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學習佛典語言

《人生雜誌》刊載惠敏法師的文章與訪談記錄，提到佛學院學生反應：

「我們有漢譯的佛典就好了，古來那麼多祖師已經翻譯得那麼好了，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梵文、藏文？」

「我們的梵文程度比玄奘、法顯、鳩摩羅什、義淨、真諦等歷代大德差，直接閱讀他們的譯作就好了，為何還要學習佛典語言？」

「花很多時間學習語言，這與解脫度眾無關，反而荒廢了修行的時間。」

記得讀過一首偈頌：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不僅惠敏法師提到閱讀佛陀可能使用的語言的欣喜，同時，「願解如來真實義」的前提之下，也應該學習佛典語言。

在2006年期間，長老閱讀《坐禪三昧經》等，曾問及「作破皮想，除却不淨當觀赤骨人。」(CBETA, T15, no. 614, p. 272, a9-10)，他的疑問是「人骨」應該是「白色的」，此處為何說是「赤骨人」？我回答「赤」字應解釋為「盡」、「僅有此，而無其他物」，如「赤貧」、「赤身露體」、「赤手空拳」，而不是紅色。(長老指出《坐禪三昧經》「繁意觀行不令外念。」(CBETA, T15, no. 614, p. 272, a10)長老說「繁」字應該是「繫」字，《大正藏》僅僅標明「繁」字，沒有其他版本有不同的異讀，CBETA的CD也是如此(目前2010版CBETA已改作「繫」字)，在查閱《國譯一切經》及《高麗藏》之後，才發現果然是「繫意觀行」。以六十多歲的老人好學不倦，仍然勤讀中文，希望對漢譯浩瀚博雜的阿含、部派、大乘教義能有基本的認識，一方面可以說是為弘揚佛法，不畏艱難、好學不倦，一方面能指出錯字，又可見到勤勉求法的一面。

其實漢譯經典有一字多義、抄寫訛誤、傳誦失誤、誤譯等等問題。如日本學者辛島靜志所說：

「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說，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

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比如說

《雜阿含267經》：「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CBETA, T02, no. 99, p. 69, c19-21)

到底是嗟蘭那鳥呢？還是遊行說故事者隨身攜帶的類似「拉洋片」的畫頁？

例如十二分教的「祇夜」，到底只有偈頌稱祇夜呢，還是所有帶有偈頌的經典都稱為祇夜呢，還是指一種古印度的文體？

例如

《雜阿含33經》卷2：「若色是我者，不應於色病、苦生，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CBETA, T02, no. 99, p. 7, b23-25)

《雜阿含110經》卷5：「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CBETA, T02, no. 99, p. 36, a10-12)

《雜阿含33經》與《雜阿含110經》經中的記載，佛所指斥的「我見」，是認為色能「令如是、不令如是」，還是認為色不能「令如是、不令如是」？這兩種的差異在那裡？林崇安老師與蔡奇林老師認為《雜阿含110經》是正確的，《雜阿含33經》是翻譯錯誤或者抄寫訛誤，關則富老師則認為《雜阿含33經》是正確的，《雜阿含110經》是翻譯錯誤或者抄寫訛誤。日本學者水野弘元與平川彰則認為沒有對錯，一個是世俗諦，一個是勝義諦。怎樣才對？

佛教學者 K. R. Norman 認為巴利佛教文獻，還沒翻譯的要趕快翻譯(目前國內只翻譯巴利「經、律、論」，對註解與解釋「註解」的疏都未翻譯)，已經翻譯過的，要再翻譯一次(比如元亨寺版「南傳大藏經」並未十分理想，急需重新翻譯)，即使 PTS 巴利聖典協會英文版已經翻譯第二次了，在較新的出土文獻、新的語言理解之下，仍然有一些錯譯或不周全的地方需要更正。

在部分漢譯經典尚未譯成外國語言(如《雜阿含》、《增一阿含》)，部分巴利獨有經典雖已經翻譯。但是未經漢、巴、梵對勘以求其翻譯精確，其實仍有許多專題待解決，而這需要具佛典漢語能力的人學習梵、巴、藏語言來貢獻力量，這一領域中，太多由非漢語專長的人學習漢語來處理此一領域的佛典，同質性太高，容易有語言的盲點。

學習佛典語言之後，會發現一個字或許有多重意義，巴利聖典及其註釋書也許採用了一種，而漢譯佛典卻採用了另一種，對一部分古譯不精確的地方，藉由佛典語言理解另一個意涵，而能較接近佛陀的教誡。而且漢譯與巴利聖典彼此之間也收到互相校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