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716363/
「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0-11-18 00:28:14 來自: 淨慈(且隨雲水伴明月 但求行處不生塵)
十九世紀以來， 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所作佛教研究已經在國際學界取得相當大的進展，東西方學者分別從不同的問題、材料、視角和方法對佛教的思想和歷史等作出了深入的探討，同時也為我們這一代學人，特別是中國的佛教研究者，留下了許多新的有待開發和深化的學術議題。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的佛教史研究，加強東西方的佛教史研究方法上的交流，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於2010年9月24至26日，召開了以「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
在首日的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致辭。他談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史的現代研究還是很有發明和自成特色的，表現在：一、中國學界研究佛教史的歷史學特點開始形成；二、已出現一批具有良好語言能力的人；三、已注意了佛教史的語境。此時的研究不僅不遜於西方，某些地方還勝過西方。然而，此後卻在學科制度、研究方法和資料上面受到限制，使得研究過多地集中在一些慣常的套路裡面——人物、宗派和經典，有劃地為牢之虞。從黑田俊雄的著作，特別是其關於「顯密體制論」的論述中，他感到一個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特別是新的歷史解釋模型，也許會改變很多東西。中國古代佛教史研究界，也應考慮一種新的理論、方法與框架，來改變六十年來習慣的研究套路。為此，他提出了以下三個題目：
（一）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傳統的反思：中國佛教史研究者為何忽略與印度、中亞、日本佛教之關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中國佛教史研究中語言知識與訓練為何缺失？
（二）歐美、日本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進展與新取向究竟是怎樣的？
（三）該如何重新檢討佛教史與政治史、藝術史、社會史等領域的綜合研究方法？
來自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十餘名與會代表，圍繞上述三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佛教研究的學術史和方法論
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其題為《2008年中國大陸佛教研究方法討論之我見》的報告中既追溯了中國佛學研究的歷史，又回顧了以往的佛教研究方法論的研討會議，認為：「中國佛教研究應有自己的特點，中國佛教界與國外接軌，方法論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話語權的問題」，而「有什麼樣的方法論，就會出現什麼話語權，因此方法論又決定了話語權的歸屬。……中國學者研究佛教，特別是在研究佛學的時候，有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所以，「只要未來的中國繼續開放，不斷接受外來的學生到中國學習，為世界學術界培養人才，那麼話語權就自然發生轉換，中國的方法論也就自然受到重視，被外國人接受。」
陸揚（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在其《萬劫因緣會剎那——論近代中國佛教史研究系譜的誕生》中觀察到，佛教學在中國近代的發展尤其不平均，它並未納入整個人文學科的體制。儘管如此，它仍具有鮮明的「唯智」傾向。近代中國佛教學的研究受到整個學術風氣變化的影響。佛教學的興起，與佛教在近代中國的復興自然有直接的聯繫，但兩者又有重要的區別。這種不同趨向造成兩者之間時時出現的緊張關係，也影響到許多具有佛教實踐者和佛教學者雙重身份的學人的思考和身份認同。宗教與社會現實的考慮也時時左右著佛教學者的視野與路徑。同時，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和歐美歷史語言方法也影響了近代中國佛教學的發展。他認為，從純粹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歐陽竟無與沈曾植是佛教學在近代中國真正的奠基人。
二、佛教中的物質文化與藝術史研究
李星明（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其《護法與鎮墓：唐陵禮儀空間中的石獅》中，描述了獅子形象從伊朗、印度逐步傳入中國，在中國又本土化和佛教化的歷程，從中可以看出，佛教禮儀空間和世俗陵墓禮儀空間某些方面的重疊，使原本較為單純的儒家式的聖王禮儀空間具有了來自佛教的神聖化傾向。對唐陵石獅的研究，可以確定佛教文化因素是以一種尊重儒家喪葬基本禮儀制度的前提下滲入到了中國墓葬文化之中的。
劉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其《德國佛教藝術史研究方法舉隅：以九色鹿故事為例》中，回溯了西方國外佛教藝術史研究的發展軌跡，介紹了幾代德國學者的研究特色和成果，並以我們所熟悉的《九色鹿》故事為例，演示了德國研究的方法。認為，傳統的佛教藝術史研究偏重風格分析和歷史斷代，往往使研究本身很難落於實處；而德國的研究方法則注重文本研究，將藝術作品視為另一種文本形式，大大增強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評價性。誠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對研究者的語文學、文獻學和其他綜合知識的要求極高，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國學者迴避的理由。
陳懷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在其《敘事、隱喻與象徵：中國佛教中的動物》中，列舉了以九龍浴佛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學和藝術中的動物形象，並將其放置在一個當代學術的座標系中進行考察。他認為，應該關注宗教與動物史上的社會史取向，即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關係的歷史，研究動物在社會關係中的角色與地位及其功能。他通過若干具體個案來討論佛教文獻中有關動物的敘事傳統，以及這些敘事傳統如何運用隱喻和象徵的手法來塑造佛教的思想和意識，使得我們重新認識佛教文化史上一些不太為人注意卻有深刻啟示的斷片，讓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佛教文化進入中國、與中國固有文化因子發生相互影響的複雜過程。
三、佛教研究的語文學和知識論
沈衛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在其《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研究的語文學方法》中，以解讀兩部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漢譯藏傳密教儀軌文獻為契機，向我們揭示了一段一直為學界所忽視、卻極為重要的漢、藏、印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史，也就是明代的譯經史和藏傳密宗的傳播史。這一發現承接了西夏和元代佛教史的研究，他認為，若要繼續深入地進行下去，並取得更大的成绩，必須依賴以下三個重要因素：新資料的發現、對新發現的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用語文學的方法進行整理和解讀、從不同角度作跨學科、跨語言的比較研究。
羅柏松（James Robson，哈佛大學）在其《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東亞佛教研究中概念與方法論的轉變》中，總結了近十餘年來國際學界對中國佛教研究的狀況，發現了一些與該領域的傳統研究不同的新現象，如研究對象不再限於禪宗、對佛教發源地——印度的語言關注程度下降，比較突出的傾向是「視覺轉變」——轉向以視覺或物質的文化為窗口來審視中國佛教，另外對於唐宋之間分裂時期的研究仍舊缺乏。他也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兩點展望：一是是佛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交涉，二是寫本研究。他對於未來佛教研究的一個看法是，我們需要重新建立起過去文獻學與哲學的嚴格訓練，也就是說當我們籌劃未來時，不應該忘記過去。
劉宇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在其《佛教唯識宗研究回顧: 1949之後的漢語學界》中，對1949年以降迄今六十年之間，以中文為主要學術語言的瑜伽行、唯識宗研究作一回顧，認為，大陸唯識學界連民國時代初步建立，仍處在草創階段的現代研究方式的守成也無法做到，由於長期斷層與隔離，學人至今大多仍慣於在漠視國際研究的情況下做唯識研究，失去了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絡與交流；而台灣的唯識學学研究以九零年代初期的前後作為主要的分水嶺，之前的研究大體由中國哲學及較傳統的佛教學者兩類背景的學人來進行，之後則以歐美及日本的史語法及文獻訓練、比較哲學或跨傳統詮釋來進行研究。最後，他還提出，漢傳唯識在華人學者之間，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若我們把東亞法相唯識宗放置在與梵、藏唯識宗的文本及思想傳統對揚的脈絡中，則東亞唯識宗有其獨特的體系與論點，乃至非常豐富的文獻，尚未為西方學界所充分意識到。
以上多篇報告均提到了佛教史研究中的語文學和文獻學的重要性，無論是在跨文化的印藏佛教和佛教藝術研究中，在漢傳佛教研究中也是如此。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黃夏年的見解。
四、唐代佛教的思想史和政治史
土屋太佑（日本新瀉大學）在其《日本的禪學研究和禪宗思想史的課題》中，回顧了以入矢義高為代表的日本禪宗思想史研究，並以小川隆教授對臨濟義玄的思想和中晚唐禪宗思想史的研究為例，探討了思想史思維在中晚唐禪宗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他認為，日本學者在不斷探尋詮釋禪宗文獻的恰當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思想史的思維方式。但是，完全不帶價值色彩的視角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的研究也不可能擺脫自己立場的限制。這種局限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宗教體驗問題，二是現代立場問題。
孫英剛（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在其《置佛教史於「歷史」語境之中：以隋唐親王蒞州與地方僧團相關問題研究為例》中，就6-7世紀四川、河北和襄州三地親王出藩與地方僧團相關問題進行探討，試圖展現政治複雜性與佛教僧團的複雜性，以及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佛教僧團如何具體地發揮作用。他認為，佛教小區構成了中古社會的一部分，佛教知識分子應該被視為知識精英的一部分，佛教僧團在政治和學術上的角色，是研究中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研究佛教史的辦法，應該是忘記佛教史，在研究普遍歷史的情況下來探討佛教史。
在會議最後一天的圓桌會議與會議總結中，學者們針對「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這一課題再次進行了闡述。
沈衛榮認為，一、1949年之後，學界認為漢化了的佛教與印度沒有關聯，這很大程度上造成語文學的缺失。二、西方的佛教研究主要還是印藏佛教研究，成果最大的還是語文學與文獻學的研究。一些新領域的研究，諸如人類學和藝術史，皆因缺乏新材料和文獻學素養而無持續的影響。三、與西方相反，中國的佛教史研究不研究佛教本身。要恢復二、三十年代的傳統，我們需要
（一）從漢藏比較入手，進行語文學和文獻學的研究；
（二）掌握胡言胡語，克服文化障礙，用語文學的方法解讀佛教文獻；
（三）作跨學科的比較研究。
陸揚則並不承認語文學在佛教史研究中絕對權威。他表達了以下六點看法：
一、語文學在整個佛教史研究中的衰弱是個世界性的現象。
二、在佛教史研究領域，西方和日本有很強的傳統，但研究者對相關領域的關注卻很少。
三、對於研究的客體，究竟是「中國的佛教」還是「中國佛教」，在西方已經趨向於將中國佛教作為獨立的單元來研究。
四、對於佛教與內學的關係，如果按照劉宇光所提出的參照西方神學的立場，學界與教界用來表述的語言雖然可以在兩者之間溝通，但還是有差別，可能會影響佛教概念本身的理解。
五、有關佛教的大敘事問題，是否能回到佛教教義所認同的原初佛說就包容一切歷史現象的設定。
六、中國佛教史研究沒有參照體是不行的，最好的參照體就是中亞和西藏的佛教。
葛兆光教授對上述發言以及整個歷時一天半的會議作了總結。他提出：
一、語文學的缺失並非始於1949年，而是二、三十年代，在那批掌握語文學的學者手中，語文學就已經邊緣化，成為解決歷史問題的工具。這與中國學者根深蒂固的歷史學傾向有關。
二、（中國）藝術史研究還是要有足夠的中國學知識，學科之間的溝通很重要。
三、目前佛教史有意義的地域研究並不多。有意義的佛教地域，就是要佛教與當地的政治組織等因素有所交錯。
最後，他強調，我們首先應該回頭看，回顧並恢復原來曾經有過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優秀傳統。語文學雖然是一門工具，但過去太過忽略，所以要提倡；而過去的歷史學和文獻學（特別是教外的文獻學）傳統，我們更要發揚，另外還要兼顧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總之，我們亟需補缺，接續傳統，未來如何發展，目前談論還為時過早。（劉震）
2010-9-28
http://www.iahs.fudan.edu.cn/NewsShow.asp?id=384
“批評的中國學系列學術座談會（三）：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
(2010.9.24-25)
議程
2010年9月24日
9：00－9：20 簡短開幕式
歡迎致辭（10分鐘） 葛兆光（復旦文史研究院院長）
合影留念（10分鐘）
9：20—10：20
I．主題：佛教研究的學術史和方法論
主持人：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發言人：（每人15分鐘）
1、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8年中國大陸佛教研究方法討論之我見》
2、陸揚（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
《萬劫因緣會剎那——論近代中國佛教史研究系譜的誕生》
討論（30分鐘）
10：35－12：05
II．主題：佛教中的物質文化與藝術史研究
主持人：羅柏松James Robson（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發言人（每人15分鐘）：
1、李星明（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護法與鎮墓：唐陵禮儀空間中的石獅》
2、劉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德國佛教藝術史研究方法舉隅：以九色鹿故事為例》
3、陳懷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
《敘事、隱喻與象徵：中國佛教中的動物》
討論（45分鐘）
12:05-14: 00
午餐休息
14：00-15:30
III．主题：佛教研究的語文學和知識論
主持人：劉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發言人（每人15分鐘）：
1、沈衛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研究的語文學方法》
2、羅柏松James Robson（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東亞佛教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的轉化》（On the Boundaries of Buddhist Studie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Buddhism）
3、劉宇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
《漢語學界唯識研究六十年回顧》
討論（45分鐘）
16：00－17：00
IV．主题：唐代佛教的思想史和政治史
主持人：劉宇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發言人（每人15分鐘）：
1、土屋太佑（日本新瀉大學經濟學部）
《日本的禪學研究和禪宗思想史的課題》
2、孫英剛（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置佛教史於「歷史」語境之中：以隋唐親王蒞州與地方僧團相關問題研究為例》
討論（30分鐘）
2010年9月25日
9：00－11：30
主持人：黃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圓桌會議（120分鐘）
2、會議總結（30分鐘）
沈衛榮（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陸揚 （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
http://wkkyc.fudan.edu.cn/s/38/t/69/39/46/info146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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