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為什麼放棄了對佛教的研究？

2012.8.6，早上11:30 把車停在捷運站附近，先到「問津堂」，再到「山外」，接著是「秋水堂」，拐到「若水堂」，進去「聯經」翻了一下書，最後在「雅博客二手書店」大有收穫。難得浮生半日閒去作礦工，在書堆裡挖書，直到下午四點半才抱書上車。

在「雅博客二手書店」買到《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這是1999年11月27-29日在中國廣州市中山大學舉辦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用以紀念陳寅恪教授110歲生日，這本書是這次研討會的論文集，結集了47篇論文與紀念文章。大致上是中國與香港學者，好像沒見到台灣學者的姓名。

這些文章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這兩篇：王邦維〈論陳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p. 365-377，李慶新教授〈陳寅恪先生與佛學〉p. 378-406，我曾經跟HC 發牢騷，說陳寅恪在語言學打下的基礎，原可以領先歐美學者，在佛教研究的領域裡，不管是「跨語言文本的校勘」、「大乘佛教的起源」、「佛教經典翻譯對漢語聲韻學的影響」、「佛教傳入對漢藏文化的影響」，甚至開「漢譯佛典語言學」的先河。陳寅恪先生捨此「預流」而不為，反而去寫晚年心境胸懷所寄託的《柳如是評傳》，從世界佛教研究的眼光看來，總是令後生晚輩扼腕嘆息。(《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書中有一篇周一良〈向陳先生請罪〉，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陳寅恪先生在德國柏林大學師事呂德斯(Henrich Luders)研究梵巴典籍，繆勒(F. W. K. Muller)研究摩尼教經典，在法國聽伯希和(P. Pelliot)的演講，他的學友，如德國華德史密特(Ernst Waldschmidt) 是季羨林的老師，法國戴密微(P. Demieville)是林藜光的老師，華德史密特與戴密微都是東方學與佛教語言文獻的大師。1923年陳寅恪先生寫給妹妹的信提到：「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為四大導師之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可以想見，這是在世界佛教研究此一領域的開創工程，可惜並未留下片言隻字給後人，大概是「孤明先發」，弟子如聾似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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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華 〈天困斯人--陳寅恪為什麼放棄了對佛教的研究〉

佛教研究，曾經是陳寅恪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鎮，胡適曾指出：「錫予(湯用彤)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宗教史)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胡適的日記》，第526頁)但是，根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的統計，陳寅恪有關佛教的論著，絕大多數發表在 1927-1935年間，1936-1944年還有零星的一些，但在其後的二十五年中(1945-1969)，幾乎再也没有專門的佛教論著。可以這樣說，1940年以後的陳寅恪，基本上已經放棄了對佛教的專門的深入的研究。

那麼，陳寅恪後來為什麼又放棄了他一直苦苦經營的佛教研究呢？我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公家藏書資料的散失

陳寅恪最先任職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本來有著較為豐富的藏書。自從1925年開辦到1927年，業已購進滿文、蒙古文、藏文、中文經典古籍，明刊及近刊善本叢書，及歐、美、日書籍雜誌等，還有頻伽精舍藏經、大正藏等七八百部。但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清華大學經過輾轉遷徙，藏書已不復舊觀，大師如陳寅恪者，也只好感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

◇個人讀書筆記的喪失

就個人而言，陳寅恪的私人藏書和讀書筆記的損失，是非常慘重的。其損失至少有以下三起：1937年，陳寅恪在逃離北京時，曾將應用書籍包好托人寄往長沙，但因交通不便，人到長沙時書仍然未到；書籍寄存在長沙親戚家中，後來親戚也逃難去了，長沙大火時，親戚的房子和陳寅恪的書一起燒光(書的冊數比他後來在廣州的還多）；而寄存在北京親戚家中的圖書，也被人偷光。1938年，陳寅恪轉道去昆明時，在滇越鐵路運輸中被偷去書籍兩木箱，致使兩箱中文書及古代東方文書籍和拓片、照片全部喪失(其中多有陳寅恪的批注)。蔣天樞說，「此實先生生平所存文物之浩劫也」。1940年，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附論》中還傷感地寫道，「寅恪自惟學識本至淺陋，年來復遭際艱危，倉皇轉徙，往日讀史筆記及鳩集之資料等悉已散失」，文中所指的就是這兩起損失。而讓人觸目驚心的是第三起損失。1947年的北京，天氣異常寒冷，身居清華大學的陳寅恪，因為學校經費短缺，無力提供煤氣取暖，需住戶自理，而生活窘困的陳寅恪夫婦，只好忍痛將多年收藏的巴利文大藏經及東方語文書籍變賣給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用賣書款以購煤取暖。這是真正的一個學人的悲哀！

◇內在自我心境的轉變

陳寅恪一生的際遇，用蔣天樞的話說，是：「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遠客異域，有斷炊之虞。漂泊西南，備顛連之苦。外侮內憂，銷魂鑠骨。寄家香港，僕僕於滇越蜀道之中。奇疾異遇，困頓于天竺、英倫、紐約之際。雖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後，繼以擯足，終則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漂泊顛沛如此、困厄折磨如斯，他又怎麼可能靜心從事心愛的佛教研究呢？

◇學術研究重心的轉移

大約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重心就逐漸轉移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後來的明清史），雖然也有涉及佛教者，但已不再占居中心地位。

1939 年，陳寅恪被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但他本人最初對於到牛津大學任教「並不見得有多大興趣」。他在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中說，自己的研究興趣已經轉移到「歷史與文學方面」，而牛津大學當時注意的是「中國之宗教及哲學」，難以與修中誠配合。但與修中誠見面會談後，陳寅恪欣然接受了牛津大學的聘請，並且共同擬訂了較為詳細的宏大的研究計劃。但令人深為惋惜的是，由於政治和外交以及目盲等原因，陳寅恪最終只好辭掉了牛津大學的聘請，也終於離開了佛教研究的苑囿。

（本文是作者所撰《陳寅恪與佛教研究》【待刊】的一部分。本文原載上海《社會科學報》，2002年6月20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