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拉我來做一個博士生學術課題的研究。研究結項的方法很簡單，寫一篇論文即可。
論文並不困難，搜集了些許資料，朋友匆匆寫好，沒有什麼底氣，便投到了這個學科中較為底層的核心期刊。幾天之後接到了一個電話：「稿子可以發，先交3000塊錢。」
朋友和我說的時候，我還很不解。水平夠了自然可以發，不夠便退回來，那有投稿者還要自掏腰包這回事？
於是被笑幼稚。此項費用被稱為「版面費」。你不花錢，想花錢的人多得是。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為了靠論文晉升職位、完成課題，種種目的看來，這幾千塊錢的花銷，實在值得。
於是稍作了一些調查，導師與我說，這個學科內，收費的期刊多得很，不收費的倒是少數。即使這樣，這些期刊也很難完全按照論文的質量來進行評審。道理很簡單，沒有了「金錢」方面的糾結，就開始耍起了人情債。
首先，學術雜誌要為自己學校的老師留出版面，總不能逼得自家人掏錢去外面發稿；其次，各種關係撲面而來，各種領導的親戚朋友，指望著發論文評職稱，在這樣一個「人情社會」中，都是難以免俗的事情。
１
這一切權力尋租的鬧劇，無非是源於中國的學術評價標準。
在大學中，評價學術成果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在質量層面的評價基本被堵死了，即使可行，在這樣一個汙濁的學術氛圍裡，也難免變成人情債泛濫的又一個出口。於是還不如大家都站在一個起跑線上，咱們比誰發論文發的多。數量總是一個相互比較最公正的方法了吧。
於是論文成了青年學者天天發愁的煩心事。數量多的，質量一般都不怎麼樣；質量好的，數量肯定難以保證。就在這樣一個堆砌數字的學術環境中，我們在數以萬計地製造著學術垃圾。
別的圈子我不敢多言，新聞傳播學中，我已經看過太多拍腦袋想出來的狗屁「論文」。這種論文的寫作不需要任何科學方法的支撐，不過是空洞無物的套話堆積。比如要解決「中國的國家形象問題」，大多數論文的結論就是加強政治資源建設、廣泛深入開展政府國際公共關係，綜合改善國家形象、發揮傳媒功能，優化中國形象等等說了等於沒說的話。當然，也源於學術的不自由，真相往往會被排除在體制內的學術研究中。
另一類論文變成了規定動作的不斷重複。這種論文幾乎是八股文式的，我們看多了，習慣開玩笑地把它稱作「比較 A 和 B 在報導 C 上面的區別——以 D 事件為例」。比如經典的傻逼論文套路便是比較「《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在中國形象上的框架——以西藏事件為例」。研究者們喜歡這樣的調調，但從來不會多想那怕一個問題，比較出來又如何？我們的論文，幾乎有一半都經不起一個簡單的追問：so what？你寫完了又如何，又能解決什麼理論和現實問題？
很少人會問自己這些問題，除了對學術的不嚴肅之外，大部分原因也在於，現實的論文數量指標逼迫學者們只能邁開步子往前走，完成任務便是王道了。
２
近幾年，「土」博士們找工作是一個發愁的老大難問題。找到工作的呢，也不一定是學術能力強的，原因很簡單，接收畢業生的大學所看重的，並不只有學術研究能力。或者說，學術能力這個東西，要多虛就有多虛，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我認識一位兩位女博士，其中一個做的歷史研究，功底深厚，畢業的論文得了優秀；另一位純屬混世魔王，各種胡扯，我記得和她吃飯的時候聊到了羅蘭巴特的神話學。她激動地說，神話啊，我懂，這個東西應該好好研究，中國的神話故事很多啊……面對一個連符號學都沒有入門的博士，我真不知道該如何繼續這個話題，只能笑著點點頭。
結果並不意外，做歷史研究的那位博士到處找工作碰壁；而混世魔王姐姐順利找到了一個重點大學的教職。原因在於她社交能力極強，各種關係走動，再加上願意把自己手中的項目轉到那個學校去做。院領導聽到了很開心，這個見面禮不錯，學院又一個成果，又有一筆經費。
大家忙著如同「高鐵」一樣瘋狂製造論文，學術抄襲就不可避免。我在讀本科時的一位老師，出了一本亞洲電視概況的介紹，竟然抄了一堆百度百科。這傢伙實在懶惰，您好歹也用點 wiki。這個人學術抄襲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學院一直往下壓這個事情。很簡單，被捅出來，學院的面子也不好看。不過也許是因為這位老師實在水平有限，據說那本書第一章說的是「朝鮮」，這樣的人，不打假，也沒什麼人搭理。姑且自生自滅吧。
其實，在大陸，這些學術的課題，大多數是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大大小小無數課題在研究媒體責任，但新聞都不自由，何談責任；一堆人扎堆在討論如何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你自己國家總幹丟臉的事情，我們用什麼技巧能挽回？公共關係的真諦是：do good, and tell them。城管天天打折小販的腿；各種上訪者被送進精神病院；高鐵救出一個人就敢說「這是奇蹟」，然後你還想別人覺得你形象好。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３
一個出國留學的朋友，本來性情也很叛逆，經常炮轟國內的學術體制。這是一個死水一灘的圈子。
美國有一個學者，叫格爾茨，他帶著家人跑到東南亞的一個小島上，和島民生活在一起，觀看島民鬥雞，然後寫出了影響整個文化研究進程的史詩性論文。
還有一個學者，叫斯科特，同樣是在東南亞的一個小村子裡，觀察當地各種小人物的生活，觀察游手好閒的「盲流」如何被人排擠，觀察村民們如何在農作中偷懶，然後寫了一本《弱者的武器》，給社會運動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等等等等，在大陸都是天方夜譚的童話。你去東南亞待一年，且不說誰給你報銷，回來之後一看，自己所在的「派系」已經在學院的內鬥中失勢了，這下自己的前途怎麼辦？學院之間教授的內鬥，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為了當官，知識分子耍起流氓來，可比一般人還高級，並且手段還噁心。學校早就不是一片淨土。
你說，我無欲無求，不參與。不是這個邏輯，因為你不參與，別人也會把你拉進來，你要再不參與，你就兩邊都不討好。退一步說，我不管了，我要追求學術研究的夢想。誰來付帳呢？在現在的大陸學術圈，你申請一個「群體性事件對策研究」的課題簡單得很，因為政府需要你去老老實實做這些事情。你想批判性的研究一下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問題，就差一些，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批判研究」總是開展不起来；當然，你要想研究一下威權國家中農民如何在生活中反抗政府，很抱歉，把這個課題申報上去，會被同僚們笑掉大牙。
這是一個出不了大師的學術界。這是一個不自由的學術界，一個浮躁的學術界，一個充滿了權力和欲望的群體。如果能出現一兩位優秀且正直的學者，那一定是奇蹟。
這回，任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４
但也不是全是絕望，也不全是抱怨，因為涉世本來不深，還保留著純潔的夢想，我們就該繼續堅持下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畢竟，留在大學校園裡，我們還能看到很多美好的東西，看到很多美好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看到方舟子對賀衛方教授的指責，一下子覺得很不解。我並不想對方舟子的為人有過多評價，我只是覺得此人在「學術打假」的路上有些標準不一。方舟子攻擊學術制度的腐敗，卻用他眼中「腐敗的」制度來攻擊賀先生。如同下著下著軍棋，方舟子突然從兜裡掏出一對大王，喊著「老子炸了你丫的」。不好意思，即使您要批判，也要了解軍棋的本來邏輯，您得按套路出牌。想打鬥地主，出門左轉，人多得很。
我想說，寫不寫夠一定數量的論文，本來就不能作為評價一位學者的唯一標準，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圈子中。錢鍾書寫過幾篇論文？再從網易上隨便抄來幾個案例：比如哈耶克，多數研究都在1950年前完成，戰後去了美國之後幾乎很少寫論文，而是集中精力寫書，最終以《通向奴役之路》聞名世界；近10年喬姆斯基參與論文4篇，但不妨礙其成為「20世紀全世界前10位最偉大科學家」之一；02年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甚至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
我並非強調論文不重要。反之，如果相比較的話，我認為重要性上，學術的質量遠勝於數量。這也就是為什麼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先生傻逼兮兮地吹噓著我國學術研究能力世界名列前茅時，舉出我國每年論文數量來做論據一樣。真的，郝部長，別瞎鬧了。你看這些論文，有幾篇被西方有人認為是有價值的，甚至，有幾篇人家能看得到？
我寫下以上這些，並非源於對賀衛方先生的支持，我不敢說我了解這個人，但按照方舟子的邏輯，依據論文數量把賀衛方先生打假打掉，恐怕邏輯上不怎麼通順。反而，我所知道的，賀衛方先生所做的事情，不僅僅是對法學是有益的，更是對這個國家有益的。
順帶一個比喻來闡述我的想法：當你身處一個每個人都放屁的屋子裡，突然看到一個人，他堅持不放屁，還不可思議地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並且更重要的是，他還能敢說出這個屋子是臭的。
這樣的人，其實是國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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