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菡：元代杭州地區刊刻《大藏經》與西夏的關係

王菡：元代杭州地區刊刻《大藏經》與西夏的關係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060909/

2011-08-31 22:27:03 來自: 卓嘎Sitatārā(八風吹不動)

蒙元時期的統治者，雖然消滅了西夏王國，但是對西夏的上層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當寬容的民族政策，彼時原西夏王朝轄地被劃為西夏中興行中書省，後來改為寧夏路總管府，後併入甘肅行中書省。党項族成為色目人的一種，地位高於漢族人。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宗教，無論佛、道，甚至基督教，均採取了寬鬆的態度 。從這一大背景出發，元代政府出資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經，這顯然是出於政治和宗教的考慮。《元史˙成宗本紀》中至元三十一年(1294)有「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版」一語，「既罷之」說明「曾有之」。

1277年至1312年，杭州地區所刊《普寧藏》、補版《磧砂藏》、河西字《大藏經》，從不同側面，與西夏均存在或多或少的聯繫。

一、《磧砂藏》的《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的題記

《磧砂藏》，南宋時曾刊刻，至元代大德初年至大德十年(1297-1306)，為該藏在元代補刊時期 。這本是民間的行為，以富紳、寺僧的助捐為主，但到大德十年，由於有松江府僧錄「管主八」的支持，補刊工作有了迅速的進展 。元代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的題記中清楚地記載了這一過程，說明官府的介入及其積極的態度。松江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設，轄華亭縣，即今上海，屬江浙等地行中書省。

國家圖書館所藏元代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曰：

「管主八誓報四恩，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三十餘藏，四大部經三十餘部，……心願未周，欽睹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版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珠經懺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備。』管主八欽此聖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餘部，施於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裝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傘蓋》三十餘件，經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處，流通讀誦。」

這條題記不僅記載了漢文《大藏經》、西夏文《大藏經》的刊刻，而且還記載了西蕃字（藏文）佛經的刊刻，說明當時杭州官方刊經種類之豐富。民國初年甘肅學者已知敦煌的文書中記載著管主八施經事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西夏佛經卷上有一款木押捺印記，其文曰：「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 近年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的西夏佛經殘葉有相同的押捺題記 。這說明元初杭州地區刻印的西夏文大藏經的確曾大量頒賞於西北地區。1917年寧夏出土的西夏文獻的其中一部分當與這次頒賞有密切關係。

二、西夏文《大藏經》在杭州的刊刻

這批出土的西夏文獻大部分於1929年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其中的《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的發願文，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杭州路刊刻河西字大藏經的過程。據史金波先生譯讀，其曰：

「至元三十年(1293)萬壽寺中刻印。應用千種，施財萬品數超過。成宗帝朝大德六年(1302)夏始告完畢，奉上敕印施十藏。武宗皇帝聖威神功無比，僧尼大安，愈加明治。法門金輪，今帝爾時東宮藏龍，建廣大願，施印五十藏。當今皇帝一達至尊至聖，……因詔重五十藏可為印刷。大臣知院淨德法處心重，受敕遣用二使共勾管明。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開始，皇慶元年(1312)八月望日印畢。」

據清修《西湖志纂》，萬壽寺的地址在杭州孤山西南，唐代為孤山寺，北宋時改為廣化寺，南宋理宗時改為西太乙宮，元楊璉真加改為萬壽寺。元末寺毀。明初易名六一泉。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悲華經》題款文曰：

「奉大元國天下一統世上獨尊福智名德俱集……印製一全大藏經流行……奉敕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見千秋，印大藏經五十部流行。」

與《悲華經》題款文相同的還有《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 。

從《元史》的記載，到《磧砂藏》中保存的管主八關於聖旨的題記，到以上所例舉的北京圖書館所藏西夏文佛經中的題記說明，至元三十年(1293)至皇慶元年(1312)間，至少刻印三次西夏文大藏經，地點杭州。即①至元三十年至大德六年(1293-1302)，印造三十餘部；②大德十一年(1307)，印造五十部；③至大四年(1311)至皇慶元年(1312)，印造五十部。國家圖書館所藏西夏文獻那些是元代杭州雕版呢？2002年為出版「西夏研究專號」並編輯一個國內所藏出土西夏文獻簡明目錄，對館藏進行了整理，除以上所移錄的題記，這次整理還注意到了一些細節。以下就從刻工的角度對屬於元代杭州所刻的西夏文大藏經進行梳理。

這些佛經是「經摺裝」，雕版印經接紙處即版端上有用漢字俗省字刻的經名、卷數、紙數、刻字數及刻工名，如同線裝書的版心。一個接紙處不一定同時有這些項，它們錯落地出現在諸紙的接縫處。我們設想這些刻工或許僅僅略通西夏文，因為留下的名字為漢人姓名。刻工名在兩紙接縫處，如同宋元版書刻工在版心下方，有全名，有省稱，如有單一個字「周」，亦有全名「王子正」。《大悲經》雖然沒有記載刊刻年代，但其上的刻工為「周子俊」、「王子正」、「台周」，而《不空羈索神變真言經》亦是未見刊刻年代，記有刻工「周子俊」、「任」。從此我們可以推算：既然皇慶元年台周刊刻了《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那麼《大悲經》的刊刻時間當在與皇慶元年相近的年代，同理，《不空羈索神變真言經》應與《大悲經》的刊刻時間接近，也就是說，周子俊、台周是同時代的人；《大悲經》和《不空羈索神變真言經》俱為皇慶元年左右刊刻。

(國圖藏西夏文佛經部分刊工表)

元大德六年(1302) 《慈悲道場懺罪法》卷第一（西夏文） 《梁皇寶懺圖》刊工「俞聲」[圖二]，懺文刊工「何森秀」。

大德十一年 《悲華經》 封面裡有一印，疑為巴思八文印。 刻工「周」，「」。

大德十一年 《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毛、王、英」。

皇慶元年(1312)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西夏文） 「台周」。

《不空羈索神變真言經》（西夏文） 多人施經，漢文墨書餘卷末 「周子俊、任」。

《大悲經》（西夏文） 「周子俊、王子正、台周」。

《梁皇寶懺圖》的刊工俞聲，乃元代著名刊工，除《梁皇寶懺圖》，還為宋兩浙茶鹽司刊《禮記正義》補版刊工，為宋杭州本《爾雅疏》補版刊工。經杭州刊工雕刊的經卷，其筆劃、版式流露出宋代印刷的特點：行格疏朗，字大如錢，墨如點漆，「浙本字體方正，刀法圓潤」 [圖三]。西夏文的筆劃原從漢字模仿而來，經杭州刊工的雕刊，更加突出這一特點，與西夏王朝時的雕版書形成鮮明對照。

三、《普寧藏》的主持、刊工與施經者

另一部在杭州刊刻的漢文大藏經即《普寧藏》。該藏始刊於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1290) 完成。這部大藏經本來也是以僧眾和信徒的捐助為主，但同時仍然得到了官方在道義上的支持，藏於日本增上寺的《普寧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菩薩普賢行願品》卷尾的題記中清楚地表露了這樣的意義。《普寧藏》的刊刻時間——元至元年間(1277-1290)，略早於西夏文大藏經的刊刻。二者之間是否會有什麼聯繫呢？據記載 ，《普寧藏》的官方主持人即「大元帝師、大元國師膽八上師」，「江淮諸路釋教總攝永福大師」，按《元史》的記載，此永福大師或為西夏人，即楊璉真伽 ，而膽八師係河西僧人 。故此，《普寧藏》與杭州路刊刻的西夏文大藏經應該有著天然的聯繫。此種聯繫，還間接地表現為有共同的刻工，和施經者的身份及其牌記。

根據日本對《普寧藏》的調查研究 ，上面所提及的《梁皇寶懺圖》刊工「俞聲」，至少參加了七卷《普寧藏》的刊刻。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普寧藏》另冊《不空羈索陀羅尼經》，此卷佛經第十六紙版端處記刻工「陳政」。《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 記宋紹熙二年兩浙東路茶鹽司黃唐刊本《禮記正義》之元代補版刊工中既有陳政，也有俞聲。可見《普寧藏》與大德年間雕印的西夏佛經的刊工們曾經共事，而且這些刊工既刻儒學之書，也刻佛教之卷；既刻漢文之典，亦刻西夏文之册。

以下再附言西夏遺民與漢文大藏經之間一些聯繫的跡象。國家圖書館所藏《普寧藏》另種中有三種佛經，如《不空羈索陀羅尼經》，該卷卷首有一方框牌記，框內文字為「十方普救禪寺常住住持嗣祖沙門福真記」，卷末有朱印「李□□光明禪師」，「□□」二字乃西夏文[圖四]；尚有兩個牌記，其一為漢文 (14.7×4.5厘米)三行：「河西李立義光明禪師惠月捨體己財印造一十二大藏經散施諸方普願見聞生生見佛世世聞經者謹記。」其二為雕版西夏文牌記（22×8.5厘米）[圖五]，有上覆蓮葉下托蓮花之雕飾，共四行文字，行19-20字，共71字，據史金波先生釋讀，譯文為「番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圓和尚李惠月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福恩印製十二部《大藏經》及五十四部《華嚴》，又抄寫金銀字中《華嚴》一部、《金覺》、《蓮華》、《般若》、《菩薩戒》經契、《行信論》等」，基本內容同漢文牌記。國家圖書館藏另一卷《普寧藏》另册是《不空羈索信咒王經》，其卷末亦有那枚朱文印章、漢文、西夏文牌記各一、「沙門福真記」的牌記。國家圖書館的李際寧先生曾集中各地所存元代佛經卷末的相關題記，考知李惠月是西夏遺民，年幼時西夏國滅，遂出家在賀蘭山下，後游歷塞北、江南。各條相關題記最晚紀年為至元二十八年(1291)，彼時距西夏國亡(1226)已有65年。關於李惠月禪師施財刊刻佛經之題記，據統計，國內外有16件，其中至少7 件屬《普寧藏》，至少兩件蓋有西夏文牌記 。

上面曾經提到《普寧藏》的刊刻，有江淮諸路釋教總攝永福大師的支持，得以順利完成。判斷永福大師是西夏人，除了《元史》的記載，《普寧藏》中的一幅扉畫有髡髮狀的人物，旁邊雕有「總統永福大師」數字，這說明「永福大師」的確是西夏人；鄭振鐸先生所藏的一卷《磧砂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首的扉畫，內容全同，但旁邊所雕文字為「都功德主江淮諸路釋教總攝永福大師楊璉真伽」。

三部《大藏經》與西夏的關係

《磧砂藏》
關於刊雕河西字《大藏經》的聖旨在《磧砂藏》題記中

《普寧藏》
①與河西字《大藏經》有共同的刻工，②主持印刷《普寧藏》的是西夏人，③西夏僧人是施經者。

河西字《大藏經》
①與以上漢文大藏經同在杭州刊刻，②與《普寧藏》有共同的刻工，③經《磧砂藏》的主持者散施於西北。

通過以上對題記、刻工、西夏遺民和西夏文牌記的考索，可以感受到元初杭州地區的刊刻印刷，受到官方民族政策的深刻影響，漢族優秀刻工的精湛技藝，對西夏文化留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據最近的研究，初步認為國家圖書館所藏西夏文佛經曾經過明代的修補，說明西夏文化的深刻影響及其頑強的生命力。

http://www.nlc.gov.cn/newhxjy/wjsy/yj/gjyj/201104/t20110428_422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