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毓賢： 1965-1969 年師範大學僑生的生活雜記

引自《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7/24/1364257.shtml)

〈去台北作僑生〉

陳毓賢　發表於　2016-07-24 11:14

　　我和表姊梁淑賢1965年秋到達台北，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鮮，連街上嗅到的氣味都和馬尼拉不同。早上到了彌漫著霧的操場散步，有點凉意，熱帶長大的我們，馬上跑回寢室把新買的風衣裹上，覺得浪漫得不得了——這類衣服之前只在銀幕上見過。

　　師範大學女生第三宿舍主要給「僑生」住，八人一室。除表姊和我外，三位來自韓國，一位來自柬埔寨，兩個本地生，一個是藝術系的，據說父親是剛去世的要人，很少在宿舍過夜，床鋪主要放她的畫架。她戴孝，頭髮上插了朵白紙花，這對慣於戴孝穿黑衣裳的表姊和我又是新鮮事。

　　朝鮮戰爭烽火中成長的包大姊短小精幹，皮膚白皙，細看蠻漂亮的，帶了毛衣和人蔘來台灣賣，同宿舍不少同學來看毛衣，她便利索地討價還價；沒賣出去的貨則送到市内衡陽街賣給商鋪。她每年韓台兩邊跑幾趟，畢業前已攢够錢在台北買房子。記得她評論人最常用一句話：「不知好歹！」就是說此人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對她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同在朝鮮戰爭烽火中長大的小沙却似乎不食人間烟火，是位長腿美人，冬天臉頰紅得像蘋果一樣；她和我同被分配到國文系丙班，發現我寄往馬尼拉的家信封面上直接寫父親姓名稱他為先生，驚異得很，說：「怎麼敢這樣稱呼？」她寄往釜山的信封都只寫自己的名字「沙家書」。

　　寢室裡四張上下鋪的床緊靠著兩面牆，第三面牆設了衣橱，第四面則是大玻璃窗，八張書桌分兩排面對面地擺在中間，雖不寬敞，却有窗明几淨之感。台灣屬亞熱帶，但因沒暖氣，門窗又不密封，冬天是相當冷的；我們下課回來便各自躲到被窩裡看書。冬天最怕要用廁所，從暖窩裡爬出來，出寢室繞到宿舍旁邊冷颼颼的廁所，是蹲著用那一種，又髒又臭，真怕滑到坑裡。清晨聽到宿舍的女佣阿鶯高聲喊「熱水來了」，大家就滾下床把熱水瓶拿到寢室門口。阿鶯穿著有補丁的碎花衣褲，背著襁褓裡的嬰兒，躬身把我們的熱水瓶逐一注滿，又到走廊下面另一個寢室門前高喊「熱水來了」。我七十年代到台灣玩，回師大看，圖書館出口處坐著個打扮入時穿高跟鞋的檢察員，竟是阿鶯！她還認得我以前是第三宿舍的。

　　我以為我們住宿舍是够艱難的，不久才知曉能住進宿舍並不容易。有一晚外出過了鐘點回不了宿舍，有個同學見我彷徨地在街頭徘徊，可憐我，邀我到她住的地方過夜。她和幾位女生在學校租了一間閣樓，大家就把鋪蓋放在地板上像沙丁魚那樣擠在一起睡，我一夜無眠，怕一轉身就碰到左右睡著的人，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讀師大的學生得了政府資助，畢業後須至少教三年書，年紀較大的是讀完師專教過書再考大學的，一般比較貧寒，學風純樸。我國文根基不好，全靠僑生身份加分混進來，總感到在其間突兀。我們丙班二十多個人，後來大半安分守己教書，其中王開府當了師大國文系主任。最傑出的是高惠宇，當過記者、編輯、立法委員，並一度任台灣「中央電視台」董事長。

　　國文系有些大陸來的老先生鄉音很重，他們講課我聽不懂，幸好基本上是朗讀教材。書法老師是陳誠「副總統」七十多歲的姊姊，稱學生為「弟弟、妹妹」，令我們聽了竊笑。教近代史的王家儉很年輕很認真，後來以研究海軍史著稱，八十年代到哈佛做研究曾在我們家吃飯。《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作者謝冰瑩教「新文藝創作」，主要講「新式標點符號」的用法，却要我們真正創作，還把這些習作編為《青青文集》（1967）出版，滿足了我們的作家欲。我的短篇小說《幻與實》 講一個女子在菲律賓華僑學校教書，有個殷商的兒子追求她，兩人不十分匹配，但她最終還是認命嫁了。

　　從大陸到台灣的許多老兵退伍後開三輪車。我到台灣第三年，台北市取締三輪車，政府便輔導這些三輪車夫轉業為計程車司機。也有不少開食攤的，師大旁邊龍泉街便有許多老兵開的各種南北小吃檔，價廉物美，五毛錢只有魯汁和葱花拌的陽春麵也好吃得很，是灌進塑膠袋裡帶回宿舍做宵夜的。龍泉街有家較體面的小飯店，具備了五六張桌子和長板凳，牆上貼了字條謂「不談國事」。

　　我家人對台灣的印象很籠統，我到師大讀書之前，唯一到過台灣的是我叔叔。他加入馬尼拉的國民黨藝術宣傳隊，吹單簧管，數次乘軍艦到台灣勞軍，蔣經國執政時代被委派為「黨務顧問」。我在台灣時，阿嬷曾加入廣東中山同鄉會旅遊團到台北慶祝雙十節，將近七十歲第一次乘飛機，風風光光地參加節日遊行。我和表姊隨團赴台北中山同鄉會的招待茶會，見到孫科、五短身材的王雲五，還有戴著水鑽冠冕、艷光照人的該年度美國華埠小姊，和一對來自秘魯只會說西班牙話的姊妹花。

　　那時離「二二八事件」已將近二十年，我們這些外來人並沒覺察到「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有什麼矛盾；大家似乎都非常珍惜一天比一天好的平常生活，並且不吝於分享，空氣中有股久病初愈那種經滌淨的安寧。表姊和我偶爾到基督教聚會所做禮拜，碰上一位舉止優美、四十開外的空軍寡婦，十來歲的叛逆兒子很少回家，她在某機構做個小職員，常做一桌佳肴請我們吃飯，為的只要聽聽年輕人的聲音。

　　我赴台需要「保證人」，母親請她已回台灣的兩位老師彭震球和裴溥言替我作保。他們不認識我，負這責任是有些風險的。我和表姊備受他們熱情招待。裴溥言在台灣大學教中文，丈夫糜文開是位外交官兼佛學家，在他們家不但吃到餃子，還見到餃子皮是怎樣擀的。裴教授中學年代在天津，曾幫父親翻譯重慶傳來的密碼電報，冒著隨時被日軍攔截的險，騎脚踏車到處送情報，《溥言雜憶》（2004）裡有記載。1970年我離開台灣不久，糜先生因在泰國和大陸去的官員同拍了一張團體照，被指「通敵」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十五個月。裴教授除講課外，要照顧家裡的老母和幼女，還要每天換數趟公交去探監，帶菜飯讓糜先生和同獄室的人共享。

　　暑假來了，我在耶稣會辦的耕莘文教院找到一份工作，替一位研究語言的奥地利神父打字；走廊對面是張志宏（George Donoghue）神父的辦公室，他是愛爾蘭裔美國人，眼睛差不多全瞎，辦個輔助原住民的山地工作團，並定期舉行文學研討會，鼓勵台大和師大的學生寫作；我沒參加這些團體，閒來却常去和他聊天，他是我平生遇到第一個專心聆聽我發揮言論傾訴心聲的「大人」。

　　該年秋師大舉辦英語演講比賽，張神父鼓勵我參加，中文系的我居然得第三。不久有個美國報人到台北講演，星期六臨時找不到翻譯，我們系裡教哲學的張起鈞教授想起我，便到女生宿舍把我叫醒，我還沒來得及緊張，到場就開始中譯英、英譯中，那年頭台灣英語流利的人不多，張教授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收了我做乾女兒。張教授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以胡適的傳人自許，除教書外，辦一份叫《自由報》的刊物；張太太是位中學教師，很會做菜，日式庭院裡經常有飯局請學界政界要人，叨陪末座的我自此以知識分子自居。

　　第二年春，以美商為主的台灣獅子會辦了個英文論文比賽，題目是「世界和平」，獎金不小，張志宏神父又鼓勵我參加。我忘了有什麼真知灼見，無非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却得了頭獎。當會長的台北美國學校校長開車送我回宿舍，問我未來有何規劃，我說我英文既然不錯，可能做個英文秘書吧。我以為女人足以自立的職業就限於此了。他哈哈大笑說：「你目標未免瞄得太低了。有沒有考慮到美國念書呢？」我說：「我父母沒能力供我到美國念書的。」他說：「你應該可以申請到獎學金的。可先來美國學校教中文存點錢，我們待遇很不錯。」他說給我聽，我吃了一驚，台灣大學一般教授薪水都沒那麼高。

　　台北美國學校校園相當大，修剪齊整的草坪中，漆了鮮艷顏色的平房教室錯落有致，像個兒童樂園。教三年級小孩學中文有什麼難呢？可是一點準備都沒有的我，一上課便手忙脚亂。亞洲孩子上課再調皮也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我的學生却滿教室跑，每堂課都須想盡辦法讓他們靜下來，碰上有一兩個刻意搗蛋的就更糟了。我後來才知道同事對我這「空降」來的年輕女子有諸般的猜疑：那些以京片子為傲教中國話的中年太太，懷疑這菲律賓廣東華僑混進來，莫非和校長有什麼曖昧關係？兩位友善的年輕美國教師約我吃館子，告訴我美國同事間盛傳我是蔣介石派去監視他們的間諜。我在美國學校只待了一年，因越戰對美方不利，美軍逐漸自亞洲撤退，學校裁人，我第一個便被裁了。可是我已決意到美國，一來我美國入學考成績果然不錯；二來我堂哥帶了新婚妻子移民到美國途經台灣，很支持我。

　　次年我在聯合國「駐台辦事處」當秘書。我原先對「當秘書」的理解，來自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那些秘書參與各種機要會議，替冬烘上司起草文書，有相當實權，却可過吊兒郎當的輕鬆生活——我並沒注意到這類小說裡的秘書都是男性！原來二十世紀在洋機關的秘書，等於是老板的辦公室太太兼僕人，替他維持形象，擋駕不願見的人，照顧他的文檔，除打字速記外還泡茶倒咖啡。聯合國辦事處處長是大使級别的人物，來往文件有外交豁免特權，我在那裡工作最大的收益，就是見慣富麗堂皇的文辭和唬人的頭銜，免疫了。 

錄入編輯：洪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