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需要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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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海一蓑翁（來自豆瓣）
半島《書評人的熱鬧與寂寞》一文鏈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4Mjc1OQ==&mid=2650888049&idx=1&sn=2f916666448728b0d02d91d4327f9a15&scene=1&srcid=06229zJfOmS8VdVbHKS2ngfL#wechat_redirect
書籍，幾千年以來一直是人類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我個人看來，沒有之一，電影、舞台藝術、音樂等等固然也是文化載體，但其影響力和歷史涵蓋面還是無法跟書相提並論）。而自打書籍誕生以來，書評就可謂「如影隨形」。孔夫子在《論語》裡的一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嘗不是最早的關於《詩經》的微博體書評呢？正是因為書評與書之間的「如影隨形」，很多讀者（包括半島兄在內）會誤認為，書評就是書的附屬物和附帶產品，但實際上恐怕並非這樣簡單。
就拿上述孔子針對《詩經》的那段話來說，它既可以被認為是針對《詩經》的書評，同時又是《論語》這本書的一部分。這種書中有書、論書成書的現象並不在少數。拿余英時先生的思想史名著《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成書過程來說，他本來只是給《朱子文集》寫一個介紹性的序文，結果「史料中所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就把一篇序文寫成一部新書。而在書完成之後，他又寫了一個很長的「緒言」，篇幅也幾乎跟一本書相同（余先生也確實把這篇「緒言」和另外一篇文章一起組成一本書），如果把序言也看成一種廣義概念上的書評的話，余先生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可謂是雙重「以書評為書」。無獨有偶，葛兆光先生在撰寫自己的代表作《中國思想史》時，曾在該書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前，分别撰寫了《思想史的寫法》和《續思想史的寫法》的兩篇導論，目的是交代和說明研究角度、資料取捨、寫作思路，後來，這兩篇導論也被合為一本書，統稱為《導論：思想史的寫法》。
從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書評的起源的確是對一本書寫法、內容、知識背景、價值等方面進行的評論，但這些評論並非只是被評論書籍的附著物。好的書評，會把被評論書籍的內容放在整個知識譜系、思想脈絡和文化史的層面加以評判，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知識、思想與文化。按照傳播學裡的「編碼-解碼」理論，一部作品的意義，是由作者與受眾所共同闡發完成的。正基於此，好的書評人並不僅僅是書籍的闡釋者，同樣也是新的意義的生產者。
更進一步來說，學術書評的寫作更是跟學術研究與創造工作密不可分。現今，國內外無論人文還是理工，任何學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其第一章必然會是文獻綜述與回顧，而這種文獻綜述，實際上就是相關學術領域既往重要論著的書評薈萃。這點從道理上來理解很簡單，只有全面掌握和理解本學科的知識發展史，才能明白自己所要做的學術工作，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而自己的學術研究，也只有放置於學科知識的整個發展譜系之中，才能真正準確地考量其學術貢獻與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討論的書籍限定在學術書籍的範疇之內的話，那麼書評寫作的訓練，不僅不是所謂「為他人做嫁衣」，而是自己進行學術研究與創新的必備基礎。即便把書籍的範圍延伸到非學術書籍之列，那麼好的書評，也能幫助我們理解這本書是人云亦云、重炒舊帳，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與創新。
正是基於書評對於創作與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無論在國內外，最有價值、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文化類媒體，幾乎都是由書評類媒體主導。在國內，盡管這幾年有所衰退，但《讀書》雜誌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文化類媒體之一。即便對於大眾類媒體來說，《新京報》的書評周刊、《東方早報》的上海書評周刊、《經濟觀察報》的書評增刊，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其主報的文化品位與影響力。而在國外，類似《紐約書評》《倫敦書評》《新共和》這樣的書評類媒體，其在知識分子當中的分量和影響力可謂是不言而喻。中國讀者所熟悉的霍布斯鮑姆、托尼·朱特等學者與思想家，都是這些書評類媒體的長期作者。
既然書評如此重要，為什麼包括半島兄在內的很多讀者會對書評人有批評、鄙夷甚至不解呢？那或許是因為，國內還沒能形成一個良性、健康、有序的書評環境。葛兆光先生總結的中國書評存在的三大問題可謂是一針見血：「吹捧太多而批評太少；太多泛泛而論或借題發揮的書評，而缺少專業的研究性書評；對國外的學術著作，包括海外中國學論著，缺少平等而尖銳的批評。」
這三大問題裡，第一點可能源於書評人的自我矮化：在很多書評人看來，收到了出版社贈送的樣書，所謂「拿人嘴短」，不發文章誇獎一句，恐怕說不過去；而在部分出版社看來，贈書給書評人的目的，似乎也不是為了獲取對這本書內容質量的真實評判，而只是為了所謂宣傳與吹捧。兩相結合，我們就看到各種讚揚、言過於實、甚至吹捧的書評，充斥在媒體的版面上；這樣的狀況形成慣性之後，以至於很多媒體收到批評性的書評，會直接拒稿，書評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書籍軟文的代名詞，既無法對作者和出版社產生有效信息反饋，也喪失了在讀者心目中的公信力。
而第二點則源於書評人能力水平與媒體需求之間的錯位。很多媒體書評人，都是從資深讀書愛好者發展起來的，對論述的許多書籍，缺乏足够的學科知識積累的厚度與深度，偏偏又在媒體信息大爆炸、存在巨大書評需求量的時代裡，從業餘寫作者或主動、或被動地轉變為「書評人」，而一旦他們屈從於媒體發稿的速度與節奏，就更加很難靜心讀書、學習、提升，於是一篇篇快餐式的書評就不斷得以延續。
至於葛老說的第三點，則跟中國長期落後背景下產生的逆向種族主義思潮和缺乏文化自信有關，這裡就不過多加以贅述。
話雖這樣說，現有書評質量不高，書評寫作環境不好，並不足以構成我們不需要書評的理由；相反，在這種相對惡劣的環境下，我們更需要秉承獨立立場、有足够知識積澱與素養、能够由書闡發出新的思想、知識與意義的優秀書評。這樣的書評，可以節省讀者們對書的選擇與精力花費，可以構成文化判斷的客觀標準，也可以對作者與出版社形成有效反饋，促成中國知識文化環境的提升，自然是善莫大焉。
那什麼樣的書評才算得上是一篇好的書評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卜( R．K．Webb) 的觀點可以供大家參考。威卜說到，評論一本書，應當有幾個標準：一，這本書是寫什麼的？它的論題是什麼？有沒有新發現？二，這本書所用的資料是什麼？它是否用的是第一手資料，有沒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結果，在書前面是否告訴了前面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三，資料和結論之間的關係
如何？四，這本書給人的美感（關於文體與文筆）如何？
拿上述標準來衡量，無論是蓑翁自己，還是很多媒體上知名的書評人，距離這一要求還相差甚遠。「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希望書評人都能首先把自己當做一名初级讀者，老老實實精讀書、細讀書，老老實實查文獻、回顧知識史，爭取寫出讓讀者滿意、對作者和出版社有促進、對自身有提高與成長的書評。與各位書評人、讀者和書友們共勉。
2016.6.22晚作於竹林齋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斯彦莉、黄振萍的《進一步的「哥白尼回轉」》和葛兆光先生的《從學術書評到研究綜述》這兩篇文章，在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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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先生的《從學術書評到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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