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語：
2011年11月10日，台灣外交官劉珊珊遭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自己國家的外交人員被捕，總是臉上無光。除了營救當事人免於牢獄之災以外，整個事件報導，有些「失焦」之處。
一是在國外，我國「經濟文化辦事處」並未被授予「外交人員的豁免權」，這只要看入境時對方給你的簽證就可知曉。版主曾聽我方「大使」宣稱，墨西哥外交部不允許我方「經濟文化辦事處」人員進入外交部洽談公務，在不少國家，我方被要求不可在室外懸掛國旗。身為台灣人，處境堪憐。所以，依「國際貨幣基金(IMF)主席卡恩，在美國因為性侵指控而遭逮捕」的事例，美方司法人員恐怕是「依法行事」。
二是「基本法律常識」，「對方自願，並不代表你未觸犯法律」，這是我在海外工作多年，長久以來建立的法律知識(我不是司法專業人員)。
依據報導，此位菲籍雇傭以書面自願將薪水從美金1240元降為590元，以換取健保與住宿。相關的法律有「美國基本工資法」，目前是每小時7.25美元，如果此名菲傭每週工作40小時未因加班而領取加班費，每月至少應領 7.25 x 40 x 4.2(每月 4.2 週)＝1218元，可見原先簽約的 1240元是考慮到美國勞工法令的基本薪資。當自己員工以書面要求僅支領 590元時，如果少掉的 650美元是用來抵付健保費用及房租。第一，員工應填「健保意願書」，「薪資單」應該顯示健保抵扣額，員工應該領有健保卡及相關文件。如果員工居住在雇主提供的住宿場所，應有法律人員審訂過的租約，員工應簽訂住宿意願書，載明租賃契約的有效性，經公證(Notarization)後，員工可以搬進宿舍。人事人員應注意租金要維持市面租金行情的百分之八十以下(其實，慣例是只收象徵性管理費用)。
所以「薪資單」上(不管是月薪或週薪)，都會明列，每月(或每週)的薪資，加班時數與加班費，醫療保險扣除額，不能扣除伙食費用(如果雇主提供收費之伙食，員工應自行購買飯票，或以現金購買，不要在新資上直接扣除)，以及住宿費用，以符合駐在國的勞工法令。所以，在此項目上，一、住外單位是否給聘雇人員「薪資單」？二、聘用約雇人員，為何是駐外單位的最高負責人處理？理應是人事部門或是辦事處秘書代理人事功能去處理相關法令。
另外，牽涉到是否「超時工作未給付加班費」(勞工法令)，「非法留置員工的個人身分證件及護照(這則是聯邦罪)」，仍然有待調查。
如果這是台灣駐外單位的普遍情況：「未給新資單，直接扣除雇員的住宿、伙食及健保費用，未留下超時加班記錄、留置員工的個人身分證件及護照」，駐外單位必須全面稽查、督導、矯正，這些事項，即使駐在國給我方外交豁免權也應遵守，而不是僅僅針對劉姍姍一人而已。
大部分國家的主管機關，為了保障勞工以及避免逃稅，雇主提供的私人交通工具、私人住宿設施，都必須列入薪資申報，當作所得扣繳所得稅。同時也必須查證，雇主提供保險、住宿、伙食、交通等等，費用合理而且員工有合理自由度的選擇權，以免「勞工」成為「雇主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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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6/today-o1.htm
護照簽證車牌 談劉姍姍案
◎ 李白
最近我國駐美國堪薩斯市辦事處處長劉姍姍處長，因為涉嫌虐待菲藉雇傭以及苛扣菲籍傭薪資的詐欺行為，於11月10日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拘補，目前仍在美國當地檢方羈押之中。這是台美雙方依據台灣關係法於1980年代互設代表機構以來，首次發生高階外交官員受到拘捕的事件。
我國與美國係於1979年底斷交，斷交之後依據台灣關係法於1980年互設「非官方代表機構」，事實上，我國派駐在美國的外交單位，僅是更換官方名銜，大使館改稱「代表處」，大使改稱「代表」；而大使館之下，分駐美國各大都市的總領事館則改稱「辦事處」，總領事改稱「處長」，也就是說，劉姍姍處長正式的外交官位階，其實是總領事。
外交官在駐在國享有外交轄免權，是最基本的外交禮遇，而一位外國的總領事竟然被駐在國的司法單位拘捕並羈押，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件嚴重違反國際法的外交事件。然而，美國官方竟冒此不諱，可見事情的本質並非我方一廂情願想像中地單純。
劉姍姍處長被捕事件發生之後，外交部長楊進添立即向美方表達抗議，並強調劉姍姍享有外交人員豁免權，美方應立即放人。但隨後美國國務院回應，台美之間外交人員的豁免協定是屬於功能性豁免權，僅有執行公務始可享有豁免權。對此，楊部長隨後表示，是否執行公務應由我方認定，而非美方。
觀諸楊部長嗣後發言，強調所謂是否屬於公務應由我方認定時，顯然已經自知我駐美外交人員所享有的，不是一般主權國家的絕對豁免權，而是美國給予一般國際組織的公務豁免權；所以才會主張駐堪薩斯辦事處對於外傭的聘用，係屬公務行為，應享有豁免權。但是，事情果如楊部長想得這麼簡單嗎？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自從1979年，美國與我斷交之後，在美國「一個中國」(One China)的政策之下，中華民國在美國政府的定位就已經不是國家了。為了維持實質關係，經雙方磋商的結果，由我國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簡稱TECO），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名義，在美維續半官方的活動。
因為，我國駐美館處在美國的法律地位是「國際組織」，一切禮遇特權亦比照國際組織辦理。比如我國外交官赴美任職，所持用的是加註職銜的普通護照，而非外交護照。至於美國核發的入境簽證，則是E1工作簽證(E代表 Employment)，而非A1外交簽證。我駐美館處所使用的車牌，也是屬於國際組織的禮遇車牌，而非使節車牌。
另外，美國國務院會核發我國外交人員二種證件，一張是免稅卡，一張是身分卡。免稅卡是用於購物時作為免稅證明。身分卡則是證明身分，但其背面僅註明，美國執法人員應依照國務院第某某號公文指示，給予當事人適當之禮遇。但實務上，此註記形同具文；美國司法人只以外交護照加上外交簽證作為判斷基準，當事人唯有出示護照簽證，始能主張外交豁免權。拿出一張「國際組織」雇員的身分卡，只會自討沒趣。
我國駐美館處在美國的法律地位既然等同於「國際組織」，外交豁免權的範圍自然僅限於公務；至於具體個案是否屬於執行公務，全憑美國司法機關認定。
今年5月間，「國際貨幣基金」(IMF)主席卡恩，在美國因為性侵指控而遭逮捕時，當時也曾主張外交豁免權，但美國執法單位依然將其逮捕羈押，理由是美國司法單位認定他當時的行程非屬公務。
卡恩除了是IMF主席之外，而且是下屆法國總統呼聲極高的人選，但美國司法單位卻依然展現依法論法的強硬態度，相較之下，劉姍姍虐傭疑案已遭美國國務院認定非屬公務，今後如何交涉，恐怕不是外交部長楊進添所能一廂情願。
這件事情暴露了我國外交部的紀律鬆散，以及缺乏危機處理能力。劉姍姍處長雖然是在11月10日被捕，但在此之前，已有三名館員被美國司法單位約詢，可見調查行動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何以外交部未能洞燭機先？有無聘請律師陪同應訊？外館有無知情不報？還是外交部自始漫不經心？
其次，外傭薪資合約載明每月1240美元，劉姍姍支付590美元，短少的650美元到哪裡去了？外交部次長侯平福 11月14日到立法院備詢時說，確有650美元差額，外交部正在查。但當時距離事發已有3天，外交部高層居然連一個簡單的會計帳目都搞不清楚？外交部長迄今仍只是一再強調「外交豁免權」，卻對我國駐美單位的法律地位搞不清楚？按理講，事發之後部裡應立即召集北美司、條約法律司及會計處，釐清來龍去脈，制定因應對策，哪有到了事發第5天，才大夢初醒地表示要聘美國律師研究救援。衡諸事態發展，早已讓外交部騎虎難下，這樣的領導與危機處理，令人不敢恭維。 （作者為前駐美外交官，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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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7/today-o5.htm
菲傭自願減薪？ 虧外交部說得出口！
◎ 許家雋
台灣外交部為了幫助劉姍姍脫罪，於十四日聲明菲籍幫傭曾「主動致函」劉姍姍、表示「自願」被每月扣除七九○美元的各項費用，外交部握有此親筆信函做為證據。這種口吻和每件移工勞力剝削爭議中，無良仲介和雇主一模一樣，總是聲稱移工都是自願被剝削的。
《就業服務法》明文規定，雇主和仲介不得扣留勞工的證件、財物、不得強迫儲蓄，家庭看護的勞動契約上也明載「每週休息一天」；但被資方扣留護照、居留證、手機、強迫儲蓄、全年無休的移工依舊多不勝數，正因為資方都握有一項無敵法寶：「自願」同意書。
台灣仲介和輸出國仲介慣用的聯手操作方式如下：在移工辦妥所有手續準備來台的前一、兩天，叫移工到仲介公司，拿出一大疊、通常厚達一、兩公分的文件要求其簽署，而且不讓移工閱讀內容，不做任何解釋（更過分的是，會要求移工簽下空白同意書，將來要殺要剮就隨資方高興了），仲介會惡狠狠地催促：「還不快點簽！沒簽名就不准去台灣！」移工通常已借了一大筆錢，來支付各種手續費、規費、國外仲介費、國外保險費等，若不能出國工作，就落得傾家蕩產、債務纏身，只好硬著頭皮簽了（更有很多案例是在機場上飛機前，才要求移工簽署大批文件，移工根本沒有反應時間）。於是就產生了無數的「我自願不休假」、「自願請雇主保管證件」和「自願每月自薪水扣除五千元儲蓄款」等「同意書」。
這是典型的民法七十四條「暴利行為」，然而在台灣法庭上，這些手段卻每每讓保障勞工權益的各項法令形同具文，法官總是問：「你說是仲介和老闆逼你簽同意書的，他們有拿刀子逼你嗎？你有證據嗎？」弱勢勞工當然拿不出證據，而他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讓法官明白，有些手段比明晃晃的刀子還要暴力。
回到劉姍姍案，若菲籍移工幫傭真的是「自願」被剋扣薪資的話，她何必向外求救、還要這麼不堪地從劉姍姍身邊逃走？在權力極度不對等的情況下，任何的「自願」，都是值得懷疑的。只期待美國的司法，不會把「自願」視為那麼理所當然。
（作者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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