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序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roks.html

此書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序〉 方廣錩

   佛教傳統認為佛親口所說或佛認可者為「經」，不符合上述標準而妄稱為「經」者為「偽經」，真偽難辨者為「疑經」。正統的佛教徒為了純正信仰，歷來主張禁絕疑偽經。

   疑偽經問題在印度已經出現。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佛教為代表的印度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互濡化，中國佛教疑偽經大量湧現。隨著中國佛教自我意識的日益清晰，以道安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徒逐漸發現這一問題，力求解決這一問題。保留在大藏經中的歷代經錄，記錄了中國佛教徒在這方面的不懈努力。大批疑偽經因此被摒除出佛教大藏經。除少數始終在民間流傳，保存至今外，絕大多數疑偽經均皆亡佚。賴敦煌藏經洞發現，經多年調查，我們發現敦煌遺書中保留疑偽經一百多種，其中不少為歷代經錄曾經著錄，亦有不少為歷代經錄從未著錄。

   從上個世紀開始，日本以矢吹慶輝、宇井百壽、塚本善隆、牧田諦亮為代表；中國以梁啟超、呂澂、湯用彤等為代表的學者對中國佛教疑偽經進行了卓越的先行研究。這一時期研究的主要貢獻有兩點：第一是為疑偽經平反，指出疑偽經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從此疑偽經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第二是通過對若干疑偽經的研究，提出一些佛教研究中的重大問題。不足則是以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佛教典籍及佛教的傳播與發展，從而淆亂了疑偽經的判別標準，將疑偽經研究導向混亂，由此掩蓋了佛教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上個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疑偽經研究已經成為國際佛教研究的一大熱點。新的成果層出不窮。日本有木村清孝、落合俊典、船山澈、西本照真等，美國有太史文、博斯韋爾、Harumi Hirano Ziegler等，法國有郭麗英等。中國也有不少研究者關注這一課題，發表一批成果。如張總關於三階教經典的研究，汪娟對懺禮佛典的研究。還有楊梅、張淼、張磊、伍小劼等新秀的努力。這一時期研究的貢獻也有兩點：第一是進一步認識到佛教疑偽經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道教、民間巫道的密切關係。第二是對某部或某類疑偽經的個案研究有所推進。不足是從全局看，還缺乏對疑偽經的總體把握。此外，有關疑偽經判別標準的混亂加劇，導致疑偽經研究平臺有被顛覆的危險。

為此，從源頭上對疑偽經研究進行撥亂反正，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曹凌這本《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就是對當前疑偽經研究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之一，而且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本書由曹凌在他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當初設計這一課題，就是想從源頭上對中國佛教疑偽經做一個清理：在中國佛教史上，到底出現過多少疑偽經，其中多少曾經產生過影響，多少已經亡佚，目前保存的有多少，保存在哪裡。在看了不少用「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方式寫出來的論文，看了不少憑空搆虛的結論之後，我特別希望給研究者提供一個基本的工具書，使他們能夠比較方便地把握疑偽經的全局，找到相關的原始資料，避免再犯類似的錯誤。

   但要完成這樣的工具書，需查閱資料之多、花費的精力之大，非親身經歷，恐怕難以想像。雖然我們已經有多年敦煌遺書調查的積累，但那僅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草目；雖然CBETA已提供的《電子佛典集成》這樣優秀的工具書，但還有大量的資料尚未有類似的電子文檔。因此，類似《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這樣的著作是對作者毅力、耐心以及犧牲精神的一種考驗。我高興的是曹凌經受住了這一考驗，從而不但讓自己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一步，也為疑偽經研究作出重要的學術積累。

   對於本書的學術價值，我想用一句話概括：在新的質量更高、內容更加全面的類似作品出版之前，這是一本今後的疑偽經研究者必讀的工具書。相信讀者翻閱本書以後，會同意上述評價。

   對本書的不足，我想提出如下兩點：

   一、本書以彙集、整理相關資料為己任，而資料是不可能窮盡的。因此，本書必然會有遺漏。校書如掃落葉，整理資料也同樣。因此，本書必然會出現各種錯誤。作者在修訂時已經發現並改正了若干錯誤，但我相信一定還有不少錯誤有待發現。作為論文的指導教師，我對這一不足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也希望諸位先生不吝指教，使本書在將來修訂時得以補正錯漏。

   二、本書衹包括到唐《開元釋教錄》為止中國歷代經錄所著錄的疑偽經，沒有包括保存在敦煌遺書中而未被上述經錄著錄的疑偽經，也沒有包括《開元釋教錄》以後中國新出現的疑偽經。這一不足，責任完全在我，因為選題及其範圍由我確定。我以為對一個碩士研究生而言，三年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題目，已經滿負荷了。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曹凌對原始資料所下的苦功及由此得到的鍛煉，相信對他將來的學術生涯會有所助益。碩士生階段實際只是奠定基礎，博士研究生則應在學術前沿作出貢獻。相信他會繼續努力，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2011年3月6日於通州皇木廠
   （本書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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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語：

以漢語佛教文獻而言，中國著述不稱「經」(《六祖法寶壇經》的「經」字，下得十分勉強)，有譯人、翻譯地點、翻譯年代可尋，才稱為「經」(《別譯雜阿含經》並無「譯人、翻譯地點、翻譯年代」可尋，僧祐《出三藏記集》也未登錄，仍然稱之為「經」，可以算是特例)。大抵必須歷代佛教經典目錄已有收錄，有「譯人、翻譯地點、翻譯年代」的登載，義理不「離經叛教」，則不列於「疑經」之列。

就近代翻譯的巴利而言，上述所論全部不符，是否算是「疑經」？如果本有「巴利經典」，翻義詳實，當然可以稱作「漢譯經典」。

那麼，「藏文佛典」呢？如果是翻譯自「伏藏」(從地下挖出來的佛典)，可否算是「疑經」？那些「藏傳『經典』」應該算是「疑經」？

如果只將巴利「五部尼柯耶」當作經典又如何？撇開部分有疑義的《小部尼柯耶》所集經典不說(《彌蘭陀王問經》既非佛說，也非佛世所傳，應該不符「經」的體例)，其實四部《尼柯耶》終仍可能有經典應該列於「疑經」之列。

即使如此，將漢譯經典與梵文經典摒除在外，只許「上座部」(赤銅牒部)所集「經藏」稱經，也是於理不符。

看來「疑經」，不管是正面表列或負面表列，都有其困難度存在；但是又不能自欺欺人，坐視《高王觀音經》之類的「疑經」坐於正統大位。

面對更多的經典傳誦而來，只有所謂的「四大教法」作為簡別的尺度，如《長阿含2經，遊行經》：

「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若有比丘作如是言，...我躬從佛聞，躬受是教。...此為第一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和合眾僧、多聞耆舊，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此為第二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是為第三大教法也。...比丘作如是言，我於...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是為第四大教法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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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阿含經》(CBETA, T01, no. 1, p. 17, b29-p. 18, a22)。類似的教導也可參考《DN 16》(D ii 124-125) 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CBETA, T24, no. 1451, p. 389, b21-p. 390, 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