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聞先生--王國維的兒子

版主按語：

王仲聞先生是王國維口中的「沒有什麼出息的兒子」，國學功力就如此了得，可見要夠得上王國維稱作「出息」，那可是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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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玉成：自稱「宋朝人」的王仲聞先生 2011-11-10 10:41:20

以下引自部落格《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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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春，我在門頭溝山區下放勞動一年之後回到東總布胡同中華書局。在辦公室坐下没有幾天，就聽有人在閒談，説今天王仲聞要來。我並不知道王仲聞是何許人，所以並不在意。坐在對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無所知，特意提醒我説：「他是王國維的兒子，在這裏搞《全宋詞》。」我這才有點吃驚，打起精神要看看這位先生究竟是什麽樣子，以彌補一點没有見過王靜安先生的遺憾。過不多久，來了。是個老頭兒，身穿人字呢夾大衣，手提一個書包，步子挺輕健。進門以後就正襟危坐在徐調老的桌子邊，談了一些我不甚了然的事，接著就拿起書包走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很象他父親。爲了印證，我還特地跑到圖書館找出《觀堂集林》中那張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於父，如明翻宋本，唐臨晉帖，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當時他大約是一星期來一趟，交幾本《全宋詞》，又取走幾本。每次來去匆匆，加之聽説他是丁酉同榜，於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没有和他交談過一句話，以避嫌疑。約摸來過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來了，神情頗爲頹喪，告訴調老説：「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下鄉勞動去唉。」調老一聽也傻了眼，說：「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領導反映一下。」過了幾天，一上班，調老就召集全室人員，以一種有節制的高興宣佈：「從今天起，王仲聞就要來上班了。這個人政治上有問題，不過學問是很好的。大家業務上有問題可以問他。」從此，王仲聞先生就成了中華書局的「長期臨時工」，每天上下班。

關於王仲聞先生之所以來中華以及他的「政治問題」，開頭頗爲神秘，尤其對我和璇琮兄這樣的人來説，更屬於不應該知道的範圍。只是後來跟王先生熟了，聽他自己講一點，又從調老和趙元珠同志情緒高興的時候聽説一點，這才瞭解一個梗概。情況大致是，這位元先生一九〇一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調皮，靜安先生認爲這個兒子没有什麽出息，就在他中學畢業以後送他進了號稱「鐵飯碗」的郵局。在郵局因爲工作認真，被提拔到郵檢部門工作。這個部門向由中統控制，與反動政治的關係較爲緊密，凡是幹這一行的都要進一個什麽訓練班。於是這位王先生就和「特務」兩個字沾上了很難說清楚的關係。解放後，他被留用，作爲一個普通職員在地安門郵局賣郵票。然而錐處囊中，王仲聞先生的價值由於他的《人間詞話校釋》而開始被人認識。也由此，他就有點不安分了，心裏老惦著做學問，一九五七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同志辦一個同人刊物《藝文志》。當時凡是牽涉「同人刊物」四個字的人，統統被疏而不漏的天網打盡，成為右派。郵局對王仲聞本來就極不順眼，碰上這一案，乾脆一腳踢開。被開除以後，斷了經濟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飯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於什麽關係，他的情況竟然被愛才若渴的齊燕銘同志知道了，並推薦給了另一位愛才若渴的金燦然同志，這才把他找來審核《全唐詩》的標點。時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訂《全宋詞》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華書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舊交，唐先生在來信中提出，有些資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幫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時儘可能地復核全稿。其時《全唐詩》已經完成，王先生接著就搞《全宋詞》。街道要他下鄉勞動，調老一著急，跑去找金燦然同志。燦然同志當即讓人事部門告訴街道，這個人是我們的臨時工，不能下鄉。為名正言順起見，王仲聞先生就來到中華書局上班了。

中華書局敢於使用王仲聞，使我對燕銘、燦然、調孚同志增加了一層敬佩。尤其是燦然同志有一句樸素的名言：「他有這個能力，我們為什麽不讓他幹？」這個「他」是泛指，不僅對王先生一個人，也包括了像我這樣能力不大而還肯幹點事情的人。明知要擔風險，可是出於對事業的責任感、對學術的尊重和對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麽幹。燦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條大罪是「招降納叛，重用牛鬼蛇神」，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認罪檢查。不過我想他口頭上可以認罪，心裏卻一定是異常坦然的。

還有一個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開除公職」，究竟是根據什麽罪狀，戴的什麼「帽子」，他自己也稀裏糊塗。不過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開會自報政治家門，發言還很踴躍，然而往往文不對題。到一九六二年，有關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訴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後不要説了。」他這才如夢方醒，回到辦公室，告訴別人説：「我原來不是右派分子唉。」我們在竊笑之餘，又不免有點辛酸，原來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於玩笑式地處理！至於和「特務」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一本糊塗賬。不過我當時確曾想過，找這麼一個不知世事、只會念書的人當特務，這就無怪乎國民黨要完蛋了。時至今日，證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劇，這頂「特務」帽子從何處飛來，也不難想見。不知怎麼搞的，每當我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總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號稱「老夫子」的學長打成「五、一六」聯繫起來，因爲我堅決相信，「五、一六」這個組織如果確實存在，那怕中國人都死絕了，它也不會去找這麼一位把高郵王氏父子奉為偶像的迂拙學者。

話說回來，王仲聞先生端坐在辦公室裏，開頭震於他是「名父之子」和怵於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遠之。不過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經不起「人情」的銷融。逐漸，大家發現這個人對人並無戒心，更無架子，還喜歡用他的海寧官話説幾句不很可笑的笑話，因此就熟悉起來，並尊稱為「王先生」，包括調老、趙元珠同志也都這樣稱呼。

當時我們剛從大學畢業不久，自以爲見過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對王先生，起初也認為他不過從小受到靜安先生的啟蒙薰陶，基礎厚實，但長期在郵局，學術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驚的學力就把我們完全「鎮」住了。可以不誇大地説，凡是有關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只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答如響。一句宋詞，他能告訴你詞牌、作者；一個宋人筆記的書名，他能告訴你作者、卷數、版本。他不但熟於宋朝，而且喜愛宋朝近於入迷。我們和他開玩笑，說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爲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後就經常自稱「宋朝人」。對唐詩也同樣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搜集了一些有關標點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點《周易》」，出處遍找不得，拿去問他。他拿起筆來就寫出了這首唐人律詩的全文。這首詩的作者既非名人，詩中也無佳句，從來没有人提過，當時我們面面相覷，感到真虧他怎麽記得的。後來從東總布搬到翠微路，他因爲回家路遠，常常睡在四樓集體宿舍裏，我和他晚上總一起在辦公室看書。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韓碑》，就說：「我年輕時候也背過，現在不知道記得不記得了。我們一人背一句試試看。」我心裏不服氣，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試驗的結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時隔二十餘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觸過老杜和李義山，兩首長篇古詩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對背這兩首詩的情景卻仍歷歷如昨。

王先生對經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書》和《周易》可以隨口背誦。《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的注釋，是一位中年學者做的，由於一無依傍，難度比較大，但成果可以稱得上平妥精當。發稿前請王先生通讀一遍，還是被他找出好幾處不易發現的問題。現在記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國策》，當引《逸周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原注引《後漢書•張綱傳》，當引《漢書•孫寶傳》。這顯然是全憑記憶，因爲工具書上所引出處都作《國策》和《後漢書》。

王先生在中華書局所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無疑是《全宋詞》的訂補。自從唐先生交稿以後，王先生就接手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極爲困難的條件下，鉤沉索隱，編纂了這一部有宋一代的詞總集；解放後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嚴肅的態度重新編定。這種獻身於學術的精神，可以與前此的嚴可均和後此的逯欽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詞》也將永遠成爲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塊豐碑。然而知也無涯，而個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嚴肅和虛心正是在主動約請王先生爲之訂補而得到了更完美的體現。據我所知，在王先生訂補期間，這兩位學者之間的書函往來一直不斷，商量切磋，無非都是爲了把這部書出得更好。王先生没有辜負老友的囑託，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幾乎踏破了北京圖書館的門檻，舉凡有關的總集、别集、史籍、方志、類書、筆記、道藏、佛典，幾乎一網打盡，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書目，任何人都會理解到需要花費多少日以繼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勞動，補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見到或無法見到的不少材料，並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訂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據結論。應當實事求是地説，新版《全宋詞》較之舊版的優勝之處，是唐、王兩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結果。「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學術工作需要這樣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學無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達真理的終點。以唐、王兩位先生的學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詞》之後，不是又有孔凡禮先生從《詩淵》中輯補了若干首没有收入的宋詞麽？這裏還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嚴肅和虛心。在新版《全宋詞》問世後，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談話中提到王先生的貢獻。「文革」以後，還幾次向中華書局詢問王先生身後家裏有無困難，願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老輩風範，高情厚誼，確實令後學如我輩十分感動。

關於《全宋詞》的署名也有過一段波折。原先約請王先生修訂加工，當然不會考慮署名方式，可是當修訂接近完成，王先生對提高質量所付出的勞動已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編輯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當時的政治形勢屬於「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中相對地「弛」的階段。於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應當署名的意見。按照共産黨人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王仲聞又不是什麽「右派分子」，所以燦然同志和調老經過反復考慮，以文學組的名義向唐先生和南師黨委提出採用「唐圭璋編，王仲聞訂補」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貫的虛心與寬厚欣然同意，聽説南師有的同志不以爲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態，也就不好再説什麽了。然而時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復張，文化部特意爲此制定了一個什麼條例，大約類似於後來的「公安六條」，明確規定有若干種人的名字不得見於我們社會主義出版物的作者欄內。這樣，一位學者幾十年的辛勤積累並在四年的艱苦勞動中所體現的成果，嗚呼，就一筆抹得乾乾淨淨。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向中華書局諸執事提一個衷心的希望，王仲聞先生的署名當時既經商定，現在撥亂反正已近十年，以後如果重版《全宋詞》，應該恢復這歷史的真實。

最後還要提到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王先生在訂補《全宋詞》的過程中，曾寫下了大量宋詞考據的筆記。調老這位内行的老編輯，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勵他整理出來。大約經過一年時間，王先生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終於整理出了二十餘萬字的《讀詞識小》。內容全部是有關作家生平、作品真偽、作品歸屬、詞牌、版本的考訂，其謹嚴和精審，和以往任何一種高水準的詞學考訂專著相比都毫無遜色。當時調老指定我當責任編輯，我雖然無力承擔這個責任，但按規定總得有這麽一個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裏默契，書是高質量的，總要出，不過在發稿單上簽個名而已。我向調老建議，技術工作我可以做，學術質量我審查不了，最好請高人審讀，哪怕只是估一下價。這個高人，最合適的是錢鍾書先生。於是調老請冀勤同志專門走訪了錢先生，錢先生在百忙中擠出時間，很快讀完了全稿，讓冀勤同志帶口信回來説：「這是一部奇書，一定要快出版。」錢先生的評價不僅使王先生非常高興，也使編輯部加快動作。我連稿子都没有通讀，就拿起紅筆邊讀邊加工，滿以爲一遍讀完，發稿工作也隨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筆記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見外，還對當代的學者頗多譏評，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學術批評之外的不够心平氣和的語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滿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見和他水平近似或與他相差甚遠的都享名於學術界，他這位真正的「實力派」卻依然在中華書局當一名「長期臨時工」，牢騷溢於筆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爲學術界的團結計、爲當時政治形勢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計、也爲我這個責任編輯的責任計，我都應當勸王先生刪去這些話。在反復的勸喻之後，王先生同意刪去，但向調老提出就請沈玉成執筆。大約調老考慮到由我來做可以更徹底一點，於是採取這一方式，不過其時已經到一九六四年了。當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個文化部條例業已下達。在《全宋詞》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專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說，我們也同樣不好受。調老這位忠厚長者最後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風頭過去、張而復弛的時候再出。誰想得到，當時的風力還不過是比青萍之末稍稍強一點，兩年之後的大災難才是真正的颱風。

大約在一九六五年，王先生見出版無望，就以修改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這真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失著。如果稿子存在中華，「文革」雖亂，存稿、檔案卻僥倖全部未遭毀損。《讀詞識小》在一九六六年隨著王先生出了中華書局大門，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無蹤影。「文革」後，中華書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屬詢問稿子的下落，卻遍覓不得，看來是已經蕩為煙雲了。

這是詞學研究領域中無可彌補的損失。王先生有校注詞話、詞集行世，但《全宋詞》的修訂卻是其畢生學力和心血之所萃，而這部《讀詞識小》又是把他所經手的考訂過程奉獻於學術界。就我讀後的印象而言，我要憑良心説，其材料的豐富、見解的深刻、結論的精確，在在都無愧於第一流的著作，無怪乎錢先生這樣淵博的學者也要譽為「奇書」。聽說「文革」中不乏這樣的事，一位學者死了，遺稿不知下落，過些時候又赫然問世，不過署名卻是另一個人。我倒真希望這部《讀詞識小》當時爲一個雅賊挾之而去，今後不管用什麼名義和形式發表，我都決不置一辭，因為讓它留在人間總比歸於天上要好。這種想法自然近於荒唐，不過卻是我的真實心情。

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況很好，如果他今天還在世，雖然已過八十高齡，還應當是能做而且會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幾年前編纂《全宋詩》的倡議一經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歎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學者了。中華書局因爲我當時和王先生接近較多，所以要我寫一點回憶。對王先生的學識，後學如我不足以窺其堂奧，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這一鱗半爪，如果還不寫出來，我會永遠引爲内疚。一位名聲很大的學者去世，會有許多紀念文章，即使是只得過學者一封信的人也會謬託知己，去寫什麼某某先生對自己的教導之類。王仲聞先生一生落寞，謝世以後没有見到任何形式的紀念，因此寫了這些話，聊當心祭，也許算不得是辭費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於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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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部落格《中華書局--歷史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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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山：追憶父親王仲聞 2011-11-09 19:38:56

按：王仲聞，王國維次子，名高明，以字行，曾用筆名王學初、王幼安。曾輯《宋詞長編》，未刊。1959年進入中華書局工作，先後參與《全唐詩》、《全宋文》、《元詩選》的編輯工作，有《南唐二主詞校訂》、《李清照集校注》等著述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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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王仲聞是祖父王國維八位子女中從事文史研究並有顯著成就的唯一一人。不過在專業研究和古籍出版的小圈子外，因為個性和職業經歷關係，他並未得大名於世。近年來，他曾任職多年的中華書局陸續發現他遺存的一些工作檔案，重版了他的多種著作，漸次引起學界關注。

浙江大學的郭汾陽（散木）先生接連在《團結報》、《大公報》、《博覽群書》、《書品》等海內外刊物上發表了多篇關於父親的文章（見《博覽群書》2010 年第九期《由〈全宋詞審稿筆記〉出版想到的》）。郭先生與我家並無過往，如此熱心和執著地從事相關寫作，令人欽佩。不過郭文引述父親的生平多有錯誤，如說父親「因為父親死後家裡貧困，中學未畢業即進了上海的郵局參加工作」，其實他退學是因為參加學回潮，祖父1919 年末與羅雪堂先生的通信中曾述及；而入郵局參加工作早於祖父去世7 年，見於《王仲聞生平事跡簡表》（《全宋詞審稿筆記》書末附錄）。郭文變換篇題，一再面世，許多親朋友好來電質詢或表示關切。作為父親晚年與他共同生活時間教長的子女，我覺得有必要向世人多介紹一些父親生平和治學的具體情況，以期告慰敬仰王氏「家學」的學界人士和各方友好，消瀰若干流俗不實之詞。

一

家父名高明，仲聞為表字，後來發表文章常用此名。他生於1902 年，為祖父靜安先生次子，幼年曾隨家人遷居日本，後來在海寧鄉里讀書，已表現出聰穎的秉賦。1916 年祖父定居上海後，他考入工部局育才中學，曾與若干同學組「嚶鳴社」，每一二周作詩一次，評定甲乙。又與掌兄潛明合作自辦一文學雙月刊，載詩詞、散文、小說，以蠟版油印，他本人這一時期的作品，有《明月梅花館詩草》稿本存於世。前有長兄王潛明化名王伯山所作序，稱「爾來天方荐瘥，邪說弘多，斯文委靡，大道衰微。學者或數典忘祖，見異思遷，而醉心西學，以我國文學為陳腐而不之習，或離經叛道，好標新奇。……我同人惄焉憂之，乃力謀復古，相倡為詩」。兄弟行中他與大伯年歲相近，最為交契，思想傾向也是十分接近的。1919 年，他擔任了育才公學學生會副會長，嶄露頭角。每逢聖誕節，學校都要放假開會慶祝，他和二位愛好古文的同學要求學校在孔子生日也放假慶祝，校方不予理睬，他們三人這天就沒有去上課，第二天學校張貼布告，把三人開除了。父親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此後一度在離校學生會開辦的免費學校中任高級班國文教員。

祖父也認為他調皮，要他考郵政局（當時公認的鐵飯碗）。我大伯、三叔、四叔都遵循祖父的意見先後考入海關（當時公認的金飯碗）。冬明姑姑後來追述：「我們這一代中，二哥天賦最高，也最愛古籍與詩詞，如以他的資質與興趣，能追隨父親繼續鑽研國學，日久必有成就。而父親無視他的愛好與秉賦，竟讓他進入郵局，以獲得較佳的獨立生活工作，當是以自己親身經歷到的寶貴經驗為鑒。」祖父還很快安排了他的婚事，想用家庭拴住他。當時通知他婚前趕回鹽官老家。結婚前夜，天黑了還不見他的蹤跡，急得家人搖船去火車站接，沿途遇到來船都大呼其名，一直到車站碼頭也不見人。等半夜船回到老宅，他已回家多時，其實他是碰到了找他的船，故意不答應。後來他跟我談起早年經歷用了兩個新名詞：罷課、逃婚。

父親進入郵局後，在基層工作了幾年，由於表現出色，很快調入郵政總局，抗戰勝利前已做業務處副處長。在同事中因為知識豐富，他被譽為「博士」，在總局是有名的筆桿子。祖父去世後，第二年家眷南歸，父親雖然很想繼承祖父的藏書，但為了解決家人的生活資費，祖父手批手校的190 餘種書，經清華國學院同事陳寅恪、吳宓、趙元任諸先生商議和斡旋，最終讓售北平北海圖書館，館方給價五千元。但父親天性好讀書，有餘錢就去買書，自述業餘愛好是「研究詞章，瀏覽各種有關古書」。當時雖然沒有寫什麼著作，30 年代唐圭璋先生的詞學集子裡已經屢次引用他的見解。

二

臨近解放，郵政總局籌劃遷往台灣，機關先撤到上海，局長谷春帆和父親已拿到去台灣的飛機票。他們商議之後，認為國民黨政權已無希望，選擇了留在大陸。解放後新的郵政部在北京組建後，父親任秘書處副處長。他對新中國滿懷憧憬和希望，積極參加政治學習，買了整整一書架馬列原著，並認真地通讀過；他借助一台電子管收音機收聽俄文教學節目，半年多自學學通了俄語，可以自如地看原版馬列著作。記得有一次我在背初中政治課上講的「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他立刻從書房搬出一本外文原著說「你讀的文句，原文出在這裡」，他的記憶力實在驚人。1950年在北京, 有一位張雄飛先生從廣州調來，住在郵電部家屬宿舍的四合院裡。張先生當時是象棋界的名人，有多種專著行世，據說晚年擔任過中國象棋協會的名譽主席，我們小孩子對他崇敬萬分。夏天大家在院子裡乘涼聊天，父親和他攤開棋盤對弈起來。我先回屋睡覺去了，第二天早上問父親勝負如何，他回答說第一盤輸了，後兩盤都和了，說著就從書櫃中搬出一大摞棋譜說：「我就是憑著這些棋譜和他下的。」我十分詫異，平時從不見他下棋，居然有這樣的不凡功力。

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開展，我們全家積極響應號召。大哥王慶新在上海交通大學參軍；二哥王慶同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參軍；姐姐王令三在北京協化女中參軍；我在北京弘達中學也報名了，只是年齡偏小沒有被批准。父親對我們的行動都是支持的。

50 年代初，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先生（祖父在清華研究院時的助教，也是祖父的表外甥）找到父親，希望能把祖父王國維的珍貴遺書、遺物贈給北京圖書館。父親和在大陸的五叔、六叔商議後（在台灣的繼母、弟妹通訊已斷絕），將家中的祖父手稿（包括著名的遺囑）和信札等全部無償送交北圖，總共有兩木箱之多。現在想來，應該感謝趙萬里先生的熱心操持，這批珍貴文獻當時一直留存我家的話，「文革」劫難中必然會散佚盡淨。

郵政部改組北遷後，當時部內領導曾將父親列為統戰對象，登門探視。隨著排浪般的政治運動，他的處境很快惡化。1951 年審幹運動中，父親交代了抗戰中曾參加過一個中統舉辦的郵件審查培訓班，學習期間見到過特務頭子戴笠，從而在政治上被認定為不可靠分子。不久郵政部某領導找父親談話，說依據他們掌握的材料，父親參加過國民黨。父親否認，領導說：「你沒有入過國民黨怎麼會做到處長？」父親也來了火氣，說：「我是憑本事當的處長，不是靠入國民黨、共產黨做上處長的！」這一吵不歡而散，很快父親被定為特嫌，結論為「曾經受過特務訓練，態度不老實，撤職登記」，去北京郵局參加勞動，天天在外面豎電線桿。父親已經五十多歲，從來沒有承受過這樣的重體力勞動，每天回家身上、衣服上都是瀝青。他在母親和我面前從不表示不滿，怕我們受負面影響。後來，又安排他到地安門郵局賣郵票。工作繁重，但他很出色。郵局的匯款櫃台誰都不願去做，因為當時規定錢款若有缺失要按一定比例賠償，剛參加工作的青年人工資只有30 元左右，賠上幾塊錢就會影響生活。父親主動要求去匯款櫃台，深得員工們的好評，但分局長對他甚為不滿，因為這個懲罰人的崗位被他一個人攬下了。父親曾驕傲地說他幹了好幾年，一分錢也沒賠過，可見他頭腦明晰之一斑。

三

離開郵政部以後，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業餘時間全部投入到古典文學的研究中去。他早年雖已達到很高的學術造詣，但寫成的東西很少，到這一時期由於境遇的刺激，開始寫文章，很快就在文史考據、詩詞研究方面顯露特殊才能。先是屢次對各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提出書面意見，指正錯訛，後來又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對當時重編《全唐詩》等學術熱點問題提出中肯意見，受到關注。1957 年夏《南唐二主詞校訂》出版，他據所見各本互校，並輯錄各種選本、筆記、詩話、詞話及互見各詞之總集、別集參校，質量很高，受到專家好評。這幾年中，他生活忙碌、充實，積稿盈尺，與唐圭璋、夏承燾、王利器、王重民等學者往復切磋的信件不斷。當時我正在上中學，作為他身邊唯一的子女，也幫忙做一些領掛號信、取款費、用自行車馱回大部頭書的雜事。1957 年的「反右」運動，使我們全家的命運急行下墜。當時報紙上有批評郵局糟蹋人才的輿論，當局認為他提供炮彈向黨進攻；另外，他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幾位編輯籌劃辦一個同人刊物《藝文志》，以交流文史考據方面的文章，也成為罪狀之一。運動一起，父親被郵局宣布為右派，開除公職。若干年後，又發現他不在正式的右派名錄中，個中內情，誰也講不明白。二哥王慶同在南海艦隊工作，因拒絕揭發好友的右派言行，被上網上線劃入反黨小集團，送廣西邊遠農場改造。我正在武漢測繪學院上二年級，因班級工作與黨員幹部意見分歧，也被划為右派，遣送到新疆。姐姐在華北空軍北京無線電修配廠工作，鳴放時向上級提意見，此後被迫轉業。大哥在北京防化研究所工作，結果也被定為右傾分子送川藏邊區連隊當兵。一家人至此可謂覆巢。我們全家工作學習力求完美，作風正派，生活樸實，結果都成了悲劇式的人物。這是家族性格上的弱點，以至於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還是當時社會機制下的必然？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中華書局主持人齊燕銘、金燦然和文學組組長徐調孚愛才若渴，冒著政治風險招攬父親做一名不在編的臨時編輯。因家遠，他常住集體宿舍，以節省時間精力。短短幾年，他的學術成果如泉湧地，點校的著作陸續出版。《南唐二主詞校訂》、《李清照集校注》是他古籍整理的代表作。其他獨立和參與整理校訂的古籍還有《詩人玉屑》、《唐才子傳》、《讀杜心解》等，在《全唐詩》、《全元文》等歷代大型總集整理方面，他的貢獻尤其突出。作為《全宋詞》的責任編輯，他與唐圭璋先生之間的通力合作、真誠待可謂學林典範。前後共計補詞一千六百首，改正補充小傳三四百人，舉出錯誤不下三四千處。又利用業餘時間整理出二十多萬字的《讀詞識小》，內容為有關宋詞作者生平、作品真偽、歸屬以及詞籍版本的考訂。沈玉成先生認為「其嚴謹和精審與以往任何一種高水平的詞學考訂專著相比都毫不遜色」。令人痛心的是，手稿在「文革」中遺失，今天我們只能從影印出版的《全宋詞審稿筆記》，依稀想見它的風貌。

當時，全家都背負著政治包袱，身份有若賤民，父親肩上的壓力最大。他的檢討中提到，即使是徐調孚先生這樣的知交，一看到他落座，也要把手頭正在讀的《參考消息》收起來。另外，還要定期向居委會、派出所匯報思想，接受「看管」。母親是家庭婦女，理解不了殘酷的現實，身体垮了，癱臥在床，四個子女均不在身邊。父親要承受照料她生活的重擔，一日三餐常常是燒餅加糖開水。有一段時間母親住到了外地哥哥、姐姐處，他索性住進了中華書局在翠微路的集體宿舍，躲開外界的塵擾。當時在中華書局臨時任職的吳玉如先生，處境與他相似，有《贈王仲聞》詩留存:

劫來自漫吟孤陋，老去君能拔困窮。李杜詩名千載尚，艱難苦恨一時同。

交親文字炎涼外，潦落生平肝膽中。撥檢陳編結相識，取看仁輔腐儒躬。

吳玉如先生另有一詩《寄中華書局趙王沈等》。據其哲嗣吳小如先生說，其中的「王」也是父親。雖然詩作年份不詳，但大致可以見出他們這個群體當時的生活狀態和中華書局對他們的關照。

四

1961 我和父親分別四年後重見，兩個「罪人」相見時都極力迴避1957 年的話題，只能說一些生活瑣事。父親將他的一件厚人字呢大衣送給我，以抵禦大西北的風寒。沈玉成先生文中提到父親去中華書局報到的情形，父親當時穿的就是這件大衣。

1968 年我又得到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當時父親已被書局清退回家，不過風暴還沒直接觸及到他，他身體狀況很好，仍沉浸在古典文學的世界裡，每天只睡很少時間，不停地寫東西。我勸他不要太辛苦了，這類著述不可能再發表。他回答說只要活一天就要寫下去，不管出版不出版，將來總會有用。有時還能看到他如痴似醉地吟詩唱詞。後來見到姑姑的回憶文章，祖父也有這樣的行為，真是一脈相傳。父親常自比為宋朝人，宋人詞有「愛他風雪忍他寒」，而古典文學為他營造了抵禦外界「寒流」的淨土。據他檔案，這一年所寫的交代材料，完成的學術著作已有近百萬字。只是他這兩三年間與學術界已經基本隔絕，所作的工作進展到何種程度，鮮為人知。我對國家和個人的前途較悲觀，認為國家前路茫茫，再無平反出頭之日。父親勸我要用歷史觀點來看問題，努力掌握專業知識，將來國家形勢好轉，總會有施展的機會的。

不料第二年他無端捲入了「朱學範、谷春帆特務集團」案。朱、谷為父親舊日同事，時任郵政部正副部長。專案組說他們是國民黨有計劃潛伏下來混入政府內部的特務集團，株連了不少人。父親家中有一個五燈的電子管收音機，其中有一個電子管在收發報機上也可以兼用，屬於被管制的無線電器材，於是認定我家為秘密電台，父親是收發報員。專案組對他進行了持續的隔離審訊，又組織居民不分晝夜開鬥爭會。父親不堪凌辱，終於置癱臥的母親於不顧，撒手人寰。此前，他曾去過頤和園魚藻軒祖父當年投湖自沉的地方徘徊，只因遊人如織，只好放棄「效止水之節」。當時家裡只剩下一間房，為避免對母親的直接刺激，他喝了大量敵敵畏(DDT 滴滴梯)，死在院內的公共廁所內，隨即被定為畏罪自殺，家中兩千多冊線裝書由北京文物保管所取走，其餘藏書和歷年文章底稿、資料、集郵冊都散佚焚棄了。母親病情加重，幾個月後也在海寧鄉間去世。哥哥姐姐商議不告訴我父親的死訊，連續兩封家信退回後，我警覺起來，寫信責問，才得知實情，此時已是1970 年年底了。他的冤死，是被險惡政潮裹挾，與篤愛文史並無必然聯繫。如果他在人生的最後二十年裡不親筆硯，不思著述，只求苟延性命，那樣的人生，難道不會留下更大的遺憾？

父親一生落寞，謝世以後沒有任何形式的紀念，骨灰也下落不明。我們兄弟姐妹在父親的教導下，都能努力工作，無愧於祖父「謹慎勤儉、不至餓死」的遺訓。在國勢鼎盛的大好形勢下，第三代表現更為出色，有博士四人、碩士二人。犬子王亮從事目錄版本研究，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評審專家組成員，目前正在從事《王仲聞文存》的輯集整理。時代總是進步的，父親終於被學界認可，被社會認同，九泉之下也會感到欣慰的。

原刊《博覽群書》201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