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印順長老與我

文：聖嚴法師，寫於法鼓山上，2005年11月22日

以下引自《人生》雜誌274期，60-63頁。

這三十年來，凡是紀念印順長老、恭賀印順長老，或者關於印順長老思想的學術會議，大概都不會忘了要我參與或者提供文稿，所以對於印順長老要講的話，我已經講完了；況且，我也不是研究印順長老的專家，對他的思想沒有太多深入的研究，只是我受他的影響很深倒是真的！主要是印順長老早期的作品，對我產生許多的啟發，在思想、實踐面，以及對於整體佛教的認識上，都有深刻的影響。

我雖不是他的學生，也不是他忠實的信徒，縱使他的思想，我也不一定都認同，但是我非常的感恩他。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欣賞、來吸收印順長老的智慧，倒覺得滿輕鬆，而且滿受用的。

愛惜僧才的印順長老

追溯到我跟印順長老的因緣，最早是在1957~1958年之間，當時我還在軍中，休假之時，常常會到台北的善導寺借佛教的經書典籍來看，當時印順長老就是善導寺的住持。可惜我無福也無緣親近他，只間接接觸到他的學生演培法師和悟一法師。我非常感激當時他們兩位找到了印順長老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多達二十多本送給了我，那些書對我的影響，尤其是佛學思想的啟發，有相當大的幫助。

退伍之後，我從台北南下到了高雄美濃山中禁足及閉關，印順長老曾經兩度到了山中的關房前來慰訪，甚至於有一度要把福嚴精舍的住持交給我，而請他的學生印海法師特別到美濃關房前來邀請，可見得印順長老並沒有門戶之見，而對於年輕的僧才都很愛護，這是我永遠感激的。不過，由於他的弟子之中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樁事也就不了了之，而我也就在山中繼續安住下去了，嗣後又去了日本留學。

在山中閉關期間，我常常在佛教雜誌上發表文章，主要是《覺世》以及《海潮音》。當時佛教界的許多長老法師都在熱切討論：比丘、比丘尼的僧服是否應該改成一般的俗服？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有人看到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已經開始著西裝，僅在領子口上加一個記號，而修女也有不戴修女帽了，因此也引發了對於佛教出家人僧服應否廢止的熱烈討論。

我也寫了兩篇文章參與，一篇是〈論僧衣〉，另外一篇是〈正法律中的僧尼衣制及其上下座次〉。特別是第二篇文章在1965年4月的《海潮音》刊出之後，接下來的同年五月，《海潮音》便發表了印順長老的〈僧衣染色的論究〉一文，其內容就是針對我在那篇文章的疑惑之處，由印順長老提出回應和討論，可以說這是唯一的一次，印順長老與我在文字法義上有所互動。

不是復古，也絕不是創新

日後，印順長老在1986年親編的《法海微波》一書中，把歷年來台灣、香港佛教界及教界外學者們對於自身思想著述的研究與討論，分成上中下三編以及附錄，其中上中兩編以及附錄之中都收錄了我的文章，共有五篇。此後，又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一書，一開始便提起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宏印法師，另一個就是我。

長老提起我在〈印順長老的佛學思想〉一文中所說：「他的著作太多，涉及範圍太廣，因此使得他的弟子們無以為繼，也使他的讀者們無法辨識他究竟屬於那一宗派。」基本上，長老認為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在接下來的文章裡，長老這樣寫著：「其實我的思想，在1942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自序〉，就說得很明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教之本懷也歟！』我不是復古的，也絕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

在漢傳佛教的華人圈中，許多人認為印順長老乃是三論宗的學者，儘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否認，僅只表示看過三論宗的文獻。為什麼長老堅持自己並非三論宗學者呢？所謂三論宗，是指姚秦鳩摩羅什三藏所翻譯的《中論》、《百論》以及《十二門論》，而由隋代嘉祥吉藏大師發揚光大的。事實上，三論宗的著作，不屬於純粹的空宗，其根本思想還是如來藏。因此，印老是服膺龍樹的《中觀》，乃是以《阿含》為源頭的，但也不全否定後期佛教。所以，他雖不斷否認是三論學者，可是大家還是不明白，其原因就出在於：三論的內容是空，但三論宗卻是與如來藏相結合的。

印順長老雖然對於中國漢傳佛教的某些觀點及其現象，很不以為然，認為脫離了佛法「因緣生、自性空」的原則，並且日漸與儒道乃至民間的思想信仰混淆，但是他也沒有全盤否定漢傳佛教的功能，以及漢傳佛教的大師們的智慧。可惜有些淺識之士，在讀了長老的著作之後，認為漢傳佛教已一無可取，而一窩蜂地崇拜《阿含》，甚至於認為上座部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法，這其實是矯枉過正的。

代長老申請日本大正大學博士學位

我跟印順長老之間的關係，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即不離。與他通信最頻繁的階段，是我在日本留學的其間。1973年，印順長老的《中國禪宗史》，由我帶到日本推薦給大正大學的牛場真玄教授，他看過以後，決定譯成日文。牛場真玄先生原來是我個人的日文老師，我常常跟他談起印順長老，後來由牛場先生將此書的譯稿送至大正大學申請論文博士學位。那段時間，印老在台灣害病，他的弟子希望把他老人家接到美國治病，而途經東京之時，我便和長老談起大正大學希望頒授他博士學位的事情。後來他到了美國，為了申請的手續，我們通了不少次信，有的是他請日常法師代筆。這些信，我都很珍重地保存至今。

關於這樁事，印順長老曾在《平凡的一生》中提到，同時於《菩提樹》252期發表了〈我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的文章。此外，在潘煊小姐為他老人家寫的《印順導師傳》的第六章，也有很長一段篇幅的敘述。我也曾為此寫了一篇〈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刊於《菩提樹》。其實，這樁事的成就，並不完全是我的努力，福嚴精舍培養出來的吳老擇先生，也是功臣之一，但主要的是長老的這本著作的分量。所以我經常說，像印順長老這樣的人，若是在日本，絕對可以獲得好多個博士學位！

過去數十年之間，每隔幾年我就會去拜見印順長老一次，最後一次見他，是在2000年2月，我帶了法鼓山體系的所有一級主管，到花蓮靜思精舍去探望他老人家。如今印順長老已於2005年的6月4日，以百歲高齡捨報示寂，當時我也寫了一篇短文在國內媒體刊出。本來我已經沒有話要說了，如果勉強要說的，便是建議如何能夠推動印順長老的思想譯成日文及英文，並作有系統的研究消化，而成為各級佛學院的教材，乃至成為普及到一般大眾的讀物。如果能夠這做，則長老雖已進入歷史，然而他的智慧，將活生生地永留人間。

今因他的高足厚觀法師，要為他老人家出版一本《印順導師永懷集》，我本來已沒有東西可寫了，那就說一些回憶吧！以聊表我對厚觀法師為紀念他師父的一份孝心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