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

對 KR Norman 《佛教研究的文献学路径》一書的質疑

俞大維藏書

諾曼教授(K.R. Norman)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曾任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 PTS)會長(President),任期為 1981-1994。巴利聖典協會出版了他的八本論文集。
1994年3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請諾曼教授以「佛教傳道協會(Bukkyō Dendō Kyōkai)訪問教授」的名義,舉行了一系列的演講。此一演講共分十講,主要是從一位佛教語言文獻學家的角度來談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問題。這些演講内容,後來就結集成「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一書,於 1997年出版。
紀贇與陳世峰已經將此書翻譯,中文書名為《佛教研究的文獻學路徑》,預計 2017年底之前由中國某一出版社出版。距離此書首度問世,已經過了二十年。
此書不僅是「佛教文獻學」的入門書籍,也是現代「佛學研究」的必讀書籍。即使如此,因為此書講於 1994年,成書於 1997年,勢必面臨近二十年來的考古文物發現、印度佛教史研究與碑銘研究的嚴重考驗。
在此略舉幾個例子。
1.
書中認為「佛教從口誦傳承轉變為書寫傳播」是大乘佛教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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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如辛島靜志所言,初期大乘佛教經典也是透過口誦傳承。大乘佛教經典的盛行與大乘佛教興起有其文化交流、政治侵併、中亞南亞經濟貿易變遷、佛教適應新領域(教區)、梵語國際化等等問題,不是一言可以涵蓋的議題。>書中還是要著重「以 philological approach 」來看佛教文獻所呈現的(與傳統僧伽佛教所教導的)不同風貌其他問題,還是需從佛教思想史、「中亞、南亞、東南亞交通史、文化史」、「佛教考古學」得到進一步的推展。
2.
書中認為「以文字書寫傳播佛教經典是造成梵文標準化的主要原因」。
例如書中說:
「 Writing down would have been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the homogenisation of forms--all absolutives in -ttā being changed to -tvā, and the forms containing -r- being stadardised, etc. 以文字書寫是對『拼字整齊化』的絕佳時機,例如將獨立格拼作 -ttā 的用字改為一律以 -tvā 作字尾,將字中間有 -r- 的拼字標準化。」(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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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新斯認為從碑銘資料看不到這樣的證據。(127頁)
3.
如果標準形式的梵文(以文法書所敘述的規則,為「規範梵文」、「標準梵文」)一直存在,那麼佛典語言的探討必須回答:「從西元前一世紀到西元三世紀的佛典寫本與碑銘」為何未出現標準梵文」的書寫。

4.
Norman 認為經文與註釋書是由不同人分別傳誦,因此註釋書內容與經典內文彼此不會互相影響: 如在《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158頁就有提到: 
The fact that the commentary explains the syllable -di byjiniiti, shows that the text and the cty were transmitted separately,with neither having an effect upon the other. 

但無著比丘在比對阿含經與南傳經典及註釋書後,指出註釋書是會對經文產生影響,因此註釋書與經文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共同傳誦。

(3). 口誦傳承期間註釋與經文之間的關係 
      假如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的話,註釋書形態的解說在口誦傳承期間影響到他所註釋的經文,這樣的假說就比較不可能發生。
     Norman (1997: 158-160)基於他所觀察到的現象:「註釋書所存留的解釋有時由於經文語言的改變而不再有意義」,主張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他所提的一個例子是解釋「波斯匿王 Pasenadi」意為「戰勝他人的軍隊 para­senaṃ jināti」,這樣的解釋只有在波斯匿王名字的拼音有一 j 才有意義,如梵文的拼法 Prasenajit,而非巴利的拼法 Pasenadi。[1] 
      Norman (1997: 158)如此推論,「註釋書以 jināti 戰勝來解釋音節 –di 的事實,顯示經文與註釋為分別傳誦,而彼此未互相影響」,「他們由不同群組的人傳誦,例如 bhāṇakas 唄匿者負責傳誦經文,而不負責傳誦經文的註釋。  
     然而,即使對在這領域中的最傑出的學者具有極高的敬意,對我來說,假設兩者分別傳誦並未解決問題,因為波斯匿王拼為 Pasenadi 也出現在註釋書中,如 paccāmittaṃ parasenaṃ jinātī'ti pasenadi。[2]  
     如此一來,即使在註釋者只傳誦註解的假設之下,他們必定已經察覺到這個差別。也就是說,即使註釋者完全不知所註釋的經文,註釋書在此的用詞也足以讓他們察覺 Pasenadi 的拼音,因而知道註釋意指含有 j 的解說不適用於此處。然而,他們繼續傳誦這個對意圖解釋的字不合適的解說。因此,似乎舊的註解 para­senaṃ jināti 遵從傳統繼續傳遞下去,即使從語源學的觀點來看,已經不再如原本的解釋那樣有意義。所以,無需假設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來解釋這個現象。 
     除此之外,諸部《尼柯耶》本身也保存了一般語源學相關的詞句,這些詞句在語言改變以後,已經不再具有意義。例如《法句經》的一句偈頌敘述「斷絕邪惡為婆羅門 `bāhita pāpo 'ti brāhmaṇo」。[3]  
     Nor­man (1997: 160)如此解釋,這首偈頌「顯示在此同源語系中,語源設計為 brāh­maṇa 有 *bāha­ṇa 的形式」。當經文繼續傳誦下去,經文顯示的語源學的解釋,在語言改變以後不再適用,註釋書顯示相同的現象也可能僅僅是忠於口誦傳承的表現。[4] 
     更何況,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有龐大數量的註釋書含有對特殊敘述和語詞的註解。如果對這些註釋的對象毫無知識的話,這些註解就不可能清晰易解。這使得這種「部分傳頌者只熟習註釋,而不知悉經文」的情況更不可能發生。[5] 
     再者,當對聽法者講說經文與其註解,傳誦者必須在經文與註釋之間來回陳述。也就是說,在口誦一部經時,註解必須不要離所要詮釋的經文太遠。假如將整部經先誦完再誦註釋(特別是經文很長的時候),聽法者會有不知此段註釋在解釋那段經文的風險。如此一來,當在解說一部篇幅相當長的經時,誦經者必須在經文之間穿插註解。這種型態的講說會結合固定不變的部分(可能是偈頌,也可能是長行)與較不固定的註釋(至少是在早期階段)。將固定的內容與註釋書形態的解說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基本型式,似乎從早期吠陀 ākhyāna 一直伸展延續到今日錫蘭的 kavi baṇa。[6] 
     在今日,每當談及《註釋書》,每個人就無法避免地心中認定是意指「註 Aṭṭhakathā」與「疏 Ṭīkā」,很清楚地與所要詮釋得對象區分開來。但是,在佛教初期這樣清楚的區分可能不存在。[7] 事實上,巴利四部《尼柯耶》中有一些經是佛陀弟子對某些佛陀的說法所作的詮釋。[8]  
     通常這類經典在結束時,佛陀會認可這位弟子的解說,這段認可也可能本來是弟子的註解,而被併入經文。即使是未經佛陀明顯的認可,有些佛陀弟子的解說與評論也被當作正式的經典內容而傳誦下來。Goonesekera (1967: 336) 評論說,以這樣的方式「最早期的註釋文獻,可以追溯到經文本身」。 
     依據 Malalasekera (1994: 89 - 90),初期佛陀弟子的解說以此方式「成為註釋的起點」。「在稍後的年代當經典的內容被編輯時,...有些解說被編入經藏」。持續在此趨向之下,「註釋...隨著經文...被傳誦下來...,一部分的註釋在稍後被附在與所註釋的經文一起」。[9] 這樣的例子之一是不同部派《毘奈耶》的《經分別 Suttavibhaṅga》,此處戒律被嵌入註釋之中,雖然是晚期的文獻,卻具有經文的格式。如同 Norman (1997: 150)所指出的,在此例子很明顯的「經文與註釋一起被傳誦下來」。在巴利《優陀那Udāna》同樣顯現這個模式,偈頌被嵌入在通常是較晚期才出現的事件描述裡。[10]  
     相對地,在《法句經》與《本生經》,類似的事件描述的註釋尚未取得經文的地位,而成為今天所見的「註 Aṭṭhakathā」。在口誦傳承時期,註釋並行地與經文一起口誦而發生演變,這些例子似乎印證了基本上是同一過程的不同階段。 
      在初期佛教口誦文獻的形成階段,經文與註釋之間似乎沒有清楚的界限;在此情況之下,在後期來看,兩者之間似乎並不是都有一條清晰的界線,此一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列舉的例子,漢譯《阿含》經文顯現受到一些反映在巴利註釋傳統的概念與想法的影響,如本文所陳述的,似乎非常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此類影響,在口誦傳承時期就已經發生了,而顯現在作為翻譯對象的印度語系的原始經文。

〈無著比丘: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蘇錦坤譯,《正觀雜誌》48 期,9-47頁,2009年三月。 (https://www.academia.edu/7233446/%E7%84%A1%E8%91%97%E6%AF%94%E4%B8%98_%E8%A8%BB%E9%87%8B%E6%9B%B8%E5%B0%8D%E9%98%BF%E5%90%AB%E7%B6%93%E6%96%87%E7%9A%84%E5%BD%B1%E9%9F%BF_2009_) 。

3 則留言:

lucangel 提到...

Norman認為經文與註釋書是由不同人分別傳誦,因此註釋書內容與經典內文彼此不會互相影響:

如在《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158頁就有提到:

The fact that the commentary explains the syllable -di byjiniiti, shows that the text and the cty were transmitted separately,with neither having an effect upon the other.

但無著比丘在比對阿含經與南傳經典及註釋書後,指出註釋書是會對經文產生影響,因此註釋書與經文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共同傳誦。

出處:《The Influence of Commentarial Exegesi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Agama Literature》




Ken Yifertw 提到...

Dear Lucangel,

謝謝提醒。
無著比丘: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 (2009),蘇錦坤譯,《正觀雜誌》48 期,9-47頁,2009年三月。
(https://www.academia.edu/7233446/%E7%84%A1%E8%91%97%E6%AF%94%E4%B8%98_%E8%A8%BB%E9%87%8B%E6%9B%B8%E5%B0%8D%E9%98%BF%E5%90%AB%E7%B6%93%E6%96%87%E7%9A%84%E5%BD%B1%E9%9F%BF_2009_)

Ken Yifertw 提到...

2017/9/3 by Su Yuan Chuan,
Norman老先生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已退休),嫻於巴利語、犍陀羅語、耆那教經典語言等多種語言,是中古印度語的權威,他的《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是不少做印度學研究的人必定拜讀的著作。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的成書背景是1994年3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請老先生以「佛教傳道協會(Bukkyō Dendō Kyōkai)訪問教授」的名義,舉行了一系列的演講。後來演講內容集結成書於1997年出版。
 
該書出版至今已經有二十年歷史。這二十年來,學界對印度佛教的研究有不少新發現,因此書中一些說法會跟學界最近的研究成果有所出入。我也曾針對此一情況跟高老師討論過。高老師跟我說:「老先生學問可是很好,即使有些人認為老先生的某些觀點已經過時,但不意味著他的著作沒有參考價值。我們閱讀老先生作品的另一個收穫是了解人家怎麼做學問。如果我們可以從一個學者的著作了解到他幾十年來如何做研究,那可是很大的收穫!」
 
因此至今,我依然常翻閱這本書,也會跟許多剛接觸印度學研究的朋友推薦這本書。如今,這本書的中文版即將面世,相信能讓更多人了解學界研究佛教的重要成果。
 
在這邊,我還想講的是,一本才出版二十年的學術著作,如今尚且有需要修正的地方。那比這本書還古老的著作,勢必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印老是台灣研究印度佛教的權威,不少台灣人透過印老的著作去認識印度佛教,他的學術專書,人稱黑皮書:《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空之探究》分別脫稿於1967、69、 80、84年。這些著作的出版年代都比Norman老先生的《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還早。難道就沒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嗎?
 
況且,印老在94年之後,已經沒有任何新的研究發表。不少人對佛教史的認知就此停留在90年代近三十年沒再更新。甚至還有某些人或團體根據印老著作,宣稱已經還原佛法的原貌或歷史真相。如果印老的著作就已經完備印度佛教的研究,那為何學界至今仍持續進行研究呢?
 
那些宣稱已經還原佛法的原貌或歷史真相的人,是否真如他們所說,已還原真相?還是只是為了自己的信仰尋求背書而已?
 
 
這些人的說法正需要你我透過學術去仔細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