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原載「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十)》，許國霖著《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敦煌石室所藏寫本，凡為萬卷，三十餘年來，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館；伯希和氏取去的，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清末學部運回北京的一萬件，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此三組為最大宗，餘則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鐸氏所收為最多，去年賣到日本去了。

這幾大組的敦煌寫本，巴黎的目錄最先出，但很簡略；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錄，胡鳴盛先生主編，近年才編完，雖然沒有印行，另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流行于世，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了。

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餘暇，編成兩部關于敦煌寫本的書：一部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部是《敦煌雜錄》。

《敦煌寫經題記》共收四百多條，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對我說，他在敦煌挑選這些寫本，曾定出幾個標準：第一挑有外國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釋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經只挑那些有題記可供考訂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還有這四百多條題記可錄，這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的喜事。將來若有人能將巴黎、倫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題記全部記錄出來，成為一部「敦煌寫本題記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問題，可以供史家的研究。

就許君抄錄的「題記」看來，這裡面已有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寫經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三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七月三日(458)，最晚的是宋太平興國二年閏六月五日(977)，中間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於「寫經」的題記：《敦煌雜錄》中有「至道元年(995)僧道猷往西天取經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題記可以使我們知道當出寫經的情形。有些經是和尚自己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作習字課的，有些是施主出錢僱人寫的。一部《大般涅槃經》(潛十五)的題記說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資財為亡夫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弔；《法華經》一部十弔；《大方廣經》一部三弔；《藥師經》一部一弔。這是很有趣的經濟史料，不但表現宗教風氣而已。又如六部《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的題記，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鹹七五)，一部是一個患病的比丘尼發心敬寫供養的(宇四五)，一部是一個「八十老人手書流傳」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個人為「阿孃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個齋期寫的(岡四四)。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會史料。第三，有些題記使我們知道當時寫經的校勘工作。寫經本是宗教的工作，是應該十分鄭重的，如「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題記云：

「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利濟初夏之內，為本寺座主金耀寫此羯磨一卷，莫不研精盡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畢而復記焉。」(辰四六)

這最可以表現寫經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們時時看見「勘了」，「一校竟」，「校定無錯」的題記。還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經》(有九十)記「校二遍」，如一部《無量壽宗要經》(劍四二)題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寫經重在校勘無誤，而敦煌寫經所以有無數錯誤，大概都由於不大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塗鴉，或者由於不識字的女施主僱的商業化的寫經人的潦草塞責，校勘功夫是不會用到這兩類的寫經上去的。

「敦煌雜錄」是繼續蔣斧、羅振玉、羅福葆、劉復羽、田亨諸先生的工作，專鈔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經典的文件。蔣氏之書最早(宣統元年)，三十年來，這類佛經以外的敦煌文件陸續出現，最大的一批是劉復先生從巴黎鈔回來的「敦煌掇瑣」。但這些都是國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鈔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道北平所藏盡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裡面還有這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

許國霖先生鈔的這些文件，大約可分為幾類：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學，如變文、佛曲、勸善文、淨土讚之類。第二是一些訓詁及訓蒙的殘卷，如《禮記音義》、《論語音義》、《太公家教之類》。第三是一些俗世應酬文字的範式，如祭文程式之類。第四是許多民間經濟往來的文契，如借麥種牒，雇作兒契，典兒契，賣地契之類。第五是雜件，如藏經點勘帳，如姓氏錄之類。

第一類的佛教通俗文學，近年來早已得著學者的注意。許君所輯之中，最重要的是幾卷「變文」，雖不如巴黎所藏「維摩變文」和我所藏「降魔變文」的完整，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變文」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所以是很可貴的。這裡面「佛曲」，如「辭娘讚」，如「涅槃讚」，如「散花樂」，如「歸去來」，都屬于同一種體制，使我們明白當時的佛曲是用一種極簡單的流行曲調，來編佛教的俗曲。試舉「辭娘讚」為例：

「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

這是民間的流行曲調。下面是用這曲調編的佛曲：

「如欲入世修道去，好住娘。」

「兄弟努力好看娘，好住娘。」

「兒欲入山坐禪去，好住娘。」

「回頭頂禮五台山，好住娘。」

「五台山上松柏樹，好住娘。」

「正見松柏共天連，好住娘。」

這種曲子是很惡劣不通的；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俗講」的和尚本來大都是沒有學問、沒有文學天才的人，他們全靠借這種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一般聽眾。「五更調」等，與此同理。

第二與第三類，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

第四類之中，有許多有趣味的經濟史料。此中「借麥種牒」最多，可以推知當時僧寺佃農的經濟狀況。最詳細又最動人的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我們讀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漢朝王褒的〈僮約〉。我們從前總想王褒的〈僮約〉是一篇遊戲文字。現在讀了這篇「雇作兒契」，我們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還是一種牛馬式的奴隸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寫的僮奴生活，雖是詼諧的作品，離實際得生活並不算很遠的。雜件之中，我且鈔兩首寫書手的怨詩作此序的結束。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不飲酒，恆日筆頭乾。

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

又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

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

這是兩個「人」的歎聲。可憐我們在一千年後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濟他們的口渴和貧窮了！

二五，七，三O。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