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西元1994年諾曼所描繪的「佛教文獻學的未來」。
當年他說:「Everything that has not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again.」
佛教文獻學中還沒有進行或尚未完成的工作,必須完成;已經完成的工作必需重新再作一次。
諾曼特別指出,所有他所作的和他前輩或同輩學者所達成的成果或結論,必需在新的考古發現、新出土寫卷、新的語言學研究成果、新的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五世紀(從世尊到覺音的年代)的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語言史研究成果重新檢驗過一次。
就「巴利聖典學會」而言,羅馬字改寫的巴利三藏必需重新訂正一次,經、律、論的「註、疏、再疏」必需訂正、轉寫、出版與「精校研究 critical editions and studies」。
日本佛教界已經在過去31年的平成年代進行南傳佛教文獻與漢譯大藏經的第二次現代翻譯,而漢語佛教界呢?
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大的佛教園區、更高的寺院建築、更大的佛像,我們需要的是以「學術規範」重新翻譯一次巴利經、律、論、佛教史書。我們漢語文獻從未出現譯自印度語系文字的「註、疏、再疏」(阿含、尼柯耶,毘奈耶、阿毘達磨),這些文獻需要翻譯、簡介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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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良《"批判佛教"的批判》96頁曾說:「說到底,佛陀的思想是什麼,不能通過文獻學的方法來得到,而只能通過思想史的方法去趨近。」
我認為張文良這句話根是邏輯錯謬,因為離開文獻學,怎會有「思想史」?思想史根本就是必須立足於文獻考察,進一步推究才能演繹出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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