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 星期日

Plagiarism 的譯詞從「抄襲」改為「剽竊、盜用」


要將 Plagiarism 的譯詞從「抄襲」改為「剽竊、盜用」。
台灣學術界缺乏「反省」的精神,這會造成學術研究水準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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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民報》:(http://www.peoplenews.tw/news/d3475014-d5f5-45f8-9049-d5cee4a52260)

〈學術造假真離譜!朱真一翻出國外亂象盼台灣記取教訓〉
唐詩/台北報導 2017-10-14 19:10

「學術不端」(Plagiarism, Fabrication、or Falsification, PFF, 抄襲、捏造、竄改)不只是研究報告而已,假如寫Program、Project,或者Review Paper、或評論也是有這問題」,「台灣翻譯Plagiarism翻成『抄襲』,但我覺得日本翻成『盜用』或『剽竊』這更好」,小兒科醫師、聖路易大學名譽教授朱真一談到學術不端時如此表示。
本身也是作家,曾獲「賴和紀念特別獎」等多項獎項的朱真一今(14)日在「臺灣醫療學術倫理之回顧」研討會中,以「國外學術不端案件的啟示」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憂心愈來愈多的台灣案件被國際報導。而他也在演講中舉例,包括連感謝文中的人物都可捏造的「天才」的美國醫師John Darsee 案等等,最後則是強調台灣要從這些個案中汲取經驗與教訓,學術不端難以全防範,但有減輕之途。 
朱真一開頭表示,台灣國際學術地位進步,學術不端/造假的方法也似大有進展,「主要是抄襲、抄人家的。有簡體字抄到台灣成正體字的,也有英文翻譯(成華文)的」,台灣現在的造假是被《Nature》(自然雜誌)稱為「嘆為觀止」(most spectacular)。接著他列出2011年一本書中所載台灣的「科學欺騙」,包括林昱廷等三人個案、龔榮源案、李慶珠案、毛漢光案等,「全部都是抄襲」。
「台灣的抄襲技術有高明。有一個…好像是政治大學某系主任,他的學術著作專門去外國找英文的研究報告,然後全部把它翻成中文出版,全部把它當成自己的著作。專門去每一個不一樣的大學去找,這是台灣學術不端的嘆為觀止」,朱真一說。 
朱真一說,「不只這樣。台灣的抄襲在外國常常報導。上次那個(台大)李嗣涔校長的能源計畫,2013年就已經知道了,完全不報告,自己要私了,2016年外國的期刊寫出來後,台灣才知道,之前在台灣的學術圈沒人知道」,出問題鬧到國際變成笑話。「台灣的造假不是台灣而已,世界都知道」,對台灣名氣很不好,尤其台大最近排名下滑,對印象分數影響很大。
台大造假案紅到日本去
他接著又舉「查詩婷案」為例,「日本有一個網站專門寫學術不端的案件,日本人對這件事很有興趣,排名在很前面,為什麼有興趣,因為台灣『學長』(指台大前校長楊泮池)」,「不要以為學術出問題人家都不知道」。
「從外國的學術不端,我們可以學習,我有一個部落格專門在講不正確思想、求真問題,我寫了三十幾篇了」,朱真一說,從外國觀點看,「台灣也是很天才」,此外中國的韓春雨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也很有名,但最天才的是美國的John Darsee。
「John Darsee是1974年畢業,在Emory(艾摩莉大學)當住院醫師三年,做Clinical Fellow(研修醫師)一年半快二年,然後要升助理教授(assistance profess)的時候,被發現造假,而且是當場被人家發現,所以不能不承認。」
「anybody too good to be true(這人太好,看起來不是真的),他當三年住院醫師、5年就有10篇paper,都是那種大的paper,在學會得獎的那種。在哈佛才當2年不到的fellow而已,他的論文就有8篇,他的指導教授在推薦信上曾稱,John Darsee是他訓練130多個研修醫師中最優秀的一個(one of biggest plums)」,朱真一說,「太好而不是真的,有人懷疑時卻沒有人去調查,而是認為檢舉者人妒忌。」
朱真一說,John Darsee非常能言善道,「每一個調查報告都寫他是不同程度的charming,但其實他是把同一天的動物實驗的報告寫成二、三天的,聽說是丟到垃圾桶裏頭撿起來找到的。就把它寫成數據交給他老闆,他老闆完全相信他」,這是NIH的研究(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國家衛生院),哈佛卻想要私了,「剛講到前台大校長完全要私了,完全不報告」。
他說,後來NIH就組織校外的,然後卻找他的朋友來組一個8人團來調查,都是最有名的教授組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都是公開的,「不像台灣是沒公開」,但被叫做是「狐狸陪審團」,「就像狐狸決定闖進雞房咬走兩隻雞的狐狸有沒有罪」,意思就是一起為哈佛那位教授遮羞,整個報告都為哈佛解釋。 
朱真一接著說,後來部分州立大學再去查,查出更多問題,又逼Emory去查,查出更多問題,「Emory 10篇論文只有1篇沒問題,其他都有問題,甚至是全部造假」,摘要完全是虛構的。之後哈佛校長的副校長寫了一篇文章反省,「台灣就沒有反省。研究生的指導教授不能是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而且馬上調查所有數據,不能只調查那篇文章」。
他也指出,有一點很奇怪,「東方西方不一樣。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常常是一個team在做假,但美國就只是一個人,騙到他的老闆」,朱真一認為這和造假「環境」有關。他笑說,之前曾聽過造假被抓包的人說,「我老師也是一樣」。
「John Darsee全部虛構,而且不是只有一、兩篇。在感謝裏面寫做胺基酸實驗,感謝某某doctor,一共寫了3個人,結果去查,根本沒有這三個人」,朱真一描述造假可以到這麼扯的程度,引發現場一陣爆笑,「不但沒有這個人,人家去查,他還說以前看過這個人的名字,就這樣寫上去」,這群doctor根本沒存在,「心裏都沒有被懲罰,美國也一樣」。
但朱真一說,Emory這個例子還是顯示美國人比較有羞恥心,至少發現數據是假的後,醫學院院長建議副院長及clinical facility director(臨床器材主任),要他們辭掉原來的行政職務,但辭去之後副院長就跑到另一個醫學院,該主任原本被查到時還不辭。但美國的教授還是覺得這樣不對,之後兩個人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人都離開,到其他醫學院去擔任相當職務。
朱真一說,後來John Darsee的醫師執照被取消,在全美國都不能行醫,取消的理由是他研究造假,之後就離開了醫界。他說,「Darsee的例子裏面是哈佛,其他第二流的學院都敢批評他們,不像我們台灣,對台大都比較不敢批評」。 
朱真一還舉出他曾在醫學期刊上寫過的另一個離譜例子,「也是明顯錯誤」。有一研究是17歲已生下8歲、7歲的、5歲的後代,8.2歲就使他的母親懷孕,這個generation(世代)都是15、6歲就有小孩子,但上一個generation都是41、45歲,「造假是很高明,但沒有很認真去查數據,你看,8歲就使他母親懷孕」。 
朱真一還舉另一個例子,「被研修的fellow騙」。他說,得過諾貝爾獎的Dr. Good有個fellow說要把白老鼠的皮變黑色的,本來是說用移植的方法,這樣要給他老闆看是不會被拒絕的,後來沒有成功,就把它(白老鼠的黑色皮毛部分)用黑筆畫上去」,連得過諾貝爾獎的都被騙了。但之後的自我調查,Dr. Good只說自己有些責任,然後再做了6年的主管,到1980才退下。 
「此外還有抄到論文,改成自己的名字,還拿去給別人看,評論人才發現那是他本人的論文,而不是作者的」,朱真一之後又舉了1970年代晚期的Drs. Roth和Felig案。而德國的一個個案則顯示用法律證明「造假」,結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英國雜誌有人諷刺說,德國在二戰之後科學水準下降,跟造假有關,「二戰前德國的諾貝爾獎一堆,二戰後沒幾個」。 朱真一也提到「日本人的羞恥心也許比較強」,並舉加藤茂明案與小保方晴子兩個集體造假案說明,「其中小保方晴子的指導教授笹塚芳樹為此自殺,她在美國的指導教授Charles Vacanti提早退休」,而小保方工作的「理化學研究所」理事長、諾貝爾獎得主野依良治還因此引咎辭職,認為自己「監督不力」,「但小保方沒有上司那麼有羞恥心,最後仍認為是技術問題」。 
朱真一也引數據說明中國以276篇造假居首,主要因中國「同儕審查」有嚴重問題,「不但替你造假,甚至還開公司替你寫paper」。經調查後,因此被撤銷107篇論文,對造假有責任的521位作者遍及119家大專院校、醫院,此事連中國政府都覺得事態嚴重。 
「中國這次是玩真的」,朱真一認為,台灣政府應記取中國的教訓,其次中國政府的心態想要改正,連《科學(Science)》期刊的記者都認為改革會有些成果。 
面對國內外層出不窮的學術造假,這些醜聞對台灣有何啟示,該如何善後及預防?朱真一認為,要全力防範「難」,但可以盡力求減輕。 

學術不端制裁嚴 重點是反省
「抄襲愈來愈方便,但也來愈容易被識破」,朱真一說,「剪下貼上再修正(copy and paste the modify)」,發表論文時很容易就被原作者看到。其次,現在制裁也愈來愈厲害,「2011年van Parijs案發後,不僅研究款項和薪水需還政府,後來還被判6個月在家監禁,身上需戴電子追蹤器」,另有人也為此坐了12個月的牢。 
「有的時候要用法律制裁,並且鼓勵檢舉」,朱真一說,「2013年杜克大學發生的Potts-Kants造假案,15篇論文被撤,他被革職,他的上司也被調查,後來提前退休,而告密者還告上法院,要求巨額的賠償,但二、三個月前他去查,這案子還沒定案」。 
朱真一也強調,「少來政治性。如強調國家或民族之光」,「求真第一,少馬虎,免抄襲」,「多懷疑不要輕信,多找錯誤更是創意或新發明的泉源」,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不正確沒關係的心態」,應聞錯則喜。他嘆說,「我常常寫信給教授、院長,說那不對,但沒人理我,寫信給教育部,也是沒人理我,寫給董事會的董事長,沒人理我。台灣就這樣!糟糕就這一點」,若有找到錯誤,也是對社會有貢獻。
 「最主要的是反省」,朱真一說,從國外個案看,有人反省後贏得尊敬,但也有人未反省,就此沒沒無聞,而上司也必須要分責任、受懲處。「多檢舉、多去查,就是減少對社會的傷害」,他很喜歡胡適的這兩句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去疑,待人要有多疑處不疑」,也期待台灣不要如日本人來台旅遊時,把台灣形容成「馬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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