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近代的佛教學

以下引自: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NX012/nx01655.htm

近代的佛教學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2期（1980.10）

一、傳統佛教的檢討

在傳統性的中國佛教而言，從「唯證乃知」的觀點上，認為真正的了解佛法者，唯有真正如實修證的人。僅在文字知識以及表面的考察上，乃是無法深入佛法精神，也無從理解佛法精義的。這種觀點的具體表現，便是我國禪宗的「不立文字」，而主張「以心印心」的直透悟入佛的性海。這是至高的宗教境界，也是獨步古今的宗教信仰。所以近世以來，各種宗教的信仰，均因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的昌明，而形成了反比的退潮的激流，即使佛教的其他各宗，也有退潮的現象，唯獨禪宗以及類似禪宗的小乘禪定的風氣，到了西方，不但是反傳統的人喜歡禪，甚至天主教的教士們，也被禪的力量所激動。可惜，這種實修的風氣，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卻呈現了停滯的狀態。假如我們願意心平氣和地，對於自己終年的活動，作一番細密的統計，真正全心全意用

在實際修持定業（包括懇切認真地誦經、拜佛、唸佛）的時間數，恐怕所佔的百分比是相當少的。佛教精神之不能充分地由我們生活中表現出來，原因即在於我們的身心，特別是心境，不能與佛法相應，所以自內到外，均與普通人的影響力相似。我們無力以道感人，作為宗教形態的佛教，便不能勃興起來。這在今天的我們，是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

我們再來作另一方面的統計，假如未把時間放在定業的實修上，是否放到慧業（包括認真地求解經義、分析教義、比較研究等）上面去了呢？這一點，我也相信，所佔的百分比，恐怕比起定業還少，因為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尚未具備作文字知見的能力，這雖不及修持定業之切乎實際，但卻不是人人都能的事。然而，要使佛教之久遠博大，文字研究的工作，絕不能少，中國佛教之能成為大乘佛教的最大主流，即在漢譯經典的具全以及歷代高僧的著述。有真行，必有正解，有正解，必起正信，有正信，必能發為悲天愍人的宏法精神，作成不朽的傳世章篇。那麼，今天的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可以留下，經得起千百年的歷史考驗，而仍能夠光芒四射的文字作品呢？這又是我們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了。

事實上，今天的我們之中，有道心的人，也不過是把大部份的時間，放在人天福業（建寺、造塔、辦學、說法、法會等）的修持上。所謂菩薩道和人天業，表現方式相同，僅是存心的清濁有異；至於心境的清濁之分，則是根據定慧二業之深淺與有無而來。所以，我們若能虛心檢討，懇切反省，口頭所稱的「菩薩道」，只是背誦經句，距離真菩薩道尚遠。這也是宜加推敲的大問題。

但在今天，我們之中，能夠有人全心以赴地修人天福業，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表面上的文字知識，仍是存續佛法慧命的大好現象。因此，當我們看到外國學者們，以近代的科學方法研究佛教，使之脫出宗教的形式而成為獨立和客觀的一門學術，名之為 Buddhologie「佛教學」的東西之時，亦當有以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它和認識它的必要了。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近代世界的佛教學的趨勢吧！

二、近代佛教學的誕生

所謂近代的佛教學，乃是一種誕生於歐洲的學問，即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用客觀的科學方法，來究明關於佛教的教理、歷史、藝術等的一種學術。當然，對於佛教的比較研究，在印度及中國的古代，即已開始了，例如論藏中所提出的問題，便是出之於比較研究的態度，唯其處理的方式，是出於信仰的和主觀的，故與近代的佛教學不同，並且在範圍方面，主要只是佛教自身的內部的，雖也有涉及與外部之印度教的比較，而其本質，仍係以佛教為主體而來達成信仰的目的，例如「諸行無常」（Anitya）及「諸法無我」（anātman）的思想，它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應付印度教的思維而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教判思想的發達，也僅是佛教內部的，是從信仰的態度上，所作的分類，比之以近代佛教學，用純科學的客觀態度所作的分類，意味迥異。這種教判風氣，傳到日本，到了十八世紀，出了一位飲光慈雲尊者（一七一八──一八０四），即以比較新的態度，他熟讀了梵文的「普賢行願贊」、「般若心經」、「阿彌陀經」等，著了一千卷的「梵學津梁」，但此仍非現代佛教學的起點。因在現代佛教學未從歐洲來到東方之前的印度也好、中國也好、日本也好，所有比較研究的學問，均係先有一個自宗的主觀立場，其次對於他宗的思想，則稍具客觀的色彩；在內容上是屬於訓詁之學；就處理問題的範圍而言，也不夠廣大，只是對內的、思辨的、哲學的，最要緊是屬於信仰的。此與發生於歐洲而已成為文化學之一個分野的近代佛教學，是相當不同的。對我們東方人來說，近代佛教學的園地，主要是在日本，那是由於南條文雄及高楠順次郎之留學歐洲，回到日本之後，便為近代佛教學，在東方開闢了新的園地。在我中國，受此影響而有成就可觀的，僅得梁啟超、湯用彤、陳垣、呂澂、胡適之等數人而已，因為這是學術，不是信仰，同時也須具備外國語文及佛教語文的知識，和科學的治學方法。所以在我國佛教界中，已見的成績，並不豐富。

三、「漢學」中的佛教學

近代的佛教學，為何誕生於基督文化區域的歐洲？這是值得探索的問題。其中的淵源，有好幾個線索可找。最初是由於基督教舊教的神父們，接著又有新教的牧師們，到了中國，傳播他們的信仰。舊教方面，以耶穌會士 Jesuit 之後，屬於舊教系統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的神父，來到我國，其中著名的傳教士，則有 Francisco Xavier（一五０六──一五五二）、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六一）、Seraphim Couvreur（一八三五──？）等人可舉。他們一到中國，為了能夠以適應環境來達成其傳教的目的，便努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撰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很輕蔑的。但當這些東西到了歐洲，便引起了學者們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進而作中國古典的研究，終於形成了廣義的所謂「漢學」（Sinologie）──一種研究中國文學、藝術、語言、歷史等的學問。不久，即以法國為中心，掀起了研究漢學的文化運動。由此發足，在歐洲方面，也開始了研究大乘佛教的啟蒙運動。

由此可知，在歐洲的漢學，也有兩種立場：一是立足於一般文化學的立場者，一是立足於為要達成傳教目的的基督教之立場者。由於後者的動機不純，他們是在個人的職業的感情之下，來作佛教的研究，故當閱讀那些神父及牧師們的著作時，對於他們筆下所處理的佛教教理之介紹，是不能不加以審慎考察的。

由初期的耶穌會士研究漢學，而將研究中心移至巴黎之後，即出了許多純學術的大學者，在法國最先的偉大漢學家，即是短命的 Engene Burnouf（一八０一──一八五二），但他對於漢語學、佛教學貢獻極大。此後的知名學者，則有 E. Senart（一八四七──一九二二）、Sylvain Levi（一八六三──一九三五））、J. Przyluski（一八八五──一九四四）、Paul Demieville（一八九四──）。

在以法國為中心的漢學佛教學家之後，另在英國系的以及其他的傳教士之間，也有關於研究佛教問題的著作發表出來，例如：Joseph Edkins（一八二三──一九０五）、E. J. Eitel（一八二三──一九０八）、T. Richard（一八四五──一九三四）、H. J. Hackmann（一八六四──一九三五）、H. Hās（一八六八──一九三四）等人。但是，在這些基督教的傳教師之中，有時對於佛教，懷有極惡劣破斥態度。

不論如何，發生於歐洲的漢學，最初之動機，是為了傳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觀的宗教立場之後，抱著指摘佛教弱點的願望，以顯示基督教之優秀性為目的。然在通過漢學研究而接觸到佛教研究的新旅程中，他們確實負起了媒介傳播的使命。沿著此一線索而進入比利時，則有幾位神父，展開了漢籍佛典的歐文翻譯，例如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一八六九──一九三七）神父譯出了「俱舍論」、E. Lamotte（一九０三──）神父譯出了「大智度論」。

四、印度學中的佛教學

所謂「印度學」（Indologie）的抬頭，是起於英國政府的統治印度，這批英國人對於印度文化的研究，是為了如何地鞏固它的殖民地統治權，故與同為英國的傳教士們研究漢學中的佛教，態度並不相同，他們沒有宗教的排他意識，只是用毫無成見的白紙，對於印度的文化，作諸方面的調查，以此立場所得的研究成果，便大大地增強了客觀性的價值。他們對於印度教、佛教、佛教藝術及印度地理等的研究，沒有夾雜著作者的私情，故比傳教士們的態度，可取得多。綜合他們對於印度文化的諸種研究，總名之謂「印度學」。因此，我們所談的 Buddhologie（佛教學），不過是全體 Indologie（印度學）之中的一個單元而已。

但在印度學中的佛教學，如果予以分類，又可分成梵語（Sanskrit）語系的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和巴利（Pāli）語系的小乘佛教（Hīnayāna Buddhism）；若以部派之名，稱呼小乘佛教，則為特羅瓦達（Theravāda Buddhism），實際上，巴利語系的佛教徒們，殊不喜被稱為小乘，他們總是自稱 Theravāda Buddhism（上座部佛教）。

在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之中，也像漢語系相同，分有一種立場，一種是出之於基督教傳教士們，作為傳教的手段而作的佛教學研究；另一種是作為純學問之研究而發達於英國及德國的佛教學。先有傳教士們，以現在仍舊活著的巴利語系佛教國家：錫蘭、緬甸、泰國為對象，深入活動，展開了研究和傳教的工作，結果也使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到了歐洲。傳教士們卻把佛教，置於和印度教、耆那教、回教的同等地位，以表現出基督教在宗教地位上的優越性，這是在宗教的偏見之下，所作的研究。

現在我們再將巴利語系及梵語系的佛教學研究概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已如前述，最初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手段，那是在錫蘭開始的，他們先學會了錫蘭的土語，一種名為幸哈利斯（Sinhalese）的方言，進而再研究他們的佛教經典，這便須要通過了巴利語的知能，始能讀通那部龐大的佛教文獻。對此具有濃厚興味的歐洲人，便有丹麥的 Michael Viggo Fausböll（一八二一──一九０八）、英國的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四三）以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弟子 Caroline Augusta Eoley Rhys Davids（一八五七──一九四二）、德國的 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０）、Re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０八）等的著名學者。不久之後，便產生了所謂巴利語佛教這個學術上的名目。

（二）梵語佛教的研究：在近代的歐洲，促成梵語研究的開山人物，是 Sir William Jones（一七四六──一七九四），他本來是法律學者，由於他在語言學上的驚人成就，竟使他成了比較語言學界新尤。他於一八七八年的講演中，指出了梵語和希臘語及拉丁語之間，僅在偶然的發現中，其間的類似之處相當的多。例如：從動詞的語根及文法的形式等推測，上述數種語文，一定是由同一種母語，分張分化出來的東西。他的這一態度堅定的宣佈，便誘發了歐洲對於比較語言學的興趣。因而在英、德、法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地方，造成了研究梵語的新機運。

此後由於 Brian Houghton Hodgson（一八００──一八九四 ）在尼泊爾發現了許多梵語文獻，轉送給法國的梵語學者 Eugene Burnouf（一八０一──一八五二），因而即以法國為中心，推動了梵語佛教的研究，對於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和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因此在其稍後，又產生了一位歸化英國的佛教梵語學家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００），以及荷蘭的佛教梵語學者 Hendrik Kern（一八三三──一九一七）。其間更有日本的南條文雄（一八四九──一九二七），留學於英國的牛津大學。稍後去英國的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參與研究，而對梵漢兩種語文的佛典翻譯，開始了比較研究的工作，那就是南條文雄參與了 Max Müller 翻譯梵本「無量譯經」的工作，也參與了 H. Kern 翻譯梵本「法華經」的工作；不久，高楠順次郎也將漢譯的「觀無量壽經」，完成了英譯的工作，其中不無得力於 Max Müller 英譯「無量壽經」的出版之處。此後，南條氏又於一八八三年出版了「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此對於研究梵語佛教的學者們，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此之前已有 Samuel Beal（一八二五──一八八九），於一八七六年出了 The Bddhist Tripiṭaka, as it in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所以南條氏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無異是對學者之間的評判。尤其南條氏將一部明版大藏經由日本贈送給大英博物館，收藏為資料之後，完成此一藏經目錄，乃係對查了梵語原典之有無並予以加添之後作成的。故而當這被稱為「南條目錄」的經錄聞世以來，Beal 氏的目錄，已不再受人重視了。

五、比較語言學產生的梵語學者

梵語研究的本身，和佛教學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興起並澎湃於德國的比較語言學，當其踏上 Sanskrit（梵語）的舞臺之後，在其側面的關係上，卻由於研究梵語而大大地幫助了大乘佛教的研究。

德國的比較語言學，在其研究當初，以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型的印歐語（Indo-European languages），為世界各種語言中最最優美的語言，甚至有的以為那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語言。由於此一目的不夠有力，結果，除了皮相的探究之外，沒有別的意義可說。可是，像這樣的比較語言學，促進了梵語以及印歐系各種語言之研究，其結果，在梵語方面，終於造成了卻對於大乘佛教之研究的重大貢獻。因此即以德國為發祥地，以及在丹麥、荷蘭等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梵語學者，並由之延伸到巴利語的研究，例如：丹麥的 Rasmus Kristian Rask（一七八七──一八三二）、Michael Viggo Fausböll（一八二一──一九０八），德國的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００此人後來歸化英國）、Albrecht Friedrich Weber（一八二五──一九０一）、R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０八）、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０）、Ernst Leumann（一八五九──一九三一）等等，可謂不勝枚舉。

六、蒙滿及西藏的佛教學

大概在比較語言學勃起於德國的同一時期，帝制的俄國，也成了另一個研究佛教學的中心。唯其與英國佔領印度之時所作印度學研究的動機相同。畢竟是為了統治乃至獲取殖民地的目的，而來研究滿洲及蒙古的佛教，當時所出的著名學者，便有 Isaac Jacob Schmidt（一七七九──一八四七）、Ivan Pavrovitch Minayeff（一八四０──一八九０）、Th. Stcherbatsky（一八六六──一九四二）等人。

位在印度和中國本土之間的西藏，不論在地理上或政冶上，都是與外界隔離的，僅從入藏旅行者的一些記錄之中，把西藏向西歐的學術界作著若干介紹。到了歐洲學者發動中央亞細亞探險的前後之際。也對西藏開始了關心的研究。對西南亞方面的學者，雖然早在西元十世紀頃，已對西藏有了認識，對於西歐學者的理解西藏者，則以天主教的神父 Andrada、Desideri、Della Penna（一六八０──？）為始，接著又有英國的 George Bogle 於一七七四年出使西藏，以及 Turner 上尉於一七八三年出使西藏。又有匈牙利人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一七九八──一八四二）到了西藏的 Ladak，編出了西藏語文法及西藏語辭典。此後有一位德國的基督教僧侶Heinrich August Jä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編成了「藏德辭典」；稍後於一八八一年，又出版了「藏英辭典」。一八八二年印度的 Sarat Chandra Dās 入藏，到了一九０二年，他即完成了其研究的成果「藏英辭典」（A Tibeten-English Dictionary），由於這部西藏語學上的傑作，更進一步地開放了研究西藏的大門。因此，在日本方面，也有河口慧海（一八六七──一九四五，著有西藏旅行記）及寺本婉雅（一八七０──一九四０）等人到了西藏，更有受東本願寺管長大谷光瑞所派遣的青木文教（一八八六──一九五九，著有西藏）及多田等觀（一八九０──一九六七，著有西藏）等之入藏，另有楠基道、池田澄達、金倉圓照、月輪現隆等研究西藏佛教的出現；尚有芳村修基之孔版「西藏語辭典」出版。之後不久，對於西藏的研究，在日本佛教學界，也掀起了熱潮。尤其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間，由大谷大學監修出版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為西藏佛教學的研究，完成了準備的工作。在我中國方面，也有大勇及法尊等人，入藏學法，法尊於民國二十三年學成返國後，譯出了「菩提道次第論」及「密宗道次第論」（民國二十六出版）「現觀莊嚴論」（民國二十六年譯成）；湯薌銘譯出「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此在教理乃文獻上的貢獻至大。

在此可以順便一提，由於西藏文字及文法均學自梵語，所以西藏語聖典的大部份是由梵語聖典以直譯方式移植過去，如將現存的西藏聖典，再譯為梵語，仍可與原典相符，此在漢語譯成的聖典，就辦不到了。因此，今日許多在藏語中保存著的聖典，已不見梵本，而仍不妨即以藏語本作為參考的根據來研究，因而藏語聖典，對於今後佛教學的發展上，有著重大的價值。

七、美國的功績

嚴格地說，美國之所謂佛教學，尚不足以言成就。自 William Dwight Whitney（一八二七──一八九四）開始研究之後，繼其流者有 E.W. Hopkins、Maurice Bloomfield 到 Franklin Edgerton（一八八五──一九六三），纔於佛教的梵語文典及辭典上面，有了啟蒙開花的成就，而產生了幾位學者，但在今日看來，那也不過是乘著基督教士傳教的便利以及殖民政策所給便利之下，作了一此膚淺的研究而已。真正的貢獻，毋寧是在 H. P. Blavatsky（一八三一──一八九一）的「神通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活動開始之後，成了他兒子的「達磨波羅」（Dhammapāla 一八六五──一九三三）在錫蘭成立了「大菩提會」（Mahā Boddhi Society），活躍在達磨波羅背後的有一位夏威夷人 Foster 夫人，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她，由她點火而發動的大菩提會，便負起了將佛教推向歐洲的亞洲使命，但此一系統，信仰方面的貢獻遠過於學術方面的貢獻。

另有一些日本佛教徒，隨著向美國移民，特別在夏威夷及三藩市等地，由於日本移民的須求，日本的佛教即流向美國，所以也出了幾位美國關係的日本佛教學者，例如今村惠猛（一八六七──一九三二）、鈴木大拙（一八七０──一九六六）、角田柳作（一八七七──一九六四）等人。

八、荷蘭及法國的東方學

荷蘭在亞洲殖民的歷史，比英國還早，曾統治過印度尼西亞及錫蘭，故對於其佔領地之歷史、地理、言語及考古學的研究，堪與英德等國相比，由 Leiden 發行了有名的「通報」（Toung-Pao），在 Leiden 大學也開設了歐洲唯一的佛教學講座，這是值得注目的。「通報」這份雜誌，是由荷蘭的 Gustave Schlegel（一八四０──一九０三）和法國的東方現代語學院的教授 Henri Cordier（一八四九──一九０三）共同編輯，於一八九０年創刊，直到一九０三年 Schlegel 去世，又由 Edouard Chavnnes（一八六五──一九一八）繼承編務。這在當時是一份均由漢學權威學者們執筆的雜誌，採用原稿以法文為主，然亦採納英德兩種文種。對於漢學的貢獻，乃是眾所周知的事，其對佛教學的開發，也有相當功勞。

九、中亞探險與佛教史學的刺激

中亞探險，始於一八九０年，由印度政府，派出了一位 Captain Bower，在新疆的庫車附近，發見了貝葉形的古文書樺皮斷片，帶回印度，經過由英國到達加爾各答的 Rudolf Hoernle（一八四一──一九一八）的研究，知道乃是貴重的梵文佛教經典之一部份，因此而刺激了俄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等的學者，紛紛前往，陸續探險，結果，為此位於亞洲大陸文明交叉點上的古代歷史，發掘出了新的光明，對於佛教史上，也帶來了新的認識和方向。參與其事的著名人士，則有俄國駐喀什克爾領事 Petrovski，英國在克什彌爾及拉達克、喀什克爾擔任領事的 G. Maeartney，到了拉達克的英國領事 S. H. Godfrey，研究俄國資料的俄國梵文學者 Oldenburg。英國方面則以 Hoernle 最為傑出，俄國的考古學 Klementz 於一八九八年到吐魯蕃旅行；在一九００年有生於匈牙利的英國人 Aurel Stein斯坦因；此後，有德國的 Grünwedel。更有佛教史學家 Huth。一九０四至一九０五年間的德國探險隊之 Le Coq；一九０六至一九０九年間的法國探險隊之 P. Pelliot。因了斯坦因的敦煌探險與古代寫本經書之發現，刺激了中國政府對於敦煌遺物的收集，也引起了日本大谷光瑞之派遣大隊探險人員前往達三次之多。

現在已追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地，作佛教遺蹟遺物的考古踏訪。

十、辭書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由於東方學及比較語言學的發達，特別對雅利安系語言和滿州、蒙古、西藏語文之研究結果，已有各種文法書及辭書的編集出版。例如：德國的 Ottovon Böhtlingk（一八一五──一九０四）、英國的 Sir Monier Williams（一八一九──一八九九）的梵語辭典，R. C. Childers（一八三八──一八七六）、T. W.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二二）等的巴利語辭典，H. A. Jä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的藏英辭典，更有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或 Körösi Csoma Sandor，一七九八──一八四二）的藏語文法等，尤足注目者，日本最近由鈴木學術團出版的荻原雲來所編之「梵和大辭典」，最有利於我國學者之研究佛教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