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仁問: (2026/4/14)
老師好,文中的第二項提到,為何要將健陀羅語本改寫成梵文本?此目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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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坤答: (2026/4/14)
1. 因為後人讀不懂犍陀羅語,梵文成為西域通行的「書面語、書寫語」。
2. 絕大多數的梵文佛典,是從犍陀羅語「轉寫 transliterate」成梵文,而非梵文改寫成犍陀羅語。
3. 漢末、三國、西晉時期的大多數漢譯佛典是翻譯自犍陀羅語,而非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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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仁問: (2026/4/14)
老師好,再問幾個笨問題:
可是我想不通,如果健陀羅語本是最早的文本,轉譯後的其他語言文本的文意應該不會差太多,若是健陀羅語與梵文是同一種語系的話,轉譯後的內容應該不太會差異太大才是。
若是從健陀羅語轉譯的話,是否根本就沒有所謂真正原始的梵文佛典?當時的主要文本都是由健陀羅語書寫下來的?是否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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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坤答: (2026/4/15)
不用擔心自己所提的是「笨問題」,每一個有進展的學習者都是從提「笨問題」開始,我也是這樣子一路走過來。
1. 【如果犍陀羅語本是最早的文本】
應該說,「早期(後漢、三國、西晉)時期的漢譯佛典,所依據的文本或誦本很大的可能是犍陀羅語本」。
2. 【轉譯後的其他語言文本的文意應該不會差太多】
從現存文獻來看,巴利版本、犍陀羅語版本、梵文版本與漢譯本之間會出現差異,作這樣的推論【文本之間應該不會差太多】意義不大。這些差異的來源可能來自背誦失誤、抄寫訛誤、轉譯出錯,多文本或集經等等現象。
討論這些曲折離奇的現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應先閱讀佛教文獻學的相關書籍。
在此建議三書:
a. 陳世峰、紀贇翻譯,(2019),《佛教文獻學十講--佛教研究的文獻學途徑》,中國、上海市中西書局。原作者:肯尼斯˙羅伊˙諾曼 Kenneth Roy Norman,原書名: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UK), 1997年出版。
b. 辛島靜志原著,裘雲青、吳蔚琳翻譯,(2016),《佛典語言及傳承》,中西書局,上海市,中國。
c. 蘇錦坤,(2023),《「阿含、尼柯耶」比較研究論文選集》,大千出版社,新北市,台灣。(https://www.academia.edu/100129564/_%E9%98%BF%E5%90%AB_%E5%B0%BC%E6%9F%AF%E8%80%B6_%E6%AF%94%E8%BC%83%E7%A0%94%E7%A9%B6%E8%AB%96%E6%96%87%E9%81%B8%E9%9B%86_%E4%B8%8A%E5%86%8A)。
4. 【若是從犍陀羅語轉譯的話,是否根本就沒有所謂真正原始的梵文佛典?當時的主要文本都是由犍陀羅語書寫下來的?是否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現存的所有佛教文獻,包含「阿含、尼柯耶」、「毘奈耶」、「阿毘達摩」,都是出自部派佛教的結集,這些部派佛教結集的佛教文獻至少都經過一次轉譯,而極有可能是經過兩次以上的轉譯和編輯。
這關連到「第一結集」的探討:
https://youtu.be/Cwi91FviYbg?si=i9EKCMKLu3pOQJ_E
https://youtu.be/y46X5VORcCA?si=qXptn46fDkpq7N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