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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in general is that we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ancient Buddhist schools: their origins,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development, their relationship to particular teachers or geographical areas, their relationship to doctrine and practice.」(p. 2)
(整體的問題是我們並不完全理解部派佛教的本質：他們的起源、相對年代及發展，他們與特出教師、地理區域的關係，他們與獨特教法與修行方法的關係。)
Gethin,
Rupert, (2012), ‘Was Buddhaghosa a Theravādin? Buddhist Identity in the Pali
Commentaries and Chronicles’, How
Theravāda is Theravāda? Exploring Buddhist Identities, Skilling, Peter, etc.,
(ed.), pp. 1-66, Silkworm Books,Chiang Mai,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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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上的狹隘做風 專從部派佛教的角度來看待《阿含經》的集成，在方法的憑藉上難免不落於狹隘的做風，不僅容易遺漏掉印度佛經在傳承過程中造成變遷的其它許多複雜的因素與環節，例如區域、僧院、方言、個別師承，而且更嚴重的，忽視了《阿含經》本身極其豐富的義理與修證內涵。這種方法學上的狹隘做風，可具體列舉成如下四點：幾乎僅從非《阿含經》的經論斷取極少數的項目做為標準，以簡別四部《阿含經》部派歸屬上的差異。
不同學者拿來做為簡別標準的項目不一而足，或有重疊、或有差異，其中包含對四部《阿含經》排列順序的看法、在數目上及排列順序對九分教和十二分教認定的異同、佛身觀、以及對無記法的數目和內容在認定上的出入。然而，和《阿含經》出現的成千上萬的法目(dharmas)比較起來，一般學者使用的簡別標準在數目上實在少得太不成比例。尤有進者，若站在《阿含經》本身的立場來問，為何《阿含經》中成千上萬的法目不具簡別資格，而只有一般學者使用的極少數的項目才可做為簡別標準，則恐怕很多人未曾想過這個深具挑戰的問題，更不要談已有什麼現成的解答。這是因為一般學者幾乎僅從非《阿含經》的經論去尋找可當做簡別標準的項目，反而甚少照顧到《阿含經》本身的完整性。由如此偏頗的處理方式，結果造成至少二種偏頗的現象。一者，例如，若把《雜阿含經》一頁一頁翻閱過去，則會發現整部五十卷一三六二經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標幟特徵完全擺不到一塊兒去，則謂《雜阿含經》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已成定論，吾人不免質疑此種定論除了引生誤導作用之外到底能有何等意義。二者，一般學者使用的簡別標準，不僅和經文本身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內含了不相干，另一方面，在把這些標準運用到看似相干的不到百分之一的經文內含時，還常出現莫衷一是的局面，因而碰到很難予以究竟論斷的瓶頸。例如，在判定《增一阿含經》的部派歸屬上，這種眾說紛紜的局面可謂窘態畢露：一般學者對《增一阿含經》至今仍無法給貼上一個確切的部派標籤，因為隨便拿出比如說五個所謂簡別的標準來衡量，《增一阿含經》即有可能被判定屬於五個不同的部派（參閱水野弘元，〈增一阿含經解說〉，刊於《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下，一九八三年，頁七七九～七八三），結果使得這樣的判定工作不具特別值得一提的意義。
幾乎完全遺漏四部《阿含經》的個別小經的漢譯 四部《阿含經》雖在公元第四世紀末與五世紀初整部整部陸續譯成漢文，但早在公元第二世紀中葉，其若干個別小經即由安世高等人譯出流通，並且這類翻譯工作還一直持續到宋代，總共譯成大約二二一經一八四卷。然而，除了特別針對《別譯雜阿含經》略有著墨，學者當中幾乎沒人處理這許多漢譯個別小經的部派歸屬問題。原因很簡單，一般學者用以判定四部《阿含經》部派歸屬的簡別項目面對這麼龐雜卻又篇幅不大的個別小經反而幾乎完全派不上用場，以致難以斷定這些個別小經到底屬於哪些部派所傳承。如果對這當中任何一個個別小經的部派歸屬都無法確切論斷，若說還能正確判定四部《阿含經》每一部的部派歸屬，在方法學上很明顯出現極大漏洞。
以非歷史的手法處理用做簡別標準的項目，卻據以論斷《阿含經》的集成史的歷史課題。 《阿含經》的集成，除了經文本身所承載的義理與修證的一面，也帶有歷史傳承的一面。一般學者判定《阿含經》的部派歸屬，當然把重點放在歷史的這一面。具諷刺意味的是，一般學者在對待用以簡別的項目時，往往出之以非歷史的手法。具體言之，例如，大約公元二世紀的世友(Vasumitra)造的《異部宗輪論》(Samayabhedoparacanacakra)一卷，對諸部派的標幟特徵，大致都有簡略的介紹。又例如，公元三、四世紀的訶梨跋摩(Harivarman)造的《成實論》(Satya-siddhi-'saastra)十六卷，通常被認為是經量部系統的綱要書。然而，不論是《異部宗輪論》所介紹的諸部派的標幟特徵，或是像《成實論》等被認為屬於特定部派的各個論書本身所倡議的特定學說，一般學者往往施以固著化，乃至當成諸部派簡別標準的固定項目，宛如各該部派貫穿其時間、空間、人物等各方面皆一成不變地擁有且顯現這些所介紹的標幟特徵或所倡議的特定學說。然而，像這樣固著化的處理方式，卻把非歷史的特質賦予上述的標幟特徵或特定學說，不僅無法解釋諸部派變動不居的事實，在方法學上更不足取。殊不知《異部宗輪論》以及在部派特徵不論明了或不明了的各個論書皆為特定時空的產物，僅止於反映特定人物的觀點與特定的時空環境。因此，稍具歷史常識者即知，例如，《異部宗輪論》所介紹的有關大眾部的標幟特徵，實在無法被據以論稱世友之前任何地區的大眾部一向皆具如此特徵，頂多只是反映世友直接或間接所瞭解或所願意呈現相當接近他那個時代的某些地區的大眾部的情形或有關大眾部的觀感。再者，儘管《異部宗輪論》所介紹的不在於指涉世友之後的時代，一般學者卻還一成不變把《異部宗輪論》用到世友之後的時代。以此種非歷史的手法施諸變動不居的歷史，誠可怪哉！問題是，以固著化的方式推敲各部派的標幟特徵，可以說是一般學者之所以能進行四部《阿含經》部派歸屬的判定很基底的憑藉之一；若是揚棄這種固著化的方式，卻又不放棄部派歸屬的判定，則顯然需要構築另類的方法學奠基。
過分狹隘的銓釋造成倒果為因之嫌 一般學者簡別四部《阿含經》部派歸屬上的差異，基本上認為由於經典傳承中部派的因素發生相當不同的影響，致使這當中同樣的某一特定的個別小經的內容受到相當程度量上的增減或質上的改變。比較常見的一種研究途徑是先從個別論書推測其部派系譜，並摘出其標幟特徵，接著把各部《阿含經》中在質或量上的差異與該論書的標幟特徵近似或一致者，一味地解釋為純粹受到該論書所代表的部派的影響，因此所指涉的《阿含經》就被斷定屬於該部派所傳。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向卻隱藏一個危險因子，也就是由過分狹隘的銓釋而予人倒果為因之嫌：誰知道這不正是因為《阿含經》影響了後代的論書，而不是如一般學者所設想的恰好反過來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部派的因素或許曾發揮若干影響力，然而，以現存的資料暨目前所能達到的解析水平而論，部派的因素到底如何確切影響到四部《阿含經》，則幾乎已不可考。但是很顯然的，大部分論書皆以引證包括《阿含經》在內的經典為其要務之一；故謂《阿含經》影響了後代的論書，並非無稽之談。附帶一提，以上雙向的影響並不構成邏輯上的互斥，理論上這二種情形皆可納入考量。另外還有第三種情形，也就是佛教教法的傳承當中專業分工的表現，因而形成彼此分開且各自發展的相當專精的持誦個體或團體，例如「誦經者」（或謂「多聞者」）、「持律者」、和「論法者」。在這第三種情形中，經律論皆各自享有自主性，並且彼此的影響也降至最低；這樣一來，例如，經論彼此若出現看似近似或一致者，並不見得一定就是《阿含經》影響了後代的論書，也不見得一定就是後代論書影響了《阿含經》的集成，而可能各走各的。由以上三種情形觀之，一般學者在判定《阿含經》的部派歸屬時往往只單向思考且片面肯定後代論書對《阿含經》的傳承發生的影響，而甚少考慮另外的二種情形，這也正顯示其方法學上的狹隘做風。
蔡耀明，(1998)，〈判定《阿含經》部派歸屬牽涉的難題〉，法光雜誌，111期，台北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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