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準備好板凳，我們要一起讀這一篇論文：沈衛榮〈回歸語文學 -- 對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點思考〉，這篇論文於 2018 年刊登於中國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 58，頁120-132，也載於沈衛榮《回歸語文學》第三章，頁12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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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開頭提到 Donald Lopez Jr． 教授的一句話：「歷史學家不懂佛教，而佛學家不在乎歷史。 Historians don’t know Buddhism, while Buddhologists don’t care about history.」
沈衛榮在文中的第四節又提到(以下所稱的「語文學」即是大家所熟悉的「文獻學」)：
佛學研究，特别是佛教歷史研究，必須採用語文學的方法，這一點對於佛教學者來說是不二法門。不管是佛教歷史學家還是佛教哲學家，他們都應該既懂得歷史，也理解宗教，否則就難以成為一名合格的佛教學者。然而，從過去佛學研究的歷史來看，或只有以解讀和詮釋佛教文本為己任的優秀佛教語文學家，方能够做到既懂歷史，又懂宗教，也只有在他們這裡，歷史和宗教才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是不可以截然地分割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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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又要講一些八卦。
余英時先生談讀書(原文摘錄)：
「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便主張『讀書必先識字』。中國文字表面上古今不異，但兩三千年演變下來，同一名詞已有各時代的不同涵義，所以沒有訓詁的基礎知識，是看不懂古書的。西方書也是一樣。不精通德文、法文而從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有關歐洲大陸的思想觀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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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與朋友介紹的一位國立大學年輕的哲學系教授見面，閒談中，論及佛教書籍的讀書方法。他認為應從大處著手，不要斤斤計較於「一字、一詞」的校勘詮釋，應從思想哲學的源流及變化，談某人之創立、發揚、唱和、批評。他頗認為文獻學、語言學、文字學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
這一話題主要是我引起的，我在席上評論張文良《"批判佛教"的批判》96頁的言論：「說到底，佛陀的思想是什麼，不能通過文獻學的方法來得到，而只能通過思想史的方法去趨近。」我認為張文良這句話是邪魔外道、邏輯錯謬，因為「離開文獻學，怎會有『思想史』？思想史根本就是必須立足於文獻考察呀！」
這位朋友認為只在訂正一字的用字和字義，對整個思想的沿革、分流、匯聚、開展等分析毫無幫助。
所以，接下來就進入各說各話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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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集》〈《爾雅註疏箋補》序〉提到：
「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
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這句話是說：
「終究來說，如果有人自稱能通曉先聖的語言，卻讀不懂先聖的文字；
讀不懂先聖的語言，卻自信能通曉先聖的心志，而能對先聖的談說、文字、思惟、著述的理解完全符合而無謬誤。這樣的主張，我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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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大學教授也不是佛學院的授課老師，相對於「廟堂鐘鼎」，我只是一名「白衣、布衣」；但是機緣巧合，有些朋友許可他手下的研究生跟我閒聊幾句。在兩個不同的機會下得知，有兩位碩士研究生在學習佛典語言、校勘古代文本的折磨下，投筆長嘆：「是何足以敵生死？！」
就離開學校，離開她的研究領域，去解決生死大事了。這也沒什麼不好，試看台北市善導寺湘潭張齡親撰的對聯：「
乃九法界眾生之師，作天中天、聖中聖：
為一大事因緣出世，說有非有、空非空。」
但是，佛教這一個大家庭，還是需要量才適力、各自分工；比如說，一所學校只有一位老師、一名校長、其他都是大門警衛；或者只有一名警衛。沒有老師，其他都是校長；這樣的學校很難發揮功能。
所以佛教需有導師、勸化者、香積師、維那、首座、知客，有人專修、有人俗講、有人悅眾、有人修禪、有人辦道、有人講戒、有人通宗通教，有人與國際接軌，有人致力於法寶流傳、正法不滅，有人保存文物，有人推廣數位佛典。大家都去了生脫死，下一代的佛教怎麼接續下去？
所謂萬億眾生的心性，需要眾多法門相應，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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