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2010)，《禪定與苦修---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此書是無著比丘極力推薦的一本書，書中對梵文殘卷《長阿含經》的發現經過娓娓道來，令我讀得非常神往。1900-1930年代發現的佛塔(或佛寺？)已經崩圯塌毀，只剩一個窪地，可以說是「事如春夢了無痕」。
由於本版關心「攝頌」，其中頗值得參究，所以前有 MJ 費心掃描全書寄來圖檔，後有 HC 大熱天出門替我買書，只有多寫幾篇文章來銘表謝意了。
作者劉震，在 2001 年辭去他在建設銀行的職務，飛往德國慕尼黑，因緣巧合，拜在名教授 Jens-Uwe Hartmann 的門下，研究印度學與佛教學，他的老師還有耆那學的專家 Adelheid Mette，學習過程可以算是得天獨厚了。這一系的師門傳承是Siegling, Sieg, Lueders, Lueders 的學生 Ernest Waldschmidt， Ernest Waldschmidt 的學生 Jens-Uwe Hartmann ，雖然輩分不同，可以說是和季羨林同一師承。作者在德國慕尼黑留學期間承擔梵文殘卷《長阿含》中的一部經--《修身經》的解譯、整理和研究工作。該經在巴利《中部》有對應經典。修身經相當於是《中部35, 36經》《薩迦大經》與《薩迦小經》的混合版本，講述的是一位名為薩迦的耆那教徒與佛陀論答有關修身和修心的問題，中間插入了佛傳的片段。這個佛傳講述的是菩薩出家之後到成佛之前修習禪定和苦行的故事。雖然整部經沒有太多的類似文本，但這部分佛傳卻見於很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漢文佛經。作者用西方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將這些文本一一歸類，並作對照，特別是對那些禪定和苦修的專用名稱和模式化的描述作細緻的剖析。透過研究，本書試圖探尋佛教史中對苦行觀念的發展和演變。由於這些類似文本皆出自一種名為「出家經」的佛傳文體(即講述佛陀成道之前半生的傳記)，在完成文本對勘工作的同時，也將「出家經」作一次全新的檢視，其中包括目前國際學術界尚未系統研究的藏文《出家經》。這對佛陀傳記研究也是很有價值的。此外，本書還涉及一些國際上一些新的耆那教研究成果，該宗教在中國也是鮮有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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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東方早報》--鄭詩亮〈斗室中的梵天佛地〉 劉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德國慕尼黑大學（Indologie und Iranistik）印度伊朗學系博士，掌握梵語、藏語、巴利語等多種專業外語。研究領域包括：吠陀和吠陀宗教文學，中印文學比較，印度大小乘佛教，印、藏、漢佛教文獻比較以及梵語寫本研究。作為主要承擔人參與的《長阿含經》寫本研究入選德國研究協會（DFG）國家資助項目。
跟劉震約採訪地點時，他發我短信：「我的書分三處：家、宿舍、辦公室。都比較亂。怎麼辦？」「可不可以選書最多的地方呢？」「那就我宿舍吧！」
他的宿舍在復旦附近，學校的教工宿舍，每月租金大概五六百元的樣子。房間在一樓，樓道進口左轉第一間便是，裡面除開單人床、書桌和書架外，還在入口處擺了一個頂天立地的木櫃，打開來看看，裡面已經被各類文獻資料塞滿。空間本就不很大，這下子更顯逼仄，更何況角落裡面還堆了幾大包從成都郵寄來拉薩版的《甘珠爾》（《藏文大藏經》的經部）——「藏文佛經的裝訂很怪的，都一張一張分開來，每部經提供一塊黃綢布用以包裹，要是不小心弄散了就麻煩了。」
劉震說，他已經好久不讀小說之類的閒書了。的確如此。掃一眼書架上他的書，全部是專業方面的，觸目皆是蟹行文字：英文、德文、梵文、藏文，好不容易出現讓人倍感親切的漢語，定睛一看，也還是《藏漢詞典》，翻開來，教人讀不懂的文字，至少占了一半。這些書都是劉震自己花錢一點一點聚起來的，真稱得上是錙銖積累——這是和國內外坐擁龐大的資料室文獻庫的同行相較而言的。「沒辦法，上海的圖書館太不給力了，我的專業書數量少不說，進書又慢，好多書只能靠自己買。」 可就算自己買，除了仰仗網絡，也還是別無他法，只能乾等著書從世界某個角落穿海越洋來他這裡。這讓他不免懷念起在德國讀書的時光了。那個時候，他常去光顧一家名叫「基辛格書店」的父子舊書店，在那兒時不時能收獲意外之喜。比如，十九世紀在聖彼得堡出版的《梵語詞典》三冊縮印本，雖然裝幀、紙張、印刷無一不好，但在對舊書的區分很嚴的德國人眼中，算不得什麼珍本善本，劉震才花了幾十歐元就把書買了回來，成為他的架上愛物。離開德國的時候，劉震還很有中國特色地專門用中德雙語製了一面錦旗，送給店主父子，以示感激。
現在，劉震在復旦開了兩門課：《印度文學史》和《梵語文學選讀》。選的學生不算特別多，劉震卻樂在其中。在他去德國讀書之前，他曾在一家銀行上班，「我每天都當是去監獄坐牢」。到德國後，他原定是要學社會經濟史的，卻因為印度學系系主任哈特曼教授的一席話，決定去學印度學——他本對佛學有極大的興趣，而印度學和佛學的聯繫又十分緊密。劉震希望，通過他的講授，也能讓聽課的學生在自由融洽的氛圍中喜歡上印度學，一如當年的自己那樣。
攝影 劉林
撰文 鄭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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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東方早報》〈吉爾吉特寫本研究的可喜成果〉，作者 徐文堪
發表於2011-03-20 03:14
數十年來，中國學者對吉爾吉特寫本的關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歐美各國學者則在寫本的整理 、校勘、釋讀、翻譯方面進展良多，並通過相關漢譯本、藏譯本的比較對照，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寫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來有負笈海外的學子在這些方面積極努力，黽勉從事。《禪定與苦修——關於佛教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
眾所周知，近代歐美以及日本的佛教研究，是以語文學和文獻學為基礎的。而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在佛教文獻的發現和研究史上，堪稱是最為關鍵的時期。我國敦煌、新疆、西藏和尼泊爾、吉爾吉特、巴米揚等地所出梵文佛典的陸續刊布，可以視為這一時期佛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史無前例的新收獲。
對我國西北地區和絲路沿線出土的梵文（及其他中亞語文）佛典的研究，許多歐洲學者都作出了傑出貢獻。舉其最著者，如德國的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及其夫人（Else Lüders-Peipers，1880-1945）、西克（Emil Sieg，1866-1951）、瓦爾德施米特（Ernst Waldshmidt，1897-1985）、貝歇特（Heinz Bechert，1932-2005），法國的列維（Sylvain Lévi，1863-1936）、本文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費遼扎（Jean Filliozat，1906-1982），英國的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1841-1918，生於印度，1872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獲博士學位）、貝利（H. W. Bailey，1899-1996）、布臘夫（John Brough，1919-1984），俄國和蘇聯的奧登堡（Sergei Oldenburg，1863-1934）、斯徹爾巴茨基（T. Stcherbatsky，1866-1942），挪威的科諾（Sten Konow，1867-1948），比利時的普散（La Vallée-Poussin，1869-1938）、拉莫特（. Lamotte，1903-1983）等。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後繼者至今仍活躍在該領域的學術前沿。
尼泊爾所藏佛教梵本，英國官員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1824-1842年）就已開始進行搜集，所得頗豐。除尼泊爾本國外，這類寫本現亦藏於英、日、法、德 、美、俄、印度和中國西藏、北京等地。近年來尼泊爾學者與德國等國學者合作，在寫本的保藏、整理、編目和數字化方面都取得了相當成績，有關情況可看該國學人Shanker Thapar在韓國出版的專書：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of Nepal, Seoul: Minjoksa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現存中國西藏的梵文寫本是極其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其載體包括貝葉、紙張和樺樹皮。印度學者羅睺羅（Rahula Sankrityayana, 1893-1963）通曉多種古今語言，學識淵博，於1929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四次赴藏，在各寺廟搜羅和抄錄大量梵藏寫本刻本。在其後的歲月裡，一些印度學者和歐美、日本學者對這些寶藏陸續進行校勘，予以出版，使之逐漸為世人所知。值得一提的是羅氏信奉馬克思主義，曾經兩度赴蘇聯，1945-1947年在列寧格勒大學擔任梵文教授。期間與蘇聯考古學家和史學家如托爾斯托夫（Tolstoff）、伯恩斯坦（Bernstam）、雅庫博夫斯基（Yakubovsky）等交往，了解當時蘇聯中亞地區考古發掘的情況，歸國後於 1956-1957年用印地文寫了兩卷本的《中亞史》。此外，意大利最著名的藏學家、印度學家和漢學家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也攜回數批重要的梵文資料，最近經斯費拉（Francesco Sferra）教授整理，圖齊搜集品的第一卷已由意大利亞非研究院於2008年出版。
在我國，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故學者王森先生（1912-1991）就編出了《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貝葉經目錄》，這個目錄在國內外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羅炤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後編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山南地區文管會等地所藏貝葉經目錄，1985年7月1日最終完成了《西藏現藏梵文貝葉經目錄》。
比較而言，中國學術界迄今仍然陌生的是在今巴基斯坦所屬吉爾吉特（Gilgit）地區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寫本及相關文物。吉爾吉特地區位於克什米爾北部，首府為吉爾吉特城。其地當絲綢之路要衝，即新舊《唐書》所載之「小勃律」，高僧法顯、玄奘均曾親履，古代與唐王朝及吐蕃都有密切聯繫，歷史遺跡甚為豐富，其藝術和文化與中亞尤其是于闐關係緊密。西南民族大學楊銘曾撰寫《唐代中西交通吐蕃一勃律道考》（載《藏學學刊》第三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可參看。1978年連接中巴的喀喇崑崙公路建成後不久，出生於奧地利的德國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耶特馬爾（Karl Jettmar, 1918-2002）與巴基斯坦著名學者達尼（Ahmad Hasan Dani, 1920-2009）就在這一帶沿印度河流域發現了大量岩畫和石刻銘文，其中摩崖銘刻數量達五千件左右，使用的文字超過十種（包括漢文）。現在巴基斯坦考古部門還在與英、法、德等國學者合作進行探測和發掘工作，領導者為德國考古學家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 1936-)。
首先報導吉爾吉特梵本佛典之發現的是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1931年6月，吉爾吉特城以西五公里一個名為瑙波（Naupur）的村莊裡，一群小孩為撿尋柴火，在原本為佛塔、但卻廢棄已久的小土丘下挖出了一些樺皮寫本，這一發現引來當地村民的大肆挖掘，大量寫本被挖出。地方政府得知後，制止了村民的盜掘，並對出土文物作了保護。恰好此時斯坦因結束了在新疆的第四次考古活動，返印途中經過此地，親自查看了遺物，並於是年7月發表了簡短報告，同時將自己獲取的一些寫本送交大英博物館。斯坦因離開吉爾吉特不久，法國雪鐵龍考察團也來到此地，隨團考古發現家阿甘（Joseph Hachin，1886-1941）將所獲取的若干寫本連同一份簡略報告送交列維。列維此前已看過斯坦因的材料，在檢視了阿甘寄來之物後，把剛出土的六種梵典予以轉寫，成為一篇有關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專文，刊登在《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220，1932）。列維是第一位對該項重要發現所獲寫本進行解讀且予以發表的學者。
1938年8月，印度學者夏斯特里（Madhusudan Kaul Shastri）主持了一次官方發掘，總共出土約六種佛典和少量零星文稿。而在克什米爾，對大批寫本加以校讀的工作則由加爾各答大學的佛教學者達特（Nalinaksha Dutt，1893-1973）承擔。他從1939 年至1959年，以《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為書名，出版了四大卷共九册專著。至於寫本原件，現今分別收藏於印度德里國家博物館和印控克什米爾室利那伽的博物館，還有一些流散至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歐美各地，至今尚未完成排序和編目等工作。德里所藏寫本，由印度學者羅怙毗羅（Raghu Vira，1902-1963）及其子世主月（Lokesh Chandra）以《吉爾吉特佛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為名，於1959-1974年出版了照相影印本。此書1995年再版，共三册。
我國對吉爾吉特寫本最早的介紹是季羡林1950年完成的《論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一文。台灣學者蔡耀明于2000年發表長文《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第13期專刊），對寫本內容作了翔實、全面的介紹和論述。2001年為紀念吉爾吉特寫本發現七十周年，王冀青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出版的《敦煌學輯刊》是年第二期上發表《斯坦因與吉爾吉特寫本》，文章依據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等機構所藏斯坦因考古日記、書信文件等，整理、公布了一些與寫本出土發現有關的原始資料，涉及寫本出土地點、時間及發現之初的轉手經過，但沒有涉及與寫本有關的語言學、文書學、佛學等方面的問題。在寫本的內容方面，近年台灣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些較有份量的論文，如宗玉媺的《梵語Gilgit寫本兩万五千頌〈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品〉之校勘及其相關問題》（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二分，2008年）。
總之，數十年來，中國學者對吉爾吉特寫本的關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歐美各國學者則在寫本的整理、校勘、釋讀、翻譯方面進展良多，並通過相關漢譯本、藏譯本的比較對照，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寫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來有負笈海外的學子在這些方面積極努力，黽勉從事。我國對吉爾吉特寫本的研究漸呈方興未艾之勢。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阿富汗及其鄰近地區局勢動盪，文物外流，國際市場上時有寫本現身。其中一部經或經集的寫本篇幅巨大，足有兩百三十四葉之多，從其題記可知此為梵本《長阿含經》（Dīrghāgama）。學者從書寫材料、字體、形制等方面進行考察，認為它應該出自吉爾吉特，與1931年和 1938年發現的寫本為同一批。此本目前大部分為美國收藏家亞當斯（Rick Adams）、日本已故著名畫家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1930-2009）及挪威著名收藏家斯格延（Martin Schoyen）收藏。此外日本東京佛教大學及栗田功等人亦保存了零星葉片。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藏學系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師從卓越的印度學家貝歇特和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1928- ），對梵本《長阿含》有極深入的研究。他把新出《長阿含》的第二十經《修身經》（Kāyabhāvanāsūtra,為經頁的329r4至340r2部分）交該系博士生劉震進行釋讀研究，劉震在導師悉心指導下，完成了這一艱鉅任務，並於2008年獲博士學位。劉震又在博士論文基礎上，進行修訂、增補，寫成《禪定與苦修-關於佛教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一書，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復旦文史叢刊》）。
全書分為楔子、引言、轉寫、文本編譯、參考文獻目錄和梵語詞匯索引等部分。作者所研究的梵本《長阿含》的部派歸屬，目前定為「(根本)說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此前哈特曼教授已依據中亞新疆出土寫本，對說一切有部《長阿含》作了詳盡的研究，還原了梵本《長阿含》的大致結構和內容。作者的同學梅爾策（Gudrun Melzer）則在2006年通過的博士論文裡對吉爾吉特出土《長阿含》作了研究。二人的研究成果為本書提供了研究的模式和體系，而本書則通過對具體實例的探索，使該體系更為完善和全面。
在「楔子」部分裡，作者先對吉爾吉特梵文寫本的發現經過、收藏現狀和主要內容作了簡略扼要的介紹，然後對《長部》和《長阿含》典籍進行概述，重點放在吉爾吉特所出《長阿含》上。這一部分徵引了著名學者如哈特曼、封興伯（Oskar v. Hinuber）、福斯曼（G. Fussman）、榎本文雄、松田和信、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等的論著，對涉及該經源流、部派歸屬、寫本特點諸方面的問題一一進行討論，並列表說明所研究的(根本)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目（與漢譯本、南傳上座部巴利文本對照，還注明刊布情況）。關於寫本的語言，作者指出為相對標準的梵語，較之中亞(新疆)所出《長阿含》，其中的中古印度語成分大為減少，為佛教語言梵語化的晚期形態，但仍反映了吉爾吉特的地域特色。本書對寫本的書寫問題也非常關注，參考了在這方面卓有貢獻的桑德（L. Sander）女士以及胡海燕等人的成果，並對梅爾策博士在印度學界首次作的抄經人研究的情況作了評述。
「引言」部分近七十頁，在全書中約占四分之一的篇幅。這一部分對所研究的文本概況和相關問題都作了討論。經文講述的是佛陀和一位名為薩遮（Sātyaki）的耆那教信徒談論有關修身（Kāya）和修心（cittabhāvanā）的問題。經文以薩遮關於修身的論述開始，在第二部分即文本的主體部分中，插入了佛陀傳記的一個片段，是佛陀在成道前的苦行經歷，這也具有修身的意味，同樣點明了梵文的經題。
作者利用此經的平行譯本，包括一個巴利語文本、五個中亞新疆寫本和對應經文尾部的兩個漢譯文本以及相關藏文譯本，對一些專題進行了論述和考訂，如薩遮之名(全稱為Sātyaki Nirgranthīputra即「薩遮-耆那女尼之子」，還有一個族名Agniveyāyana即「火種居士」)、有關禪定方式的幾個專門術語(terminus technicus)、經文中三個譬喻(upamā)在內容上的變異以及人們對苦行的評價的變化等。很難得的是，在做這些考證時，作者依據另一導師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的指點，參考和運用了耆那教文獻。書中對寫本的語言和拼寫特色、抄寫錯誤和書寫特點也一一舉例說明。經研究，寫本語言是一種源自中古印度語的發展成熟的佛教梵語，所用字體可定為「原始舍羅陀」(sāradā)字體的發展形式。
寫本轉寫和文本編譯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在進行編譯時，整個文本被分成若干個相對獨立的小段。每個段落之後是對應的漢譯。而後是巴利文本、中亞新疆寫本和兩部漢譯《薩遮經》(篇幅較長的見於《雜阿含經》，另一個在《增壹阿含經》中）。此外還有三個有對應之處的本子：尼奧利（Raniero Gnoli）編訂的出於吉爾吉特的梵文本Sanghabhedavastu、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和一切智天（Sarvajadeva）等在公元八世紀末、九世紀初之間所譯藏文本。文本的編輯盡量客觀展示文句的本來面貌，僅在必要時對與經典梵語不一致之處稍作修改。為了便於對照，書前還附有寫本的彩色圖版。
作為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研究吉爾吉特梵文寫本的專著，本書所取得的成績是十分顯著的。在非漢語佛教文獻研究上，西方和日本學者做了大量工作，中國學者與之相比差距甚大，目前我們只能學習和借鑒。但是，從漢文資料入手，通過印、漢、藏對勘的方法，研究文獻的傳承關係和歷史背景，仍有很大空間，我們當積極參與。此書正是朝這一方向努力，這也是這部專著出版的學術意義之所在。
此類性質的專書幾乎不可能盡善盡美。書中也存在一些細節上的失誤，除排印方面的問題外，筆者注意到書中第3頁曾提到發現寫本地區的主要居民為「也什昆人Yeshkun」與「西納人Shina」，操西納語，這是伊朗語中的Dardic的一種。其實Dardic諸語仍屬印度-伊朗語族的印度-雅利安語支，並不屬伊朗語，但受到努里斯坦語（Nuristani）和東伊朗語的強烈影響，前蘇聯學者恩捷爾曼（D. I. Edel'man）在1965年出過一本俄文專著。關於吉爾吉特西納語的資料，最近出版了一本德文專著：Almuth Degener, Shina- Texte aus Gilgit （Nord- Pakistan）. Sprichwrter und Materialien zum Volksglauben gesammelt von Mohammad Amin Zia. Beitrge zur Indologie 41；Wiesbaden, 2008。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譯審陸水林曾多次前往被稱為「小西藏」的這一帶地區游歷考察，有相關譯作多篇。已故藏學家黃顥（1933-2004，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是其舅父）寫過《鄔堅巴行記——古代從阿里到克什米爾印度及烏仗那阿富汗的路線》（載《李有義與藏學研究——李有義教授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版），陸水林先生則撰寫了《關於〈鄔堅巴行記〉中幾個域外地名》上、下篇（分載《中國藏學》2007年第四期和2008年第一期）。有興趣了解和研究該地歷史文化及民族、民俗的讀者，可以參考此類文章。
1949年以後，大陸也有少數學者從事梵文佛典寫本的校訂工作，如季羡林先生的弟子蔣忠新（1942-2002）已肇其端；近十年來，北京和南方青年學者都有繼此事者，除本書作者外，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羅鴻博士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和苫米地等流（Tōru Tomabechi）合作校注的月稱（Candrakīrti）《金剛薩埵成就法》（Vajrasattvanispādanasūtra）梵藏本已於2009年出版（藏學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合出《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第六種）。期待這些學術新秀繼往開來，不斷寫出梵文佛典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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