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側記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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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新江：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側記

2010-12-26 16:53:10 來自: 卓嘎Sitatārā(圖齊門下走狗 海勒桌上滑鼠)

在科班跟隨季先生學習梵文的季門弟子面前，我不敢說是季先生的學生，但我一直在北大讀書學習，得地利之便，有許多機會向季先生請教。記得我上大學三年級時，張廣達先生就帶我去拜訪了季先生。當時季先生聽說我想做于闐的研究，就高興地拿出C. Bartholomae編的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Berlin 1904）和 Eacute;. Benveniste編的Textes sogdiens（Paris 1940）等書來給我看，並談到伊朗學對西域研究的重要性。以後，每當有疑問時，就去向季先生請教；讀書略有心得時，也願意向他做匯報。然而，對我來說受益最大的還是季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讀書班」。
「西域研究讀書班」是季先生取的名字，顧名思義，是以西域為研究對象的。古代中國典籍中的西域，指稱的範圍從小到大，包括了今天的新疆、中亞各國、印度乃至伊朗、西亞和歐洲，中心區域是中亞，這裡正是許多不同學科的人都關心的焦點。從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在研究工作中與西域有關聯的學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會，我這個當時還是學生而後來成為教員的小卒，也一直忝陪末席。季先生用「讀書班」一詞，是表示它不是一個正規的組織，而只以讀書為目的的學術聚會，更確切地講，是相當於德國一些大學中的Seminar。時間大體上數月一次，有題即談，無話則不聚。
開始時，季先生經常講起德國大學中的Seminar情形。他講到這些Seminar是不同學科，不同年齡，不同學歷的一些人聚在一起，圍繞一定的主題，各抒己見，有時爭論得臉紅脖子粗，甚至一位上了年紀的教授會用拐杖把地板跺得咚咚響。但爭論規爭論，友情歸友情，學術上的不同意見絕不傷害感情。季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工作很忙，但只要讀書班有活動，他每次必到，而且常常是提前到場。每個人發言，他都會留心地聽，然後提出疑問，有時是十分尖銳的問題。比如有一次是他指導的博士生王邦維講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即印度佛教的部派問題，季先生就提出了許多質詢的問題。在讀書班上，有些問題可以通過討論解決，而有些問題一時是無法解決的，這種質詢和爭論促進在座的每個人去思考，使一些問題得到深入探討。
季先生講過，世界上唯獨一個匯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區就是西域，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擾人的緣由。季先生早年受學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的瓦爾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和西克（E. Sieg）兩位梵文教授，而他們都是解讀西域發現的古代語言的大師，除梵文的極高造詣外，瓦爾德施米特還研究過中亞發現的摩尼教文獻和中亞藝術史資料；而西克則讀通了滅絕千年的吐火羅文。季先生從兩位大師處學得的真本領，完全夠他自已做學術研究用的了。但是，季先生從長遠的學術發展著眼，利用他的組織力和號召力，把當時以北大為中心的有興趣於西域研究的人召集在一起，來共同探討一些西域的問題，這無疑是比每個人都閉門造車要好得多。通過這種形式，學有專長的人之間交流了信息和學術觀點，而對於像我這樣從學生到初出茅廬者來說，學到的東西就更多了。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讀書班斷斷續續討論過《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亞和西藏發現的梵文貝葉經、于闐文資料、粟特文資料、所謂「圖木舒克語」資料、新疆新發現的吐火羅語材料和《彌勒會見記劇本》、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西域史料、漢文典籍中的南亞史料等等。而且，季先生一直想利用讀書班的形式，把中亞各種語言的佛典做一個綜合的研究。他還有意重新會讀並詳注《大唐西域記》。
先後參加過這個讀書班的成員有：北大歷史系的張廣達、王小甫和我，北大南亞所的王邦維、耿引曾、段晴、張保勝、錢文忠；社科院南亞所的蔣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的黃寶生，中央民族學院的耿世民，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的林梅村等。這些人中有研究梵文、于闐文、佉盧文、回鶻文的，有研究南亞、中亞歷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他們對西域的某一方面，都各有各自的研究專長。在這個大家庭中，你可以學到在其他的教室裡學不到的東西，也會遇到從未有過的挑戰。因為讀書班有時邀請一些來京訪問的國外中亞學者一起座談，每當這時，主從客便，公共的語言換成了英語。這種場合，又是季先生為我們年青人的成長創造的另一種環境。季先生常講，西域研究是國際性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英文學好，用英文發表我們的研究成果。這雖然不是定性的要求，但從各位讀書班成員在各種西文學術期刊上所發表的文章來看，季先生的鼓動不是沒有效果的。
在讀書班上，常常聽到季先生講起德國人做學問的徹底性（Gründlichkeit）。他曾說過：「德國學者無論研究甚麼問題，首先就是努力掌握與這個題目有關的文獻，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國的和外國的。德國學者都廣通聲氣，同世界各國的同行幾乎都有聯繫，因此，全世界研究動態，他們基本上都能掌握。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的各種學說，都有成竹在心。在這個基礎上，或者與此同時就大量搜集資料，不厭其詳，不懼其遠，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這兩件工作做完以後，才努力分析資料，然後做出恰如其分的結論。」（《季羡林序跋選》64頁）這實際上是季先生在方法論上給我們講的一課。
在讀書班上，季先生反復強調的另一個方面，是學術規範的問題。他說，按照德國大學的制度，一篇博士論文在答辯前一個小時，看到世界任何地方發表了同樣的觀點，此文即告作廢，一點都不含糊。他還說，最初德國的學術刊物不僅要求作者引文要注明頁數，而且要注明行數。後來我翻開上個世紀的德國學術刊物一看，果然每一行都編了數碼。從我一開始做論文，就努力遵循季先生所講的這些從內容到形式的學術規範，有時為了一個頁碼，要跑到圖書館去借出一本剛剛還掉的書。每當想偷懶時，就會想起季先生的話語。
由於種種原因，「西域研究讀書班」已經停頓很長時間了。每當我回想起讀書班召開時的情景，就感到季先生像一位和藹可親的家長，哺育了我們的成長；又像是一個嚴厲的教授，訓導我們按照嚴格的學術規範前行。
作者附記：
本文原載《人格的魅力——名人學者談季羡林》（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241－245頁），是獻給季羡林先生八十五華誕的，未著編者，其中所附《季羡林教授已發表著作篇目（1990年-1995年）》，每篇後都附有季先生完稿的時間，這只能是出自季先生的學術助手李錚先生，此目是繼《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所收目錄的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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