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語：
1. 文中所謂「現存漢譯佛典的底本主要來自梵語佛典」，對於隋唐以前的譯經，此句可能不適用。
2. 文中所謂「關於巴利語的性質，斯里蘭卡傳統上視為佛陀當年所說的摩竭陀語(Māgadhī)」，學者一般認為「巴利」近於「半摩竭陀語」而不是「摩竭陀語」。怎樣是「摩竭陀語」或「半摩竭陀語」，語言學者(philologist)是依據阿育王石刻法敕為判斷標準。
3. 文中所謂「依據法勝大學提供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最新精校版巴利文大藏經」，可能應做「依據法勝大學提供的最新精校版巴利文大藏經」。
4. 文中所謂「一般認為覺音論師所引用的僧伽羅古注，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就已經完備，其後似乎沒有再增添。不過這些僧伽羅古注，今日已經全部亡佚，由覺音論師編纂的注釋書所取代。」此一論述有待進一步澄清。版主的了解，覺音論師編纂的注釋書既包含古注，也包含他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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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晉法師：漢譯巴利注釋文獻──對世界佛教交流互鑒的時代意義
〔提要〕
現今世界佛教「活的傳承」，分為漢語、藏語和巴利語三大脈絡。由於南傳上座部是現今唯一保有本於印度佛教早期完備三藏典籍的活傳承，因此，直接從巴利語譯出上座部三藏及藏外注釋文獻，以充實漢譯佛典之寶藏，並與古傳的漢譯佛典相互比對發明，是極具意義的工作。
巴利注釋文獻對其所注的經文提供大篇幅的語彙釋義，保存了佛法相當古老的部份，是研究原始佛法及對現存漢譯佛典的校勘和注釋上，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本文並以漢譯《一切漏經注》的翻譯研究成果為例，說明上座部巴利文獻發展中，巴利注釋文獻與經義分歧處，由之探討佛教思想的演變。
當前佛教三大傳統各有其演變與發展，對巴利注釋文獻進行漢譯工作，將能深化對佛教思想及歷史演變的理解，對於不同的佛教傳承所開展的理論和修行體系，能有客觀的了解和尊重。如是，可增進世界不同語系佛教的高層次對話、交流與互鑒，並令漢傳佛教以集佛教典籍菁華之大成作為穩固的典據基石，引領世界佛教共同開啟佛教文化的時代新機。
一、引言：世界佛教三大系「活的傳承」
現今世界佛教「活的傳承」，分為漢語、藏語和巴利語三大脈絡，各自存有世界三大完整佛典──漢文《大藏經》、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及《巴利三藏》──之一，傳承至今。代表初、中期印度大乘佛教的漢傳佛教，盛行於中國、台灣、韓國及日本等地；代表後期印度大乘的金剛乘，盛行於西藏及喜馬拉雅山地區，一般稱為藏傳佛教；承繼初期印度佛教的上座部，盛行於南亞的斯里蘭卡，並由斯里蘭卡輾轉流布至東南亞地區的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地和中國雲南省西南地區。稱為南傳佛教，這是存留至今唯一使用印度原語的佛教傳承，巴利語在這些地區的宗教生活和文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中國大陸是漢傳、藏傳和南傳巴利語系佛教都存在的國家，雲南省傣族即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
[段晴教授指出：上座部佛教經典和疏釋亦隨之一同流傳。這些著述概括了南方上座部佛教律、經、論的詳盡注解，加上佛音所著的《清淨道論》，形成了一大部完整的上座部佛教叢書，它不僅是在大寺派的傳統基礎上闡述了上座部佛教的教義，還保存了大量有關古代斯里蘭卡歷史的重要史實，是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學思想的參考文獻。參見：段晴教授《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中西書局，2012)。]
二、漢文佛典
漢文佛典的內容完整，數量龐大。現存漢譯佛典的底本主要來自梵語佛典，它的翻譯年代相當早，近年來國際學者逐漸重視到漢譯佛典反映出早期原典文獻的字音、結構和思想；由於源頭文本多已不存，漢譯佛典保存了大量部派佛教的文獻內容，對於瞭解該時期的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佛經初傳東土
兩漢之際，佛教初傳東土，佛經漢譯的工作亦隨之開始。西域諸國的高僧來到中原，將本國語言的佛經譯為漢語。初期，佛經的翻譯尚處於隨緣譯出、殘全不定的階段。直到曹魏時期，朱士行（203～282）往于闐尋求《般若經》梵本，成為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漢地僧人；此後，漢地佛教徒們主動前往西域乃至印度求取完整的佛經梵本。三國時代譯經家支謙（222～253譯經）於《法句經》〈序〉中指出，天竺語言與漢語迥異，翻譯佛經實為不易：「惟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佛典的漢譯委實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參見：范晶晶博士〈漢譯佛典與譯場〉（梵佛研，2015-06-29）。] 至隋唐以降，以梵文文獻為原本的漢譯佛經，蔚為大觀。透過語言和文字，佛教的傳播絡繹於途。而文字的傳播尤能跨越時空，久遠流傳。
（二）近代漢文佛典的編輯
日本大正年間，以《高麗藏》為底本對漢譯藏經進行編輯校勘，1934刊刻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
中國大陸方面，依據上世紀30年代發現的《趙城金藏》為基礎，以《房山雲居寺石經》等其他八種版本互相校對，完成漢文《中華大藏經》，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臺灣的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對佛典進行電子化，是目前最為通行的大藏經版本。至2015年，CBETA漢文大藏經主要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T01-55 & T85）、漢譯南傳大藏經；另含歷代藏經補輯，包括部分選錄房山石經、金版大藏經、高麗大藏經、宋藏遺珍、洪武南藏、永樂北藏、嘉興大藏經、乾隆大藏經、卍正藏經、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佛教大藏經、中華大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又含新編的：藏外佛教文獻、正史佛教資料類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等內容。
三、上座部巴利文獻
流傳至今的佛教原典語言，主要由巴利語、犍陀羅語[巴利語佛典和犍陀羅語佛典並列為現存佛陀言教的最早傳錄。近一世紀，印度西北和中亞一帶出土不少犍陀羅語佛典的殘篇，其中有些的抄寫年代能追溯到西元一世紀。]和梵語等三種語言寫成。由於南傳上座部是現今唯一保有本於印度佛教早期完備三藏典籍的活傳承，歷來為佛教研究與實踐者所重。
（一）巴利三藏
《巴利三藏》是以巴利語記錄的南傳上座部律藏、經藏、論藏，對於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極具參考價值。律藏，含〈經分別〉、〈犍度〉、〈附隨〉三部分。經藏，分為《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等五部。前四部與漢譯《四阿含》相當；《小部》中除一些零星的單品外，多未譯成漢文。論藏，包括《法聚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及《發趣論》等七部。
巴利（Pāli）一詞原為聖典之義。直到六七世紀，「巴利」還不是一種語言的名稱。「巴利語」（Pālibhāsā）是一個後造的辭彙。[在覺音論師的注釋中，Pāli用以指稱佛教聖典原本，以別於注疏。參見：葉少勇教授〈漢巴利語與佛典〉（梵佛研，2015-04-26）。]
關於巴利語的性質，斯里蘭卡傳統上視為佛陀當年所說的摩竭陀語(Māgadhī)，然近代各國學者對此爭論多年。但實際上，巴利語也可能是在古代印度北方各種方言混合的基礎上產生，是一種在佛典結集時「創造」的語言。[徐文堪教授〈書評《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 巴利語是語言而不是文字，所以在佛教南傳的過程中，巴利語佛典曾被轉寫成僧伽羅字母、緬甸字母、高棉字母、泰文字母、老撾文字母以及三種傣文字母等多種字母所書寫的巴利音寫本，而沒有專屬的書體。近代還有使用天城體和拉丁字母轉寫的刊行本。
1881年創設於倫敦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歷經百餘年完成了巴利三藏的原典校勘和英譯。日本於1936-1941年間，依據巴利聖典學會的校刊本和英譯本，翻譯出版《南傳大藏經》六十五卷共七十册。除巴利三藏之外，還收入藏外典籍《彌蘭王問經》、《島史》、《大史》、《清淨道論》、《攝阿毗達磨義論》和阿育王銘文等。
（二）漢譯巴利三藏的願行
漢、藏和巴利三系不同佛教傳統於相隔數世紀後的會遇，佛典思想內涵的交流與互鑒，乃現代佛教極為重要的發展。
兩千年來，流布於中國的漢傳佛教以初、中期大乘為主，歷史上仍未有巴利三藏的系統化漢譯。1943年「上海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成立，原計畫出版南傳全部佛典，但後僅由日譯《南傳大藏經》轉譯六册為漢文。1990年代，臺灣元亨寺吳老擇居士組成「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將日譯《南傳大藏經》轉譯為漢語，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70冊），是目前唯一較為完整的漢譯本，但因為不是直接譯自巴利原文，正確度上仍有不少疑慮。
直接由巴利語譯出完整的上座部巴利三藏，為近代漢傳佛教學者的心願。巴利語直譯為漢語的佛典，至今只占原典的極小部分。[近代，陸續有單譯本問世，例如：湯用彤（1893-1964）先生譯《南傳念安般經》，法舫法師（1904-1951）譯《三寶經》、《吉祥經》、《南傳大悲經》，葉均先生（了參法師）譯《法句經》、《清淨道論》、《攝阿毗達摩義論》，巴宙先生譯《大般涅槃經》、《彌蘭王問經》，鄧殿臣先生譯《長老偈•長老尼偈》，郭良鋆女士和黃寶生先生合譯《佛本身故事精選》，郭良鋆女士譯《經集》，鄧殿臣（1940-1996）教授譯《長老偈》、《長老尼偈》，巴宙（1918- ）先生譯《南傳大般涅槃經》、《南傳彌蘭王問經》，韓廷杰（1939- ）先生譯《島史》、《大史》等等。香港佛教界，如志蓮淨院蕭式球居士等，近年來也進行對巴利佛經的漢譯，譯出部分經文。臺灣的蔡奇林老師、關則富老師、鄧偉仁老師、許洋主老師等，近年也進行巴利尼柯耶的漢譯。] 2009年，北京大學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梵佛研）的段晴教授、王邦維教授和薩爾吉副教授與泰國法身寺法勝大學（Dhammachai Institute）簽署啟動了中國對巴利語佛典首次系統化的漢譯，依據法勝大學提供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最新精校版巴利文大藏經，於2012年漢譯出版《經藏•長部》。
（三）上座部巴利文獻發展三時期 [參見：菩提長老〈前言〉《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香光書鄉，2014）。]
然而，若要深入了解上座部佛教，僅研究巴利三藏仍是不足的。巴利文獻還包括許多藏外典籍，如各種注釋、義疏，也需予以重視。
上座部文獻最早由四部「尼柯耶」（Nikāya）及《小部》中古老的部分如《經集》、《法句》、《長老偈》及《長老尼偈》為代表。
上座部教義第二期，是《論藏》及《小部》中較晚的著作。例如《無礙解道》和注釋《經集》部份語詞的兩部《義釋》。在這個階段，上座部特有的分析方法開始成形。
然而上座部對佛法特有的詮釋，直到五世紀抵斯里蘭卡的印度僧人覺音（Buddhaghosa）論師所作的巴利注釋書，方才臻於圓熟。覺音論師以巴利語撰述《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並編纂了保存於斯里蘭卡古都阿耨羅陀補羅（Anurādhapura）的「大寺」（Mahāvihāra）裡，以早期僧伽羅語記錄的古注。古注的最早層，也許遠至佛世後印度的最初幾代，後來的部份可能在西元前三世紀佛教傳入斯里蘭卡後增添。[一般認為覺音論師所引用的僧伽羅古注，在公元一世紀左右就已經完備，其後似乎沒有再增添。不過這些僧伽羅古注，今日已經全部亡佚，由覺音論師編纂的注釋書所取代。]覺音論師擷諸古注釋師對四部的注釋，去蕪存菁，彙編成四部注釋書，將之譯成巴利文體。
南傳巴利經藏「五部」（五尼柯耶（nikāya））包括《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皆各有其「注釋書」（aṭṭhakathā），包含了數十、或數百、或數千經中每一經逐字逐句的單篇注釋（vaṇṇanā），形成了卷帙浩繁、篇幅龐大的注釋文獻的一部份。這些卷帙浩繁、篇幅龐大的注釋文獻，除了《小部》注釋書外，其餘四部注釋書，皆出於覺音論師的編譯。公元六、七世紀左右，由於語言的時代變更，注釋書中一些語句變得晦澀難懂，因此有法護論師（ācariya Dhammapāla）為注釋書作注，即所謂的「疏鈔」（ṭīkā）。不過，也有部份現存的《小部》注釋書是出於其手的，如《長老偈注》（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長老尼偈注》（Therīgāthā-aṭṭhakathā）、《優陀那注》（Udāna-aṭṭhakathā）和《如是語注》（Itivuttaka-aṭṭhakathā）。其後，有人為疏鈔作注，稱為「複疏」（anuṭīkā）[ 巴利三藏中律和論有「複疏」，但經藏中僅《長部》的第一部份除了「疏鈔」(ṭīkā) 之外，還有「複疏」(anuṭīkā)，稱為「新疏」(abhinavaṭīkā)，其餘四部皆只有「疏鈔」(ṭīkā)，即所謂的「舊疏」(purāṇaṭīkā)。]。這些注釋書、疏鈔與複疏統稱為「注釋文獻」。[ 摘自：莊博蕙博士譯著《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香光書鄉，2014）。]
四、由巴利注釋文獻與經義分歧處，探究佛教思想演變
（一）注釋文獻的特色
注釋書的巴利語統稱為Aṭṭhakathā，意思是「涵義（aṭṭha）的討論（kathā）」。注釋文獻在注解經文上主要特色有三：
1. 語彙釋義──字詞、術語的闡釋。以較熟悉的語詞，釐清原典中重要術語之義。
2. 義理闡發──解釋義理的涵義。通常關涉上座部教義體系而詮釋原典中一個語詞或段落。
3. 傳述背景緣起和故事。這些流傳中的傳說故事，標記了佛法與佛教在流傳、普及化中，融攝當地的通俗傳說。
（二）注釋文獻與經義分歧處[摘自：莊博蕙博士譯著《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香光書鄉，2014）。]
注釋文獻以南傳上座部教義為出發點，逐字逐句注釋每一部經典，至今仍是上座部解經的重要依據。然而注釋文獻與經義仍有分歧處。對此，我們須細加辨別。以《一切漏經注》為例，《注》與《經》的不同略舉三點為例：
1. 經說「三漏」，阿毗達摩及注釋文獻說「四漏」。雖然《導論》（Netti-pakaraṇa）和《藏釋》（Peṭakopadesa）提及四漏，但二者在斯里蘭卡上座部系統中並未列入經藏，只列屬於經、注間的過渡作品。緬甸系統遲至公元1871年第五結集時，才將二者收入經藏中的《小部》。漢譯「四阿含」也未有「見漏」之說。然而阿毗達摩和注釋文獻，以「見漏」名一切見，將之與原始的「三漏」相提並論。(《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48：「分別論者說有四漏。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於彼論宗不須問答。」(CBETA, T27, no. 1545, p. 247, b20-21)
)
2. 《一切漏經注》中「四道四果」的修證次第，不同於巴利經典和阿毗達摩的「四雙八輩」（cattāri purisayugāni, aṭṭhapurisapuggalā），也不同於漢譯阿含的「四向四果」。
3. 種姓剎那：上座部阿毗達摩在須陀洹道之前，尚安立一「種姓剎那」。而巴利經典中並未有「種姓剎那」的概念。
南傳注釋文獻以南傳特有的論藏教義出發，詳解「五部」中每一部經典，緊密結合了佛所說法和上座部傳統的詮釋系統，為此一傳統的行者提供了紮實的教理依據。言簡意賅的經文配合鉅細靡遺的經注，詳盡確實的指導修行，早期的經典不再只是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教導弟子的大綱式的文字記載而已。然而，若能於讀經看注的同時，了知經與注之間存在的歧義，則更能了解當前三大佛教傳統實各有其演變與發展。如此，對於不同的佛教傳承所開展的理論和修行體系，能有客觀的了解和尊重。
五、由巴利文獻，探討漢譯阿含的相關譯詞[ 摘自：莊博蕙博士譯著《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香光書鄉，2014）。]
漢譯「阿含」緊密對應巴利「尼柯耶」，現代學者對同一文本的巴漢對應版本及保存於梵文、藏文、犍陀羅語和其他語言的版本進行校勘與比對，這些典籍對現存漢譯佛經的校勘和注釋是不可或缺的。
巴利注釋文獻的注文對其所注的經文都提供大篇幅的語彙釋義，不論是淺顯或深奧隱晦的單字語詞，都一一加注說明。學界普遍認為這一部份屬於注釋書的古層，保存了佛法相當古老的部份，可以上推至部派分裂之前，甚至於第一次結集時，與佛陀的原始教法息息相連[ Ñāṇamoli (1975/1991)，頁xxxii。又今人的研究中，顯示《相應部》注文中的語句，也出現於漢本《雜阿含經》中，詳見溫宗堃 (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雜阿含經與相應部註語句交會的幾個例子〉。溫宗堃以 Norman, K. R. 的論點為出發點，列舉並探討巴利注釋文和漢譯經文一致的例子，認為我們不能將阿含聖典和注釋書傳統截然劃分，認為前者一定早於後者。]，是研究原始佛法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略舉二例，由巴利注釋書探討漢譯阿含的譯詞：
（一）五種欲（pañcakāmaguṇā）
pañcakāmaguṇā 為「五種欲」，指可意、可愛、與貪欲相連、引起染著的眼所識色、耳所識聲、鼻所識香、舌所識味及身所識觸這五種色聲香味觸之欲。
雖然「五欲功德」一詞常見於漢譯阿含中，但 guṇa 在早期巴利經藏中只有「種類」和「摺」二義。前者是最常見的就是 pañcakāmaguṇā（五種欲）一詞，後者如 catugguṇaṃ saṅghāṭiṃ paññapehi（你把僧伽梨衣摺疊成四摺），較少出現。到了《小部》中較晚期的作品如《佛種姓經》（Buddhavaṃsa）和《譬喻經》（Apadāna），開始有「功德」的涵義。阿毗達摩中沒有 guṇa 一字，但注釋文獻中 guṇa 做為「功德」之義使用，非常普遍。不過，即使在注釋文獻中，pañcakāmaguṇā 中的 guṇa 還是只能作「種類」解，不能詮釋為功德。
（二）離貪、消逝（virāga）
virāga（離貪；消逝、滅去）：此字有「離貪」、「消逝」二義。
1「離貪」，《雜阿含經》及《中阿含經》中作「無欲」。「離貪」之貪有「染」之義，乃因 rāga 由動詞 rajjati（染色、染布之「染」）而來，加上字首 vi-（離）而成「離貪染」。「離貪」經常作為涅槃的同義語，如「準提！盡一切法，或有為、或無為，離貪說為其最上，即：粉碎憍慢、去除渴求、根除執著、切斷輪轉、滅盡渴愛、離貪、滅、涅槃。」[《增支部5集32經》。 “Yāvatā Cundi, dhammā saṅkhatā vā asaṅkhatā vā, virāgo tesaṁ aggamakkhāyati, yadidaṁ-- madanimmadano pipāsavinayo ālayasamugghāto vaṭṭupacchedo taṇhākkhayo virāgo nirodho nibbānaṁ.” (AN. 5:32, VRI 2.32)]
2「消逝、滅去」之義，和 khaya（滅盡）和 vaya（衰滅）同義，如經說：「何為緣生法？諸比丘！老死無常、有為、緣生、滅盡法、衰滅法、消逝法（virāgadhamma）、滅壞法」。在此，virāgadhamma 不可說為「離染法」、「離貪法」或「無欲法」，而是「消逝、滅去」之義，和無常、滅盡、滅壞等詞涵義相近。
六、巴利《一切漏經注》漢譯
（一）《一切漏經注》（Sabbâsavasuttavaṇṇanā）
《一切漏經》（Sabbâsavasuttaṃ）係南傳上座部巴利藏《中部》（Majjhima Nikāya）第2經，[ 北傳漢譯與之對應的經典有：一、東漢(25-220)安世高譯《一切流攝守因經》；二、東晉(317-420)僧伽提婆譯《中阿含10漏盡經》；三、《增壹阿含40七日品6經》「淨諸漏法」。]其注釋《一切漏經注》（Sabbâsavasuttavaṇṇanā）輯於覺音論師於五世紀彙編的《中部》注釋書《破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中。
《一切漏經》綱要式的記載佛陀所說的修行方法，以知見「如理作意」和「非理作意」為始，經由「體見、防護、受用、安忍、迴避、除遣、修習」七種方式斷除諸漏，是實修的最佳指引。
《一切漏經注》更根據上座部阿毗達摩教義，詳釋經中所述的修行方法和進程。例如：採十七剎那心路過程的法義，以眼門心路說明眼根防護；又如：詳述聖弟子證道前的觀修內容。凡此皆對好樂研修南傳上座部教理及禪法者，在行解相應上有實際的助益。
（二）《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出版
2014年底，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了《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 《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PDF全文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shin/asava_index.htm]菩提長老（Ven. Bhikkhu Bodhi）特為此書撰寫〈前言〉，指出：注釋書中最重要的是四「尼柯耶」的注釋書，對於欲就當前上座部傳統的詮釋而理解巴利經典者，熟悉這些注釋書有其必要。然而，目前已譯成英文或其他現代語言的注釋書資料甚少。本書乃創先之嘗試，給予中文讀者一篇重要巴利經注的譯作。
本書由菩提長老的門生莊博蕙博士，由巴利原典中文翻譯整篇《一切漏經注》。在譯事三要──信、達、雅，譯者以信為要，力求不失於達，雅則盡力為之。以信為要，是期許這有史以來第一本漢譯的巴利注釋書，能作為學習注釋巴利的巴漢對讀本。
莊博蕙博士並為此譯撰寫〈導論〉及許多寶貴的註腳。註腳多取自法護論師《一切漏經疏》，一些係根據當代巴利經論學者菩提長老的講解。注釋文獻以南傳上座部教義為出發點，逐字逐句注釋每一部經典，是上座部解經的重要依據。然而注釋文獻與經義仍有分歧處，本書〈導論〉對之有頗具啟發性的探討。
本書《一切漏經注》巴利部份採英國聖典協會版（Ee，即PTS）[ Roman-script edition Pali Text Society - PTS (英國巴利聖典學會版）。]為底本，對照緬版（Be）[ 緬版(Be)：Burmese-script edition (緬甸第六結集巴利藏網路版)。]，兩個版本的異文請錫蘭善覺（Subodha）長老協助查閱尚無羅馬拼音轉寫的錫蘭版（Ce）[ 錫蘭版(Ce)：Sinhala-script Simon Hewavitarne Bequest edition (1933)(錫蘭字體版巴利藏)。]注文，再請菩提長老依法義作最後取捨；長老有時還查證了泰文版，而有此書的「香光校勘版」。
七、結語
當前三大佛教傳統各有其演變與發展。巴利注釋文獻的漢譯，對世界佛教交流互鑒，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不但能充實漢譯佛典之寶藏，與古傳的漢譯佛典相互比對發明，還將能深化對佛教思想及歷史演變的理解，增進世界不同語系佛教的高層次對話、交流與互鑒，對於不同佛教傳承所開展的理論和修行體系，能有客觀的了解和尊重。
誠如菩提長老所言：漢譯巴利契經可供利用已有數十載。雖然這些譯本未臻完善，但新譯工作已在進行之中，將提供「尼柯耶」更精確的翻譯。然而，注釋書的翻譯也是有所需求的。在這方面，《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誠然做了破土發軔的貢獻。我們期盼中譯巴利注釋書更多持續經久的努力。也期盼：敬學我們佛教內各種不同的傳統，將促進佛弟子之間的和諧，並賦予佛教在現代世界中嶄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