識」；而在陶希聖眼中，顧則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談及自己的事，「總是謙退不遑」。
不過，陶對顧頡剛當年某些選擇卻頗有微辭，認為這是顧的「自覺與自誤」。陶說：「顧頡剛為學，從辨偽至疑古，這是清代訓詁之學的一個延續與發展。但後來從訓詁之學轉入史地研究，則又不止于『經世之學』」。顧在辦《禹貢》的同時，又創辦通俗教育社，這多少讓陶希聖感到不解，「他這一步跨到那兒去呢？」實際上，顧頡剛為學之變，乃因內心空虛之故。他當年對陶這樣說：「考據的工夫做下去，自己覺得空虛。我辦禹貢，再辦通俗，是實際工作與民眾工作。」陶自認為了解顧的這一番「自覺空虛」之意，那就是顧頡剛「辨偽疑古」，用了苦功，但「只是破，未能立，自覺空虛，便一轉為史地之學，再轉為通俗教育之民眾工作」，「便走進了『民眾工作』的隘路」，「摸不到隘口之外的方向」。
在陶看來，顧的老師胡適及校友傅斯年則不同於通常的考據學家，即孟子所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傅斯年曾對陶希聖說過：適之是19世紀自由主義者，他本人是自由主義帶著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陶認為這二人「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在學術上是實證主義」。「胡先生稱道清代考據之學是科學的方法，或者他的抱負是實證主義承接清代考據之學，結成一個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是從19世紀自由主義演進下來的」。傅斯年後來到台灣辦大學的方針，即採老子之說法：「虛其心，實其腹」，要請好教授，好好的教書，「讓學生多讀些書，多看些事情，看遠一點。不要做學生運動……」陶感到顧頡剛當年的「空虛」，頗似項羽最後一仗垓下之圍，「他帶著幾個騎士突圍而走，走出一條隘路，問路於一位老人。老人說：『左！』……左乃陷大澤中」。顧頡剛雖然下苦功做考據，卻未曾理會實證主義，未曾看清許多事物的真相，「三十年以至於死，沒有什麼拿得出的成績見江東父老。余英時先生為之扼腕，我更為之嘆息」。
陶希聖對顧的評價既有學術上的，又有政治上的。但陶本人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只能視為一家之言。就其訓詁之學，做到清代的戴東原可算是到了頂點。戴本想憑漢學突破宋學的藩籬，建立一種足以取代宋學的倫理哲學。但考據之學突破了宋學的經解，就等於突破了孔孟之學的義理，「到頭來只留下一片空虛」。從這一點看，顧頡剛當年考據再也做不下去，自覺「空虛」，是否頗有點似清代的戴東原，即「一旦瀕臨生死關頭，自覺空虛之處，或者那是宋學某種義理還魂之處」，因為戴最終還是轉回到宋學的義理，而顧的「民眾工作」，究竟要走到那去，難怪連老朋友也看不懂了？
讀蔡尚思80年代的文章，也認為顧頡剛關於學術事業上的巨大抱負沒有一一實現出來。顧在青年時代立志要以「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曾經問過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基本信條」？顧在北大求學時，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印象深刻，對同宿舍的得傅斯年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學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不過，到了1951年上海《大公報》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時，顧對胡適早已不再認同，因為胡適自1926年以後就自稱已由疑古派變成信古派了。即便如此，蔡尚思的文章還是認為顧頡剛「還缺少唯物史觀的應有常識」，其原因是他對錢穆、陶希聖、蔣廷黻、馮友蘭、繆鳳林等人的學術評價曾經過高，「當然也是很有問題的」。從某些細節看，顧頡剛的思想轉變以及與北大師友漸行漸遠，或許是在抗戰結束後不久。「他與傅斯年的關係，由誼同手足，而貌合神離，而終於『決裂』」（朱維錚語），即為一例，與陶希聖的關係亦是突兀生變。
自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還都，陶希聖常奔走於京（南京）、滬之間。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陶希聖與夫人正在散步，突見顧頡剛施施而來，「我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匆匆問他：『你在哪？』他說：『就在這附近。』我說：『我跟你一道去看望一下。』他說：『不！我有事。』他撇開我的手，揚長而去……」從那以後，顧、陶二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及至國民黨全線潰敗，陶等去了台灣，顧留在大陸，從此分道揚鑣。（作者係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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