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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阿含教義無『慾境當下即是涅槃』---對溫金柯〈《雜阿含經》辨義〉一文的辨義

P1150687

黃崧修在1991年八月出版的《佛教青年會訊》第七期有〈古仙人徑,現代走法──試論雜阿含經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溫金柯以為此文「或許這與指名批評現代禪並無不同」,黃崧修文中所說的第六點特色,則質疑「現代若干行者提倡『慾境當下即是涅槃』」。溫金柯文中特別以相當的篇幅解析《含262》,歸結於「『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雖與《雜阿含經》的『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在教理上是一貫的』」、「但是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這個教義無論如何都與《阿含》、《般若》的教義不相違背,不應任意加以曲解和詆毀」。

溫金柯此文「其實這個教義也是《雜阿含經》明白說到的,解說如下:慾境無非是『五蘊』、『十二處』,也就是『有為法』或『諸行』。二六二經明白的說到:『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這是對阿含教義的誤解,諸行是「有為法」,依「諸行無常」修習(並非以少方便修習)可致「涅槃」,但是「諸行」不是「涅槃」。如果溫金柯以為「諸行即是涅槃」即為「般若教義」,那麼此「般若教義」就與「阿含教義」不同。

我想,黃崧修溫金柯兩人都在研討佛法教義,弘揚佛法。但是,論談「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而不提及「世尊多方訶欲」是危險的,極易誤導剛發心學佛者。

「世尊多方訶欲」,例如:

《中阿含200經》:「阿梨吒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CBETA, T01, no. 26, p. 763, b7-8),

此一見解遭到釋尊訶責:

中阿含200經》:「世尊訶曰:『阿梨吒!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法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CBETA, T01, no. 26, p. 763, c8-12)

又如

《別譯雜阿含185經》卷9:「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輸波羅城有優婆塞所居住處,諸優婆塞咸共集會於其堂上訶欲之過:欲現外形,如露白骨;又如肉段,眾鳥競逐;欲如糞毒,亦螫亦污;又如火坑,亦如疥人,向火癢痛,愈增其疾;又如向風執炬逆走,若不放捨,必為所燒;亦如夢幻,又如假借,亦如樹果,又如矛戟;欲為不淨,穢惡充滿;如食不消,噦臭可惡。雖復共集種種言說訶欲之過,然其還家,各自放逸。時優婆塞所集堂神,而作是念:「諸優婆塞集會此堂,說欲過患,及其還家,嗜欲滋甚,不名清淨,不依法行。我今為彼,作諸觸惱,令其覺悟。」作是念已,時彼堂神於優婆塞集會之時,即說偈言:
「『優婆塞集論, 說欲是無常,
汝等還自為, 欲流所沈沒。
譬如深淤泥, 老牛墜在中,
如今我觀察, 優婆塞眾多,
多聞持禁戒, 唯說一欲過,
言欲是無常, 但空有是言,
實無棄欲心, 貪著男女相。
貪著名非法, 汝等宜捨棄,
於佛教法中, 應如法修行。」
爾時,堂神說如是偈,諸優婆塞聞是偈已,皆悉解悟,厭惡於欲,剃除鬚髮,信家非家,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修戒定慧,悉皆獲得阿羅漢果。』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100, p. 440, a2-b1)

說「此欲者,虛妄不實,欺誑之法」,與說「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是兩種不同的說法:

雜阿含591經》卷22:「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海洲上優婆塞至他優婆塞舍會坐,極毀呰欲,言「此欲者,虛妄不實,欺誑之法,猶如幻化,誑於嬰兒」。還自己舍,恣於五欲,是優婆塞舍有天神止住。時,彼天神作是念:「是優婆塞不勝不類,於餘優婆塞舍會坐眾中極毀呰欲,言『如是欲者,虛偽不實,欺誑之法,如誑嬰兒』。還己舍已,自恣五欲,我今寧可發令覺悟。」而說偈言:
「於大聚會中, 毀呰欲無常,
自沒於愛欲, 如牛溺深泥。
我觀彼會中, 諸優婆塞等,
多聞明解法, 奉持於淨戒。
汝見彼樂法, 而說欲無常,
如何自恣欲, 不斷於貪愛,
何故樂世間, 畜妻子眷屬。」
「時,彼天神如是如是開覺彼優婆塞已。如是如是彼優婆塞覺悟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精勤修習,盡諸有漏,得阿羅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99, p. 157, a26-b17)

版主以為,在家修習佛法,手持金錢,五欲纏身,其實大可不必一再堅持「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二十年後再讀此兩篇論文,不知黃崧修溫金柯兩位以為如何?

以下引自:

rover.hostwq.net/lee/chibook/lifedir/lifedir-10.htm

義---溫金柯(1991)

一、前 言

黃崧修居士在八月出版的《佛教青年會訊》第七期有〈古仙人徑,現代走法──試論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一文 [1],末段論及「中修行法門的特色」,最後並說:「以上特色特別是為針對傳統信仰中的若干缺失及現代若干行者之偏差而特別提出,識者當知筆者所指何事」。雖然作者沒有明說,但是由於他在中段「緣起」一節中,四度提到現代禪,且其所提出的六點「特色」中,有三點是專引現代禪的常說而加以批評的,或許這與指名批評現代禪並無不同。然則,依學理論之,他之所以認為這三點是現代禪的「偏差」,實在是由於他自己沒有正確理解《》和大乘經典之故。以下一一具引《》,與黃居士商榷法義。

二、概念之虛妄

首先,作者說《》之特色的第一點是「智信而非反智;《》中處處提示要如實知,要明白什麼是『無明』、什麼是『明』,而且必須由此建立『正見』方能入道。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地方說:『一切概念皆是自性見、妄念』或『不思善、不思惡』的『反智論』。」對於這一段話,上半段我們是贊同的,作者的錯誤在於不能瞭解「一切概念皆是自性見、妄念」也是「如實知」的結果。怎麼說呢?從最淺顯的說,「概念」無非是「想蘊」和「識蘊」。如四六說:「諸想是想受陰。何所想?少想、多想、無量想、都無所有作無所有想,是故名想受陰。復以此想受陰是無常、苦、變易法。……別知相是識受陰。何所識?識色、識聲、香、味、觸、法,是故名識受陰。復以此識受陰,是無常、苦、變易法。」[2] 如實知想蘊、識蘊是「無常、苦、變易法」乃是《》的常說。二一四又說:「眼、色因緣生眼識,彼無常、有為、心緣生。」[3] 從這個教義來說,由於一切概念無非是「無常、有為、心緣生」,所以說它是沒有實的「妄念」並沒有錯。至於「一切概念皆是自性見」,這可以從二六二:「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4] 及二二七:「計者是病、計者是癱、計者是刺。」[5] 得到啟發。「計著」是「概念」形成的前提,它的自身即是縛著、即是輪迴的根本,稱之為「自性見」正足以點出其要害。

三、他力解脫

其次,黃居士提的特色之第二點是:「自力解脫而非他力拯救;《》中沒有他力的信仰或依靠他力而能證解脫者;也因此沒有提到所謂『根器』的問題,只要精進不放逸的努力,人人可成就。」其實《》中依靠他力而證解脫的教說及事例很多,也提到了「根器」問題,只是黃居士視而不見罷了。

如一○二三,佛陀對阿難說,一個煩惱未盡的病比丘,他可以透過(一)「得聞大師教授教誡、種種說法」,或(二)「遇諸餘多聞大德修梵行者,教授教誡說法」,或者(三)「彼先所受法,獨靜思惟,稱量觀察」而得以「斷五下分結」或「得無上愛盡解脫,不起諸漏,離欲解脫。」[6] 此中,前二種情況都是經由善知識的開示而得以證解脫的,這不能不說是他力的。

至於經由善知識的指導而當下得法眼淨,乃至於當下諸漏永盡,心得解脫的事例,稍讀《》的人都會發現處處可見。黃居士既然自稱花了一年時間看完《》,應該不會看不見這麼多的事例才是。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五○二中尊者大目犍連的證言:「我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以少方便得禪、解脫、三昧、正受。」[7] 所謂「以少方便」就是「不經過太多的努力」。由此可見,依他力解脫實在是許多佛弟子親身的感受,不容否定。

至於「根器」的問題,最明顯的實例就是二○○的羅侯羅,他四度向佛陀請益,卻都由於「爾時世尊察羅侯羅心,解脫慧未熟,未堪任受增上法」[8],而不直接開導他。其他如九二、九三所說的,一個悟道者必須「如白淨衣,無諸黑惡,速受染色」[9],也說明了領受正法必須具備的根器是什麼。

四、慾境即涅槃

再次,黃居士所說的特色的第六點,則質疑「現代若干行者提倡『慾境當下即是涅槃』」認為是偏離了佛法的精神。其實這個教義也是《》明白說到的,解說如下:慾境無非是「五蘊」「十二處」,也就是「有為法」或「諸行」。二六二明白的說到:「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10] 由此可見這個教義乃是《》時代就明白提出的。

但是讀過二六二的人都知道,這個教義卻是未能破除我見的人所難以瞭解的。該的故事背景可以給我們許多的訊息。時間是「佛般泥洹未久」主角是「長老闡陀」。他處處向諸比丘請益,諸比丘向他宣說三法印,他卻說:「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又問了幾個人,卻都不得要領,只好從波羅奈國遠赴拘賞彌國去拜訪尊者阿難。阿難向他說了著名的《佛化迦旃延》,「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闡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並唱言道:「我今天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個訊息:闡陀長老應該就是佛陀踰城出家的馬伕,後來在佛陀返鄉時加入教團出家,為六群比丘之一。到佛陀滅度為止,他在僧團之中至少有三、四十年以上的經歷了,對佛陀的教說應該是極為熟悉的,然則卻對法義無法有切要的把握,所以才會說已知三法印,卻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乃至涅槃。其實三法印與諸行空寂乃至涅槃是一體的,唯有見法性者才能於此了無疑惑。闡陀說他已知三法印而不喜聞諸行涅槃,只證明三法印易信,而空甚深,難信難解。事實上,不能了解諸行當體即是涅槃,又怎能真正了解三法印呢?所以當闡陀了解諸行即是涅槃的時候,才是他度越疑惑,得法眼淨,證初果的時候,亦即對三法印了無疑惑的時候。

當體即空、諸行涅槃的法義,《》中已經確立,只是不如後世《般若》發揮得那樣多、那樣淋漓盡致罷了。如二三二就說:「眼空,常、恆、不變易法、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11] 然則,顯然這些甚深難解的經典明文,又被黃居士忽略過去了,所以才會不知道「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乃是的正統教義,卻誤以為「長此以往流弊必滋生!甚戒之!」

五、喜根與勝意

「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雖與《》的「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在教理上是一貫的,但畢竟《》發揮的較少,到大乘的《般若》才站在這個基礎上作了盡致的發揮。解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的《大智度論》,其第六卷 [12] 曾談到一個有趣的故事,也就是喜根法師和勝意法師的論諍:「是喜根法師……語諸弟子:『一切諸法淫欲相、瞋恚相、愚癡相,此諸法相即是實相,無所罣礙。』以是方便,教諸弟子入一相智。時諸弟子於諸人中無瞋無悔,心不悔故得生忍,得生忍故得法忍,於實法中不動如山。」但他卻被勝意法師訾毀:「是人說法教人入邪見中,是說淫欲、瞋恚、愚癡,無所罣礙相,是行人,非純清淨。」《大智度論》顯然是贊同喜根法師的,因為故事的結局是「是時,勝意菩薩身即陷入地獄,受無量千萬億歲苦。出生人中,七十四萬世常被毀謗,無量劫中不聞佛名。是罪漸薄,得聞佛法,出家為道而復捨戒,如是六萬二千世常捨戒;無量世中作沙門,雖不捨戒,諸根暗鈍。」《大智度論》說的惡報,因不是自己所親證且置一邊,但是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慾境的當下即是涅槃」這個教義無論如何都與《》《般若》的教義不相違背,不應任意加以曲解和詆毀,不知黃居士以為然否?


【註釋】

[1]  黃崧修,〈古仙人徑,現代走法──試論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佛教青年會訊》第七期,一九九一年八月。

[2]》卷二(大正二‧一一下)。

[3]》卷八(大正二‧五四上)。

[4]》卷一○(大正二‧六六下)。

[5]》卷八(大正二‧五五下)。

[6]》卷卅七(大正二‧二六七上)。

[7]》卷十八(大正二‧一三二中)。

[8]》卷八(大正二‧五一上)。

[9]》卷四(大正二‧二四中)。

[10]》卷一○(大正二‧六六中)。

[11]》卷九(大正二‧五六中)。

[12] 《大智度論》卷六,台北,華嚴蓮社印行,一九八○年二月,二四四~二四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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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magazine/rain/rain-51.htm

重建阿含的地位與價值——讀「古仙人徑.現代走法」有感 /呂勝強

一、前言

在最近第七、八兩期「佛教青年會訊」連載了黃崧修居士的論作「古仙人徑.現代走法(試論雜阿含經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 」,讀後深有共鳴也引發一些省思。黃師兄在其論件中將雜阿含經的修行法門與特色及現代人之修行方便做了簡明而綱要的整理,相信對於有志於「生命之學」的佛青朋友們,將能從中獲得啟發與引導。其另就「修學雜阿含的障礙」方面,提出三點思考的方向:「欲望與理想的掙扎」、「禪定成就之難成」及「法門之混雜」,這是項有意義並值得關注的課題。個人觀察目前台灣佛教的生態環境,覺得在「信為欲依,欲為勤依」的前題下,似應優先考量「法門之混雜」的面對與選擇(即如何在眾多法門中重視並選擇阿含經教),欲解決這個難題,筆者以為應透過佛法流傳的時空背景加以考察,方能釐清一些思想及實踐的上的關鍵性問題進而重建阿含的地位與價值。經與同參莊春江討論,並藉日前新竹一行與黃師兄當面請益切磋後,決定略抒一些心得。

二、阿含在中國不傳的原因

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在適應中國之地理環境,政治、社會及文化等無常時空因緣下,終於產生了本土化色彩濃厚的典型中國佛教——天台、華嚴、禪宗及淨土等四宗(相當於印度本土空、有二宗的「三論宗」及「唯識宗」在中土則僅僅是曇化一現,中唐以後,幾乎湮沒而不傳)。在中國大乘佛教的國度裡,要學「教」,不出天台及華嚴,佛教史告訴我們,在整個中國佛教(陏唐以後)義學的教學史上,幾乎部籠罩在天台「五時教判」、「天台四教」(藏、通、別、圓)及 賢 道 五 教(小、始、終、頓、圓)之壓倒性影響下,即如明治年代以前的日本佛教亦不例外。由於天台宗建立五時教判中之第二時教——「鹿苑時」的目的,乃因第一時教華嚴經的意境太過高深玄妙,遂降低標準,特為鈍根無智的人講述較淺近,較具體的「四阿含」。同樣的,天台的藏教及賢首的小教,所指的均為「原始阿含」。既然所有接觸佛教教理思想的學人,都一律被教導為原始阿含乃「劣 根」、「劣 機」之 教,那麼中國佛教的末流(包括台灣的佛教)自也不免如太虛大師所說的「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餘佛言,然既為劣機而設,非勝根所必須。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為圓法,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於是長時以來,阿含經完全不受重視,不被讀誦及研究,這寧為中國佛教史上一部令人遺憾的史頁!這是阿含不傳的原因之一。

唐武宗會昌毀佛以後,經籍流失殆盡,由於禪宗立本於「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及經濟自 給 自 足的基礎上,得以卓然超脫於法難之外,儼然成為中國佛教的代言人。五代時永明延壽提倡「禪淨雙修」及「萬善同歸」,自此以漸理論性的「教下」各宗紛紛依附在實踐性的「宗門」之下。然而,跟隨著的是陏唐時代百花爭鳴的宗教活力中絕,佛法的真精神也走向衰微(如永明延壽說「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真不知人間佛教何處尋?)。有宋一代雖有天台宗等教門的中興,然亦僅是大海中之浪花而已,歷經明、清迄民國,終亦返歸「禪宗」與「淨土宗」的門庭(有清及民國,淨土宗最為興盛)。台、賢、禪、淨四宗偏頗

發展下所塑造的「不重緣起事相」的中國傳統佛教,其「至圓的理論」(一即一切,廣眾、布施及莊嚴佛土,一切從自心中求),「至簡的修行方法」(以一攝萬,不用多修,一句話頭求開悟;五字洪名覓西方)及「全頓的修證特色」(一生取辦往生極樂;即心即佛是心作佛),這樣急求取證的特殊法門,原是不需太多經教檢證的。於是在天台及華嚴判教的推波助瀾下,阿含經教之被輕忽棄絕,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阿含在全體佛法中所佔的地位

近百餘年來,由於歐洲學者的傳譯巴利聖典及日本學者的努力,北傳四阿含及南傳五部尼柯耶已被世界之佛教文獻學者們公認為最早期最接近佛陀教誡原型(尤其是雜阿含或相應部尼柯耶)的經教典籍。(國際學者,尤其重視南傳聖典)這項歷史性的研究成果,完全推翻了有關對阿含聖典的教判解釋,而再度切實地認識阿含的地位和價值。根據學者們的研究:「阿含(尼柯耶)不但是根本佛教及原始佛教研究資料之不二寶典,同時也是佛教發展與大乘佛教諸學派的母胎,阿含聖典是一切大、小乘教學思想之基礎與軸心,大乘諸教學主要以阿含為根本原理。」(資料引自日本學者今津洪嶽之「阿含經解題」)。

印順導師在其論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七八頁)說:「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是:一、以『相應部』為主的四部阿含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上。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二、『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教,以遣除一切情執,契入無我空性為主,重在『對治悉檀』。三、『大乘佛法』後期,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教……重在『為人生善悉檀上。接著,「秘密大乘佛教」流行,融攝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儀,這是重在『世間悉檀上。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按:「悉檀」即宗趣之意)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裡,直接於佛陀自護的真實。」

印老同時引據南本「大般涅槃經」中「牧牛女加水稀釋牛乳」的譬喻,來說明佛法在長期流傳中原味漸失的歷史事實。(按:初期大乘經以「一切法空」為了義,後期大乘經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

透過國際學者純學術研究的結果及印順導師以宗教立場之客觀研究結論,一致肯定阿含在整個佛法上所佔的地位,這對於原始佛教的研究與實踐應有鼓舞的功能,值得歸仰佛陀的學人加以留意。未來若能繼續把原始聖典中「廣律」等律典之精髓擇要發掘,則佛陀之道跡風貌將能更為展現。可惜的是,國際上已對阿含(尼柯耶)普遍研究重視,而在中國則迄民國以來,才有呂澂及印順法師等少數法師學者,致意於此,尚未能造成學風,這將猶待有心人士的宏傳推廣。

四、澄清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

在印度佛教思潮的推移中,大乘佛教以新興團體之面貌出現,貶抑故步自封的傳統部派佛教為「小乘」,而傳統佛教則以「大乘非佛陀親口所說」予以反駁,其間當然混雜頗情感的因素,惟實有彼此理論與實踐之差異存在。

自此以後,大乘佛教與早期佛教間一直劃限著一道難以化解的鴻溝,即使經由龍樹菩薩的努力,亦未能力挽因緣推動的時代狂瀾。往昔的中國佛教乃至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部分學佛行者的觀念中尚未能掙脫歷史傳承上積非成是的餘習,致心中之迷霧猶未能化消。以「慈悲行」為例,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想像為(出家的)隱遁獨善,缺少慈悲心。釋尊宏傳的佛法,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以出家弟子為重心,但也有在家弟子:出家與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脫行,以解脫為終極目標。出家人一無所有,財施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方面修行,一方面遊化人間(佛陀制戒規定,比丘「常乞食」,是不許在山林中過隱遁生活的),每天與民眾接觸,隨緣以佛法化導世人,擔負起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法布施的社會教育任務。又如富樓那導者的甘冒生命的危險,去教化偏遠地區的粗獷蠻民,能說沒有無我為人的悲心?又如佛的在家弟子須達多,好善樂施,被稱為給孤獨長者,梨師達多兄弟也是這樣。

更感人的,摩訶男為了保全同族,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身繫巨石,自沈水中),聖典上記載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所以說原始佛教的「解脫心與慈悲利他行」是不相礙的。(以上慈悲行部份參考並摘述自印老「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書中之內容)

凡深刻體認緣起正見之聲聞或原始佛教行者,對於自他依存的有情,自然而引發的關懷與同情,是不得不然的「行所當行」,從舍利弗,目犍連的代佛轉法輪及佛陀一生之教化,真可為吾人做一個原始佛教實踐者慈悲行之最真的見證。原始佛教經典「佛開解梵志阿颱經」中,不也說,有一類「護阿羅漢」是「護者夏人,度脫天下」嗎!

另外一則有關教義方面的誤解;傳譯於中國唐代,為後期禪師所推重且在中國及台灣大為流行的大乘經典 楞嚴經,經上有「阿難多聞第一,雖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摩登伽難」之記載,姑不論學者們對於楞嚴經真偽之考證分辨,且先就經典傳譯的過程來考察。有關阿難尊者與摩登伽女的故事,漢譯部分,最早出現的為後漢安世高譯「摩鄧(登)」伽經」(與失譯之「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為同本異譯,兩者內容幾乎一致),經中並無咒語,亦無阿難尊者為咒(幻)術所惑之明顯經句。而後來西嵩竺法獲譯之「舍頭諫太子 二十八 宿經」及唐本「楞嚴經」等,則出現密教壇法及阿難為咒術所惑之情節(以上二經,均被列入「密教部」典籍),比較前後譯本後者之內容顯然有誤植及增添之清形。也許歷史文獻之舉證無法令人盡信,惟若以阿含經教印證,則真相就可大白。

一舨的學佛者,受 到 楞嚴經普遍流傳影響,往往以為「多聞」為粗淺的聽聞佛法,與道力不相干,殊不知「聞、思、修、證」乃佛陀以來之修行正方便,《雜阿含經》,特以「親近善男子(善知識)、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為進入聖果的四項基本條件。《雜阿含》二五經更明白的指出「比丘當知:若聞色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能夠時時覺察檢證自己身心(五蘊、六處)面對六塵境界時有無「貪 欲」、「我 見」的人,能說沒有修行或修行不得力嗎?在阿含經聖典中,「精進禪思」在「六和敬」的僧團中,乃是佛弟子們每天固定的功課,更何況是與佛陀朝夕相處的侍者阿難,聖典更記載「阿難弟子多行禪」為重法系之實踐禪師組合,根據以上的論證,或可澄清教義的長久誤解並使古代聖者之偉大人格重昭。在佛法流傳的記載中是難免有錯繆的情形,惟學佛者不能昧於原始經典之檢證。其實透過原始佛教聖典結集史的考察(如印順導師所撰「阿難過在何處」等),多少也可看出以大迦葉為首的重律制學團向來對於重法制的阿難學團是有貶抑的傾向,因此楞嚴經所傳遞之訊息,或許是承古代之餘緒吧!

五、阿含對於大乘落實人間化之正面功能

佛法無分大小,大乘與傳統間之對立毋寧是佛教之不幸,就佛法無諍的精神,實有化解鴻溝並攜手共進的需要。從緣起法開展出來的「三法印」,原始佛教重視道次第而直從人類現實身心中,如實知苦集滅道,觀一切無常、苦、無我我所而消除熱惱。初期大乘卻以為這是世俗諦,要依勝義諦出發(直從涅槃甚深處下手),因此般若經也就認為觀五蘊無常為「相似般若波羅蜜」(非真般若),般若經中確實是不太重視十二因緣生死流轉的說明。

初期大乘高倡一切法空,在空性中無善無惡,無業無報,在通俗普遍的教化中,曾引發不良的副作用(談空而輕視善行等端正法),這在《寶積經》中已反映出時代的心聲——「寧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以上之流弊以及大乘高遠的修證意境在修行上如何落實人間,其下手困難處,龍樹菩薩是有所識見的,於是提醒大眾重視緣起生命的事實,鼓吹復歸於佛陀精神之運動,並以阿含經「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緣起立場提出「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的修道次第。根據此一歷史的公案,回頭省視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有值得借鏡之處。追求大乘佛法的信徒在面對《般若心經》所說的「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時,如何運用並落實在生活中生命中,這是個嚴肅的課題,在這一方面《雜阿含經》中所提供的觀察五蘊無常、苦、空、非我的具體修行方法,相信是最能肩負起這項任務的。印老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七十八年八月發行)中重申其宏揚佛法的宗趣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機應慎)……」(按。根本佛教為「阿含與律」,中期佛教即指初期大乘)或可供現代大乘行者學習並引為重要參考吧!

六、阿含的時代意義

台灣的佛教,絕大部分是承續於中國傳統大乘佛教,但目前當未明顯擺脫其原有的理論思想架構,近年來由於時代潮流所趨,卻也脫落了不少山林隱遁氣息,漸漸走入社會接觸人群,頗有一番「人間佛教」的景象,然而如果僅僅是外表的華麗熱鬧,而不從宗教內在生命層面改造起,那麼則有令人關心者。尤其當前的台灣,整個社會、經濟、人文及環境等生態,均因政治結構的鬆綁,突然之間,擴大了「我所」(以自私我見為中心的活動網路)的空間。人心的慣習一時適應不來,於是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多元價值取向下,造成了如社會已理學家所說的「現代社會心理適應的困難」。在這股逆流中,佛教界似乎也透露一些偏頗的傾向:「功利泛濫、昧因趨果」、「多神力安慰、少自勵質樸」、「方便盛行、真實不彰」,尤其值得警覺的是「入世利他而戀世,疏於返觀身心的放逸」。當此之時,如果宏法者,均能秉持《雜阿含經》之古訓「若於色、受想行識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二九經)處處時時在教化信眾時不忘在自他之間砥礪提醒遠離「貪欲、瞋恚、愚癡」,並以阿含所說「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明慧正覺……」為座右銘,那麼即使是「風雨如晦」,佛法定也能在動盪顛沛中豎立起「雞鳴不已」的標竿,為人心長注不盡的清涼。

(1991.11.《新雨月刊》第51期)

〈古仙人徑.現代走法 ──試論《雜阿含經》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 黃崧修

   一、前言

在《阿含經》中,佛陀曾一在再宣教「八正道」的「道諦」,是「古仙人徑」──亦即以往已有許多仙人〈過去的聖人、覺者〉,也是依此法修學而成就,佛陀成道亦此成就。緣此得知,欲成就佛道,非此「古仙人徑」而弗由!然,時空轉換,活在現代社會中的現代人,環境比起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已有巨大的不同,這條修學佛法的「古仙人徑」〈或許應說的更明白一點,其實筆者只是用「古仙人徑」這個佛教徒熟悉的字眼,來代表佛陀的原始教──《阿含經》中所教導的修行方法〉,究竟現代人該怎麼走也就是說,筆者不揣淺陋,想嘗試著來談談:作一個現代佛教徒,如何依《阿含經》的教誨去修學佛法。

  二、緣起

從懵懵懂懂的踏入佛門以來,筆者就逐著佛法的十萬八千法門,不斷的游離,從感應式的神通故事,到淨土宗、禪宗、密宗……等,也許由於根器太差,或因緣未到,對傳統的大乘修行法門,均未能一門深入、窺其堂奧。也因為早期未學佛時,曾無知地加入一貫道,及崇拜盧勝彥的神廣大。大概是反作用力,後來對於過於強調感性而理路不通,或強調神通力而智慧不足者,常抱懷疑的態度。「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信心不起又如何能入呢?對此,筆者亦有自知之明!但有幸蒙上宏下印法師,及學長們之啟迪下,拜讀印順導師之《妙雲集》,方才了解到佛法的全貌,及

佛教在歷史傳承上的演化及其胍絡,也解開了心中許多的疑惑,因此也理解了《阿含經》的法源地位及其重要性。但學校畢業後投入社會,工作、結婚、生子……,一連串的人生變化,雖未忘學佛初衷,亦經常與學佛朋友來往,但對《阿含經》的理解,始終只停留在導師《佛法概論》的初步印象,未曾認真的去讀過。佛法的修行,也僅於「理智上的相信,一般觀念上的導正及精神上的支柱」而已。嚴格來說,談不上「修行」二個字。

近年來已過「而立」之年,從日漸年長體衰的父母身上,慢慢體會出「無常」的威力,自忖雖值壯年,但不趁年輕修行,到了「齒搖髮白」又如何能成就中年人的生活壓力中,反倒不斷滋長「修行佛學」的心志,尤其是二年多前,受到了李元松學長「現代禪」的震撼「居然有現代人可以證果而且年紀與自己相若」!爾時,心靈的衝突與震撼,莫以名之。雖嘗試著去向李學長學習,但未得要領,反而萌生嚴重之挫折感。其後,又陸續接觸到提倡「原始佛教」的新雨佛學社,與宋澤萊老師,並蒙新雨佛學社張慈田居士,指導四念處的修行方法,及宋澤萊老師,將近半年多的導,使得筆者對於《阿含經》又有一番新的認識。「學而後知不足」,在這一連串的學習過程中,自己也產生了新的體驗,及新的問題。因此,下定決心「直探原典」──漢譯《四阿含》。由於筆者俗務纏身,能撥出的時間有限,花了將近整整一年,才把《雜阿含經》看完。其間,也特別意坊間的一些南傳佛教的著作譯本,如《清淨道論》、《菩提樹的心木》……等,及遍讀新雨佛學社的張大卿居士的著作、錄音帶,新雨雜誌,宋澤萊老師的著作等。慢慢地,筆者對《雜阿含經》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澄清了自己對新雨佛學社、「現代禪」、宋澤萊老師等的一些疑問,也深深的體會出《阿含經》的可貴。湊巧,佛青會高雄分會籌備處辦理「佛教史」之一系列課程,應主持人呂勝強學長之邀,前往演講一場「原始佛教之特色」,等於作了一場一年多來的心得報告。八十年初時,佛青總會辦「讀書座談會」,由筆者主持期間,也引介了幾本南傳佛教的入門書籍。

在這教學相長的日子裏,從自己生活體驗中,從學員的反應中,筆者知道這「古仙人徑,現代走法」的探究,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筆者既非學者,亦毫無專業之素養,對於專業研究「原始佛教」,實非己能力所能及,亦非自己興趣之所在,在但基於對佛法的信仰與信心,筆者相信「在肯定《阿含經》的價值與地位後,姑不論其對中國傳統佛教的衝擊為何,但如何發展出一套合於佛陀本懷,又能成就現代人的實踐方法」,實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程」。新雨佛學社、宋澤萊老師、李元松學長都在嘗試著摸索中,不論目前大家對他們的評估如何,但時代的契機與胍動鞭策著我們前進,佛青會在這個時空下,如何去提供真正有心的佛青,完整的修行的實踐方法呢?基於如是因緣,筆者不揣淺陋,嘗試著把自己的一點點心得寫出來,盼能「拋磚引玉」,引起會內諸位大德的重視則甚幸之!

三、《雜阿含》的修行法門與特色

在漢譯的《雜阿含》中的每一段經,無非都是佛陀及其弟子們的應機教導,所以,每一經談的都是樸實的修行法門,要把它們一一歸納出來,十分不容易。況且,每一經均是字字珠磯,隻語片字的切割,實不足以窺其全貌。最好是把它重頭看過一遍,想必可獲益良多,但為了方便接下的實際修行法門之介紹,筆者仍勉力為之,將印象較深刻的部份,作了整理如下:

〈一〉綜觀《雜阿含經》的教法,可以以一簡單的公式表示之:

親近善知識〈佛陀及其聖弟子〉

聽聞正法〈正見聞法〉

內正思惟〈消化吸收、內化〉

法次法向〈實踐三十七道品〉

見法〈破「見惑」

離貪喜〈斷「思惑」〉

得解脫〈證聖果〉。

〈二〉再依經中應機的教法整理如下: 

由觀五蘊無常-->無常故苦-->故苦生厭離-->厭離故喜貪盡-->喜貪盡故心解脫。

由觀五蘊無常-->無常故苦-->苦故非我-->五蘊非我故於五蘊得解脫。

由觀五蘊和四聖諦如實知〈如「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滅道跡、色味、色患、色離……」〉而得解脫。

由修四念處〈身、受、心、法念處〉而成就七覺支而得解脫。

由觀四食〈觀段食如食子肉、觸食如牛生剝其皮以物觸身,意思食如火城中人思遠離,識食如被刑者受矛〉可厭而斷四食之喜貪。

由觀五蘊如病、如刺、如殺……而厭離之得解脫。 由直觀五蘊在時間相上〈過去、未來、現在〉,在空間相關位置上〈內、外;遠、近〉,於形體上〈粗、細;好、醜〉均是非我,不異我〈不是我所〉,不相在〈我不在五蘊中,亦非五蘊在我中〉。由此徹底通達無我,而自得涅槃。

由觀什麼是無明〈善法、四諦等正法不如實知〉;如何才是明而得解脫。

由觀十二緣起之次第〈流轉門及還滅門〉而得解脫。

由六入處〈眼、耳、鼻、舌、身、意〉的如實觀察,而得知染著、愚闇、貪喜之生長的原因〈離無明生明〉,進而知如何防護六根--->修三妙行--->四念處--->七覺支--->得解脫福利。

由修學數息法〈安那般那念〉而成就禪定者。

由八正道之實踐而成就者。

由三學〈戒、定、慧〉之次第修學而成就者。

由成就佛、法、僧、戒四不壞信而入法流、上解脫道。

由五根〈信、進、念、定、慧〉成就五力而解脫貪、瞋、癡三毒者

由具足信、戒、聞、施、慧而圓滿在家眾之德行,乃至可證初果、二果乃至三果。

由修十善法而成就生天者。

由觀生死輪迴可怖而激發修行之志向者。

由成就阿練若苦行而證聖果者。

由比丘生病中正好思惟諸行之無常、苦、空而現法盡諸漏者。

以上簡輯中,僅扼要的提出若干應機之修行法門。由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引證出處,請海涵。

〈三〉《雜阿含經》中修行法門特色:

綜觀《雜阿含經》中,可看出以下的一些特色:

智信而非「反智」:《雜阿含經》中處處提示要「如實知……」,要明白什麼是「無明」、什麼是「明」,而且必須由此建立「正見」,方能入道,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地方說:「一切概念皆是自性見、妄念」或「不思善、不思惡……」的反智論。

自力解脫而非他力拯救:《雜阿含經》中沒有他力的信仰,或依靠他力而能證解脫者,也因此沒有提到所謂「根器」的問題。只要精進不放逸的努力,人人可以成就。

直接進入解脫道之核心而不迂迴:輪迴生死是因為貪、瞋、癡--->貪瞋癡是由於無明而來--->無明是因我執而起--->見法悟無我--->勤修戒、定、慧--->斷貪瞋癡--->得解脫;如此次第清楚而明白,後世之法門多半過度遷就眾生之習氣,難免迂迴而致盡失原味!

平實中見真實:《阿含經》中沒有不可思議的境界,沒有高超的玄學理論,惟有就人類感官所及的世界而談修行。十四無記之教誨更可以棒喝迷戀在學問中的人!平實故不可愛,但可愛者常不真,而真者常不可愛

即人成就,求現法涅槃:即人當生可成就之解脫法門在此,誰云須經阿僧祗劫?此南、北傳佛教之分野。

離欲而非欲:《阿含經》中處處提到離欲與斷除愛欲,而不識者卻故昧之,如現代若干行者提倡「慾境當下即是涅槃」,或以為提倡原始佛教就必須以實際的行動去參與社會關懷〈甚至為了佛法的勝義亦不惜上街頭抗議〉,凡此諸多主張,似乎遺忘了佛陀之根本教誨之精神,而一昧地去適應時代的眾生,或將自己的理念加上佛法的外衣。長此以往,流弊必滋生!甚戒之!

  以上特色,特別是為針對傳統信仰中的若干缺失,及現代若干行者之偏差而特別提出,識者當知筆者所指何事。

四、現代人修學「阿含修法」的障礙

依筆者個人之觀察與體會,現代人的欲直接修行《阿含經》之教法,難免會遇到一些障礙,如:

〈一〉欲望與理想的掙扎:

在物質文明發達的今天社會中,透過電視、報紙等種種媒體,我們早已習慣於五欲的高度享受了。吃的、穿的、眼睛看的……等,為了賺大家的錢,商業界的廣告、企劃高手,無不設法去滿足眾生五欲之渴求。要直去斷五欲之樂,眾生畏懼或恐大於生死,此最難之處也。

〈二〉法門之混雜:

佛法流傳至今已有大、小、顯、密等殊多法門,由於《阿含經》之「法源」角色,每種法門均多少有幾分原味,但也因此混淆了《阿含經》原始的淳樸風格。倘不能直探佛陀本懷,且對後世之佛法與「阿含教法」,予以正確的辨別,終究無法深入《阿含經》之義海,更惶論修行了。

  〈三〉禪定成就之難成:

現代人生活忙亂,大部份人散亂心的時間多,禪定修學的因緣差。如此,在八正道最後的正定便不易圓滿。而且,更重要的是,七覺支中的喜覺支、猗覺支無法次第生起,如此便無法體會修行之快樂,障礙便由此生

為解決以上這些障礙,筆者在此提供了一些個人的經驗與看法,給大家參考。但筆者修學《阿含》之時日淺,成就有限,不妥之處尚請會內、教內諸善大德指正!

五、現代人的「阿含修行法」

人類的問題、痛苦,盡管因時代的不同,呈現不同的面貌,但歸結其原因,其實相去不遠。歸根究底仍在於人的我執、我愛。因此,嚴格來說只要能直下承據《阿含經》教法,精進去依法修行,無論古代人、現代人皆可成就,而無庸在此另贅述所謂「現代人的阿含修行法」。但就時代的適應性而言,作為一位現代的佛教徒,為了宏揚佛法,當然不能不慎重研究其現代之教學法。因此,就現代人修學「阿含教法」,筆者有以下之淺見:

〈一〉首者直其見:

建立對《阿含經》的正確與完整的了解,是最重要的前題。其中,以對「無我」及「十二因緣」、「四聖諦」的深刻理解為最重要。所幸現代知識發達,且有關的資料齊全,只要肯用心,所須的時間並不多。而且,《阿含經》所述,皆是實務之修行法要,絕少談形而上之哲學,並不難理解。以現代人的平均教育水準而言,「了解」《阿含經》在教什麼,應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要能正確的理解!

〈二〉其次要能生起修道之增上欲求:

這是所有修行法門的根本動力。由《阿含經》的指引,個人對世間苦的體會,因緣具足便會生起修行之增上心。只是,這雖是關鍵點,但依筆者之經驗,此增上心之發起,常因各人因緣不同而不同。截至目前為止,並無法歸納出比較有系統之方法,此處有待教內群賢一起來研究。

〈三〉方便具足:

此處所提之方便具足,指如:

生活的單純化──有「暇」是很重要。

欲望的淡化──欲為苦本,多欲如何能入道漸離「欲緣」可嘗試

工作及家居之安寧與穩定──環境對人的影響具有決定性。

基本生活條件無缺──食、住、臥等基本生活條件堪用。

合乎戒的道德生活──心安而後方能入道。

善知識的引導──得到有具體修行經驗,或具正見者,或有志一道的同參互相是攜。

這些看來平淡無奇的條件,卻反而是現代人最容易犯錯的地方。但是,要是不能先將身、心穩定下來,修行是很難開始。即使有心,也無法持續!

〈四〉以四念處、七覺支作為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修行的法門:

八正道中的「正念」,及七覺支中的「擇法覺支」、「念覺支」,就是要我們隨時隨地作四念處的功夫,由粗的身念處〈身體的生理反應了了分明〉、而至受念處〈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的了了分明〉、心念處〈心念的了了分明〉乃至細微的「法念處」,再配以禪坐的功夫〈以安那般那法為最方便〉,除了真正忙的不可開交外,這「正念」的修行,是可以綿綿密密的。而且功夫進步與否,是可由七覺支生起的次第,以及自己對心念的清明程度,清楚的掌握。所以,以筆者之見,現代人修學《阿含經》,就實踐的過程而言,「四念處及七覺支」的修行,是最重要的!傳統中國佛學對四念處修行法要之解釋,過於空疏,應多參考南傳佛教有關四念處之修行法。

〈五〉「無我」的生活實踐:

由四念處的觀照中,時時「察覺」「我執」的各種表現──支配欲、佔有欲、染著……,由此而漸入「無我」的人格化實踐──平等對他、民主、服務奉獻、布施……等。常常省察是否有「自我中心」的強烈表現,如此,必然能策勵自己精進,也能具體實踐佛法之精神!

〈六〉觀十二緣起的生活中修法:

由根、境、塵和合而成的「觸」--->生「受」--->生「愛」--->生「取」--->生「有」……。每當境界現前時,特別注意其中「受」必須明明白白,且由「受」轉成「愛」及由「愛」轉成「取」時當細細觀察之,並可不斷的練習嘗試著由正念〈佛法的道理〉,去斷其習慣性的轉折:即「受」而不生愛,如已生「愛」,不令其生成「取」。久而久之,習氣自然漸斷,離欲之法樂便油然而生,世俗之五欲樂便自然逐漸厭離。

       六、結語

佛法的基礎,在於自我身心之淨化。能提供眾生解脫苦惱,乃佛陀的本懷。如何能提供現代人一套確實有效的修行方法,是現代佛教刻不容緩的課題。近來許多外道及新興團體的興起,不也就能滿足了一部份眾生之須求,而篷勃發展起來佛教界如僅能以「外道」、「知見不正」、「邪因邪行、邪果」,一味地非議之,但無法自省教團、教制與教法的落後, 而淬勵奮發,去改善不合時宜的體制,則如何能宏揚正法對新興教團的興起,筆者以為就某種意義而言,代表了某種突破,佛教界應寬大的包容新的形態,對有爭議之處,應能客觀的公開討論,以正正法。對於前面所提之幾個新興教團,筆者有以下之建議:

〈一〉提倡「阿含」,就應該完整地掌握世尊之本懷。如以《阿含經》的四果為聖者之果位之判定標準,但對「無明」、「無我」之解釋,卻自有一套說法與《阿含經》迥異,連最基本的道理已有了明顯的曲解,又如何能讓人相信其修道的方法、証果的過程,是合於《阿含經》的教法?

〈二〉修行的體驗是主觀的,體驗是很難用語言去描述的,但至少證果的聖者表現出來的行為,一定是「契經」、「契理」的,否則,那種修行體驗與証果一定不如法。如筆者在前面所提的《阿含經》的特色──「智信」與「離欲」,《阿含經》中絕對看不到「慾境當下即是涅槃」的說法。涅槃在《阿含經》中的描述,一定是離欲、斷除愛欲之果,怎可能是在「欲境當下」?眾生染著於欲,已不可脫困,還合理化之,實在是邪見增長!可怕!

基本上,筆者對於新興團的理論與修行方法持半肯定、半置疑的態度。肯定其之勇於突破,提供了有別於傳統的修行方法與實踐態度,置疑者在於其與《阿含經》原始教之出入。契經者讚同之,有出入者覺得必須提出來討論如上述兩點。最後,期待佛青會內、佛教界內,能正視筆者所提之「現代人的修行方法」之發展,期望有更多的投入與參與,讓千年來佛法的各種修行法門,皆能完成其現代修學法,則眾生甚幸!

筆者才疏學淺,自不量力文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盼會內、教內大德不吝指正!〈原文刊於《佛教青年會訊》第七、八兩期。

〈重建《阿含》的地位與價值〉 呂 勝 強

一、前言

  在最近第七、八兩期《佛教青年會訊》連載了黃崧修居士的論作〈古仙人徑.現代走法──試論《雜阿含經》中修行法門的現代修法〉,讀後深有共鳴,也引發一些省思。黃師兄在其論作中,將《雜阿含經》的修行法門與特色,及現代人之修行方便,做了簡明而綱要的整理,相信對於有於「生命之學」的佛青朋友們,將能從中獲得啟發與引導。其另就「修學《雜阿含》的障礙」方面,提出三點思考的方向:「欲望與理想的掙扎」、「禪定成就之難成」及「法門之混雜」,這是項有意義並值得關注的課題。個人觀察目前台灣佛教的生態環境,覺得在「信為欲依,欲為勤依」的前題下,似應優先考量「法門之混雜」的面對與選擇〈即如何在眾多門中重視並選擇《阿含》經教〉。欲解決這個難題,筆者以為應透過佛法流傳的時空背景加以考察,方能釐清一些思想及實踐上的關鍵性問題,進而重建《阿含》的地位與價值。經與同參莊春江討論,並藉日前新竹一行與黃師兄當面請益切磋後,決定略抒一些心得。

二、《阿含》在中國不傳的原因

  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在適應中國之地理環境、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常的時空因緣下,終於產生了本土化色彩濃厚的典型中國佛教──天台、華嚴、禪宗及淨土等四宗〈相當於印度本土空、有二宗的「三論宗」及「唯識宗」,在中土則僅僅是曇花一現,中唐以後,幾乎湮沒而不傳〉。

  在中國大乘佛教的國度裡,要學「教」,不出天台及華嚴。佛教史告訴我們,在整個中國佛教〈隋唐以後〉義學的教學史上,幾乎都籠罩在天台「五時教判」、「天台四教」〈藏、通、別、圓〉及賢首五教〈小、始、終、頓、圓〉之壓倒性影響下,即如明治年代以前的日本佛教,亦不例外。

由於天台宗建立五時教判中之第二時教──「鹿苑時」的目的,乃因第一時教華嚴經的意境太過高深玄妙,遂降低標準,特為鈍根無智的人講述較淺近,較具體的《四阿含》。同樣的,天台的藏教及賢首的小教,所指的均為「原始阿含」。既然所有接觸佛教教理思想的學人,都一律被教導為原始阿含乃「劣根」、「劣機」之教,那麼中國佛教的末流〈包括台灣的佛教〉,自也不免如太虛大師所說:「賢台雖可以小始終頓、藏通別圓,位攝所餘佛言,然既為劣機而設,非勝根所必須。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為圓法,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於是亦皆被棄。」於是,長時以來,《阿含經》完全不受重視,不被讀誦及研究,這寧為中國佛教史上一部令人遺憾的史頁!這是《阿含》不傳的原因之一。

  唐武宗會昌毀佛以後,經籍流失殆盡,由於禪宗立本於「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及經濟自給自足的基礎上,得以卓然超脫於法難之外,儼然成為中國佛教的代言人。五代時永明延壽提倡「禪淨雙修」及「萬善同歸」,自此以漸,理論性的「教下」各宗,紛紛依附在實踐性的「宗門」之下。然而,跟隨著的是隋唐時代百花爭鳴的宗教活力中絕,佛法的真精神也走向衰微。〈如永明延壽說「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真不知人間佛教何處尋?〉有宋一代,雖有天台宗等教門的中興,然亦僅是大海中之浪花而已,歷經明、清迄民國,終亦返歸「禪宗」與「淨土宗」的門庭〈有清及民國,淨土宗最為興盛〉。台、賢、禪、淨四宗偏頗發展下,所塑造的「不重緣起事相」的中國傳統佛教,其「至圓的理論」〈一即一切,度眾、布施及莊嚴佛土,一切從自心中求〉,「至簡的修行方法」〈以一攝萬,不用多修,一句話頭求開悟;五字洪名覓西方〉,及「至頓的修證特色」〈一生取辦往生極樂;即心即佛、是心作佛〉,這樣急求取證的特殊法門,原是不需太多經教檢證的。於是,在天台及華嚴判教的推波助瀾下,《阿含》經教之被輕忽棄絕,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阿含》在全體佛法中所佔的地位

  近百餘年來,由於歐洲學者的傳譯巴利聖典,及日本學者的努力,北傳《四阿含》及南傳五《尼柯耶》已被世界之佛教文獻學者們,公認為最早期、最接近佛陀教誡原型〈尤其是《雜阿含》或《相應尼柯耶》〉的經教典籍。〈國際學者,尤其重視南傳聖典〉這項歷史性的研究成果,完全推翻了有關對《阿含》聖典的判教解釋,而再度切實地認識《阿含》的地位和價值。根據學者們的研究:「《阿含》〈《尼柯耶》〉不但是根本佛教及原始佛教研究資料之不二寶典,同時也是佛教發展,與大乘佛教諸學派的母胎,《阿含》聖典是一切大、小乘教學思想之基礎與軸心,大乘諸教學,主要以《阿含》為根本原理。」〈資料引自日本學者今津洪嶽之《阿含經解題》〉。

  印順導師在其論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七八頁〉說:「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是以《相應部》為主的《四部阿含》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教,以遣除一切情執,契入無我空性為主,重在『對治悉檀』。『大乘佛法』後期,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教……重在『為人生善悉檀』。接著,「秘密大乘佛教」流行,融攝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儀,這是重在『世間悉檀』。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按:「悉檀」即宗趣之意〉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裡,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

印老同時引據南本《大般涅槃經》中,「牧牛女加水稀釋牛乳」的譬喻,來說明佛法在長期流傳中,原味漸失的歷史事實。〈按:初期大乘經以「一切法空」為了義,後期大乘經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透過國際學者純學術研究的結果,及印順導師以宗教立場之客觀研究結論,一致肯定《阿含》在整個佛法上所佔的地位,這對於原始佛教的研究與實踐,應有鼓舞的功能,值得歸仰佛陀的學人加以留意。未來,若能繼續把原始聖典中「廣律」等律典之精髓,擇要發掘,則佛陀之道跡風貌,將能更為展現。可惜的是,國際上已對《阿含》〈《尼柯耶》〉普遍研究重視之際,而在中國,則迄民國以來,才有呂澂及印順法師等少數法師學者,致意於此,尚未能造成學風,這將猶待有心人士的宏傳推廣。

  四、澄清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

  在印度佛教思潮的推移中,大乘佛教以新興團體之面貌出現,貶抑故步自封的傳統部派佛教為「小乘」,而傳統佛教則以「大乘非佛陀親口所說」,予以反駁,其間當然混雜頗多情感的因素,惟實有彼此理論與實踐之差異存在。自此以後,大乘佛教與早期佛教間,一直劃限著一道難以化解的鴻溝,即使經由龍樹菩薩的努力,亦未能力挽因緣推動的時代狂瀾。

  往昔的中國佛教,及至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在部分學佛行者的觀念中,尚未能掙脫歷史傳承上積非成是的餘習,致心中之迷霧猶未能化消。以「慈悲行」為例,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想像為〈出家的〉隱遁獨善,缺少慈悲心。釋尊宏傳的佛法,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以出家弟子為重心,但也有在家弟子,出家與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脫行,以解脫為終極目標。出家人一無所有,財施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方面修行,一方面遊化人間〈佛陀制戒規定,比丘應「常乞食」,是不許在山林中過隱遁生活的〉,每天與民眾接觸,隨緣以佛法化導世人,擔負起,啟發、激勵人心向上、向解脫,法布施的社會教育任務。又如富樓那尊者,甘冒生命的危險,去教化偏遠地區的粗獷蠻民,能說沒有無我為人的悲心?又如佛陀的在家弟子須達多,好善樂施,被稱為給孤獨長者,梨師達多兄弟,也是這樣。更感人的,摩訶男為了保全同族,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身繫巨石,自沈水中〉,聖典上記載的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所以說,原始佛教的「解脫心與慈悲利他行」,是不相礙的。〈以上慈悲行部份,參考並摘述自印老《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書中之內容〉。

  凡深刻體認緣起正見之聲聞,或原始佛教行者,對於自、他依存的有情,自然而引發的關懷與同情,是不得不然的「行所當行」,從舍利弗,目犍連的代佛轉法輪,及佛陀一生之教化,直可為吾人,做一個原始佛教實踐者慈悲行之最真切見證。原始佛教經典《佛開解梵志阿經》中,不也說,有一類「護阿羅漢」是「護者憂人,度脫天下」嗎!

另外一則有關教義方面的誤解;傳譯於中國唐代,為後期禪師所推重,且在中國及台灣大為流行的大乘經典──《楞嚴經》,經上有「阿難多聞第一,雖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摩登伽難」之記載,姑不論學者們對於 《楞嚴經》真偽之考證分辨,且先就經典傳譯的過程來考察。有關阿難尊者與摩登伽女的故事,漢譯部分,最早出現的為後漢安世高譯《摩鄧〈登〉伽經》〈與失譯之《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為同本異譯,兩者內容幾乎一致〉,經中並無咒語,亦無阿難尊者為咒〈幻〉術所惑之明顯經句。而後來西晉竺法護譯之《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及唐本《楞嚴經》等,則出現密教壇法,及阿難為咒術所惑之情節〈以上二經,均被列入「密教部」典籍〉,比較前後譯本,後者之內容,可能有誤植及增添之情形。也許歷史文獻之舉證,無法令人盡信,惟若以《阿含》經教印證,則真相就可大白。

一般的學佛者,受到《楞嚴經》普遍流傳影響,往往以為「多聞」為粗淺的聽聞佛法,與道力不相干,殊不知「聞、思、修、證」,乃佛陀以來之修行正方便,《雜阿含經》特以「親近善男子〈善知識〉、聽聞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為進入聖果的四項基本條件。《大正‧雜阿含》二五經》更明白的指出:「比丘當知:若聞色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能夠時時覺察、檢證自己身心〈五蘊、六處〉,在面對六塵境界時,有無「貪欲」、「我見」的人,能說沒有修行或修行不得力嗎?在《阿含經》聖典中,「精進禪思」在「六和敬」的僧團中,乃是佛弟子們每天固定的功課,更何況是與佛陀朝夕相處的侍者阿難。聖典更記載:「阿難弟子多行禪」,為重法系之實踐禪師組合。根據以上的論證,或可澄清教義的長久誤解,並使古代聖者之偉大人格重昭。在佛法流傳的記載中,是難免有錯繆情形的,惟學佛者不能昧於原始經典之檢證。

實,透過原始佛教聖典結集史的考察〈如印順導師所撰《阿難過在何處》等〉,多少也可看出以大迦葉為首的重律制學團,向來對於重法制的阿難學團,是有貶抑傾向的,因此,楞嚴經所傳遞之訊息,或許是承古代之餘緒吧!

  五、《阿含》對於大乘落實人間化之正面功能

佛法無分大、小,大乘與傳統間之對立,毋寧是佛教之不幸,就佛法無諍的精神,實有化解鴻溝,並攜手共進的需要。從緣起法開展出來的「三法印」,原始佛教重視道次第,而直從人類現實身心中,如實知苦、集、滅、道,觀一切無常、苦、無我、無我所,而消除熱惱。初期大乘則以為這是世俗諦,要依勝義諦出發〈直從涅槃甚深處下手〉。因此,《般若經》也就認為:觀五蘊無常為「相似般若波羅蜜」〈非真般若〉。《般若經》中,確實是不太重視十二因緣生死流轉的說明。初期大乘高倡一切法空,在空性中無善無惡,無業無報,在通俗普遍的教化中,曾引發不良的副作用〈談空而輕視善行等端正法〉,這在《寶積經》,中已反映出時代的心聲──「寧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351 8 上慢」。以上之流弊,以及大乘高遠的修證意境,在修行上如何落實人間,其下手困難處,龍樹菩薩是有所識見的。於是,提醒大眾重視緣起生滅的事實,鼓吹復歸於佛陀精神之運動,並以《阿含經》「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緣起立場,提出「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的修道次第。根據此一歷史的公案,回頭省視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有值得借鏡之處。追求大乘佛法的信徒,在面對《般若心經》所說的「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時,如何運用並落實在生活中、生命中,這是個嚴肅的課題,在這一方面,《雜阿含經》中所提供的觀察五蘊無常、苦、空、非我的具體修行方法,相信是最能肩負起這項任務的。印老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七十八年八月發行)中重申,其宏揚佛法的宗趣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機應慎〉……」〈按:根本佛教為「法〈《阿含》……〉與律」,中期佛教即指初期大乘〉,或可供現代大乘行者學習,並引為重要參考吧!

           六、《阿含》的時代意義

       台灣的佛教,絕大部分是承續於中國傳統大乘佛教,但目前當未明顯擺脫其原有的理論思想架構,近年來由於時代潮流所趨,卻也脫落了不少山林隱遁氣息,漸漸走入社會接觸人群,頗有一番「人間佛教」的景象,然而,如果僅僅是外表的華麗熱鬧,而不從宗教內在生命層面改造起,那麼,則有令人關心者。尤其當前的台灣,整個社會、經濟、人文及環境等生態,均因政治結構的鬆綁,突然之間,擴大了「我所」〈以自私我見為中心的活動網路〉的空間。人心的慣習,一時適應不來,於是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多元價值取向下,造成了如社會心理學家所說的「現代社會心理適應的困難」。在這股逆流中,佛教界似乎也透露一些偏頗傾向:「功利泛濫、昧因趨果」、「多神力安慰、少自勵質樸」、「方便盛行、真實不彰」,尤其值得警覺的是,「入世利他而戀世,疏於返觀身心的放逸」。當此之時,如果宏法者,均能秉持《雜阿含經》之古訓「若於色、受、想、行、識說厭、離欲、滅盡,是名說法師。」〈《大正‧雜阿含》二九經〉處處時時在教化信眾時,不忘在自、他之間,砥礪提醒 ,遠離「貪欲、瞋恚、愚癡」,並以《阿含》所說「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明慧正覺,向於涅槃……」〈《大正‧雜阿含》四Ο四經〉為座右銘,那麼,即使是「風雨如晦」,佛法定也能在動盪顛沛中,豎立起「雞鳴不已」的標竿,為人心長注不盡的清涼。

〈原文刊於《新雨佛教文化月刊》第五一期、《佛教青年會訊》第九期。

2010年9月16日 星期四

談龍樹的哲學 (三則)



《新雨月刊》第五三期(一九九二年元月出版)

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magazine/rain/rain-53.htm

<編輯室報告>

《談龍樹的哲學》是略談龍樹的中觀哲學的內涵及作用, 有助於如實地定位龍樹的哲學。國人不少人偏好中觀哲學,有智慧者當依循龍樹的說法,從「俗 諦」虛心求學厭、離欲、滅盡法,才能真正達到涅槃。

〈談龍樹的哲學〉 /淨律法師 主答 張慈田 林武瑞 訪問 林武瑞 翻譯

編按:龍樹(約150~250 A. D.) 的中觀哲學在大乘佛教發展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龍樹把佛法邏輯化,以應付當時哲學思想界的挑戰與需要。研習龍樹的哲理,能提昇思辯的能力及去除某些執著,但要獲得涅槃的體證還得依靠實修四聖諦、八正道,因為「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中論》)

南傳佛教的佛徒對龍樹的中觀哲學的看法及態度如何,在北傳佛教的國度裡很少人知道,藉由訪問錫蘭籍比丘淨律法師(Bhante Madawala Seelawirnala)談有關龍樹的哲學,有助於使龍樹哲學清晰且明朗的定位。

張慈田:請教法師對龍樹哲學的看法。

淨律法師:龍樹的哲學,是因應印度當時的社會背景而產生的。佛教本是個重視實踐的宗教,但當時的人們重視哲理思辨,佛教若不談這些就不能受到重視,於是龍樹就出來把佛法哲理化了,他用很優美的文字將佛法以哲學的方式來表達。所以當我和朋友談起龍樹時,我說龍樹的哲學把佛法艱深化了。但在那個時代這麼做是很重要的。今天在很多大學裡,人們對龍樹哲學的重視超過釋迦牟尼所說的法,因為前者把佛法變成邏輯式的會吸引人去做內心的思辨,但若要使人領悟「法」(dhamma),邏輯並不是一種好的方式。要體驗「法」必須透過對自我內心的瞭解。釋迦牟尼也引用邏輯,邏輯可以是正確的,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情況有所幫助。龍樹用邏輯思考、表達,但邏輯不足以瞭解佛法,他想要把佛法完全邏輯化,把佛法放進邏輯體系裡,比如說,他用很優美的文字來表達空義,把它納入邏輯思辨中,就某個範疇而言,對研究佛法的人有極大的幫助,但有它的有限性。事實上,只要你自己修學佛法,像修戒、定、慧,你自然會體悟到龍樹所說的。他的學說該受到重視,今天的學術界都給予極高的評價,但你若真要自己有所體證的話,他的學說僅有少許的幫助。

張慈田:只採用龍樹的學說,能不能獲證涅槃?

淨律法師:不可能。一個人可藉由龍樹的學說使修行提昇到某個層次,但距涅槃尚有一段距離。

林武瑞:龍樹的學說是不是理論重於實修?

淨律法師:是的。理論歸理論,單靠理論絕不能獲至涅槃,一定要配合實修。佛法就像一門科學,在科學的領域裡,有理論的部份,也有實驗的部份,一個人只懂得科學的理論,並不叫做科學家,一定要理論跟實際事相一起操作的人,才可以稱為科學家。佛法也是一樣,要成為一個修行者,一定要道理和實修配合,這一點很重要。你若只管實修,須經很長的時間才會開悟,但若只研究道理,則永遠不會開悟。惟有學習佛法,並應用於日常生活,才有可能開悟解脫。

林武瑞:一個人若不研究龍樹的學說,有沒有可能體驗涅槃?

淨律法師:有可能,這其中並沒有必然性。龍樹學說的崛起,是基於社會環境的需要。當時的哲學思想界競爭很激烈,佛教在這方面若沒有傑出的表現,就很難受到重視,於是龍樹把佛教的道理用很高超的哲理方式表達出來了。佛法在歷史的流傳中,不同時代和區域的人們各有不同的需求,弘法者就針對當時社會的需求,給予不同的包裝。龍樹所處的時代人們重視哲學思辨,於是他將佛法以哲學的方式來展現。比如說,我們現在處於二十世紀,大家重視心理學和心理分析,我們若要弘揚佛法,就必須用心理學的方法來表現它,正如我昨晚的演講一樣,很像心理分析式的,告訴人們「如何消除憂慮」。

張慈田:龍樹的思想能不能實踐化?

淨律法師:當然可以,因為它也是佛法。

龍樹用很優美的語言,以邏輯的方式來宣揚佛法,比如說,他著《中論》闡釋空義,你若反覆讀誦《中論》的偈頌,久而久之也可心領神會,而在修學佛法上,帶給你很大的助力。

張慈田:所以龍樹的思想可取證涅槃?

淨律法師:不盡然。比如說,到達涅槃是一段很長的距離,龍樹的思想可使人開智慧,提升至某個層次,縮短與涅槃之間的距離,但到達某個限度便幫不上忙。

張慈田:為什麼這麼說呢?

淨律法師:因為單靠邏輯是不夠的。

張慈田:可是我們把他的方法實踐化啊!

淨律法師:把邏輯的理論實踐化(停頓、沈思),龍樹說,不執著於二邊,即使中道亦不可執著,這一點很難解釋。我若是已開悟解脫者,龍樹的學說在我看來是完美無瑕的,但我已不需要它;我若是尚未開悟解脫者,龍樹的理論文派不上用場。反觀釋迦牟尼的教法,是一個接一個步驟,循序漸進地,將人們從最底層引導到最上面一層。龍樹的學說是直接展現最上乘第一義,但上上根基的已證悟者已不需用上它了。

林武瑞:換句話說,龍樹所講的是已證悟者所體驗的境界,並不是針對普通人的根器而施設的,你只能反覆玩味其中真義,而難以付諸實行?

淨律法師:沒有錯。那是針對已有所證悟的人說的。而釋迦牟尼佛教導人的方式,是有法次法向的,由世俗諦逐漸提昇到最高的第一義諦。比如說,在家庭裡,教做丈夫的要善待妻子,侍奉父母……。修學的次第是:聽聞正法,親近善知識,持戒,持戒可去貪欲,貪欲去除則沒有執著,無執者則生喜樂,接著便生定,生慧。它是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的。龍樹的學說只適合某一種程度的人。

張慈田:在貴國或者泰國,人們研究龍樹哲學嗎?

淨律法師:只有在大學裡。因為龍樹的思想在整個佛教史的發展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張慈田:可是沒有人修學龍樹的方法嗎?

淨律法師:是的,沒有人。不過我們記誦他的偈頌。我年輕的時候,也背誦很多《中論》的偈頌。然而,沒有比佛陀本身的教法更好的了。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論師,針對人們個別的需要,以種種的方式和語言來閘揚佛法。比如說,在中國或日本有某些人以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的信仰來弘揚佛法,因為一般民眾會疑慮釋迦牟尼佛已經圓寂了,現在靠誰來幫助他們呢?沒關係,現在有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在斯里蘭卡,人們沒有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因為在那裡原本就有印度教的信仰存在,於是弘揚佛法的人告訴一般信眾說,釋迦牟尼佛圓寂了,不過沒關係,有些印度的神也是佛教徒,而且,釋迦牟尼佛指派這些神明來護佑斯里蘭卡。而在台灣,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信徒們也很喜歡啊!

林武瑞:所以說人們總需要偶像來做為心靈的依託?

淨律法師:也不是這樣講。當人們有所需求時,就有新的構想產生。基於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時代中有各色各樣的展現,但這都無妨於佛法的根本精神。龍樹的學說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林武瑞:龍樹把佛法的內容歸納為四種悉檀,而只有第一義悉檀是究竟法,現在想請教法師的是,在龍樹的思想體系裡,他認為「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並非第一義,它們只是證人涅槃的工具而已,這一點您同意嗎?

淨律法師:沒有錯,只是工具而已。佛陀給人們這些工具,我們靠它即可證入涅槃。

張慈田:但是在龍樹的理論裡,沒有說靠無常、無我為工具導至涅槃。

淨律法師:所以說這是最大的難題,如我前面所講的,龍樹所說的是已解脫者的境界,這一層次的人當然不再需要工具。佛法是一種工具,沒有它,就不能獲至涅槃。所以說佛陀針對不同程度的人給他不同的工具,直到最後獲得涅槃解脫為止。龍樹也是提供一種工具,使人們提升至某個層次。

林武瑞:請問法師,您認為三法印只是修學佛法的工具而已,或者是究竟第一義?

淨律法師:三法印對修學佛法而言非常重要,但只是一種工具。我們假借某種的知識使我們獲得解脫,這些知識當然很重要,但它並不就是「真理」,沒有所謂的「真理」。世界上並沒有「真理」,即使佛法也不是。這是龍樹試著要闡明的真相。但釋迦牟尼佛知道,他不可以事先就告訴人們說佛法並不就是「真理」。

林武瑞:換句話說,所有的教法都只是幫助人們的工具而已,並不是究竟的真理。

淨律法師:沒錯。但是在你還沒有使用這些工具之前,佛陀不會說你不必使用它。

林武瑞:當然!當然!在你還沒有證得涅槃之前,佛陀教你要使用它,並相信它。

淨律法師:佛陀甚至不這麼說不必使用工具,他說這是通往涅槃的道路。比如他開示四聖諦,他也知道實際上四聖諦也不是究竟的真理,但少了它,人們便無法從煩惱痛苦的深淵中爬出來。你知道,除非人們已經達到某個境地,否則不宜事先就告訴他某些秘密。若事先就全盤揭露,反而對他沒有幫助。

張慈田:龍樹教導人的「工具」是什麼?

淨律法師:沒有。我要強調的重點是,龍樹處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其他的宗教哲學都很發達,他必須用很優美的文字和邏輯辯證來凸顯佛教的卓越性,這一項工作他作得很好。

張慈田:但是他教人契入涅槃的工具是什麼呢?

淨律法師:他並沒有特定的工具,沒有特定的方法。

張慈田:但這正是他的方法,他教人要捨棄一切。

淨律法師:是的,他教人捨棄一切,一切法不可執;連佛法、佛陀以及他的教法皆不可執。他引用邏輯的方法來辯證,但邏輯不是完美無缺的,邏輯不能導入涅槃,它只是少許的幫助。

張慈田:所以說,他沒有特定的方法。

淨律法師:是的,沒有。不過你若自己修禪定,在定中修無常觀或者空觀,可達到一種禪定叫做非想非非想,這時你的意識空掉了,你的身體沒有了,一切皆空,即使出了定,你在觀念上也較不會執著了。任何好的禪定方法都可以使人達到這種境界,並非非靠龍樹的方法不可。

林武瑞:在此順便談到,我發現克理虛納穆諦(J. Krishnamurti)的教法和龍樹的方法很類似。

淨律法師:是的。他研究哲學,精通印度教和佛教教理,並且能把這些東西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比如說,當我跟美國人講佛法時,我告訴他們,人生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安全感,它導至我們去追求、執著,因此而放不下等等。我也許能侃侃而談一個小時以上,對人生的種種作精闢的分析,而內容巧妙地避開佛、法、僧等用詞,但聽眾對我所講的由衷信服和接受。克里虛納穆諦正是用這種方式來宣揚真理。

張慈田:可是他為什麼不用佛法的名詞來表達呢?

淨律法師:我想其中一項原因是,他這樣做效果比較好。因為他不掛上某個宗教的招牌,不論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或者一般人都能接受他的教法。像我就不一樣了,我剃了頭,穿上出家人的衣服,跟佛教徒講佛法當然沒問題,若在公共場所弘法,我所代表的形象就多少受到限制。克里虛納穆諦是個哲學家,不論哪個宗教的信徒,或者對哲學愛好的人,都願意聽他演講。

林武瑞:不過我發現,他講了很多,但並沒有提示具體可行的修行步驟,他認為「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No way is the best way)。

淨律法師:你要知道,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佛陀的教法更好的了,即使龍樹的方法也有別於佛陀。我打個譬喻,我們現在住這裡,佛陀告訴我們,你們必須去另外一個城市,為什麼呢?因為這裡沒有食物和工作,而那個城市有,住在這裡不好,去那個城市會使你快樂和幸福。接著他告訴我們,去那個城市要花兩佰元,並教我們怎麼去賺這兩佰元,然後還教我們怎麼搭車、換交通工具,以及描述每一站的情景,和它們之間怎樣相互貫串起來。只有在佛法裡你才能找到這麼詳細的說明。為什麼?怎麼做?一個步驟怎麼接另一個步驟?而在其他宗教也許只會告訴你,你必須去某個地方,或者去那裡要花多少錢,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張慈田:謝謝法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1991.12.26.訪問於台南妙心寺。淨律法師目前任教於 Cal State Univ.,Berkeley及加州佛學研究所。)

(1992.1.《新雨月刊》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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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arts.cuhk.edu.hk/~hkshp/scholar/WenJinKe/l09.htm

評《新雨》的〈談龍樹的哲學〉---溫金柯

龍樹菩薩的歷史評價

龍樹菩薩誕生於佛陀以後六、七百年,佛教史家稱他是「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論師。」〔註一〕中國佛教受他的影響很大,譽為大乘八宗的共祖,三論宗、禪宗、淨土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密宗和律宗,都自認為受到他的很大啟發〔註二〕,因此他在中國享有很高的聲譽,備受崇敬。西藏佛教也深受他的影響,「中觀見」被視為最究竟、最正確的佛教哲學〔註三〕。可以說,龍樹在北傳佛教中的崇高地位是早有定評的,很少人會想到要去重估他的地位和價值。至於南傳佛教,由於在西元前二、三世紀傳入錫蘭之後,就脫離印度佛教史的脈絡而獨自發展〔註四〕,因此不受龍樹菩薩的影響。近代世界交通以來,南北傳佛教終於在世界領域內碰面,彼此都自然會有一新耳目之感;相互學習,彼此切磋應該是謙虛為懷的佛教修行人自然會有的態度,所以相信北傳的大乘佛教徒也會樂意聽聽南傳上座部的人如何看待他們所崇敬的龍樹菩薩。
《新雨月刊》第五三期(一九九二年元月出版)刊出了<談龍樹的哲學>一文,主答者是一位錫蘭籍的比丘淨律法師。該刊在<編輯室報告>中說此文「略談龍樹的中觀哲學的內涵及作用,有助於如實地定立龍樹的哲學」,該文的<編按>也稱它「有助於使龍樹哲學清晰且明朗的定位」,可見「給龍樹哲學一個定位」是《新雨》刊出此文的主要企圖,相信許多大乘信徒都是願樂欲聞的。
然則我們看到,在訪問中,淨律法師自己承認,在錫蘭或泰國,「只有在大學裡」的人才研究龍樹哲學,而且「沒有人修學龍樹的方法」時,我們難免有些失望。著名的西方宗教家史懷哲說過:「沒有實踐的宗教與道德,只不過是空談而已。」同樣的道理,沒有透過實踐的努力,應該很難瞭解一個宗教法門的內涵、義蘊和作用。以淨律法師的宗教背景和對龍樹哲學的涉獵程度,我們很難期望他對中觀哲學能有比較深入的認知。但這並不影響他有一分認知說一分話,然而我們卻發覺他的口吻與態度太過權威了,例如回答「只採用龍樹的學說,能不能獲證涅槃?」的問題時,我們看見的是毫無保留的斷定式的回答:「不可能!」我們就不禁懷疑他的態度是否客觀?有沒有謹守學者應守的分際?
當然我們不應以人廢言,或許淨律法師是聰敏的宗教天才,宗通說通,見微知著,雖然對龍樹哲學涉獵不深,但他的評價也可能是確當的,所以我們也不能貿然否定他的話,而應該靜下心來聽聽他怎麼說。通觀全文,淨律法師對龍樹中觀哲學的評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佛教本來只重視實踐,到龍樹才把佛教哲理化,這是為了因應當時印度社會風氣的需求。二、龍樹哲學的哲理思辨,對於體證涅槃只具有一些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助益。前者涉及佛教史實和龍樹創作《中觀論》的動機,後者則涉及解脫道的理趣,都可以一談。

佛教與哲理化

關於第一個問題,淨律法師說:「佛教本是個重視實踐的宗教,但當時的人們重視哲理思辨,佛教若不談這些就不能受到重視,於是龍樹就出來把佛教哲理化了。」這句話包含兩個判斷,一是「本來佛教只重視實踐,而沒有哲理化。」二是「直到龍樹才開始將佛法哲理化。」這兩個判斷都不符合佛教史的常識。
所謂「哲理化」可以定義為:「用抽象的、理論化的語彙,建立有體系的理論,以說明宇宙人生的情況。」如果這個定義可以獲得共許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在原始佛教的典籍中,早已具備哲理化的條件了。「五蘊」「四識住」「緣起」「無我」「涅槃」這些常見於阿含經中的語彙,任誰也不能否認它們是相當抽象化、理論化的語詞。在《雜阿含經》中隨處可見的句子:「無明緣行,行緣識……」「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等等也都是相當哲理化的陳述;至於原始佛教的核心教義,如「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等等,也都是體系整然的理論。因此,說佛法最初沒有哲理化,並不符合原始佛教典籍給我們的印象。
有人或許會辯解說,原始佛教當然有一些哲理化的傾向,但是並沒有像龍樹那樣「致力於」佛法的哲理化。但是佛教史知識告訴我們,把佛教哲學作進一步整理、發揚的也並非始於龍樹。印順法師等佛教史家的研究顯示,著重法義分別的學系早已活躍於早期佛教中,而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上座部系的阿毗達磨論書〔註五〕。南傳上座部的七論和說一切有部的一身六足乃至《大毗婆沙論》的完成都在龍樹以前〔註六〕。亦即在龍樹之前,佛教的阿毗達磨哲學早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了。淨律法師把佛教的哲理化視為忽焉而生的東西,並把它推給龍樹,是相當昧於史實的講法。
淨律法師對龍樹創作中觀論的動機作了如下的描述:「龍樹學說的崛起,是基於社會環境的需要。當時的哲學思想界競爭很激烈,佛教在這方面若沒有傑出的表現,就很難受到重視,於是龍樹把佛教的道理用很高超的哲理方式表達出來了。」淨律法師認為龍樹是為了因應時代風尚而用哲理來「包裝」佛法。如前所述,佛法之哲理化源遠流長,在龍樹之前小乘阿毗達磨哲學已極為發達,所以「用哲理包裝佛法」不可能是龍樹創作《中觀論》的動機。要問龍樹的動機,不如來看《中觀論》的皈敬頌:「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註七〕闡明佛說的真義,息滅諸戲論,才是龍樹的動機吧!我們看龍樹在論中所評破的對象,也包括了小乘阿毗達磨論師的見解〔註八〕,就能夠明白龍樹的用意絕非僅僅於「包裝佛法」而已,他還有評破小乘迷執,回復佛法正義的用意,《中論青目釋》就說:「佛滅度後,後五百歲像法中,人根轉鈍,深著諸法,求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決定相,不知佛意,但著文字……龍樹菩薩為是等故,造此《中論》。」〔註九〕

思辯與涅槃

第二個問題,是否哲理思辨對體證涅槃沒有什麼積極的助益?淨律法師一再強調思辯的無用,他說:「把佛法變成邏輯式的,會吸引人去作內心的思辨,但若要使人領悟『法』,邏輯並不是一種好的方式,要體驗『法』必須透過對自我內心的瞭解。」讀這句話時我們不禁懷疑,不透過「內心的思辨」如何達到「自我內心的瞭解」?這二者如何分得開?《雜阿含經》中不是常常說到「獨一靜處,思惟觀察」〔註一○〕才能夠體證佛法嗎?
他又說:「你若只管實修,須經很長的時間才會開悟,但若只研究道理,則永遠不會開悟。」顯然,淨律法師把「實修」和「研究道理」分開來。但是《雜阿含經》不是說:「我以知見故得漏盡,非不知見。」〔註一一〕嗎?不研究道理,怎能獲得「知見」呢?修學佛法的過程,經中歸納為「聞、思、修、證」〔註一二〕。聞思都是「研究道理」,「修」則是把道理和身心作更深密的契合與觀察思惟,如此,怎麼能說「研究道理」與修行絕對無關呢?所以我們很難設想淨律法師沒有「研究道理」,沒有「作內心的思辨」的「實修」究竟是在修什麼?相反的,他所否定的透過「研究道理」,進而「作內心的思辨」其實這才是佛法修行的正常次第。李元松老師深受龍樹中觀的影響,近期所講的「冥想二十次第」及本刊二五期發表的<從修慧邁向無漏慧的途徑>一文〔註一三〕,對此都有詳盡的說明。甚至南傳上座部所宗依的《清淨道論》也應該不離這個原則吧!
淨律法師否定透過龍樹的思想可以取證涅槃,他的理由是:「因為單靠邏輯是不夠的。」事實上,我們透過《雜阿含經》中一些直接經由佛陀或善知識的開示說法而當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的例子,可以看到他們所用的方法常是反詰式的,一個問題扣著一個問題的深入,終於使聞者頓見法性,現觀涅槃〔註一四〕。所以恰恰相反,有條理的思辯程序,可以是使人由迷轉悟的一種方法,端在使用者是不是明眼人。得法眼淨,證初果,是取證涅槃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卡,在這個關卡中,邏輯思辯可以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另外,淨律法師之所以認為龍樹哲學是無用的,又有一個理由是「龍樹所說的是已解脫者的境界」「我若是已開悟解脫者,龍樹的學說在我看來是完美無瑕的,但我已不需要它;我若是尚未開悟解脫者,龍樹的理論又派不上用場。」這樣的講法,一方面把龍樹哲學譏為炫耀式的無益玄辯,另一方面也顯示淨律法師完全不瞭解「果地見」在解脫道中的力用。龍樹曾說:「為可度眾生,說是畢竟空。」〔註一五〕若非為了引導人們體證涅槃,所謂「完美無瑕的理論」只是無益的戲論而已。眾所週知,《中論》以破斥邪見著稱。破斥邪見,何必對已無邪見的解脫者說呢?而破斥邪見竟然會對「尚未開悟解脫者完全派不上用場」嗎?

按圖索驥的修行方式

《中論》闡揚的是無我空義。《雜阿含經》說:「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註一六〕可見即便依據阿含之教,無我正見也是契入涅槃的正因。所謂「尚未開悟解脫者」,也就是不瞭解「無我正見」的人,對他而言,破斥迷執,顯揚無我的中觀教法,難道不是他轉迷成悟時所必需的?而淨律法師對此卻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論斷。他的修行觀是:「只要你自己修學佛法,像修戒、定、慧,你自然會體悟到龍樹所說的。」但「採用龍樹的學說」卻「不可能獲證涅槃」。顯然淨律法師鼓勵的是一種一個人蒙著頭按圖索驥的修行方式,並認為明眼善知識或解脫者的自內證對凡夫沒有任何的幫助和作用。小乘阿毗達磨論整理阿含經中所說的修行次第,固然有一定的頁獻,但若執成定局,按圖索驥,並且拒絕解脫者來自妙高峰上的法音,那麼恐怕就不是善巧的修行觀了。淨律法師說:「佛法就像一門科學,」接著又說:「你若只管實修,須經很長的時間才會開悟,但若只研究道理,則永遠不會開悟。」這就好像說,一個人想要瞭解「相對論」這門科學,卻拒絕研究愛因斯坦所得的結論,反而研究起愛因斯坦的生平和他讀過的書,並認為只要「只管實修(照著做)」,終有一天一定會明白相對論的;同時卻又主張直接研究相對論的道理,則永遠不會懂相對論,因為科學就必須這樣學,這是多麼荒誕的學習觀呢?
印順法師對南傳上座部佛法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評論:「釋尊住世時的佛教,我也承認比較上接近巴利文系的佛教。或者覺得它既然接近佛教的原始態,佛教徒只要忠實的依著它去行就得。……巴利文系的佛教者,雖自以為是理智的佛教,說大乘是感情的佛教;在我看來,他們只是依樣葫蘆的形式崇拜。他們根本的缺點,是忘卻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哲者宗教應怎樣去信仰它,從來沒有理會過。」〔註一七〕此文雖寫於三、四十年以前,但與淨律法師的修行觀對比起來,仍覺其虎虎有力,切中其弊。

正確理解龍樹思想

談完上述兩個問題,本來可以結束對淨律法師之見解的討論,但是由於<談龍樹哲學>一文,是淨律法師和新雨同人的對話錄,其中還牽涉到一些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再說幾句。
其一是、他們和淨律法師曾試圖討論「把他的方法實踐化」的可能性,而終於不了了之。其實,龍樹菩薩的著作很多,有「千部論主」之稱,一些佛教史著作都說明龍樹學說的全貌包含了「深觀」和「廣行」兩個密切相關的部分,如《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菩提資糧論》等等都是廣明菩薩大行的〔註一八〕。也就是說,龍樹的「深觀」如何「實踐化」,如何結合「廣行」,龍樹自己早就有了詳盡的解說,因此這並非隱晦不明的問題,而淨律法師「停頓、沉思」之後,仍然無法想像如何將龍樹中觀實踐化,只說:「龍樹說,不執著於二邊,即使中道亦不可執著,這一點很難解釋。」足見他對龍樹學說的完整性並不瞭解;不見龍樹學說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就將他貶斥為貧乏、沒有實踐化的玄談,就好像一個不懂書法的人,竟然說蘇東坡的<寒食帖>是亂寫的,一樣的不恰當。
其二是他們三人在討論中共許龍樹沒有提供特定的方法以引導人們趣入涅槃,甚至形成了龍樹主張「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這個結論。我們且不談龍樹其他論及「廣行」的著作,光以《中論》的內容來說,其實《中論.觀法品》就曾明確的指出:「滅我我所故……,名得無我智,得無我智者,是則名實觀。得無我智者,是人為希有。內外我我所,盡滅無有故,諸受即為滅,受滅則身滅,業煩惱滅故,名之為解脫。」〔註一九〕<觀如來品>又說:「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註二○〕息諸戲論,得無我智,是《中論》明確提出的趣入涅槃的方法,與前引《雜阿含經》「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的經義若合符節,因此怎能說龍樹沒有提供方法,甚至推論出龍樹主張「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的結論呢?這是對龍樹中觀哲學的一大誤解。
其三是淨律法師說:「釋迦牟尼佛教導人的方式,是有法次法向的,由世俗諦逐漸提昇到最高的第一義諦。」他認為是龍樹的空觀哲學毀棄了這一切,他說:「他教人捨棄一切,一切法不可執,連佛法、佛陀以及他的教法皆不可執。」從這裡,我們彷彿看到大乘經中提到的「聞空義則心如刀割」的小乘人的心聲。其實龍樹的中觀並不否定佛陀的教法。對於有這樣誤解和擔心的人,龍樹曾慰勉他說:「汝今實不能,知空、空因緣,及知於空義,是故自生惱。」〔註二一〕在<觀四諦品>中,龍樹說明了「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註二二〕的道理,詳細論證了「只有空義才能夠建立整個佛法理論,若不成立空義,則佛法理論也無法建立」的道理。因此讀過《中論》的人都不應否認龍樹以空義來成立四諦、三寶、罪福因緣的事實,而用龍樹不曾犯的錯來指責他。至於《新雨》的<編按>中,引用龍樹《中論》「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註二三〕一語來提醒龍樹學的行人,也令人有錯愕之感。
其四是他們三人在討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包括三法印、四聖諦在內,佛陀的一切教法「都只是幫助人們的工具而已,並不是究竟的真理。」在<編按>中,編者也顯然把四聖諦、八正道歸屬於「俗諦」。我們在《新雨》中讀到這樣的論斷,無疑是令人驚異的。據我們所知,《新雨》和小乘上座部執都一向把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等等說成「是諦、是如、是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勝義諦;怎麼突然之間南傳上座部的法師和《新雨》同人改變了這個重要的基本教義了呢?我們認為這個改變是屬於教義的全盤性的改變,甚至可說是回歸中觀的立場了,似乎不應輕忽為之。倘是嚴謹的有一貫主張的弘法團體,似乎有必要正面說明這種根本性改變的理由。
其五是此文肯定「龍樹所說的是已解脫者的境界」。記得《新雨》在以前刊載的文章中,曾經痛罵龍樹哲學是「佛魔同體論」「是非不分論」的邪見,並且支持這樣的說法,今昔對比,無異於南轅北轍。關心《新雨》的朋友難免懷疑,到底《新雨》對龍樹的真正看法是什麼?如果《新雨》的看法確實轉變了,也應該明確地向讀者說明。如果《新雨》自己也依違兩可,毫無定見,就顯然對自己刊物發表的文章和自己的言論太不負責任了。《新雨》是佛教界少數致力討論修行問題的刊物,值得大家肯定,所以我們對他也就有一些起碼的期許,相信《新雨》也會注意及此才是。


註:

  1. 註一:參考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台北,天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初版,改名為《印度佛學──思想概論》),一一○頁。

  2. 楊白衣,《印度佛教史略》,台北,普門文庫,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五八頁。

  3. 松本史郎,<西藏的中觀思想>。(收入山口瑞鳳等著,許洋主譯,《西藏的佛教》,台北,法爾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二三三頁。)

  4. 干潟龍祥,<南方的佛教>,(收入水野弘元等著,許洋主譯,《印度的佛教》,台北,法爾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版,二一六頁。)

  5. 參閱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阿毗達磨的起源與成立>,作者自印,一九七八年四月再版,四三──九○頁。

  6. 同前註,二一二頁。

  7. 《中論》卷一(大正三十.一中)

  8. 印順,《中觀論頌講記》,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十版,三三頁。

  9. 《中論》卷一(大正三十.一中下)

  10. 《雜阿含經》卷八(大正二.五一中)

  11. 《雜阿含經》卷十(大正二.六七上)

  12. 《俱舍論》卷二二(大正二九.一一六下)

  13. 見《現代禪雜誌》第二五期,一九九三年一月。

  14. 可參閱拙著<原始佛教指導悟道的方法>,已收入本書。

  15. 出自《大智度論》,轉引自印順《中觀論頌講記》,四七○頁。

  16. 《雜阿含經》卷十(大正二.七一上)

  17. 印順,《華雨香雲》,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九版,二四五頁。

  18. 呂澂,前引書,一一七頁。又印順《中觀論頌講記》,二頁。

  19. 《中論》卷三(大正三十.二三下)

  20. 《中論》卷四(大正三十.三○下~三一上)

  21. 《中論》卷四(大正三十.三二下)

  22. 《中論》卷四(大正三十.三三上)

  23. 《中論》卷四(大正三十.三三上)


《新雨月刊》54期

回應〈評《新雨》的《談龍樹的哲學》〉╱張慈田

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magazine/rain/rain-54.htm

(談龍樹的哲學)是趁旅居美國十多年的淨律法師第一次來台短期弘法期間所採訪的問答,一方面了解上座部佛教的看法,一方面充實《新雨月刊》談論龍樹中觀哲學方面的文章,於是有了採訪的動機。《談龍樹的哲學》的對談中,並無意否定龍樹在「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論師」的地位,也無意做佛教史的翻案工作,只是談出《中論》的功用及其可能的侷限性,這樣的談論,相信對修行人是有所助益的,而中觀學者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收到《現代禪》第27期,看到溫先生的大作〈評《新雨》的〈談龍樹的哲學〉〉,拜讀之餘,一時還不知如何因應,因為從頭到尾批評淨律法師談論龍樹中觀哲學的觀點,幾乎是評得體無完膚,並挑戰《新雨》的根本知見,令人有錯愕的感覺。跟同修作了一些討論之後,有人主張不要回應,因為回應這種刻意挑毛病的論證,只有耗損心力。不要回應是一種辦法,但是對溫先生本人及《現代禪》、《新雨》的讀者都失去從辯論中學習的機會,這可能損失更大,於是決定作回應,而由我來為這篇文章。

當我詳細再把「評」文讀過,我懷疑溫先生除了偏見之外,是不是懷有瞋念下筆,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密集的錯誤?《中阿含苦陰經》說:「眾生因欲、緣欲,以欲為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姊妹、親族輾轉共諍。彼既如是其鬥諍已,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族更相說惡,況復他人。」這是說到世間輾轉鬥爭的根源。欲跟瞋是一體兩面的,面對一個人的瞋心,我會建議他提正念、多修慈悲觀,以減少製造人間的怨恨,但是溫先生是持有「慾境當下即是涅槃」的看法(見溫金柯:《雜阿含經》辨義,《現代禪》第23期),面對瞋心,他的論證會變成「瞋境當下即是涅槃」,這樣的話,在修行上無法回饋。不過,或許可以提醒他以平等心(超然的立場)來下筆,多少也會減少雞蛋挑骨頭及失誤的情況。雖然他有甚多的偏失,但他提出的看法中,可能還有一部分言之有物,那麼就讓我們來虛心檢證與學習。以下我將逐項討論他的評論。

一、溫先生說:「以淨律法師的宗教背景和對龍樹哲學的涉獵程度,我們很難期望他對中觀哲學能有比較深入的認知。」關於淨律法師的宗教背景根據溫先生的佛教史知識是:

「至於南傳佛教,由於在西元前二三世紀傳入錫蘭之後,就脫離印度佛教史的脈絡而獨自發展,因此不受龍樹菩薩的影響。」所以,大致上就推論出在錫蘭孤立的環境下,淨律法師或錫蘭人對龍樹的思想是不會很懂。這個推論是對古今錫蘭人學習梵文經典(包括龍樹的思想)的傳承是一無所知,不要說過去,當前錫蘭人通達梵文,學習梵文經典,包括龍樹的《中論》,應當不下百千人,用錫蘭文或英文學習《中論》的人當然更多,這樣的大環境下對中觀哲學有深入認知的人很有可能多過台灣人。不過糾正這個歷史的無知與偏見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淨律法師「對龍樹哲學畸涉獵程度」。在訪談當中,淨律法師只表示過「我年輕的時候,也背誦很多《中論》的偈頌。」從這句話,我還無從判斷他對龍樹哲學涉獵程度,溫先生何以能知道?大概是從文章中對龍樹哲學的談論知道吧?那麼我們就進一步來評評看。

二、溫先生說:「例如回答『只採用龍樹的學說,能不能證涅槃?』的問題時,我們看見的是毫無保留的斷定式的回答:『不可能!』我們就不禁懷疑他的態度是否客觀?有沒有謹守學者應守的分際?」淨律法師的答話有他的完整性,但卻被溫先生任意割裂,以致使淨律法師變成獨斷的人。甚至連印順法師也說:「假如中觀正如這位錫蘭法師講的這樣的話,那麼他的了解或研究只是形式而已。」(以上的談話是筆者 1992 年 3 月12 日請示印順法師的一些意見,透過性瀅法師的傳話。印順法師只看過《現代禪》的評文,還沒讀《談龍樹的哲學》的原文)。所以若不讀原文的話,斷章取義的文章很容易障蔽人的慧眼,可見扭曲敘述的過失!

事實上,淨律法師是這樣回答:「不可能。一個人可藉由龍樹的學說使修行提昇到某個層次,但距涅槃尚有一段距離。」他也說:「龍樹用邏輯思考、表達,但邏輯不足以瞭解佛法…… (邏輯思辨) 對研究佛法的人有極大的幫助,但有它的有限性。事實上,只要你自己修學佛法,像修戒、定、慧,你自然會體悟到龍樹所說的。」他又說:「到達涅槃是一段很長的距離,龍樹的思想可使人開智慧,提升至某個層次,縮短與涅槃之間的距離,但到達某個限度便幫不上忙。」這樣的敘述已經明白表示單靠邏輯辯證有它的有限性,對達成涅槃是不夠的,還得靠實修及圓滿成定慧的資糧才可能獲致涅槃。這樣不客觀嗎?至於淨律法師肯定龍樹的思想能「使修行提昇到某個層次」及「可使人開智慧」,但並沒有表示能否使人開悟見法。依我對《中論》的理解是這樣:依《中論》來修行是可以開悟見法。但是《中論》的修法缺乏法次法向,它是高難度的修法,所以,若單獨用《中論》的方法來修持佛法並不能普及,例如在中國,《中論》借由三論宗弘傳,不過數代就絕響了,歷史上的殷鑑還不足以借鏡嗎?假如有更簡易的方法,而且事半功倍為何不採用?

三、溫先生說:「淨律法師說:『佛教本是重視實踐的宗教,但當時的人們重視哲理思辨,佛教若不談這些就不能受到重視,於是龍樹就出來把佛教哲理化了。這句話包含兩個判斷,一是『本來佛教只重視實踐,而沒有哲理化。』二是『直到龍樹才開始將佛法哲理化。』這兩個判斷都不符合佛教史的常識。」在這段文中,淨律法師說的是有一些瑕疵。但從訪談的內容來看,淨律法師多次使用「邏輯化」一詞,可見他是把《中論》定位為邏輯化的佛法。在這段文字中,把「哲理思辨」理解成「邏輯思辨」,把「佛教哲理化」理解成「佛教邏輯化」,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哲理化」是就廣義來說,狹義則指邏輯化、辯證化。溫先生挑「哲理化」的語病來作冗長的評述,這樣值得嗎?

四、溫先生說:「是否哲理思辨對體證涅槃沒有什麼積極的助益?淨律法師一再強調思辨的無用,他說:『佛法變成邏輯式的,會吸引人去作內心的思辨,但若要使人領悟『法』,邏輯並不是一種好的方式,要體驗『法』必須透過對自我內心的瞭解。』讀這句話時我們不禁懷疑,不透過『內心的思辨』如何達到『自我內心的瞭解』?這二者如何分得開?…‥他又說:『你若只管實修,須經很長的時間才會開始,但若只研究道理,則永遠不會開悟。』顯然,淨律法師把『實修』和『研究道理』分開來。」在這段文字及《談龍樹的哲學》裡,完全找不到淨律法師說過「思辨的無用」,他只說過邏輯思辨有它的有限性。另外,在淨律法師的話中並沒有論述「內心的思辨」到「自我內心的瞭解」之間的過程,也沒有說到兩者是否割裂,但溫先生卻依己意便把這兩者分開,我不知道別人能從裡面學到什麼。

關於「實修」和「研究道理」能不能用二分法來分開,那就要去把「實修」與「研究道理」定義清楚,在定義的時候則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這裡我對討論這兩者定義的問題不感興趣。若把問題單純化,一般為了方便說法,經常有人會用二分法來做比喻,溫先生對這種方便說法一定不陌生,為何要挑剔這個問題?

五、溫先生說:「淨律法師否定透過龍樹的思想可以取證涅槃,他的理由是:『因為單靠邏輯是不夠的。』……得法眼淨,證初果,是取證涅槃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卡,在這個關卡中,邏輯思辨可以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溫先生認為取證涅槃的關卡中,邏輯思辨可以扮演決定性的角色。這一點很有商榷的餘地。取證涅槃應是由實修「法」而體證「法」,而邏輯思辨有時只當作輔助性的工具,其與「法」的主客地位關係甚明,而開悟的前一剎那,只是現觀「法」,已沒有粗的思惟活動,邏輯思辨豈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六、溫先生說「淨律法師之所以認為龍樹哲學是無用的,又有一個理由是『龍樹所說的是已解脫者的境界』『我若是已開悟解脫者,龍樹的學說在我看來是完美無瑕的,但我已不需要它;我若是尚未開悟解脫者,龍樹的理論又派不上用場。』這樣的講法,一方面把龍樹哲學譏為炫耀式的無益玄辯,另一方面也顯示淨律法師完全不了解『果地見』在解脫道中的力用。』淨律法師並沒有「把龍樹哲學譏為炫耀式的無益玄辯」,至於龍樹哲學對解脫的助益,在前面已討論過了,不再重覆。另外,淨律法師說「我若是尚未開悟解脫者,龍樹的理論又派不上用場。」這句話是有一些瑕疵,但並不嚴重,尚未開悟解脫者若有斷見、常見等等的邪見,龍樹的哲學還是蠻管用的,但淨律法師他自己沒有那些邪見,所以龍樹的理論派不上用場,他只要設定滅盡貪瞋痴為目標,往目標前進就好,不一定要瞭解更多解脫者的境界,只要依著阿含的道次第來修行,必然也可以達到解脫貪瞋痴的境界。此外,他完全沒有鼓勵人蒙著頭按圖索驥的修行方式。

七、溫先生說:「印順法師對南傳上座部佛法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評論:『……巴利文系的佛教者,雖自以為是理智的佛教,說大乘是感情的佛教;在我看來,他們只是依樣葫蘆的形式崇拜,他們根本的缺點,是忘卻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哲者宗教應怎樣去信仰它,從來沒有理會過。』」這段話跟整個評論沒有啣接的關係,雖然放在評論淨律法師的談話內容之終結,還是有突兀的感覺,這個感覺化為思緒,那就是溫先生對南傳佛教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印順法師說上座部「自以為是理智的佛教,說大乘是感情的佛教。」就偏重而言,這是沒有疑義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並不妨礙上座部是情智交融的宗派。至於印順法師說「哲者宗教應怎樣去信仰它,從來沒有理會過。」就比較主觀的看法。南傳佛教並沒有排斥對佛陀甚至對天神的信仰,他們做到了隨順信眾的因緣,不能說從來沒有理會過信仰的問題。像淨律法師說:「在斯里蘭卡,人們沒有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的信仰,因為在那裡原本就有印度教的信仰存在……而在台灣,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信徒們也很喜歡啊!」所以,淨律法師可以說到了「信智合一」,至於若要比較上座部與大乘的「信智合一」哪一個比較好,恐怕難有定論。所以除了偏見作祟之外,我看不出溫先生所引用的印順法師這段文字「虎虎有力,切中其弊」在哪裡。

八、溫先生說:「一些佛教史著作都說明龍樹學說的全貌包含了『深觀』和『廣行』兩個密切相關的部分,如《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菩提資糧論》等等都是廣明菩薩大行的。也就是說,龍樹的『深觀』如何『實踐化』,如何結合『廣行』,龍樹自己早就有了詳盡的解說,因此這並非隱晦不明的問題,而淨律法師『停頓、沉思』之後,仍然無法想像如何將龍樹中觀實踐化,只說:『龍樹說,不執著於二邊,即使中道亦不可執著,這一點很難解釋。』足見他對龍樹學說的完整性並不瞭解;不見龍樹學說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就將他貶斥為貧乏,沒有實踐化的玄談。」解析這段文字之前,我先說明一下,我的訪問只侷限在《中論》上,淨律法師也緊扣住問題作答,我們並無意涉及龍樹的其他作品。作了說明之後,對溫先生的評說就不必多作解釋了,不過那一段「就將他貶斥為貧乏,沒有實踐化的玄談」純粹是溫先生的推想,在訪談中淨律法師絕無貶斥龍樹的字句或意思。

九、溫先生說:「他們三人在討論中共許龍樹沒有提供特定的方法以引導人們趣入涅槃,甚至形成龍樹主張『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這個結論。」龍樹的學說能夠使修行提昇,可使人開智慧,縮短與涅槃的距離,前面提過了,至於龍樹的方法是不是跟 J.Krish-namurti 很類似,淨律法師是持肯定的看法,但 Krishnamurti 認為「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是不是龍樹的方法,這個問題沒有人去肯定,溫先生怎麼會虛構出「甚至形成龍樹主張『沒有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這個結論。」的結論呢?

十、溫先生說:「淨律法師說:『釋迦牟尼佛教導人的方式,是有法次法向的,由世俗諦逐漸提昇到最高的第一義諦。』他認為是龍樹的空觀哲學毀棄了這一切,他說:『他教人捨棄一切,一切法不可執,連佛法,佛陀以及他的教法皆不可執。』從這裡,我們彷彿看到大乘經中提到的『聞至義則心如刀割』的小乘人的心聲。……至於《新雨》的〈編按〉中,引用龍樹《中論》『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上一語來提醒龍樹學的行人,也令人有錯愕之感。」我們從阿含經裡看到修學的次第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而談法次法向的經文很多,像什麼煩惱用什麼法來對治,什麼時候該修行什麼法之類的教法,這類的教法在《中論》裡面是很隱晦的,因《中論》的重點是在破除執著,這樣的空觀理論上座部佛教是歡喜奉行的,淨律法師沒有「聞空義則心如刀割」,因為他對空義是持接受及肯定的態度,他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龍樹的空觀哲學毀棄了這一切。」這個結論完全是溫先生從佛史上得到有持這種觀點的人的印象,他也持這個預設立場,而硬邦邦地加在淨律法師的身上。由於溫先生把自己的思想醬在歷史的定見裡,難怪無法就事論事。

〈編按〉中以《中論》的「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提醒學龍樹哲學的人是基於兩個理由:一、在古今歷史上有一些學空歡哲學的人,由於理解至義有偏差,而造成流弊。二、除了瞭解空觀哲學,還得實修四聖諦、八聖道,不要只有談空論。學習空觀哲學,而且了解其中深義者應當會回歸或認同阿含的立場,但是空義不易瞭解,也會產生流弊,所以編者的按語是基於善意的提醒,這樣的提醒也會令溫先生「錯愕」,我是很難想像。

十一、溫先生說:「他們三人在討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包括三法印、四聖諦在內,佛陀的一切教法『都只是幫助人們的工具而已,並不是究竟的真理。』在《編按》中,編者也顯然把四聖諦、八正道歸屬於『俗諦』。我們在《新雨》中讀到這樣的論斷,無疑是令人驚異的。據我們所知,《新雨》和小乘上座部執都一向把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等等說成『是諦、是如、是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勝義諦;怎麼突然之間南傳上座部的法師和《新雨》同人改度(變)了這個重要的基本教義了呢?我們認為這個改變是屬於教義的全盤性的改變,甚至可說是回歸中觀的立場了,似乎不應輕忽為之。倘是嚴謹的有一買主張的弘法團體,似乎有必要正面說明這種根本性改變的理由。」這段文字大概是整篇評論的重頭戲,《新雨》的知見似乎被逮到把柄,其實溫先生撲了空。站在原始佛教的立場,在阿含經中只有《增一阿含》卷三列有「二諦」一詞,但沒解釋,也就是原始佛教並不需要或不在意「二諦」的定義,不曉得溫先生為什麼那麼在意,好像從這裡發現什麼秘密一樣,《新雨》用「俗諦」這個名詞只是沿用《中論》的用字而已,沒有特創,在《編按》的話中,只不過在表達用世間的語言、道理(四聖諦、八正道)才能顯示或達到第一義諦(涅槃)這個意思而已(讀者若要了解各宗派的「二諦」用法,可查閱《佛光佛學大辭典》p.p.244~247),溫先生在意二諦的定義,不知是基於什麼樣的定見?像禪宗大師惠能也沒有那麼拘泥文字啊!四聖諦、八正道既然是真理的東西(諦),若果真冠上「俗」字,難道會變成不是真理嗎?

十二、溫先生說:「此文肯定『龍樹所說的是已解脫者的境界』。記得《新雨》在以前刊載的文章中,曾經痛罵龍樹哲學是『佛魔同體論』『是非不分論』的邪見,並且支持這樣的說法,今昔對比,無異於南轅北轍。」《新雨月刊》曾刊載宋澤萊先生的文章,這表示《新雨》有開放、包含的涵量,但宋先生的文章並不代表《新雨》的立場,呂勝強先生在台南新雨道場啟用典禮當天也談到:「在我的感想宋澤萊文字不能代表《新雨》的立場,而是代表《新雨》提供不一樣意見的人來發表他的文字在它的雜誌裏面。」(《新雨月刊妙第 50 期p.13),呂先生觀察敏銳且正確的說出《新雨》的立場。不過,既然溫先生這樣提了,我在這裡鄭重向讀者宣稱一次:宋澤萊先生的文章不代表《新雨》的立場。這樣也不是壞事。宋澤萊對龍樹的中觀哲學的理解雖有一些偏差,但他批評那些誤解誤用空理的人,在歷史上不是曾存在過嗎?

以上作了回應。回應之前,我還以為可能從溫先生的評文中看到訪談中的一些盲點或學習到一些東西,但寫完之後,卻有失望之感,我除了本身感覺很耗費心神之外,獲益甚少,不過對溫先生或讀者來說,或許達到一些解惑的目的。

從歷史上來看,原始佛教(或上座部)學者跟中觀學者總是有一些歧見,若當代的人能盡點心來化解一些誤解,這樣的寫作或評論才有積極的作用,而若專挑毛病或含有偏見的論述,恐怕只會引起無休止的爭論,而且也無法利益眾生。

(1992.3.《新雨月刊》第54期)

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獨留情義落江湖:李元松與現代禪居士團

李老師與昭慧法師於觀音小築前合影(91.9.4檔案照片)。

本文引自《弘誓雜誌》66期

http://www.awker.com/hongshi/mag/66/66-0.htm#10

獨留情義落江湖

釋昭慧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

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到枝頭已十分。(註1)

一代佛門英傑李元松老師(出家法號淨嵩),已於二○○三年十二月十日(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誕)下午,在眾弟子唸佛聲中,安祥示寂,世壽四十七歲。

元松生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籍貫台北縣石碇鄉,早年即對宗教與哲學,深具濃厚興趣。十三歲,隨父母信仰一貫道,熏習中國文化之儒學精華及禪道思想。一九七五年以後,廣泛閱讀現代學術著作。一九七九年自軍中退伍後,開始浸習當代佛學大師印順導師之《妙雲集》系列著作,以此因緣,轉而專攻中觀哲學。

一九八三年,獨自深入止觀,工作之餘,每日打坐,尋伺勘破生死之道。一九八八年三月,走入佛教界,倡導「止觀雙運」與「本地風光」兩門禪法。一九八九年四月,為從事佛教改革運動,與早期從學弟子一同創立現代禪教團,開辦各種禪修課程,指導學人修行,並陸續創辦雜誌與網站,卓有成效。一九九六年七月,創建象山修行人社區,弟子陸續舉家遷入,安居樂業,精進修行,成為國內第一所具有典範意義之居士群落、都會叢林。著有《經驗主義的現代禪》、《阿含‧般若‧ 禪‧密‧淨土》、《古仙人道》……等十餘部書,言論深受海內外教界與學界之重視。

元松一生俠情噴湧,意興風發,無論對佛教,對師友,對弟子,率皆情深義重,無限付出。基於對佛教愛深責切之心,往往針對法義、制度與修持理念之重大問題,與佛教界進行論辯。然而針對自己過往之所有言行,亦真誠以嚴格檢視之,一旦發現有所差失,立即斷然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此一光明磊落之禪者胸懷,深得識者之高度敬重。

元松因深徹之禪修體悟,而發為強烈之自信,頗有「千山獨行」之壯闊氣概,故形成勇健卓絕、孤峰獨拔之學風。然而元松生性謙沖,頗能納諫從善,近年來更以大開大闔之器度,斂其鋒芒,引領現代禪弟子眾等,極力融入佛教傳統文化。先是肯定中國傳統宗派之歷史價值與修道意義,並自署名為「信佛人」,歸依彌陀本願。其次對「人間佛教」之菩薩典範,亦致予高度之推崇焉。迺進於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歸依於印順導師座下,法名「慧誠」。厥後更與慈濟師友、弘誓學團攜手合作,破妖氛以正氣,挽狂瀾於既倒。大智大勇,功莫能名!

余早在一九八九年後,已在教界初聞元松居士之盛名,雖鮮有晤談因緣,卻早已互為相知相惜之諍友。二○○一年四月以後,更與元松暨現代禪諸佛友密切交往,並有相與共事之因緣。自茲承受元松與現代禪對余個人、弘誓學團與關懷生命協會之大力護持。以現代禪無償贊助學團相關單位使用台北會館乙事而言,元松不但熱切促成,更且親自督陣,全面裝璜,必欲令常駐此間以工作兼養息之法師居士,生活環境安穩舒適。尤以筆者棲居之觀音小築,舉凡一草一木,一几一椅,一台燈座,一幅壁畫,一塊木刻,一方小池,無一非出自元松嘔心瀝血之設計、監工與添購。「所費不貲」四字,已不足以道盡個中情誼。凡此恩義,歷歷如在眼前,思之倍深惻怛!

元松與余,雖然一僧一俗,卻常忘其形跡,情同姐弟。元松性情豪邁,每以「師姐」相稱,余雖感覺此一名相易產生「在家女居士」之錯覺,予人驚世駭俗之感,因此頗不能適應,然亦體察元松之心,認為非用此一稱謂,不足以與兩人之道誼相稱,故爾隨緣笑納,而不刻意予以糾正。

元松與余,無論佛學思想抑或行動路線,異質性均極高,迺能求同存異,深交莫逆,是誠佛陀之「緣起」教法有以使然,亦印公恩師「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之典範,令余二人心嚮往之。元松與余皆係修行中人,自是以「道」相互期勉;由於深交莫逆,自是減除疏遠所產生之種種客套。故爾雖求同存異,偶亦不免於共事中,因思想或做法上之意見相左,而產生激烈之爭辯,然皆無損於相知相惜之情義焉。

元松出身寒微,幼少之年,已為生計而歷盡艱辛;及至青壯,又為修道而長年苦參淬煉;邁入中年,復為培養具德之大修行人,以期異時能以建全之團隊,樹正法幢,擊大法鼓,乃將全付心血澆灌於弟子之修持指導與生活教育,每為教團法務而席不暇暖,終至積勞成疾,體力耗竭,迺於二○○三年五月下旬以後,電告於余,謂將暫辭世緣之紛擾,閉關潛修。

十月十六日,元松向教界發公開函,再度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作最嚴厲之挑戰,並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表達至誠懺悔之情,余拜讀後,為其日月昭朗之行跡之所震撼,連忙去電中觀書院,欲請禪音法師代為轉達余之感動心情。元松於關中靜修,久已未接任何電話,是日正巧下樓取藥,聞電話鈴而順手接聽,乍聞余之音聲,連歎「恍如隔世」。元松氣息微弱,聲量極小,生命力似漸形枯萎,十餘分鐘之交談內容,宛若交代若干後事,凡此種種,令余頗有不祥之預感。

元松於公開函中復宣誓云:「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爾後又率領現代禪教團全體弟子,至心歸命三寶於淨宗大德慧淨法師座下,並以大喜大捨之心,立即禮請慧淨法師駐錫中觀書院,領導現代禪教團。期間並反覆垂示弟子:「淨土是眾生最後的依歸,要一心念佛,行有餘力,要弘揚彌陀本願。」

二○○三年十二月十日,舊曆十一月十七日,適逢彌陀聖誕之期,下午三時,元松於弟子眾等之唸佛聲中,安詳示寂。信佛人選在彌陀誕投入彌陀願海,誠可謂是願無虛發,求仁得仁!

元松示寂之後,教界與學界師友聞訊,哀悼至深,九八高齡之元松恩師上印下順長老,贈以「淨德昭彰」之輓詞焉。元松於海內外佛教界之追隨者與孺慕者眾,然而弟子謹遵師囑,後事一切從簡,遺體予以火化,弟子眾等於中觀書院隨侍唸佛四十九日。際此追思唸佛期間,弟子眾等屢見種種瑞相,咸信應係元松慈悲,欲令弟子對淨土法門斷疑生信,並轉哀戚之情,而為向道之念。

元松嘗言:「是非真假已忘卻,獨留情義落江湖。」自其夙昔光明熾烈之菩薩心行以觀,想必不忍於上生安養之後,長棄五濁眾生於江湖之中。是以祈願元松,早早修至阿惟越致,迴入娑婆,作獅子吼,轉大法輪!

既傾宇宙之全力,活在眼前之一瞬,敢問元松,即今舉揚佛號一句,又作麼生道?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註2)

佛曆二五四七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廿十日(公元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昭慧敬撰

(本文之刪節版,十二月十五日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同步刊載)

註1. 本禪偈相傳為唐朝無盡藏比丘尼所作。

註2. 民國印光大師題無錫開元寺念佛堂。

版主按語:

1. 昭慧法師素來有「不將佛法作人情」的風範,令人欽服其「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山萬山去」的氣魄,不過,此文頗有「諛墓」之嫌;雖然,藉此文大可讀覽李元松一生大致上的行藏轉折,但是文中提到「破妖氛以正氣,挽狂瀾於既倒。大智大勇,功莫能名!」也許版主孤陋寡聞,不知道弘誓學團與現代禪作得何事,硬是撐得起這二十個字。

2. 李元松當年樹立「現代禪」風格,旗幟鮮明,常說「『眼睛是橫的,鼻子是直的』(日本曹洞宗道元禪師語),如此明瞭,何不悟去?」我的師友之間,頗有人得到二果向、三果得的「授記」,結果帶領全教團會歸彌陀。固然,如昭慧法師所言,「再度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作最嚴厲之挑戰」,能誠實面對自己所體認的法,固是一員勇將。但是宗門之事,不可如此草草。從1988年李元松自謂獨提祖印,睥睨諸方,教團下師弟門人何止千人!一旦指歸彌陀,在宗門來看,可說是一場敗缺!1988-2003可算是十五年來錯用心!悔悟改轍固然可貴,但是不如當初不要無事生事,一開始即禪淨雙修,可以免於日後譏嫌。

3. 版主既無心偏袒宗門,也無意會歸彌陀,只是就事論事,語重心長。

4. 民國印光大師題無錫開元寺念佛堂,應是對聯。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印順導師對阿含經的看法(回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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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金柯居士此文發表於【《法光雜誌》第7期(一九九O年四月十日)】,當時印順導師不但耳聰目明,而且諸弟子都能代為執筆記下其口述,如果當時沒有回應,十七年後,也不需要有回應,以下所寫就算是個人感想吧!
細讀溫居士此文,絕大部分為精選印順導師的著作,他本人並未下評論去臧否所引的字句。但是以行文的語氣去揣摩溫居士的文意(我可能誤猜溫居士的意向),他是大致贊同這樣的論點的。我想提的兩個要點是:
1. 「《雜阿含經》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釋尊在世時的佛法實態。」「在流傳世間的原始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後來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觀』與『瑜伽』的深義,都可以從本經而發現其淵源。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
2. 「所以(大小乘)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的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換句話說,「『佛說』,不能解說為『佛口親說』,這麼說就這麼記錄,而是根源於『佛說』,其實代表了當時佛弟子的公意。」
印順導師在《永光集》自談其宗旨:「《印度之佛教》自序提出了:『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七頁)!七十八年寫的《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第六節),就依此而作解說。」( Y 43p195 )《華雨集第四冊》:「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指「初期大乘」)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Y 28p33 )
雖然如此,有法師提到『印順導師當年面對〔日本的佛教學術研究潮流〕、〔離「巴利文佛教聖典」無可信之佛說的原始佛教思潮〕、〔西藏密教的背經違律、怪力亂神〕十分憂心,所以才藉阿含來證〔大乘〕的起自阿含、源自阿含而更究竟圓融,如果認為導師肯定阿含而專弘阿含,這是對導師思想體系得徹底誤解。』,親承印順導師教導的另一位法師也在導師面前向本人澄清:『導師是立足於大乘,而致力於宏揚「龍樹學」的。』(事先並未得到兩位法師的許可,在此無法指名是那兩位法師)。
因此,說導師『重視阿含』『溯源阿含』是事實,可是讀者也無需誇張導師對《阿含》的定位。(溫居士此文也未誇張此點)。導師所言「《雜阿含經》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釋尊在世時的佛法實態」,可能遣辭用句不夠周延,事實上,經由數百年口誦傳承之後才訴諸文字紀錄的《雜阿含經》,不可能沒有部派的影響,從跨文本的對照閱讀來看,彼此之間的差異不算不大。
現在台灣《雜阿含經讀書會》頗多,也不乏居士四阿含中獨尊《雜阿含》,(也連帶著重視《相應部尼柯耶》甚於其他四部《尼柯耶》),不能說沒有受到印順導師第一點的說法所影響。
本人只想在此作一個小小的呼籲,如同菩提比丘所言:『除非有特別原因,一般而言,如果時間與環境允許,是應該讀多部經典,但是,依在家學佛本身的限制,硬是要讀遍三藏,或廣讀經藏,有時也是不切實際的,這中間須有適當的取捨。五部尼柯耶:中部、長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尼柯耶各有其宗旨,先讀相應部尼柯耶,是有其考量,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只讀相應部尼柯耶,一般而言,是較重複、較沒有次第的整理,初學者只讀此部尼柯耶,較難有佛法全面的概要認識。我個人建議先從中部尼柯耶讀起,有幾部經對建立正見、修行的次第、在家生活的準則等等均有提綱挈領的講解。』在四阿含中獨尊《雜阿含經》不僅沒有必要,也會導致讀者忽視《中阿含經》抉擇法義與修行指導的重要經典,也會忽略《小部尼柯耶》中如《法句經》《經集》等保有早期佛教法教的經典(請參考 http://tw.blog.yahoo.com/post/post_html.php?mid=261 )。
有關第二點:
「(大小乘)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的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以及「大乘經典為佛說抑或非佛說」的議題,恐怕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佛說』,不能解說為『佛口親說』,這麼說就這麼記錄,而是根源於『佛說』,其實代表了當時佛弟子的公意。】,這牽涉到文獻學的議題,也牽涉到一個佛教中較根本的問題『所謂的世尊涅槃後第一次結夏安居所作的「第一結集(五百阿羅漢所作的結集)」,那些是史實?那些是美麗的傳說?』

印順導師對阿含經的看法(溫金柯居士原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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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溫金柯居士個人網站:

http://homepage13.seed.net.tw/web@3 /unjinkr/b_2_36.htm
〈印順導師對阿含經的看法〉
印順導師可能是中國佛教自有歷史以來,最重視原始佛教的大師級人物。他不但有《佛法概論》《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雜阿含經論會編》等關於原始佛教的專著[1];在其他著作中,導師也一再表現出,談問題時,每溯源於原始佛教的態度,如《唯識學探源》《性空學探源》《空之探究》《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等均是犖犖大者,而其他論及和述及原始佛教的文章也不在少數。甚至在講述他最喜愛的《中觀論》時,還不忘去論證「中觀是阿含的通論」[2],足見他對原始佛教的重視。
由於導師對原始佛教的大量論述,使得廣大的學佛者,對原始佛教的內涵能有相當程度的熟稔,而他對原始佛教的重視,無疑也是喚起台灣新一代學佛者重視阿含經之風潮的有力因緣之一。無怪乎國內著名的阿含學者楊郁文居士在《印順導師的學問與思想》一書中,談到「導師對佛教無比的貢獻」時,首先就提出:「導師使(在中國)被輕視了將近二千年的《阿含經》得到應得的尊重[3]。」
導師是推重原始佛教聖典的,他說:「《雜阿含經》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釋尊在世時的佛法實態。[4]」「在流傳世間的原始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後來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觀』與『瑜伽』的深義,都可以從本經而發現其淵源。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5]。」
但是導師顯然不是一個獨尊原始聖典的學者,他從對佛教聖典集成過程的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結集-共同審定出來的聖典,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6]」「所以(大小乘)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的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7]。」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8]。」換句話說,「『佛說』,不能解說為『佛口親說』,這麼說就這麼記錄,而是根源於『佛說』,其實代表了當時佛弟子的公意[9]。」「部派佛教者,忽略了自部聖典『是佛說』的意義;誤以為自部的聖典,都是王舍城結集的,這才引起了『大乘非佛說』的諍論。其實,一切佛法,都代表了那個時代(那個地區、那個部派)佛教界的共同心聲[10]。」
所以導師認為近代流行的「巴利聖典為佛教原始聖典說」,只是「代表赤銅鍱部的主觀願望」,並非歷史的實情[11]。而「依大乘經『佛說』的見解,『大乘是佛說』[12]。」總而言之:「佛法一切(大小乘)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裡,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13]。」
在這樣的認識下,分辨一切經典的了義與不了義、方便與真實,才是導師措意之所在。關於佛法的核心,印順導師認為:「佛法是簡要的、平實中正的,以修行為主,依世間而覺悟世間,實現出世的理想-涅槃。[14]」「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15]。」「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16]。」因此,他一方面認為:「以《雜阿含經》(「相應部」)為本的『四部阿含』(四部可以別配四悉檀),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17]。」另一方面又說:「大乘教雖為了適應時機而多少梵化,然而他的根本原理,到底是光華燦爛,能徹見佛法真髓 [18]!」亦即無論是原始佛教還是大乘佛教,印順導師認為他們都掌握了佛法的核心大義。
但是他也指出,二者也都有不得不爾的方便適應:「古代的聲聞法,主要是適應於苦行,厭世的沙門根性;菩薩法,主要是適應於樂行,事神的婆羅門根性。[19]」因此他指出:「不能只看到大乘佛教中印度思想的融合,忘記了原始佛教也不能離開印度文明的搖籃[20]。」甚至他還特別強調:「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21]。」並為大乘辯護說:「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的,確有他獨到的長處[22]。」
因此導師批評說:「釋尊住世時的佛教,我也承認比較上接近巴利文系的佛教。或者覺得它既然接近佛教的原始態,佛教徒只要忠實的依著它去行就得。……在我看來,他們只是依樣葫蘆的形式崇拜。他們根本的缺點,是忘卻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哲者宗教應怎樣去信仰它,從來沒有理會過。……真正的理智信仰者,看來似乎比形式崇拜者遠離了創教者的理解與制度,其實卻開顯了完成了創教者的本懷[23]。」
總而言之,導師是希望能深深的契入佛法的核心精神,抖落一切不合時宜的舊方便,進而提出契合時代的新方便,使佛法發揚起來。「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24]。」
至於如何契入佛法的核心精神,導師指出的途徑,無非就是教理的通達和身心的體證而已,如說:「我們應該深入釋尊的本懷。這要從佛教無限錯綜的演變中,從根本佛教的研究中,從身心調柔的體驗中,才能完成[25]。」
【本文原發表於《法光雜誌》第7期(一九九O年四月十日)】
[1] 《佛法概論》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於一九七一年出版;《雜阿含經論會編》於一九八三年出版。
[2]釋印順,〈中論為阿含通論考〉,《中觀今論》,【妙雲集】中編之二,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月修訂一版,頁一七──二四。
[3]楊郁文,〈印順法師的根本信念與看法〉,收錄於藍吉富主編《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印順導師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重版,頁五O。
[4] 釋印順,〈序〉,《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頁一。
[5]釋印順,〈序〉,《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頁一。
[6]釋印順,〈自序〉,《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修訂本三版,頁三。
[7]釋印順,〈自序〉,《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修訂本三版,頁三──四。
[8] 釋印順,〈自序〉,《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修訂本三版,頁四。
[9]釋印順,〈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頁一三二四。
[10]釋印順,〈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頁一三二五。
[11]釋印順,〈自序〉,《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修訂本三版,頁一。
[12]釋印順,〈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頁一三二七。
[13]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八七八。
[14] 釋印順,〈序〉,《雜阿含經論會編》,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頁一。
[15]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一。
[16]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一。
[17]釋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華雨集】第四冊,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初版,頁三O。
[18]釋印順,〈菩薩眾的德行〉,《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二三九。
[19]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二。
[20] 釋印順,《華雨香雲》,【妙雲集】下編之十,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十版,頁二四七。
[21]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一──二。
[22]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二。
[23]釋印順,《華雨香雲》,【妙雲集】下編之十,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十版,頁二四五──二四六。
[24]釋印順,〈自序〉,《佛法概論》,【妙雲集】中編之一,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版,頁二。
[25]釋印順,《華雨香雲》,【妙雲集】下編之十,台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十版,頁二四七。

溫金柯:〈台灣居士佛教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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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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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金柯:〈台灣居士佛教的展望〉

一、 佛經中的在家佛教徒地位論

據佛教史記載,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後,最先接受佛陀的教導,而成道證果並皈依佛陀的是兩位商人,然後佛陀才到鹿野苑去度化五比丘,成立最初的出家僧團。成立出家僧團以後,出家僧團成為住持佛法的修行弘法團體。在向外弘法的過程中,佛教不斷的有新的信徒增加。這些信徒,依其個人的意願,或成為出家僧團的一份子,或成為在家信徒,此即所謂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原始佛教無可懷疑的是以出家僧團為中心,出家僧侶聽受佛法、修習佛法和弘揚佛法;但是在家信眾被施予怎樣的教化與期望,歷來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為,原始佛教對在家信徒的基本教說是施論、戒論、生天論,而非以解脫道來引導他們〔註一〕。也有人認為,在原始佛教時代,在家出家在修證佛法方面沒有多大差別,但是負擔的任務不同,「釋尊是將弘法利生的任務,託付出家僧。」〔註二〕《雜阿含.九二九經》是正面討論原始佛教時代對在家弟子之教化內容及期望的,參考這部經或有助於我們瞭解實際情況。

這部經中,摩訶男問了三個問題,一是「云何滿足一切優婆塞事?」佛陀答以次第具足信、戒、施、聞、慧,才是「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而最後一個次第的智慧具足,依九二七經的解釋,就是對四聖諦的如實知,這無疑是解脫道。九二八經並說明了在家可以證須陀桓、斯陀含、阿那含等聖果,也證明佛陀對在家信眾的教化,的確是以解脫道為最終目的。

摩訶男的第二個問題是「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第三是「優婆塞成就幾法,自安安他?」佛陀答以,若優婆塞對前述五個次第只是自行而不能勸人同行,那麼就是「能自安慰,不安慰他」;相反的,若不僅自行,也能教人行的,就是能自安安他的優婆塞。佛陀稱讚這樣的在家佛教徒說:「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諸大眾,悉詣其所,謂婆羅門眾、剎利眾、長者眾、沙門眾,於諸眾中,威德顯耀。譬如日輪,初中及後,光明顯耀;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後,威德顯照。如是,摩訶男!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間難得!」由這段經文可以看出,對於能弘揚佛法,以解脫道教人的在家居士,是受到佛陀之鼓勵與讚賞的。

所以在原始佛教時代,能夠修習解脫道、擔負弘揚佛法之責的在家居士應該不乏其人。在《增一阿含經》卷三<清信士品>中列舉四十名,<清信女品>列舉三十名,共七十名在家佛弟子的名字,並指出其特長,均稱之為「第一優婆塞」「第一優婆斯」〔註三〕,足見原始佛教時代在家信眾人才濟濟。在這些在家弟子的特長中,包含有「智慧第一」「降伏外道」「能說深法」「恆坐禪思」「降伏魔宮」「好問義趣」「利根通明」「論不可勝」「能造誦偈」「能說妙法」「所說無畏,善察人根」「能雜種論,智慧深廣」「賢聖默然」「諸根寂靜」「慧根了了」「善演經義」「能種種論」「行空三昧」「行無想三昧」「行無願三昧」「好教授彼」「多聞博知」等等,由此可以窺知當時的在家居士確有能深入佛法,並承擔起教授佛法之責任,而受到佛陀及僧團之肯定、讚許者。

再從另一個關於早期佛教的傳說來看,印順法師曾引《雜阿含.九三一經》的文句,說明「古有『勝義僧』的解說」,而所謂「勝義僧」,即四雙八輩賢聖僧,是包含出家在家二眾在內的〔註四〕。由此可見,在家的賢聖,也被早期佛教徒在皈依三寶時視為皈依的僧寶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說明,在家佛弟子不僅是佛法的修學者、教授者,而且也是堪可依止者。因此我們可以說,早期在家佛弟子在佛教中的地位和職能,絕非後代那樣的低落和邊陲。

在家佛弟子被排除於佛教的核心地位之外,成為純粹的受教者和護持者,與佛陀滅度之後,迦葉一系具有保守、厭世傾向的出家眾取得教團的主導權有著密切的關連。迦葉一系取得教團領導權及當時爭論的一些過程,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一節第一項有所論述〔註五〕。印順法師對迦葉一系取得僧團主導權所產生的影響,有這樣的結論:「釋尊教化的聲聞弟子,已受到時機的限制,不能大暢本懷;而(迦葉一系)頭陀苦行的阿蘭若比丘,辟支根性,更與釋尊的人間佛教,精神上大大的不同。釋尊涅槃後,摩訶迦葉頭陀系,壓倒阿難而取得僧團的領導地位。聲聞佛法這才加深了苦行、隱遁、獨善的傾向,被菩薩行者呵責為小乘。」〔註六〕佛陀滅後,迦葉一系在律制上的保守決策,造成的結果就是女性出家人和在家信徒地位的一落千丈,形成比丘獨尊獨大的態勢〔註七〕。但是也埋下了教內對立傾向的萌生與演化,推動了大乘佛教運動的產生〔註八〕。

大乘佛教的興起與在家佛教徒有關,這是許多佛教學者共同的意見,因此在大乘佛教的教團倫理原則方面,改變了小乘佛教比丘至上的情形,達到了出家在家平等、男子與女人平等〔註九〕。藍吉富先生在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角色功能>一文中,廣泛考察大乘經典的記載,歸納「在家眾在大乘佛教中的地位」為五點:

(一)在教義上,成佛的理想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獲得。
(二)在大乘佛教教團中,在家居士是直接參與的核心份子之一,而不是外圍份子。
(三)在弘法工作上,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都可以弘法收徒,但依《優婆塞戒經》,在家人只收在家人為徒。
(四)依《法華經》之例,在沒有出家人可以弘法的情況下,上述《優婆塞戒經》的限制,也不是不能破例的。
(五)在家眾可以主持弘法教團,並舉出《大集經.賢護分》《華嚴經.入法界品》《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實例。〔註一0〕

由於中國佛教的傳統,以聲聞佛教和大乘佛教為其教義的源頭,因此在探討「台灣居士佛教的展望」此問題時,考察原始經典與大乘經典對在家佛教的論述,有助於吾人獲得規範性的原則,故以上簡述了經典中的在家佛教徒地位論。

事實上,非唯印度佛教有在家出家平等的觀念,在中國佛教的禪宗傳統中,尤其是早期禪宗都明確提出了類似的教義,如相傳為初祖達磨所作的《血脈論》就說到:「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註一一〕《六祖壇經》也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註一二〕

禪宗是中國佛教後來最受歡迎和推崇的宗派,他們明確提出這樣的觀念,為中國佛教中在家佛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

二、 民國初年大陸居士佛教的發展

台灣光復以後的居士佛教的發展有兩個主要的歷史源頭,一是本地佛教的傳統,二是大陸佛教的傳統。這裡先來討論後者。

清代中葉以來,士大夫佛教逐漸抬頭,其中,周安士(一六五六——一七三九)、彭際清(一七四0——一七九六)兩位居士的著作,被後來的淨土行人傳誦一時〔註一三〕。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第七章述彭際清、汪縉、羅有高之學,謂其學「能自成一派,開後世居士之風,於思想上有重大貢獻。」〔註一四〕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謂龔自珍、魏源均受佛學於彭際清〔註一五〕。足見亦有傳授之事。

在這個風氣的影響下,在楊文會(字仁山,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居士身上,就儼然呈現了居士住持正法的情態。梁啟超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會。」〔註一六〕讀楊文會的《等不等觀雜錄》,可以發現他與弟子們乃至於一般佛教徒的書信往返,有時採取的是一種宗教指導者的口吻,甚至對出家眾也是同樣的情形〔註一七〕。而他以居士之身,流通佛典,開辦學堂,以振興佛教為己任,毫無畏縮忸怩情態,而當時的優秀出家僧侶亦樂於輔助或受教。如他在光緒三十二年開辦「祇桓精舍」於南京時,諦閑法師任學監,曼殊法師授梵文,學生有智光、仁山、太虛、觀同、開悟、惠敏等出家人和歐陽漸、李翊灼、桂念祖、梅光羲、邱晞明等居士〔註一八〕。

太虛大師後來回顧清末各個僧教育機構,包括日僧水野梅曉於長沙、銘廉和尚於揚州、覺先和尚於北京,乃至於定海、如皋等處的僧立學校,認為「除仁山居士所設者外,其餘動機多在保存寺產,仿照通俗所辦之學校而辦,用圖抵制,絕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寶為旨者。」〔註一九〕足見楊文會居士在當時的佛教界真有一柱擎天之眼界與胸襟,無怪乎被稱為「中國現代佛教之父」〔註二0〕。

楊文會居士的學生及事業的繼承人是歐陽漸居士(字竟無,一八七一~一九四三)。據歐陽漸撰寫的<楊仁山居士傳>〔註二一〕說「清末,楊仁山居士講究竟學,深佛法,於佛法中有十大功德」,其第七為「創居士道場」。歐陽漸指出,楊仁山之所以創設居士道場,是為了永續從事刻經事業的必要,否則難免會人亡業敗,而他所創設的支那內學院就是繼承楊老居士的。他說:「居士嘗謂,刻經事須設居士道場,朝夕丹鉛,感發興致,然後有繼,以漸而長。昔年同志共舉刻事,乍成即歇者為多;雖磚橋刻經不少,而人亡業敗。以故設立學會於金陵刻經處,日夜講論不息。今以避難移川而刻事猶未衰歇者,由是而來也。」

歐陽漸所創設的支那內學院,是民國初年最重要的佛教學術研究機構之一。藍吉富先生甚至說:「如果要指出民初三十年間我國合乎國際水準的佛學研究成果的話,那麼,支那內學院當是主要的代表。」〔註二二〕但是他對居士佛教之貢獻不只於此,更重要的是他撰寫文章,肆力駁斥了小乘佛教律制傳統(也是佔中國佛教主流地位)的崇僧抑俗思想,正面依據大乘經典之說來證明在家眾得以住持正法,給予居士道場在教證方面的依據。這篇重要的文章,即是《支那內學院院訓釋.釋師訓》。他的學生呂澂寫的<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說:「又就內學院開研究部試學班及法相大學特科,大暢厥宗。立院訓曰:師、悲、教、戒,揭在家眾堪以住持正法之說,教證鑿然,居士道場乃堅確不可動。」〔註二三〕

《釋師訓》的<闢謬五>,將種種流行於佛教界的抵制在家佛教的成規成見,歸納為「十謬」,並一一引《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智度論》《首楞嚴經》……等經典之說來駁斥。他所列舉的「十謬」即:「唯許聲聞為僧,謬也。居士非僧類,謬也。居士全俗,謬也。居士非福田,謬也。在家無師範,謬也。白衣不當說法,謬也。在家不可閱戒,謬也。比丘不可就居士學,謬也。比丘絕對不禮拜,謬也。比丘不可與居士敘次,謬也。」〔註二四〕

歐陽漸對「十謬」的歸納和批駁,有兩個意義存在,首先,這是將中國傳統佛教在意識型態層次裡的崇僧抑俗觀具體的呈現出來,也就是說,他把佛教倫理中的僧俗不平衡的關係揭發出來。並指出,這些埋藏在一些人心底的觀念若真實行出來,對居士、對比丘都是極為不合理和不利的:「就居士品邊合併而觀,非僧類、非三乘、非福田、非師範,不應說法,不應閱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敘次,但應事奉唯謹,一如奴僕之事主人;壓迫不平等,乃至波及慧命,而為居士者謙退又退,無所容於天地。嗟乎悲哉!形情若此,遑冀清特超達,行毘盧頂,幹大丈夫不可思議、不可一世作佛大事?就比丘品邊合併而觀,不廣就學,不拜善知識,不與人同群;間有參訪,如不得已,忍而獲求,行將速去,外順同行,中懷慢志。嗟乎誤哉!買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盜市也。佛法封於一隅,一隅又復自愚,顓慢日熾,知識日微,又烏能續法王事,作諸功德,盡未來際?」

也就是說,他從修行佛法,延續慧命的高度來批判這種不合理的僧俗倫理意識型態。他的這種揭發和批判,對於後來的閱讀者對照現實中的佛教環境,事實上是帶有相當的啟發性的。

其次,他的批駁方式是引述經典來批駁,因此它又隱含著「佛法正義」的意義。他用經典的權威來抵制通俗觀念,從一般信徒的心理來說,是會引起重視的。由此可見這篇文章對居士佛教的發展可以起著極為穩固的奠基作用和促進作用。

歐陽漸逝於抗戰時期,且其有力的弟子在一九四九年後大部分留在大陸,但是由於他的聲譽很高,容易吸引人們去閱讀他的遺著,所以他的理念雖然沒有繼承人大力宣揚,但是透過書籍本身的傳播,歐陽漸對台灣佛教在觀念上的啟發仍是不容忽視的。

從理論與思想層次給予在家佛教諸多鼓舞的還有印順法師的著作。但由於印順法師一九五三年以後就長居台灣,對台灣佛教有深刻的影響,所以對他的討論留待後面的章節。

三、光復前台灣在家佛教的傳統

台灣在家佛教的傳統可溯源至明鄭時代。匡宇撰<台灣佛教史>一文,列舉沈光文、李茂春、林英、張士楖、魯王之女等五人之事蹟,謂「前述六人(應是五人),實開台島在家學佛之先河,且為台灣早期佛教史之珍貴一頁。」〔註二五〕其中,魯王之女的事蹟是:「明魯王女,聰慧知書,工刺繡。適南安儒士鄭哲飛,生一男三女。夫歿來台依寧靖王以居。晚年持齋獨處,邑人欽之,以為女師。」隱然提到了居士道場的存在。

清領台灣以後,齋教開始傳入台灣〔註二六〕。傳入台灣的齋教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註二七〕。據鄭志明先生的研究,台灣齋教三派,是祖述明代中葉羅祖無為教的教門,「是民間新興的教派,從通俗佛教改革而成,自認是無上的正宗佛法,加上官方對民間教派的管制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來台齋教多以拜佛為主,自稱在家佛教。」〔註二八〕雖然羅教曾被明朝政府禁為「惑世誣民的邪教」,且被憨山、密藏等明末佛教領袖視為「外道」「魔種」,「但是在台的老官齋教多膜拜觀世音及釋迦牟尼佛,持誦佛教經典如金剛經、阿彌陀經、心經等,在形式上頗接近佛教,又以持齋為主,故該教派堅稱其為『釋教』,因不剃髮與不著法衣,故又自稱為『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註二九〕由這一段敘述來看,齋教作為一種在家教派,與所謂正統佛教之間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緊張關係。這種關係表現在以下幾種因素中:(一)它脫胎於佛教信仰的傳統,但又明顯地標示出自己的獨特性。(二)正統佛教斥之為非佛教,但自己卻自認為正宗的佛法。(三)在出家佛教的傳承之外,別有自己教派的傳承,並以「在家佛教」自許。

在清領台灣期間,齋教有很大的發展,蔡相煇引清代官吏林豪《東瀛紀事》的記載之後說:「由此可見當時人對齋教及其教徒咸持敬重態度,抗清份子竟不殺逃入齋堂之清吏,無怪齋教能大行。至日據初期,齋教最大派之龍華派即有佛堂二百餘堂,聲勢之大,即可想見。」〔註三0〕與此同時,正統佛教的發展卻不及它,因此,蔡相煇說:「於日本據台後」齋教「反而成為台灣佛教之主流。」〔註三一〕

楊惠南也說:「光復前的台灣佛教以齋教為主流,這可以從日本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日本當局所編撰的《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的統計數字看出來。當時,純正的佛寺全臺只有七十七座,而齋堂卻多到一百七十二間。可見齋教在當時的流傳遠較純正佛教的流傳普及甚多。」〔註三二〕

齋教的這種主流地位,導致的直接結果,首先可以想像的是所謂純正佛教教派給它的社會壓力,存在於大陸的「邪教」「外道」「魔種」等等指斥,必然相對的減少,乃至於不得不被出家教派所接納,視為聯合的對象,而非打擊的對象。這使得齋教與佛教之間呈現出比較和諧的合作關係。其具體情形容後再述。

其次是強化了他們自視為「正宗佛法」和「在家佛教」優越感。據日本.片岡巖所撰,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台灣風俗誌》所記述的一段齋教徒的話可作代表:「齋教徒說:『僧尼雖然穿法衣、剃髮,惟往往為了糊口才來出家,所以能守佛教戒法的人很少;至於研究教理濟渡凡世,即是相當困難的事,又住於寺廟不務生產。齋教信徒雖然不著法衣、不剃髮,卻能通佛道教義,嚴守戒律,不愧為教徒;且勤於職業,不空費國用,即有所盡國民本分。』」〔註三三〕這段話的口吻,相當傳神地表達了齋教信徒作為「在家佛教」的優越感,毫無「邊緣意識」。

第三個影響是居士道場的普遍化和受到敬重、接納,使得社會大眾和一般教界人士容易接納居士住持佛法的情形。

關於光復前,齋堂與佛教之和諧合作關係,可由太虛法師民國六年訪問台灣時留下來的遊記《東瀛采真錄》窺其一斑。一九一七年十月四日,太虛受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和尚之邀赴日本及台灣,十九日由日本抵台,十二月二日又由基隆赴日,在台共約一個半月時間。在台期間,一路陪同他的主要是善慧和尚。善慧帶太虛訪問、留宿、說法之處有多處是齋堂,並與多位齋教領袖晤談,包括嘉義義德佛堂、彰化曇華佛堂、台中慎齋堂、柑子井善德佛堂、新北投啟明堂等。太虛所晤之齋堂堂主,「啟明堂堂主,係善慧學監之優婆夷弟子。」〔註三四〕「柑子井善德佛堂,堂主係優蒲銕,亦善師弟子也。」〔註三五〕這是齋堂堂主皈依出家僧侶之例。「許(普樹)居士為龍華派佛教徒中之碩望耆德,嘗朝江浙諸名山大剎,研究內典,覃精神理。初任佛教中學林講師,以病辭去。與諸龍華派信徒,和光同塵,隨緣化導。」〔註三六〕善慧為佛教中學林學監,聘齋教耆德為講師,是彼此有合作同事之例。此外,太虛與善慧等住彰化曇華佛堂一星期,彼此關係亦當非比尋常。十一月十八日至三十日由台中慎齋堂所組織的佛教演講會,參與者除太虛及日籍僧人外,還有善慧、本圓、德融等台籍法師以及齋教領袖慎齋堂堂主張清火及許普樹、林普崇、林普聯、林柱等人,足見彼時有日僧、台僧及齋教徒共同合作辦演講會之例。

齋教信徒與佛教僧侶的這種和諧關係,相信有助於齋教道場的佛教化。如前述啟明堂、善德堂堂主均皈依善慧和尚,則或可稱為佛教之居士道場而非齋堂矣!(雖然堂號未變。)這種齋教信徒與道場在日據時代的轉化,還可從苗栗大湖法雲寺派的發展看出端倪。

據《覺力禪師年譜》,宣統三年條:「時妙果仍為龍華太空,尚未出家。未幾,妙果因事返台,與劉緝光邂逅於台北觀音山,決定興建法雲寺。」〔註三七〕按,所謂「龍華太空」,據庭嘉<台灣齋教的由來>一文,齋教龍華派「門徒階級分為:空空、太空、清虛、四偈、大引、小引、三乘、大乘、小乘等之九品。初入門領小乘,以後逐漸進級,空空為最上級,是承該派傳燈掌教。現在台灣龍華派無空空級位,概由太空級代掌。」〔註三八〕鄭志明則說:「小乘、大乘、三乘是信徒等級,小引、大引是引保師,四偈,清熙是傳法師,太空是堂主,空空則為教主或副教主。」〔註三九〕要之,是地位頗高的齋教領袖。妙果以齋教領袖的身份,由於對覺力禪師的皈信,不但隨之出家,且興建法雲寺,延師住持,始有台灣三大法系之一的法雲寺派,《年譜》云:「覺公與台灣素昧平生……其所以能為法雲寺開山祖師,實得力於大弟子妙果法師。」〔註四0〕其因緣實不可思議。

又,《年譜》一九二四年條云:「應新竹香山一善堂之請,宣講《維摩詰經》,聽眾踴躍,法喜充滿。」一九二五年條則已成:「於新竹州下香山一善寺辦特別講習會六個月。」〔註四一〕新竹青草湖畔之壹同寺,亦由原一同堂轉化而來〔註四二〕。足見法雲寺派下之寺院,多有從齋堂直接轉成者。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齋教徒與佛教的和諧合作關係,乃至漸次佛教化的情形,是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南瀛佛教會成立之前或稍後。鄭志明先生說:「南瀛佛教會為官方贊助之民間團體,受日本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管理。列有章程十四條,將台灣佛教、齋教混在一起,統一管理,以致齋教漸被佛教所同化,逐次喪失其民間宗教的教義性格,而以佛教自居。」〔註四三〕但根據前面的文獻記載,可以推知齋教的佛教化並非以南瀛佛教會為因,相反的,齋教徒所以願意主動和佛教僧侶共同奔走,策動全台的寺廟齋堂組成南瀛佛教會〔註四四〕,與在這之前彼此的和諧合作關係有關;而且齋教的佛教化傾向也在這之前。當然,南瀛佛教會的成立促進了齋教與佛教的進一步密切化,自然會推動其佛教化的速度。

當然,所謂齋教佛教化並非全面性的。實際的情況應該是一部分齋堂仍保持其齋教傳統;一部分則皈依佛教,成為佛教的居士道場;另一部分則是齋堂負責人出家剃染,齋堂轉化為僧寺或尼寺。

光復前台灣居士佛教的發展情形當以齋教為主線,但日本佛教的影響亦應一語及之。日本僧侶近世形成肉食妻帶的制度,受此風氣影響,台灣在日治時代亦有部分佛教寺廟實行此種制度,而仍受信徒之護持皈信。此種寺廟,依中國僧侶出家傳統的觀點來看,將會視之為居士道場的一類。

四、 光復以後台灣居士佛教的發展

光復以後,尤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籍僧侶相繼來台。據東初法師說:「就僧眾本身而言,大陸來台之僧眾,總共不滿百人;具有弘法能力及有資格參加『中佛會』者,不過數十人;具有領導能力的,僅數人而已。」〔註四五〕雖然人數不多,但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他們迅速取得台灣佛教的主流地位,光復前的台灣佛教傳統從某種意義來說,成為他們改造的對象。這些原因有:

(一)台灣佛教領袖的適時相繼凋零。據林子青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寫的<台灣佛教漫談>就說:「台灣佛教的幾位領袖,除覺力和尚已在廿年前圓寂外,(按,覺力寂於一九三三年)如基隆月眉山善慧和尚、台中真常法師、台南開元寺得圓和尚、台北觀音山本圓和尚等,均在光復後相繼逝去,這是台灣佛教無可補償的損失。」〔註四六〕佛教領袖的相繼逝世,當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領導真空,此時恰巧有大批活動力強或德學佳、名譽高的大陸籍法師來台,他們所能獲得的信仰自然相對的容易一些。

(二)取得教會的主導權。據匡宇<台灣佛教史>:「三十九年二月,中國佛教會遷台正式恢復辦公,台灣省分會及各縣市支會在中佛會直接督導下,護國衛教的工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註四七〕中佛會在台恢復辦公以來,主其事者均為外省籍法師、居士。據道安法師<一九五0年代的台灣佛教 ——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一文所載,當時中佛會已成立八個委員會,其主委、副主委除「寺產整理委員會」外,其餘均為外省籍。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我們可以從道安所敘述的中佛會組織結構中得到啟發:「中國佛教所屬各分會有台灣省佛教分會、大陸各省隨中國佛教會遷台者,均在台成立各省分會辦事處,計有:湖南……(中略)……新疆等四十五省市。」〔註四八〕據東初法師說:「第二屆各省代表,臨時提名以分贓式分配每省二人,不依會員多寡為原則,顯欠公平。比如江蘇有會員百餘名,代表僅二人,安徽有會員僅數人亦代表二人,福建有會員二人,即有代表二人。……以各省市在台僧眾人數,或多或少,甚至有的省份,根本沒有一人。第二屆大會臨時分配每省二人,於是矛盾現象層出不窮,甲省的冒充乙省代表,乙省的冒充丙省代表。」〔註四九〕東初法師為有百餘名會員的江蘇省鳴不平,卻忽略了這個制度本身的荒謬性。因為據道安前引文的記載,當時隸屬台灣省佛教分會下的大小寺院「計七百五十單位,皆已加入為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截至目前止,總計十萬五千八百二十七。」相對於江蘇的百餘會員有二名代表,台灣省則是十萬會員二名代表,這豈只是「顯欠公平」而已!

取得中國佛教會的主導權,尤其是將本省寺廟庵堂納入其下轄機構之情形下,當然能使大陸僧侶在台灣從事的「中國佛教的再建」工作起到很大的助力。中國佛教會對台灣佛教的改革,主要是透過傳戒活動來進行的,這對台灣居士佛教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三)大陸籍法師居士的學德感召。大陸來台的法師居士亦不乏學德俱優者,透過他們的言教身教,豐富了台灣佛教思想的內涵,提昇了台灣佛教徒的眼界,自然使一般教徒聞風景從,從而喜悅樂意地接受他們的指導和影響。張曼濤先生就說:「一九五0年後,經過中國佛教總會改組,成立各縣市支會,且一律採用中國式的戒法。剛開始時,先以齋堂、尼寺等的年輕人為輔導對象,授予中國傳統佛教的出家戒法,藉機除去日本佛教的影響。到這個時候,才能說是中國佛教的正式再建。嚴格的說來,一九四九年來台的僧侶,可算是中國佛教再建的第一期人物。第二期的人物,則是大陸失陷後流亡香港,之後再來台的佛教人士。這些人士對台灣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其對佛教的復興,偏重在佛教之思想與學問方面的工作。」〔註五0〕

以下就來敘述在所謂「中國佛教的再建」中,在家佛教的發展情形。

首先談中佛會系統的傳戒派對台灣居士佛教的整頓與成績。

光復以後,一些大陸僧侶對台灣佛教居士道場的普遍相當訝異,懷著外地人對異地風俗很自然產生的鄙夷心理和中原、祖國的優越感及「中國佛教再建者」的權力,這些初來乍到的異鄉客,對台灣佛教的情況非常不以為然。如東初法師<瞭解台灣佛教的線索>一文的三段標題分別是:「一、幾種不健全的因素。二、根本意識的幼稚。三、根本教育的缺乏。」〔註五一〕其鄙夷的情態躍然紙上。

以齋教傳統為主流的居士佛教,在光復以前雖然不同程度的逐漸佛教化,此時卻由於失去主流(或上流)地位,發言權與主動權削弱不少,開始面臨嚴峻的指責。這種指責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教義上,齋教的傳統背負的「外道」「邪教」「魔種」之陰影,二是在家主持道場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和否定。與此夾纏不清的還有民族主義因素,如東初法師把他對日本人的厭惡和日本佛教、在家佛教混同在一起,他說:「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最顯著的分別,即在律儀上。日本佛教開放戒律,准許僧侶娶妻食肉,佛教的寺廟變為私人的家庭,忽視律儀,薄於道德,故日本佛教名存實亡。中國為亞洲佛教第二祖國,中國佛教根本建設在律儀上,嚴禁僧尼娶妻吃肉,凡為僧尼必須具足佛制三壇大戒,視此為出家資格的根本,否則,不復名為『出家』!」「台灣光復十年了,政治、教育、建設各方面都祖國化了。唯台灣佛教受日化影響最深,尚未能完全恢復祖國化。」所以一九五五年十普寺、靈泉寺先後傳戒,他說:「台灣佛教,可說到今天,才算正式的光復,走上祖國化的佛教開始了!」〔註五二〕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傳戒活動的推動者白聖法師也有類似的講法:「台灣當時受了日本佛教數十年來的影響,把真正出家人的生活,變成了日本式的佛教生活。日本式的佛教,出家人可以有家庭,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困擾……後來政府一再向我們表示,政府遷台以後,台灣各階層都改變了,唯獨我們佛教沒法改變。……後來我們想到傳戒……這可以說是個轉捩點,也可以說是延續了中國傳統佛教命脈。」〔註五三〕台灣居士道場主要是承襲自清代以來的齋教傳統,而非日式佛教,後來白聖法師傳戒的主要改造對象也是齋姑為多〔註五四〕,而非以日式僧侶為對象。何況東初對日本佛教的描述亦不公允,有刻意醜化之嫌。但是強調傳戒的「祖國化」功能,確能使政府及社會輿論肯定其價值,從而得到更多的助力。

白聖法師傳戒活動的另一個訴求就是質疑居士道場的正當性,試圖建立出家中心主義的佛教倫理。這可從白聖法師在大仙寺傳戒之後,對鐘石磐居士等人的開示之中看出來〔註五五〕。

以中佛會為代表的傳戒派透過傳戒活動改造了一些齋堂,使之成為僧寺或尼寺,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拒絕接受傳戒活動之改造的居士道場仍然很多。這可以從一些統計數字看出來。據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上載有台灣各縣市的中佛會分會團體會員名冊統計,全省團體會員共一二六0個,其中載明居士為道場負責人(依姓名作常識性判斷)的有七一四個,超過了半數〔註五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團體會員是通過中佛會的資格審定才允許入會的,但其數目至一九七七年仍超過僧寺尼寺的總數,由此可見台灣佛教居士道場的比例仍然很高,傳戒活動的初期以齋堂等居士道場為主要改造對象的成績,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有效。

其次要談的是張曼濤所謂的「中國佛教再建的第二期人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印順法師。印順法師一九五二年秋由香港抵台,展開了「隨緣教化」的十二年。他自述:「外面看起來,講經弘法,建道場、出國、當住持,似乎法運亨通;然在佛法的進修來說,這是最鬆弛的十二年。講說與寫作,都不過運用過去修學所得的,拿來方便應用而已。」〔註五七〕也就是說,這是他活動力最強的一段時間,也是與現實中的佛教、與信徒互動最密切的一段時間。一九五三年,他發表了<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這篇文章一方面是印順法師過去思想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是在台灣的特殊時空環境下所提出的,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這一年年初,白聖法師在台南大仙寺指導傳戒,是中佛會在台傳戒的第一次)。法師在其自傳《平凡的一生》中,提到幾位「有緣的善女人」,「慧教,這是一位青年就學佛的,勤勞儉樸,多少能為信眾們介紹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眾。……他有領導信眾、主持道場的熱心,所以讀了我的<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覺得非常好。」〔註五八〕足見他的這篇文章對傳統的台灣居士道場有著激勵鼓舞的作用。

這篇文章如其篇名,所謂「方針」是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故內容亦多就現實中的佛教而發言,語多呼籲。起頭就說:「復興中國佛教,說起來千頭萬緒,然我們始終以為:應著重於青年的佛教、知識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今後的中國佛教,如果老是侷限於——衰老的、知識水準不足的、出家的(不是說這些人不要學佛,是說不能重在這些人),那麼佛教的光明前途,將永遠不會到來。在這三點中,在家的佛教更為重要。」〔註五九〕他把「著重於在家佛教」與「中國佛教的光明前途」連繫起來,和東初、白聖等把建立出家中心主義、抵制在家佛教視為「延續中國佛教命脈」,恰成一個對比。
他指出「過去的中國佛教,始終在出家的僧眾手中」這個事實,導致了「佛教為出家人的佛教,學佛等於出家」的誤會,其結果就是佛教與社會脫節,「佛教愈是衰落,越與社會脫節,誤會也就越深。」他指出,導致這種「誤會的責任,決不在一般人,而在從來主持佛教的僧眾。」因此他呼籲僧俗二眾「目前應該普遍宣傳的重要論題」就是「學佛並非出家,學佛不必出家」這個觀念。他希望出家同人鼓勵支持在家佛教的發展,「這才能免除社會的誤會,使佛教進入正常而光明的前途。」〔註六0〕

他進而指出,所謂在家佛教包含兩個重要內容,一是佛化的家庭,二是「由在家佛弟子來主持弘揚」的居士道場〔註六一〕。

他理想中的在家佛教要具備兩個要件:「一、組織的,二、入世的。」他說:「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熱心愛護佛法的,要從同見、同行的組織去著手……成為和樂的內修外化的教團。」「來推行宣化、修持、慈濟等工作。向這樣的目標去努力,中國佛教是會大放光明的。」〔註六二〕他稱這樣的「在家眾的教團,即是優婆菩薩僧。」〔註六三〕

他勸出家眾不要反對,也不要擔心在家菩薩僧的發展。他認為重點在於出家眾自己要健全:「如出家眾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適應眾生,那一定會與在家佛教攜手並進,而且在佛教中,始終會居於領導
地位的。」〔註六四〕

最後他還指出:「稱為佛教教團,不論出家在家,教團的道場、經像、法物、財產,都應歸於佛教的公有,主持者應從發心正信行願精進中被推選出來。」也就是「民主而公有的教團,不是少數人的私物。」〔註六五〕

由上列的引文可以看出,印順法師為理想而可行的居士道場作了具體而帶有原則性的規劃。它與歐陽漸的<闢謬>一文相較,一個是站在居士的立場斥責崇僧抑俗的傳統佛教倫理,一個是以出家的身分反省崇僧抑俗傳統的不合理;一個盡是批駁謬見,一個則提出正面的具體的方針;一個洋溢著反壓迫的鬥志,一個則是宣讀解放宣言似的充滿平和的鼓勵。呂澂說,歐陽漸的文章確立了居士道場,然則我們認為印順法師的這篇文章更加圓成了居士佛教的教義基礎。因為理想的居士佛教應該與出家教團有著和諧的關係,歐陽漸在思想上沒有與出家教團決裂的主張,但在言詞和態度上卻是決裂的,二者之間的不協調非常明顯。然則這兩篇文章都是居士佛教發展過程中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理應受到同等的重視。

大陸來台的佛教徒,給台灣居士佛教的發展帶來的另一項正面因素是一些來台的居士帶來了大陸居士道場的傳統,並在台繼續主持居士道場,成為台灣居士道場的新血輪。其中頗為著名而有貢獻的可以舉出四類:(一)李炳南老居士主持的台中佛教蓮社,繼續大陸淨業林或居士林的結社念佛、講經授徒的傳統。(二)南懷瑾老居士主持的十方禪林,亦以居士身指導禪的修行及講授世典。(三)屈映光等藏密系統的上師,以居士身傳授密乘。(四)周宣德居士等組織的慧炬社,普及弘法活動,輔助大專學生入佛門,其成效顯著,影響深遠。值得一提的是,周宣德居士曾談到雪廬老人李炳南:「同學受其薰陶,頗有願皈依其座下者。但雪公以現居士身,盡皆介紹逕往當代高僧如證蓮和尚、印順導師、會性法師等處請求皈依三寶。後以這幾位高僧法事繁忙,囑為代說皈依,雪公乃勉為其難,而遵照辦理,從而皈依者多有其人。」〔註六六〕皈依三寶,原非皈依個人,現前僧只是證明者而已。佛教的習慣,只許出家眾證明佛弟子之皈依三寶,李炳南老居士以居士身為弟子作證明,也算打破了顯教的傳統,為大陸系統的在家佛教的發展推進了一步。至於台灣傳統齋教的在家佛教早已有在家收徒之實,密教上師亦然。

五、 台灣居士佛教的展望

解嚴以後,台灣的社會力得到釋放。從佛教的範圍來看,近四十年合理的耕耘培育和不合理的禁錮壓制,也導致台灣的居士佛教呈現出活潑奔放的前景。

回顧台灣在家佛教的傳統,關於齋教,鄭志明說:「近年來齋堂逐漸萎縮,現有龍華聯誼會,作為齋堂間的聯誼中心,總共有五十多堂號負責人參加。」〔註六七〕在新的時代裡,他們的團結組織或許能為他們開闢出新的前景來吧!至於佛教化的齋堂,而仍保留為佛教居士道場的,以及其他種類的居士負責的佛教道場,翻閱新版的《世界佛教通訊名錄》,仍見其琳瑯滿目。至於前述四種大陸傳統的居士道場,雖然第一代創始人大部分或圓寂或退隱,但也是後繼有人,在台灣紮下了更深的根,而有新的發展勢運。

至於解嚴以後,新興的且以居士為主的佛教團體中,較受一般學者矚目的有「維鬘傳道協會」「新雨佛教文化中心」「現代禪菩薩僧團」等。「維鬘」二字取自維摩詰與勝鬘夫人,是兩位大乘最著名的居士,一男一女。取這個名字可以看得出該團體的成員所具有的在家榮譽感和使命感。他們提倡新型的定期聚會形式,稱之為「布薩」,主要活動於台南、高雄地區。「新雨」則以崇尚阿含的四念處法和關心政治社會運動著稱,在性質上界定自己為「不分僧俗的成長團體」,目前在台北、台南各有一處道場。「現代禪」則於一九八九年四月首先公開提倡不以身相論僧寶的「菩薩僧團」,力主不分出家在家,若具足悲智德學,皆得住持三寶,除此之外,並擷取般若中觀和祖師禪的要義,提出具體的「十三道次第」;教團並依據創始人李元松居士所制定的「宗門規矩」建立菩薩僧團,朝向議會制、有組織、有紀律的修行、弘法教團的目標邁進。目前根本道場設於台北市,在台北縣、桃園、台中、南投、雲林、嘉義、高雄均有分支道場,成員僧俗均有,居士較多。

上述三個團體在解嚴後的數年間,發展情形和對台灣佛教的影響各有不同。但由於皆屬新興團體,歷史都在四、五年左右,因此要對他們作出更公允的評價,尚待來日的發展和觀察。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個團體都有明顯的僧俗平等觀念,並在實踐中體現出來,這對台灣佛教合理的僧俗關係之實現有著具體的意義。尤其是「現代禪菩薩僧團」在菩薩僧團的制度、戒律、倫理和弘法者必備的資格等等,均有公開而具體的規範〔註六八〕,對於菩薩僧團的思想以及如何將佛法與現代精神相結合,也有明確而有體系的主張,為台灣菩薩僧團的發展提供了前瞻性的依憑和參考。

此外,一九九0年八月成立的「中華佛光協會」在《會員手冊》中特別提到:「中華佛光協會不專屬於出家僧團,相反地,是以在家信眾為弘法利生的中堅份子,讓在家弟子有更多的空間為佛教奉獻力量與智慧,不僅護持三寶,甚至可以應機說法,加入弘法布教的行列。」〔註六九〕眾所週知,佛光協會是以高雄佛光山寺系統的寺院為基礎而組成的人民團體,出家教團能夠公開的鼓勵、支持在家眾在其系統內有更大的活動空間,這也代表著出家教團發展中的一個新的覺醒與進步。惟佛光協會成立只一年多,其中的出家在家關係是否真能如《會員手冊》所宣示的那樣,也是尚待更長時間的觀察才能評定。

(本篇為一九九二年初在台南市舉行的「佛教與台灣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的論文。後刊登於《現代禪月刊》)


註:

  1. 日本.藤田宏達<在家阿羅漢論>第六節,對此問題有深闢的分析和反駁。該文收入《結城教授頌壽紀念──佛教思想史論集》(日本.大藏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中譯收在《現代禪雜誌》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九一年九、十月。

  2. 釋印順,《佛法概論》十五章二節,一八三頁,台北,普門文庫,一九八七年影印。

  3. 大正二,五五九下~五六0下。

  4.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八七頁,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5. 同前註,三一八~三二三頁。

  6. 同註二,十五章二節,一八四頁。

  7. 同註四,三二二頁:「五百結集會上,大迦葉與阿難的問題,論戒律,阿難是『律重根本』的,小小戒是隨時機而可以商議修改的。大迦葉(與優婆離)是『輕重等持』的;捨小小戒,被看作破壞戒法。」由此可見迦葉一系在律制方面的保守態度。「論女眾,阿難代表修道解脫的男女平等觀;大迦葉所代表的,是傳統的重男輕女的立場。」足見後來聲聞僧團女性出家眾的沈寂,與迦葉一系的勝利有關。一八八頁:「上座部系是重律的學派,上座部強化出家眾的優越感,達到『僧事僧決』,與在家佛弟子無關的立場。」足見在家弟子後來完全排除在「僧團」的決策之外,也與迦葉的重律上座系有關。一二六0頁:「在家弟子,有智慧而能為出家眾說法,是從來就有的,不過佛滅以後,出家為主的佛教強化起來,質多長者那樣的在家弟子也就少見了。」亦即,在家弟子地位的降落,是佛滅以後才發生的。

  8.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二至八章,系統而全面的探討大乘佛教的起因,其中第四章專門探討「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與大乘運動發生之關連,所列舉的對立觀,依次為:出家與在家、男眾與女眾、耆老與才壯、阿蘭若比丘與聚落比丘。由此可見,在家、出家的對立傾向,是大乘佛教發生的原因之一。

  9. 釋印順,《勝鬘經講記》<懸論>二~三頁,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版。

  10. 藍吉富,<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角色功能>,收入傅偉勳編《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五二~五六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0年。

  11. 《達磨血脈論》,二五頁,高雄,慈慧印經處,未記年別。此論有說非達磨作,但仍被視為禪宗典籍之一。

  12. 《六祖法寶壇經》<疑問品>(《六祖壇經流行本、敦煌本合刊》)二六頁,台北,慧炬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版。

  13. 周安士的著作輯為《安士全書》,印光法師譽為:「《安士全書》,覺世牖民,盡善盡美。講道論德,超古越今。言簡意賅,理深而著。……若能依之而行,則繩武聖賢,了生脫死,若操左券以取故物。」(<與許豁然居士書>,輯引自褚柏思《佛門人物志》一二六頁)可謂推崇備至。彭際清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居士傳》《善女人傳》《一乘決疑論》等著作。太虛大師謂:「淨土宗為中國佛法主潮,亦至蓮池、省庵、二林達其極(見《中國佛學》,轉引自褚氏同書,一二八頁)。」對彭際清(即二林居士)的影響力作了讚歎式的敘述。

  14. 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九二頁,台北,中華書局,一九八0年,台三版。

  1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一六四~一六五頁,台北,水手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16. 同註一五,一六五頁。

  17. 如卷四<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即是。《等不等觀雜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三年初版。

  18. 見《白公上人光壽錄》八頁,台北,十普寺印行。

  19. 釋太虛<議佛教辦學法>,收入《海潮音文庫第一編.佛學通論論十.教育學》一四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 此為H.眍Welch在芪 The眍Buddist眍Revival眍in眍Modern眍China"第一章對楊仁山之讚譽。轉引自藍吉富<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收入洪啟嵩主編之《楊文山文集》卷首,台北,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1. 此文收入《學術文粹》七五二~七五三頁,台北,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22. 藍吉富主編《現代佛學大系 (51)歐陽漸選集、呂澂選集、王恩洋選集、景昌極選集》之<編輯說明>,台北,彌勒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23. 同註二一,七五八頁。

  24. 《歐陽大師遺集》二二~三六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

  25. 該文收入張曼濤主編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中國佛教史論集<台灣佛教篇>》,見該書一二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26. 見蔡相煇編著《復興基地台灣之宗教信仰》,七二頁,台北,正中書局印行,一九八九年出版。

  27. 前揭書,七九頁。

  28. 鄭志明《台灣的宗教與秘密教派》,七二頁,台北,台原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29. 前揭書,七三頁。

  30. 同註二六,八二~八三頁。

  31. 同註二六。

  32. 楊惠南,<台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該文收入《當代佛教思想展望》,三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一年。

  33. 日本,片岡巖《台灣風俗誌》,陳金田譯,六八七頁,台北,眾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再版。

  34. 太虛<東瀛采真錄>,收入《太虛大師全書.雜藏文叢》二三一頁。

  35. 前揭書,三三四頁。

  36. 前揭書,三三二頁。

  37. 釋禪慧編《覺力禪師年譜》,一三二頁,台北,覺苑發行,一九八一年。

  38. 同註二五,三六七頁。

  39. 同註二八,七五~七六頁。

  40. 同註三七,一三三頁。

  41. 同註三七,一四七~一四八頁。

  42. 見溫金柯撰<惜情念恩語佛教──訪如學法師>,該文收入《如學禪師永懷集》,一七八頁,台北,法光文教基金會發行,一九九三年。

  43. 同註二八,八四頁。

  44. 南瀛佛教會之成立,係先天派黃玉階之提議,得到殖民當局之贊同,聯合佛教及齋教各派,共同推動而成。詳見中村元主編《中國佛教發展史》第四篇<漢語文化分佈的佛教>第二章「台灣的佛教」,此章作者為張曼濤先生。見該書中譯本一0五七頁,余萬居譯,台北,天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45. 釋東初,<如何改選中佛會>,該文收入《民主世紀的佛教》(東初老人全集5)一書,二四二頁,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初版。

  46. 同註二五,九頁。

  47. 同註二五,一一七~一一八頁。

  48. 同註。

  49. 釋東初,<論中國佛教會改組>,同註四五,一九二頁。

  50. 同註四四,一0六四頁。

  51. 同註二五,一0五~一一三頁。

  52. 同註四五,一八七~一八九頁。

  53. 楊惠南,<白聖法師訪問記>,《中國佛教》革新四四號,卷二六,二期,台北,十普寺,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一四頁。

  54. 《白公上人光壽錄》三0八頁,一九五四年條:「自大仙寺傳戒,台北齋姑落髮受戒已成風氣。」

  55. 釋白聖,<祝慈賢居士花甲榮壽>,回憶一九五四年為鐘石磐夫婦「講了許多在家戒的規律,以及戒文上所沒有的一些生活習慣,雖年久淡忘,不能全記,大致上還能記得有以下十點:(1)在家居士不得為寺院住持及當家。(2)在家居士不可招收出家徒眾及收的依弟子。……」該文收入鐘石磐之文集《聖賢夢影》之附錄,一一六頁,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一九八四年三月。

  56. 朱其昌編,《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各分會團體會員名冊見八二~一六0頁,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

  57. 釋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二二頁,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二版。

  58. 釋印順,<平凡的一生>,收入《華雨香雲》一一九~一二0頁,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版。

  59. 釋印順,<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收入《教制教典與教學》,八一頁,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七0年一一版。

  60. 同前註,八二頁。

  61. 同前註,八二頁。

  62. 同前註,八七~八九頁。

  63. 同前註,九0~九一頁。

  64. 同前駐,九0頁。

  65. 同前註,九二~九三頁。

  66. 周宣德,《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二九八頁,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一九八六年九月。

  67. 同註二八,七七頁。

  68. 《現代禪菩薩僧團宗門規矩》,李元松撰,見《經驗主義的現代禪》(台北,現代禪出版社,一九九0年十二月初版)之附錄。又,該文件每次刪定現代禪出版社均另有單行本發行。

  69. 《中華佛光協會會員手冊》<佛光協會答問錄>,一六五~一六六頁,中華佛光協會發行,一九九一年五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