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史概觀
本世紀漢字文化圈的佛教研究得到飛速的發展，其中敦煌佛教遺書的發現是一個劃時期的事件。明年是公元2000年，正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紀念。在這一百年中，對敦煌遺書的研究，除了佛教領域外，語言文字、文學、天文學、道教等各個領域都得到很大的發展，被總稱為「敦煌學」。佛教遺書占據全部敦煌遺書的一半以上，其研究依憑着新資料而不斷深化，加之各地所藏遺書的不斷縮微化與不斷刊布，已經使我們有可能對這一研究做一個總體的回顧。另一方面，以《高麗藏》為首，各種刻本一切經影印本的積極出版，使研究者可以較為容易地對《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的校記進行直接比較等文獻學的研究。
當然，雖說從總體看，現在的條件比以前要好，但具體来講，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就敦煌遺書而言，許多私人收藏至今尚未公開，特别是李盛鐸舊藏敦煌經卷至今仍藏在日本某地（注：關於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問題，筆者擬在「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00年6月21日～25日，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上發表有關論文。）。就刻本一切經而言，作為《大正藏》校本的宋本，亦即《思溪藏》的縮微化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但是，自從《大正藏》（1934年完成）編完以來，對日本保留的大量寫本一切經（注：本文將「寫本一切經」作為與「刻本一切經」、「印本一切經」並立的術語。所謂「寫本一切經」指手寫的一切經。近年所發現的京都妙蓮寺所藏「松尾社一切經」收藏在近代製造的經盒中，該經盒木蓋的裡面寫著「松尾社寄附主田氐古代寫本一切經當妙蓮寺寶藏」（參見中尾堯編《京都妙蓮寺藏松尾社一切經調查報告書》卷首插圖，大冢巧藝社，1997年），即將手寫的一切經稱為「寫本一切經」。此外，谷响的論文《古代寫本藏經考略》（現代佛學叢刊《大藏經研究匯編》所收，台北，1977）也稱之為「寫本藏經」。大谷大學教授竺沙雅章在其所撰《漢譯大藏經之歷史——從寫經到刻經》（大谷大學，1993）一文中，將「寫經」作為與「刻本」並立的術語。這是一個更大的概念，因為稱作「寫經大藏經」、「刻經大藏經」均不甚妥貼，所以那樣定名。）的研究中絕已久。眾所周知，《大正藏》以《高麗藏》為底本，以宋、元、明刻本一切經及正倉院聖語藏寫本一切經作校本，並且采用了中國與日本的佛教著述，其中主要是保存在日本的寫本與刻本。所用寫本一切經的數量雖多，但不知為什麼正倉院聖語藏的影響並不大。其原因大概是因為有關正倉院聖語藏的書志學方面的詳細資料尚未發表，以至人們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我們希望能將正倉院聖語藏影印出來，並盡早發表其書志學方面的詳細資料。
講起日本所存的寫本一切經，首推正倉院聖語藏，此外在各地的寺院、機關多有收藏。如石山寺一切經、七寺一切經、名取新宮寺一切經、西方寺一切經、松尾社一切經、興聖寺一切經（注：興聖寺一切經的調查報告最近已經出版。見京都古文書調查報告書第13集，《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京都府教育委員會，1999年3月。）等，目前已有書志學研究的成果出現，但幾乎見不到伴有文本批評的嚴密的文獻學研究。
其理由何在呢？首先我們從參加調查的人員组成來看。參加上述寫本一切經調查的人員，大多為日本史研究者，其次為國語、國文學者及學美術史學者，幾乎看不到有佛教學者。佛教學者即使參加，其研究對象也相當有限。為什麼佛教研究者對困難重重的寫本一切經的調查不感興趣呢？我認為主要是在他們看來印本文獻已足以應付思想的研究。或者他們以為手寫的寫本一切經不足信，故不予重視。這也許受到清代考據學的影響。但我們應該看到，在清代考據學興起的時代，幾乎不存在可以追溯到宋版的寫本，而後敦煌藏經洞發現，大量文獻資料涌現，把學術推向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不重視日本保存的奈良、平安、鐮倉時代的寫本，還有其他原因。奈良寫經的總數大約超過千卷，但被收藏者視作特級文物，研究者想作為校本使用實在太困難。時至今日，連得到正倉院聖語藏寫經的照片的請求都無法滿足。而想把各地美術館、博物館收藏的古寫經一一照相也極其困難。如果事涉個人收藏，其難度就更大了。
那麼平安寫經如何呢？平安寫經大多是院政時期，亦即11世紀到12世紀末抄寫的。10世紀末，蒔然(938-1016)曾入宋，並將刻本一切經（北宋官版《開寶藏》）帶回日本，其後日本的中尊寺寫經等不少寫經均以該《開寶藏》為底本。這裡有一個誤區，即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平安寫經錯字、漏字既多，又是從刻本一切經轉抄的，由此認為平安寫經價值不大。雖說上述所說均為事實，但就具體的經典而言，其傳承的過程複雜多樣；就一切經的編纂而言，有些情况也與傳統觀點有差異。因此，平安寫經仍然有值得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的價值。鐮倉寫經也同樣，有必要對其内容再進行研究。
下面擬論述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
二、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
在此暫且從三個方面來歸納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一）有刻本所没有的字句與文字。（二）存有異本。（三）保存有新文獻。下面簡略談談。
（一）有刻本所没有的字句與文字
這裡指不能算作異本，但部分文字與刻本不同，保留了該經典更古老的形態，是編纂刻本時删除或改竄前的原本。只要認真閱讀寫本一切經，則古寫本保存的重要研究信息隨處可見。在此僅舉一例。如拙稿已經介紹的，義淨在其《南海寄歸内法傳》的序言中引述了自己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高麗藏》本中，引作「大唐西域高僧傳一卷」，在宋元明藏本中，則作「大唐西域高僧傳二卷」。而天理圖書館所藏奈良寫經（舊石山寺藏本）却作「大周西域行人傳一卷」（「西」字為後補），敦煌本伯2001号《南海寄歸内法傳》保存了序言與卷一，行文與奈良寫經一樣。而作為平安寫經的七寺一切經作「大周西域行人傳一卷」，只有一字之差，實際相同。
也就是說，奈良寫經、敦煌遺書、平安寫經上保存的原書名，在刻本中已經見不到了。此外，最近發現了一部平安時代法相宗系統大寺院的經藏的現前目錄——《大小乘經律論疏記目錄》，上下兩卷（注：該書現為京都法金則院所藏，原為奈良法隆寺藏本。因乃平安時代的文獻，已被國家指定為重要美術品。該佛教章疏目錄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梶浦晉發現之前，一直未為人們注目。見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6卷《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大東出版社，1998年。）。將該書標著為「大周西域行人傳一卷，廿一」（第556号），由此可以證明寫本一切經中所記載的書名是該書改動前的原書名。這無疑說明，宋代的一切經被施加較大的修訂，與此相反，日本的奈良寫經及由它轉寫的那些平安寫經更忠實地保留了唐代佛教的形態。
（二）存有異本
寫本一切經中的異本不遑枚舉。藤善真澄曾在興聖寺藏《續高僧傳》的玄奘傳部分發現與現行刊本不同的異文，提出興聖寺本是現行本玄奘傳的底本。（注：藤善真澄：《〈續高僧傳〉玄奘傳的形成——以新發現的興聖寺本為中心》，載《鹰陵史學》第5号，1979年。）
另外，近年船山徹將日本的松尾社一切經、新宮寺一切經中的《五百問事經》（《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與《高麗藏》本、宋元明藏經本對照，發現寫本與刻本内容雖然類似，但完全是另一個系統。（注：船山徹：《〈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的原形與變遷》載《東方學報》，京都，第70册，1998。）此外，在日本的寫本一切經中保存了不少《大周錄》的異本。（注：拙稿《〈大周刊定眾經目錄〉鄭第十一解題》，載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6卷《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大東出版社，1998年。）而對冢本善隆幾十年前提出來的《貞元入藏錄》（《貞元錄》卷二十九、卷三十），現在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注：冢本善隆：《關於日本傳承的古本〈貞元錄〉》，載《神田喜一郎還曆紀念論文集》，同刊行會，1957年。
宮林昭彦：《〈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解題》，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6卷《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大東出版社，1998年。
拙稿：《關於古寫本〈貞元錄〉所入藏之〈慈仁問八十種好經〉》，載《宗教研究》，72卷4辑，1999年3月。）
然而最大的異本應為「不入藏錄」所收的大量經典。關於這個問題，自然應另文再述。《開元錄》的作者智昇列舉了《大周錄》因誤重收及别生等經典118部247卷。其中有10部15卷是疑偽經，並非異本。七寺一切經中除疑偽經外，現存有38部98卷。關於這些經典的研究，目前剛剛開始。（注：拙稿：《關於七寺一切經中所存的「不入藏錄」所載的别生經》，載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4卷《中國日本撰述經典（其之四）•漢譯經典》，大東出版社，1999年。）
（三）保存有新文獻
「不入藏錄」中的疑偽經大多是極其重要的資料，那是一個新文獻的寶庫。七寺一切經中存有5部7卷，其中《毘羅三昧經》上下二卷與《清淨法行經》一卷更有著特殊的價值。我們現在不清楚七寺一切經是按照什麼方針編纂的，除了上述「不入藏錄」的經典外，它還收了不少疑經。這些可統稱為「錄外經」與「唐錄不合經」。日本的寫本一切經中很可能都混入了這類經典。因為不僅僅七寺書寫上述「不入藏錄」的經典，從正倉院文書中也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抄經例子（注：拙稿：《關於七寺一切經中所存的「不入藏錄」所載的别生經》，載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4卷《中國日本撰述經典（其之四）•漢譯經典》，大東出版社，1999年。）。另外，寫於久安元年(1145)的《東寺一切經目錄》也可看到有不入藏經典52部137卷，錄外經46部60卷的目錄。根據上述種種資料，我們應該指出，在寫本一切經中發現新的資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寫本一切經中發現的新文獻中，《馬鳴菩薩傳》（注：拙稿：《僧睿與馬鳴菩薩傳》，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4卷2号，平成8年3月。
七寺一切經、興聖寺一切經、西方寺一切經、松尾社一切經等寫本一切經中均收有《馬鳴菩薩傳》。《馬鳴菩薩傳》的影印與錄文擬收入七寺叢書第5卷（2000年2月出版）。）與《安般守意經》可稱是難得的精華。我們甚至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馬鳴菩薩傳》正好可以作為明確區分寫本一切經與刻本一切經的標準。在寫本一切經與刻本一切經中所收的《馬鳴菩薩傳》，名稱雖然一樣，内容却完全不同。當然，兩書所記載的都是馬鳴菩薩的生平，但全文除了「馬鳴」這一名詞外，幾乎没有什麼相同的地方。經與《法苑珠林》、《一切經音義》等對勘，可以證明隋唐入藏的《馬鳴菩薩傳》正是寫本一切經中的這一本子。即使這一例子，也完全說明日本所存的寫本一切經並非完全從刻本轉抄，它更加正確地傳承了中國唐代的佛教。
下面想報告一下新發現的收藏在河内長野市天野山金剛寺一切經中的鐮倉時代抄本安世高翻譯的《安般守意經》。昭和5年(1930)，以常盤大定博士為首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已經對金剛寺一切經進行調查並提出報告。其後，京都帝國大學國史研究室又於昭和15年(1940)進行調查。昭和四十年代，為了編纂《河内長野市史》，又一次調查，並發表三好鹿雄所撰的《金剛寺一切經全貌》。（注：三好鹿雄：《金剛寺一切經全貌》，載《宗教研究》，新13卷6号，1936年。
木村武雄：《關於河内金剛寺所藏之古典古寫經類》，載《大乘》17卷9号，昭和13年。
《金剛寺一切經題記集》，載《河内長野市史》第四卷「史料篇一」、同第五卷「史料篇二」。昭和50年。
後藤昭雄：《平安朝漢文文獻之研究》，吉川弘文館。）近年大阪大學後藤昭雄教授再次主持調查。在這過程中，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桅浦晉助手發現了新的文獻。他因為對内題作「安般序」，尾題作「十二門禪經」的奇怪經卷產生懷疑，便簡單地攝影，並且利用相片進行考察，最終明白這是一個新的文獻。筆者與牧田諦亮博士一起拜觀了該相片。因為回憶起在牧田博士傾注了全部心血的《弘明集研究》中收錄的郗超(336-377)的《奉法要》中曾經引用過《十二門經》，於是以之與相片對照，結果文字幾乎完全一樣。這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體驗。（注：牧田諦亮編《弘明集研究》譯注篇下，708頁，721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4年，1975年。《弘明集》的相關原文作：「《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胃肺骨血屎溺。」（《大正藏》第52卷87頁下欄14行～15行）金剛寺藏《安般守意經》所包含的《十二門經》的相應部分作：「第一門為何等？何自觀身？有時自校計，我端政好，便墮貪。已墮貪，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胃肺骨肉，何等端政好？」(第290行～292行)）
金剛寺所藏《安般守意經》共21紙，每行17字左右，總584行。書寫於鐮倉時代。共分四部分。1.第1行～第59行，康僧會的《安般序》。2.第60行～第283行，《安般守意經》。3.第284行～366行，《佛說十二門經》。4.第367行～584行，《佛說解十二門經》。
第一部分與現行本的康僧會撰《安般序》的文字相同。第二部分的《安般守意經》與現行本差異較大。第三部分的《佛說十二門經》正是已亡佚的安世高譯《十二門經》。據載《十二門經》有《大十二門經》與《小十二門經》之分，金剛寺本相當於哪一種，現在還無法判斷。該《十二門經》在隋文帝仁壽二年(602)所撰的《仁壽錄》(T2147)的「闕本錄」中有載，亦即7世紀初，該經在中國大陸已經消失。（注：《大正藏》第55卷178頁上欄。）第四部分的《佛說解十二門經》應為釋道安(312-385)所撰的《十二門經注解》當無疑問。但它到底是《大十二門經》的注解，還是《小十二門經》的注解，現在也同樣難以確定。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卷五所載的《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中稱：「大小《十二門》者，禪思之奥府也。為各作注。《大十二門》，二卷；《小十二門》，一卷。今有。」（注：《大正藏》，第55卷39頁下欄8行～9行。根據蘇晉仁、蕭鍊子校訂《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的校注，《高麗藏》、宋藏、《磧砂藏》、元藏均作「為各作注大作注」唯有明藏作「為各作注」，蘇本據明藏改（同書第239頁）。林屋友次郎譯作「為に各各（右の二）注を作る」，進而補譯作「大十二門（注）二卷，小十二門（注）一卷，今有り」（《國譯一經經史傳部，1》，173頁。大東出版社，1958年）。）
直到6世紀上半葉，《小十二門經注解》似乎還保留著。關於這一點，可見撰於開皇十四年(594)的《法經錄》。《法經錄》卷六「此方諸德著述」中列舉了五部釋道安的小乘經注釋，具體如下：
《眾經目錄》卷6：「陰持入經注解二卷(釋道安)
大道地經注解一卷(釋道安)
大十二門經注解一卷(釋道安)
十二門禪經注解一卷(釋道安)
安般經注解一卷(釋道安)。
右五經是小乘經注解。」（注：《大正藏》，第55卷148頁上欄。）
《小十二門經注解》被寫作「十二門禪經注解一卷」，加入了一個「禪」字。而金剛寺本的尾題正作「十二門禪經」，且金剛寺本的實際篇幅約3500字，原本大體上正是一卷的模樣。如果將它與該文獻在《出三藏記集》編纂時保存的形態合並考察，則金剛寺本《安般守意經》的第四部分（即《佛說解十二門經》——譯按），很可能就是釋道安所撰的《小十二門禪經注解》一卷。
三、結論
上面對保存在日本的奈良、平安、鐮倉時代抄寫的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作了一些論述。當然，這個題目不是用幾張紙就能够論證清楚的，應該列舉更多的例證。在五千數百卷的寫本一切經中，僅舉出幾個例子便對其價值下結論，則這種工作難度之大，眾所周知。然而，雖然從寫本一切經中發現的新資料還比不上敦煌遺書，但如果我們要在新的世紀中推動佛教研究的新的方法論向前發展的話，本文的題目無疑能使我們的討論更加深化。所以，我們在高度評價刻本一切經的優點的同時，必須建立起這樣的觀點：即縱然寫本一切經有許多錯字，但它們是一批體現了唐代佛教的資料。我殷切希望跨入新世紀後，各種因緣條件盡快成熟，這一天能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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