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最近閱讀量不夠，顯得面目可憎、語言乏味。趕快補讀一些論文。
我正在讀
Cousins, Lance S., (2013),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 India’, JOCBS 2013(5), pp. 89-135.
柯新斯(2013)，〈早期印度佛教文獻和語言的發展〉。
在這之前，我總是覺得「佛教詮釋學」和「佛教文學研究」這兩個領域，常出現不分「文獻歷史年代層」與「不辨是否為翻譯文獻」的情況，將所有的「佛教素材」都當作「佛陀親口的教誡」與「史實」看待。
柯新斯教授偏向於不倚賴「註釋書」的敘述，而尋求西元前四世紀以來的碑帖證據或考古文物。
他說：「對於佛教經典文獻的發展，我們最能做的是就經典或經典材料提供一個相對的時間年代。僅僅基於經典(內容)，我們沒有一個絕對客觀的方法來決定某個年代層的長短。在本文，我們僅能依賴的方法是『阿育王銘文』與『西元前二世紀和一世紀的印度文物資料』，用以協助提供佛教文獻的可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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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新斯到此為止作出兩個推論：
1. 世尊入滅之後的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之間)為阿育王統治的起始年代，南傳的《眾聖點記》應該是不足為據。阿育王的年代可以由說一切有部的「五師相傳說」和巴利《毘奈耶》的另一種「五師相傳說」做驗證，並且從碳十四年代鑑定可以得到較準確的年代。
2. 佛經書寫的日期約在佛滅後的一百五十年後。
3. 柯新斯認為，佛教經典第一次以文字記錄下來是在印度本土，而非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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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界很少介紹「阿育王碑銘」跟這些碑銘的意義。也很少有人去檢討與思維：從佛涅槃後到第二結集有哪些傳說，這些傳說有什麼意涵，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對這些傳說是否有新的見解。
感覺上，初期印度佛教史牽涉到碑帖 epigraphy 學與古文書學，必需有扎實的文獻學 philology 、古印度考古學與古印度歷史的基礎，甚至還牽涉到漢地最缺乏的「耆那教研究」與「吠陀研究、奧義書研究」，老實說，漢地華人在西元前四百年到西元三百年之間的七百年佛教史沒有發言權，只有坐在台下聽講、聽訓的份。
柯新斯教授的主張如下：
1. 絕大多數學者將阿育王銘文的語言稱為「西部地區的方言 western dialect」，他主張這是「孔雀王朝」的官方語言，而應稱作「半摩竭陀語 Ardhamāgadhī 」，而這顯然與目前所稱謂的「Pāli」不同。
2. 他認為，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此一形式的「Pāli」，存在於西元四世紀、五世紀的註釋書時代之前不久。也就是說，西元前二、三世紀的口誦經典(尼柯耶、戒律、論書不是以「Pāli」的拼音方式保存、傳承。)，這也就是說，我們在出土的西元前四世紀到西元四世紀的巴百年間文物裡，從未發現過「Pāli」的拼音方式。
3. 他假設，在孔雀王朝時期，以經開始用文字書寫佛教經典。他特別強調，當然不是書寫整部單一的《尼柯耶》，而是一些零星的經典。當然，他沒有任何考古證據來支撐他的此一假設。
4. 從碑銘來看，這八百年間(from 400 B.C. to 400 C.E.)並未出現(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梵文或巴利的書寫方式，學者稱這一段期間的銘文為「EHS 碑銘混合梵語 Epigraphical Hybrid Sanskrit」或「BHS 佛教混合梵語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柯新斯教授的論文有不少新見(猜測、假說與論證)，不管是他所反對的舊說或他自己的新見，都欠缺四平八穩的文獻證據，這些學術界僅有的一些見解雖然不足以服人，但是有能力與他們爭辯的人卻為數不多。
快讀完了，加油！少看電視多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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