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批踢踢實業坊》：
http://www.ptt.cc/bbs/historia/M.1290612475.A.C68.html
作者: Lorenzia (爆走金魚)
看板: historia
標題: [轉文] 懷念伯希和 by D.Sinor
時間: Wed Nov 24 23:27:52 2010
原作者Denis Sinor大概是大漢學家伯希和現存唯一的學生，目前在印第安納大學，高齡九十六歲，在中亞研究中被稱為「大汗」的強者，也因為他的輩份很高，有亂說話的權力（？）。
所以他所寫的〈懷念伯希和〉一文，以我們這些站在伯希和腳趾頭仰望他的人從來沒想過的角度，重新刻劃了一個火爆自大卻又聰明絕頂的大師，對於當時的漢學研究狀況，與大師間的微妙心結也有很細緻絕妙的描述。
這篇文章的原譯者是北大的羅新老師，著名的陸揚博士訂正了幾處，後來收在《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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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譯文轉自《往復網》，北大羅新譯，出自《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
http://0rz.tw/27w7U
〈懷念伯希和〉--- by 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by Denis Sinor
原載《美國東方學會雜誌》卷119之3（1999年7-9月），467-472頁。
最近我拜訪了兩位漢學家的書房，他們一個三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這兩位的書房裡都有伯希和的照片，而伯希和早在他們尚未出生的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去世了。事實上伯希和的許多著述仍然被廣泛閱讀，他的非凡人格似乎依然喚起人們的興趣，搏得人們的崇敬。的確，光就卷帙而言，他死後出版的遺著比他生前出版的還要多。
我有三個將以下的回憶寫成文字的理由。我是熟悉伯希和的學者中唯一還在世的。其次，所有以稱頌為目的的有關伯希和文字從不提他的缺點。第三，以前的作者主要強調了他在敦煌文書方面的工作和他對漢學的貢獻。這當然不錯，但可以說，他們講述的都是年輕的伯希和。很少人提到他的晚年和他對阿爾泰研究的貢獻。我的注意力正是要集中到他生命中的這一時期，以及他在這一領域研究的貢獻。在此我斗膽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他。當然，這樣的回憶帶有過多涉及講述者本人所關心的方面的危險，我不敢肯定我能完全避免這一缺陷。
我與伯希和來往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從1939年到1945年10月26日他去世。在幾個不同的層面上，那些是決定命運的歲月，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德國占領下的法國的人來說尤其艱難。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39年8月初，那時候我帶著匈牙利教育部的微薄資助來到巴黎，表面上是為了準備我的博士考試，實際上是要見識伯希和並跟他學習。我在布達佩斯的兩個老師，一個是李蓋提（Louis Ligeti），他自己曾與伯希和一起工作了三年；另一個是偉大的突厥學家Gyula Nemeth，話別時他告訴我，我即將見到的伯希和是一個「擁有無限知識」的人。事實上我更早就與伯希和有過接觸。我在19歲時寄給他一篇十分糟糕的文章以求發表，他從來沒有回信說他收到了，然而出於不可思議的原因，他把它發表在《通報》上。後來我一直沒有鼓起勇氣去問他這樣的事怎可能發生，因為我怕他會在我身上認出寫出那可笑作品的原因。那時我23歲，到達巴黎之後不久，就穿上正式服裝、戴著帽子和手套，去拜訪伯希和。我受到的接待，簡單的說，是相當反高潮的。他穿著睡衣打開他位於 Foch 路 Dennery 博物館（Musee Dennery）頂層的公寓的門。他甚至沒讓我走到前廳，只說他10月會在法蘭西學院開課，我可以去聽。這不是一個熱情的歡迎，和我1937和1938年在柏林分別受到 Erich Haenisch 和 Otto Franke 的接待相比，反差尤其強烈。在時間的進程中，這個初始的印象不需要修改。第一眼的和善與親切絕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徵。
伯希和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和學者，他未曾創造一個學派，沒有一個他自己的學術機構，身邊也沒有一群崇拜他和為他提供幫助的學生。如今即使是小學院的年輕教授們，也依賴研究助手的服役，和我們現在的這種做法相反，伯希和甚至連個秘書都沒有，至少在法國沒有(或許當他在河內的時候，曾有幾個中國人為他工作)。他自己的論著都是他自己手寫的，字跡瘦小的而又不容易辨認。看起來他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台打字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是他在高等漢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阿爾泰研究方面的正式助手，但這不過是一個客氣的稱呼，可以說是為了充實我的履歷表才給我的。他從沒有要求我為他完成任何學術性的任務。我主要的職責，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在於給他提供香煙，這在那些戰爭歲月是不易搞到的。他是一個老煙槍。他去世前不久(那時他已經住院了)我去拜訪他，伯希和太太非常焦慮不安地接待我。伯希和嚷嚷著要香煙。我身邊一根都沒有。我指出不久前我帶來的香煙是足夠他抽好長一段時間的。「我知道，塞諾，」她回答，「可是真糟糕，我以為他要死了，我就自己把這些煙都抽完了。」
伯希和只有很少的幾個在最嚴格和傳統的意義上的弟子。其中堅持從事研究的人中，我知道的有李蓋提、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韓百詩（Louis Hambis）、石泰安（Rolf Stein）、巴贊（Louis Bazin）、還有我自己。如果我偶然遺漏了一、兩個，我很抱歉，可是那的確是非常小的一個團體。無疑，韓百詩——他的角色差不多快到研究助手了——是與他最親的。不過對此我後面還要多說一點。
在我們第一次簡短的見面之後不久，然而並不是因為這次見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法蘭西學院在其管理部門的一陣遲疑之後，決定還是開始秋季的課程。伯希和由於他的年齡，不能從軍，而且他發現他也不能接受提供給他的戰時職位。他不能容忍在一個等級序列裡，他的位置不是在最頂端。這樣，他繼續教課，這對於我來說是極大的幸運。這些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講給人聽的，即講給廣大的公眾聽，另一類是為他的學生開的。在他後一類的課程上，他根本不考慮我們的知識水平。我鮮明地記得在那門課開始的時候，他宣布這門課是基於《唐書》的《黠戛斯傳》。為數不多的聽課人中包括我自己在內並不能讀中文的事實並不影響他的決定。我在第二次上課之前便已自己學會了如何使用中文辭典，而且對這篇文字的頭幾句的內容有了模糊的了解，伯希和對這幾行有極好的注釋，那的確是令人眩目的火花。如果有外人意外闖進他的講堂（法蘭西學院的講座向任何人開放，學院的箴言是 Docet omnia，即“無所不教”），他的專門會變的更加變本加厲。當這個冒失的傢伙飛逃而去，伯希和帶著點滿意地評論道：「On est de nouveau entre nous（你們之中又來了個菜鳥）。」
他是一個迷人的演講者，有著悅耳的聲音，無論問題多麼專門，他的陳述都是用美麗而清澈的法國方式進行，不夾雜任何“ahhs”或“ers”這類哼哼哈哈的聲音。他用筆記，但沒有準備好的講義。他允許打斷、提問，他也經常以這樣的公式對我們提問，「Monsieur X nous dira sans doute…（某先生可能會對我們說……）」回答他的問題，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光是一個聰明的意見或提供一些伯希和所不知道的信息，是不夠的，還必須使用完美的法語。他對法語語法錯誤的耐心為零，他對語言錯誤的反應常常是直率甚至是無禮的。在這方面我很幸運，我曾在瑞士法語區的寄宿學校讀過幾年，所以總的來說我還能夠正確地表達我自己。
謙遜決不是伯希和的強項：他根本沒有這種特點。他不能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侵入到他領域的人。他對培養年輕的漢學家完全沒有興趣。石泰安在極有實力的葛蘭言（Marcel Granet）那裡找到了庇護所。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身為貴族是獨立自主的，他的舉止和財富均給伯希和留下了印象。至於韓百詩，他勤勉地翻譯了大量的元代中文文獻。伯希和在注釋這些譯稿時展示其淵博學識。至於不打算長期留在法國的我，結果是清楚的。我雖然不可能對伯希和的任何觀點作出挑戰，但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扎實的學術訓練（我是不是該說是類似於新兵訓練營的經歷？），使我能時不時地引證主要是突厥語和芬-烏語（Finno-Ugric）領域的證據，相當令人詫異的是，伯希和對此並不熟悉卻又很感興趣。因而他對我是驚人的慷慨，到了在他為我寫的推薦信中有一些錯誤。在寫於1942年7月11日的一封介紹信裡，他寫我初到巴黎時「solidement prepare pour le turc（已經打下了突厥語的堅實基礎）」；在另一封信（1942年10月1日）裡，他甚至寫的更誇張了：「M. Sinor, familier des langues fino-ugriennes, connait egalement bien le turc dans toutes ses formes et dans tous les temps.（塞諾先生熟悉芬-烏系各語言，也同樣了解各個時代、各種形式的突厥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遠遠超出了事實和必要性的讚揚，把我派到了漢學界以外的位置。伯希和只支持那些興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獵區以外的人。現在我對此的認識要比當年清楚得多了，而且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態度更多地出自本能而非故意。可以料想，一個年輕的漢學學生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伯希和的標準，因此也不會引起「Maitre（大師）」的興趣。
伯希和特別不喜歡那種看來要侵入他的內亞區域的人。讓我舉幾個例子。對他來說，斯文赫定（Sven Hedin）純粹是一個無知的旅行者，而且他從來沒有說過斗膽在他之前發現敦煌寶藏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一句好話。然而他願意承認斯坦因委託沙畹（Chavannes）整理那些斯坦因自己不能閱讀的文書的貢獻。他永遠不能原諒Erich Haenisch出版和翻譯了《蒙古秘史》，因為這一文獻的許多段落在許多年裡都出現在伯希和的文章裡和課堂上。伯希和對這一重要文獻的部分譯文 ，在他的身後才出版。但說實話，總的來說它並沒有比 Haenisch 的譯本更好。不過應當記住，可能正是因為不滿意自己的翻譯，伯希和本人從來沒有出版它。在Otto Franke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偵察到的僅僅是在重建外國人名方面的錯誤，而不是Franke 寫作大規模的歷史綜論的優點。
他偏愛的學者（當然，都已故去）是裕爾（Henry Yule）、馬迦特（Joseph Marquart）、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和Bretschneider。他常常提到裕爾的「robuste bon sens（健全的知識）」，他與裕爾一樣偏好早期旅行家。裕爾的《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對馬可·波羅的研究，和Hobson-Jobson，總在伯希和的引據之列，而且即使有什麼訂正的話，也出之以尊敬和友善的口吻。至於令人難以容忍的馬迦特，伯希和跟我們大家一樣，對於他知識的寬廣望而生畏。
在德國的吐魯番探險隊的學者中，他偏愛的是勒·柯克（Le Coq，也許因為他的法國祖先）；他尊敬繆勒（F. W. K. Muller），而且他熱衷於講述格陵威德爾（Grunwedel）在聖彼得堡和一個高級妓女的風流韻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他故意忽視Otto Franke，而未放過Otto Franke的錯誤。然而，他有足夠的客觀讓艾伯華（Wolfgang Eberhard）的開創性著作《中國周邊民族的文化與定居》（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lker Chinas）作為《通報》的增刊出版。的確，艾伯華在當時自願流放到土耳其，而他的書和Hobson-Jobson的一樣，成為伯希和的信息富礦。在伯希和所厭惡的人的名單裡（betes noires）荷蘭漢學家J. J. M. de Groot 是居於首位的。至於匈牙利的東方學家，他幾乎從不提及有強勁實力的李蓋提——我懷疑他把李蓋提看作他自己的複製品——但是他以很深的敬意談起名聲較小的Nandor Fettich，簡單而合理的原因是，Fettich掌握伯希和以前不知道的、關於阿瓦爾人（Avars）的考古資料。在同時代學者中，他總是滿懷敬意和友愛之情地提到慕阿德（Rev. A. C. Moule），他們合作研究馬可·波羅的文獻，以及大主教 Eugene Tisserand。許多年以後，我在劍橋受到前者、在梵蒂岡受到後者的熱情接待。
現在我們的話題到了1940年，伯希和面對德國占領者是不妥協的，而我得極力小心不在我們的談話中暴露出我相對的客觀性來。當德國的伊斯蘭學家和伊斯蘭世界的蒙古史專家 Berthold Spuler 希望拜訪他的時候（我從 Spuler 本人那裡聽到這個故事），伯希和讓他知道，「quand nous aurons gagne la guerre（等我們贏了這場戰爭以後）」，他會願意見他。而伯希和從沒有認為這場戰爭已隨著貝當簽署停戰協定而結束。我保存有一封信，原來是要用作某種證明的，他在信中寫下了如下的話：「Je suis moi-meme un resistant de la premiere heure, et les points de vue de M. Sinor ont toujours concorde avec les miens（我本人從頭就是抵抗的，塞諾先生總是同意我的觀點）。」我不知道伯希和是否做過任何反抗德國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確從不猶豫地表達他對維希政府官員的輕蔑。有一個被經常談論的事件是伯希和拒絕和維希政府一位部長伸出的手相握。更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不願向維希政府申請許可，這種許可對於占領時期亞洲學會（ Societe Asiatique）繼續舉行集會是必需的。這樣我們所有的集會技術上都是非法的，而學會會員沒有一個人向官方告密。伯希和曾被短期逮捕；不過我不知道這是維希警察還是德國人幹的。
再一次，他對我的看法是極度慷慨的。這裡讓我用一小段時間把重點從伯希和身上轉到我身上。對於1940年6月法國的戰敗，我既不吃驚也不傷感。我是匈牙利人，並覺得自己匈牙利到可於1940年6月成為巴黎的匈牙利研究所（Institut des ?tudes Hongroises）副所長的地步。所長本人不準備停留在一個正在面臨德軍進攻的城市裡。1940年8月30日，作為維也納第二次判決（the Second Verdict of Vienna）的結果，羅馬尼亞把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一部分歸還給匈牙利，這一地區是在1920年《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之後被割掉的。我覺得我有責任在研究所舉辦一個招待會來慶祝這一事件，但我面臨著是否該邀請德國人、特別是巴黎的德國研究所所長的棘手問題。一方面，這個我所歡迎的判決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下通過的；另一方面，一想到要讓勝利者和被征服者在這個有尊嚴的和慶祝性的場合互相面對，我又退縮了回去。所以，招待會沒有邀請德國人。我這個基於人情而非政治考慮的決定，產生了持久的後果。大約50到60個人參加了招待會（我舉辦的第一次）其中包括我的法國老師們——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格魯塞（Rene Grousset）、突厥學家Jean Deny，當然還有伯希和。我那時只有24歲，對他們的出席既感動又感激。匈牙利總領事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們唱了憂郁的匈牙利國歌，緊接著就用留聲機播放激昂的《馬賽曲》。效果是令人震驚的。在我，這是出於明明白白的對東道國的禮貌，而對於在那裡的法國人，成為公然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的表現：《馬賽曲》的演奏受到法國的德國占領者的嚴格禁止。格魯塞熱淚盈眶地擁抱了我，而一向非常嚴肅的伯希和長時間地握著我的手；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學術，然而他最初及最終都是一個法國人。在無意間，就是在那個下午，我跨過了我的盧比肯（Rubicon）小溪，進入了法國。
好看、優雅、有點軍人作風的伯希和，是很受女性喜愛的，而他也欣賞女性魅力。他還看重優雅的同伴和美食——這是他與韓百詩的親密關係的關鍵。韓百詩是個慷慨的、簡直可以說是無私的主人。我自己亦是在他位於利圭熱（Liguge）的鄉下家裡度過了一些快樂的時光。我沒有關於伯希和家庭背景的資料，不過他可能來自於一個普通的小布爾喬亞（petit-bourgeois）家庭，由那裡，他的天賦把他推向了法國的最上層社會，他在那裡相當享受地輕鬆應對。我對此有些許察覺，並且在1940年春天，戰戰兢兢地，鼓起勇氣邀請伯希和吃晚飯。事實上，宴會不是設在不為人知的學生居所，而是在中國大使館，我能夠使用他們的場地主要是通過了中國大使的一位隨員，她恰好就是我的女友。按說在使館舉行的任何儀式上，中國女士應當穿旗袍，可是我說服了我女友不理睬這條規矩。穿著高級女式時裝（haute-couture）的她看起來光彩照人，而我必須把判斷留給讀者去決定這是否是個純粹的巧合：就在這次晚宴之後不久，即5月10日，在伯希和與格魯塞的聯合擔保下，我被選為亞洲學會的成員。
我記得，讓人欽佩的學者、哈佛的柯立夫，在他那令人悲傷的故去的前幾年，他告訴我說，他在聽伯希和授課的那些年裡，從沒有與他有過任何私人談話。李蓋提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據我所知，他與伯希和之間從沒有任何社交接觸。他們都沒有社交技巧，都不能察覺到伯希和喜歡優渥的生活，他樂於參與各類甚至是那種帶有生命危險的冒險。他在義和拳時期的英勇使他名聲遠揚，而且他熱情地支持我參加自由法國軍隊（Free French Forces）的決定。他對我經營皮大衣的投機生意也表現出相當的興趣，這個生意支撐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年月。盡管對伯希和的知識充滿敬畏，但我從來沒有在社會交往上遭受羞怯之苦，因而我能夠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942年10月，作為兩年前播放《馬賽曲》的一個後果，我不得不離開巴黎以避免被逮捕，我邀請伯希和和匈牙利總領事參加告別告別晚宴（有那麼一點拽吧，伯希和喜歡與外交官做伴）。那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場景。我妻子和我打算非法穿越當時稱為「自由地帶（zone libre）」，即尚未被德國人占領的法國南部，然後從那裡繼續前行到我岳父所在的阿根廷去。可是當我們到達馬賽時，德國人也到了那裡，這時他們已經占領了全法國。留在那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1943年3月中旬我又回到巴黎，伯希和張開雙臂接待了我。那時候戰爭對於德國人來說已急轉直下，人們可以預見到戰爭的最終結局。有一天，非常突然地，伯希和問我戰爭結束以後我有什麼人生計劃。坦率地說，一直忙於躲避逮捕、尋找食物和準備下一篇文章這三重任務的我，對於較為長遠的未來毫無計劃，我也就這樣對他說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站在他的書房裡，沒有任何微笑或仁慈的跡象，他專斷地對我說：「Vous devez rester en France. Je m’occuperai de vous（你必須留在法國，我會照顧你）。」這是一個命令和一個承諾，「大人（Grand Mandarin）」伯希和發命令、作決定。在幾秒鐘的時間裡，他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幸運在於，在他晚年，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伯希和越來越被吸引到內亞歷史和阿爾泰研究上。用個不那麼尊敬的方式，我想把他的方法描述為水蛭學問（leech - scholarship）。他會讀一本書，將他自己的精力吸引過去，然後出產一部傑作。這部作品對於原著的基本價值通常只有很小的推進，而更像是一台把讀者運載到未開墾的土地的車輛。例如，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的《俄國，蒙古，中國》（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1919），激發了伯希和的《卡爾梅克史評議札記》（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Spuler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ien in Russland 1223-1502）產生了伯希和的《金帳史札記，兼考以ar為詞尾的突厥語人名與族名》（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suivi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 “ar”） 。即使他的許多文章，如已經提到過的《關於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 ，或《巴托爾德〈突厥斯坦〉評注》（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或《關於回鶻文獻中烏古斯可汗傳說的札記》（Notes sur la legende d’Uγuz kaghan en ecriture ouigoure） ，都只能算是針對他人著作的附錄或大量修正改良。他在阿爾泰語言研究方面的傑作《13至14世紀今Amuie以 h-為詞首的蒙古語單詞》（Les mots a h-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ecles） ，事實上是對蘭司鐵（Ramstedt）的一個想法的延伸 。當他分派韓百詩翻譯《元史》的兩卷或《聖武親征錄》時 ，他是為了搭設一個蓬架，好在上面鋪上他自己評注的葡萄藤；真可以說，這些書至少四分之三的文字是伯希和的工作。有時伯希和自己也承認他的評注過量。在“Le G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這篇文章的第197頁(！)，他笑自己，「Le present memoire para?tra bien long pour un sujet assez mince（就其主題之窄小而言，這篇報告是相當長的）」。
完整文獻的翻譯者必須處理文獻中所有的困難。伯希和卻傾向於避免這種束縛，他只選譯那些他有興趣並準備要解決的段落。他對自己的蒙古語、突厥語和拉丁語的信心，比不上他的中文。正如已經提到的，他對《蒙古秘史》的翻譯一直停留在梗概階段，就我所能看到的，他唯一翻譯完整的較長的突厥語文獻是《回鶻文版的Kalyānamkara和Pāpamkara王子的故事》（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ānamkara and Pāpamkara） 。
由於對於任何宣稱能夠解釋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有種合理的不信任，他從未能促使他自己去寫一部綜合性的專著（synthesis）。伯希和當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且他缺乏從事這一職業所必備的基本素質：他不能，或不願去區分何者重要與何者不重要。有一次——這可真是我最喜愛的一件有關伯希和的個人趣事——我鼓動起全部的勇氣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大師（Maitre，這是我們那少數幾個被選定的子民對他的稱呼），為什麼您要浪費您的時間，為什麼您把您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用於澄清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呢？」我正擔心天空會裂開，閃電會將我劈倒，我會被拋進永恆的黑暗之中，可是這種種情況都沒發生。伯希和看著我，愉快地回答說：「那讓我覺得好玩啊，塞諾，那讓我覺得好玩 ca m'amuse, Sinor, ca m'amuse）！」這是解答他多方面活動的鑰匙：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在所有關於東方（那時候我們並不羞於使用這個名稱，我現在仍然不）的東西上的淵博知識，使他成為亞洲學會理想的會長。開會時，一個報告剛剛開始，伯希和看上去就已經睡著了；報告剛剛結束，他就對報告所涉及的主題作出中肯的評論。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在發表文章方面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我也從未把文章投寄給期刊等候批准。並非毫無憂懼地，我只要把文章交給伯希和，幾天以後，他便會通知我，他決定是發表在《通報》上或是《亞洲雜志》上。他在編輯決策方面是相當開明的，他會接受一篇即便他在一些問題上不同意作者意見的文章。在他身後出版的《金帳史札記》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的最後一條腳注裡，責備我犯下了「至少兩個相當嚴重的錯誤(au moins deux erreurs assez graves）」，他所說的我的錯誤，是在一篇他接受並發表在《亞洲雜志》的文章裡。接受我的手稿時（也許他懶得去讀？），他可沒有提這些問題。伯希和很少對他人文章的風格做修改，但他討厭牆頭草式的、以「外交辭令(diplomatically)」表達出來的觀點。你必須以直白的方式陳述你的意見。他的這一傾向頗極端，以致於他不能容忍第一人稱復數 nous（我們）的使用，這種用法在法國學者中是非常普遍的，而要我用單數形式 je（我）。不管是好是壞，在用法文寫作時，我對這種做法保持了忠誠。
他是一個國君，如我們習慣稱呼他的那樣是「一個大人（un grand mandarin）」，並且，就我自己來說，我從他的影響中獲益巨大，遠遠超出了學術世界的狹窄範疇。當伯希和說話的時候，法國學術界和政界都會傾聽。1945年8月，當我們「贏了」「我們的戰爭」，我厭倦了在一個德國小城裡擔任行政官員，我就給伯希和寫信請他介入——我不知道該怎樣做——讓我得以退役。他這樣做了，可是那時我只能默默地感謝他了，那是1945年10月31日，我正為自己的未來憂慮不安，雙眼噙著淚水，仍然穿著軍裝，站在他的棺材旁邊，我想著，上帝會怎樣向這個非凡的人和學者，揭示那些他是如此著迷地去探尋的、不重要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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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876331/
桑兵：〈伯希和與中國近代學術界〉
2010-04-18 19:44:17 來自：樂浪公(我欲東夷訪文獻，歸來中土校全經)
【原載】 《國學與漢學》
晚清以 來，中國學術經歷一大變局，其要在與世界的交流日益緊密。如果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學東漸，中國固有學問方面，尤其是易與西學相對應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對流的傾向更為明顯。本世紀前半期，巴黎被譽為「無可爭議的西方漢學之都」，繼導師沙畹之後對建立巴黎漢學派正統有重要貢獻的伯希和 (Paul Pelliot)，更是舉世公認的漢學泰斗。有人說：「他不但是法國的第一流漢學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没有他，漢學將像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伯希和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幾代主流學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國際漢學正統與中國國學主流的相互交匯，不僅推動歐美漢學界加深了解認識中國學術文化及學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論及「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將伯氏列於「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的第二位（其餘依時序為英國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漢（K.B. Karlgren），美國的佛里爾（C.L. Freer）、葛思德（G.M. Gest），英國的李約瑟（N.J. Needham），荷蘭的高羅佩（R.H. Gulik））。而以學術造詣論，伯希和無疑位居首席。然而，因伯氏風格與時尚暌隔，對此一大要案，以訛傳訛之處不在少數。如關於伯氏與中國學術大師陳寅恪的關係，早年陳應聘清華，該校報導稱其「在巴黎與伯希和、李維（Sylvain Levi）諸大學者相從問學，極為熟稔」；壯歲受聘牛津，則有「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沙畹（E.Chavannes）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陳寅恪先生之講者」的傳聞；晚年移席嶺南，更變成「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全面了解伯希和與中國學者的關係，可以深入認識近代中國學術承先啟後的淵源流派，區分變化發展的軌跡路徑，進而把握未來走向的大道與歧途。
第一節 敦煌劫寶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國人扮演過極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張元濟在伯希和親臨的法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贈受典禮上講道：「在這中西文化溝通的過程中，雖然有各國學者做我們的中介，但我們可以斷言，此種工作要以法國耶穌會的學者和現代法國的漢學家為最有功。」關於法國漢學，傅斯年曾經介紹：「說到中國ˊ學在中國以外之情形，當然要以巴黎學派為正統。」「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個人物的貢獻，建設出來中國學上之巴黎學派。這三個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as Julien），此君之翻譯《大唐西域記》及其對於漢語等之貢獻，在同時及後人是有絕大影響的。其後一位是沙畹，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其譯諸史外國傳，今日在中國已生影響。最後一位，同時是更偉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們誠不可以中國學之範圍概括伯先生，因為他在中亞各語學無不精絕。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歐美公認之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今且及於中國。」此言反映了當時學術界的共識。然而，歷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與中國學者交往，開始卻並非友誼佳話，而是以讓炎黃子孫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盜寶為開端。
伯希和與中國結緣，由來已久。他1878年生於巴黎，先入巴黎大學修英語（一說曾入政治學校），後轉到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導師沙畹是那一時代的漢學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4）、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後來也都成為漢學大家。伯氏1899年被選為印度支那古跡調查會寄宿生，該會創建於1898年，次年改稱法蘭西遠東學校。 1900-1903年間，伯希和三次受該校派遣前往中國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並與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後人等有所接觸。1901年，年僅22歲的伯希和受聘為遠東學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個東南亞歷史地理的同時，潛心漢籍目錄版本的檢討，開始嘗試使用歷史語音學的比較考證法來研究用漢語轉寫的外國人名地名，並關注中國的外來宗教和異教派别，以後又鑽研中國佛教的起源與道教的關係，由此注意到中國與印度、西域的聯繫。其成果很快為漢學所瞩目。
19世紀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中亞和遠東，而中國的西北地區首當其衝地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場所。在眾多的重要發現之中，敦煌文書的問世尤為中外學者所重視。但這一無價之寶先後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嘆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而伯希和正是這一國際大劫掠中的要角。他於1906年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之託，率考察團前往中亞探險，憑藉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1908年春，在敦煌低價選購了密窟文書中的大量精品，運回法國。此舉使之聲名大噪，對於奠定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寶的伯希和雖然不像斯坦因那樣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訴中國學者。他對於自己的意外收獲顯然不敢掉以輕心，取道蘭州、西安、鄭州，於 1908年10月5日抵達北京，在此將大部分獲得品送往巴黎，然後南下上海、無錫，拍攝兩江總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書畫百餘種，12月中旬返回河內。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為巴黎國家圖書館購書，經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達北京。本來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將得寶之事告知中國學者，正當其完成構書使命，準備啟程歸國之際，「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並影照了伯氏攜帶的《沙州圖經》殘卷。端方雖因鎮壓保路運動而死，卻是滿族大員中少有的立憲派，政治上不無開明傾向。學術文化方面，他和榮慶、那桐並稱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詩文，好金石書畫，著有《齋吉金錄》，幕下招納了不少文人學士。日本學者稱之為「中國考古學的管理者」未免過當，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聞，當與裴景福有關。裴為安徽霍丘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廣東番禺、南海等縣令，工詩詞，精鑑藏，後被岑春煊彈劾，謫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寶前夕，識之於迪化，知裴氏曾獲睹千佛洞所藏畫軸。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寶外流的信息，並充分認識其重要價值。
伯希和至北京時，「行篋尚存秘籍數種」，「北京士大夫中學者，於古典具趣味者談談造訪，見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王仁俊"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复读其归国报告书一册，乃择要甄录，凡关系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者，详加考订，……其书卷雕本之已寄法国者，伯君许邮印本"，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七辑。蒋黻亦怀椠就钞者二日，成《沙洲文录》一卷。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腾写者，自可照办。"京师乃人文重地，上述诸人，除有关机构的官僚外，多为经史小学名家，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可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学术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竟长期赖此被劫宝物为媒介。
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其函告汪康年记述了有关详情："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切。"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尽管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对此心情却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1922年，胡光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乏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辨，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第二节礼尚往来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直到1920-19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 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 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作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尽管王国维内心对沈曾植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十足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该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摹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 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私宴则以陈垣作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19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止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先后得到伯希和亲炙的中国学人有方壮猷、王静如、郭麟阁等。
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8种。
对于中国学术的新进展，伯希和十分关注，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儒莲奖金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1933年伯希和来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起专程前往殷墟实地考察。据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聘伯希和为通讯员。1937年，洪业获得儒莲奖，推荐者也是伯希和。洪业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曾旁听过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课，并指出后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年代记载之说的错误，两人因此成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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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8 19:44:58 乐浪公 (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
袁同礼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 1930年7月，北京图书馆礼聘伯希和为通讯员。伯氏来华时，曾与袁接触会晤。为此，袁事先曾向陈垣索还借用的《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来华。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已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王"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伯希和主动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其中"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钜，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在今日此诚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画集》既已印行，此为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题解，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风雨之剥蚀，恐原物毁灭已不少，则天壤一线之传，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彼乐而许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确如王重民所说："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
"九·一八"事变后，为争取国际舆论，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扩大中国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在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份协助中方的努力，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 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各美术学术团体发起主持，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术馆连续展出45天，伯希和与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中国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均未成功。这次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热烈反响，开幕式各界来宾达2000余人，法、英、德、俄、意等国的报刊发表评论 200余篇，应观众要求，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盛"。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 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他先到北京，与当地学者会晤。5月5日、18日、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长校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的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词。该馆以伯希和曾经亲临的涵芬楼为基础扩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叶景葵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
至于伯希和承担的为伦敦中国国际艺术展选择古物一事，却始终有些波折。学术界反对的声音虽然平息，伯氏的表现仍然招致微辞。参与其事的林语堂不无讽意地描述道："外国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你说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的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有口口客气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说，若有所觉，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没有。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人卖弄的一副绝妙图画。"但该展览举办后，在欧洲引起东方美术热潮，效果相当明显。1936年1月，参与展事的傅振伦赴欧洲考察博物馆事业，拜访了伯希和，经其介绍，得以入库参观卢浮宫所藏古物。
第三节文雅的树敌艺术
伯希和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这是他重视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基础。而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得导师沙畹的启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的宴会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讲话对自己推崇备至，答词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他说："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这种认识在欧洲汉学界确属凤毛麟角。当时英国汉学家中名气最大的维列（Arthur Waley）"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由于热爱中国文化，伯希和虽然被一些法国同行指为目空一切，却能顾及中国学者的感情。1933年来华时，傅斯年问他"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就外国人而言，这一态度较那些"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伯氏一直关注日本东方学的进展，而以巴黎所藏有关日文书籍多有缺失为憾，早在1931年就与羽田亨联系，拟赴日本考察交流，因故一再延期。他此行已先期与日本学术界接洽，计划3月中旬到东京，举行4次讲演，并且公布讲题，分别为1、古代中西交通；2、中国外来诸宗教；3、东土尔其斯坦的考古学研究；4、关于蒙古史诸问题。他最终放弃东渡计划，主要原因当是反对日本的侵略行经，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直到193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参观东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国大学等学术机构。
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识渐强，禁止外国人肆意劫掠，参与敦煌盗宝的华尔纳、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进一步企图，相继遭到禁阻或约束。伯希和则比较自律，尽管在1916-1919年任职北京使馆期间，他有过新的遗址发掘计划，因经费困难，曾提议与华尔纳一起再到中亚共同进行，但他尊重中国人的感情，严守戒律。他来华购书，"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较日本人多通过使馆直运，不啻天壤之别。1935年5月，伯希和对胡适说："今日有人反对掘古墓，此非坏事，实于考古学有益无损。今日中国考古人才尚不够分配，与其胡乱发掘，不如留以有待也。"
不过，伯希和的感情并不影响其学者的理智。一方面，他结交中国学者不仅仅为获取材料，更重视后者的研究。不像斯坦因之流，夺宝之余，还指责中国无学问。他充分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古籍尤其是唐宋以来文献的版本目录下了大工夫的基础之上。天性倨傲的傅斯年说："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绝非谀词。这从伯氏所写《说郛考》一文引用大量中国文献，尤其是各种丛书可以得到印证。同时他十分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业绩。王国维说，1919年春伯氏与罗振玉在沪相遇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叹服"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呜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学业者，岂偶然哉。"不仅如此，伯希和还积极向国际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史学者的成果，除了评介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对屠寄、柯劭的蒙元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张天泽的《明代中葡贸易考》、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以及各种考古新发现等，均有所评论。所以傅斯年称："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
另一方面，伯希和仍以对待本国同行的"文雅的树敌艺术"-即十分严厉的批评-来对待中国学者的成果。他称《明代中葡贸易考》虽对澳门发源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但"在他说明之后，此历史仍旧迷离不明"，"以1933年作考据之人，引证及于百年前之废书，未免可异"；认为《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有关系的材料不少"，但"错误很多"；谢无量则"鉴别力甚微"。尽管伯氏在公开场合推崇过一些亦官亦学者的贡献，总体上对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不甚满意，而最佩服王国维和陈垣。王国维死后，他在《通报》撰文悼念，称之为"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1933年离京前，他在车站对送行的中国学者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即使如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仍有近乎严苛的评议，坦率指出其欠缺，如认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文史料太不充足等。伯希和要求留学生也极为严格，据说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将论文通过，伯希和因而感叹："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当时赴法留学的青年甚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人甚至误将伯希和所在的法兰西学院与中学混同，入内听讲而完全不懂。由北京大学派赴巴黎留学的刘复，学位论文口试时经历了巴黎汉学正统的洗礼。担任评委的6位学者，包括以伯希和为首的3位汉学家，考试进行了6小时，"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
伯氏之说看似苛刻，却并非偏见，与中外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陈寅恪则推崇道："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王国维的成就更不限于史学。胡适虽将他列入旧学者，却推为今日中国12大人物中的三学者之一。其余二人章炳麟时代已过，学术半僵，罗振玉没有条理，而王国维则是所有旧学者以及包括梁启超和胡适本人在内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中"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陈寅恪更认为其著作"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正因为伯希和的评论严而不偏，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其苛词竟能表示欢迎。早在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会面初始，罗振玉就对这位年仅 31岁的洋学者的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1933年伯希和来华，傅斯年一面介绍中国学者的努力和进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国学人，在这几年中已大大的扩充了他们的范围，勇敢的尝试些新方法。一时的现象或者不免缺少条理，但如果不受外来侵略的破坏，几年中将有极坚实的结果出来"，一面则请其"对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气的批评"，并且认为："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
不仅如此，伯希和的批评还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路向。陈垣曾对胡适慨叹："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陈垣的这番感慨多次对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国学门恳亲会上就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但陈垣所说，决非简单的位置胜负，而是关系学术正统的承继。所谓学术正统，一要占据时代的潮流主导，二要延续古往今来的学术大道，方法领域相合，万变不离其宗。法国汉学成为学术正统，与伯希和地位的确立恰好同步。如当时法国总统所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而中国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亦然）自道咸以后，正统崩坏，异军复活，推陈出新之余，不免似脱缰野马。晚清今文经学大盛而"语多妖妄"，已为一例。喜欢"截断众流" 的胡适，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异军先锋主帅。他对以正统派观点自居的冯友兰颇为不满，连带及于陈寅恪。但偏离正宗，恰是其贡献主要不在学术的症结。
学术创新欲求恒久，必须变而不离正鹄，基础在于继承古今中外学术传统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汇，学术路径不同，趋向则一。正如傅斯年所说：" 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漠。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伯希和不仅"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对中国文献的掌握，不仅在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因而能够融汇发扬中外学术之正统。由本土而域外的陈垣与此殊途同归。桑原骘藏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陈垣告诫后进治学应去空泛求专精，"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也是为了入大道而远旁支。目睹刘复口试全过程的赵元任显然对法国学术的纯正产生敬佩之心，鼓励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学习语言学。王国维、陈垣等也提倡后进赴法、德学习东方古国文字。而日本师法巴黎学派令学术猛进的事实，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伯希和式的严词，具有"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的积极作用。傅斯年在介绍伯希和时，多次强调其对巴黎学派正统的领导地位，并宣称："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
直接受伯希和影响的还有胡适和陈寅恪。胡适与伯希和的交往持续10余年，会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际，还与之有所接触。但他对有关禅宗史的道宣《续僧传》价值评判与伯氏不同，进而疑心后者的中文程度，对伯氏的学生也有些看轻。诚然，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不过胡适别有原因在。其美国留学背景令他对欧洲学术多少有些成见，而在所结识的欧洲汉学家中，他与英国的维列、德国的福兰克(Otto Franke)等人更为投缘。只是伯希和的学术至尊地位，令胡适不能不特别在意他的品评。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车站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适当面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日记恰好缺载，从他人旁录中仍可窥知一二。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接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应则为事实。只是胡适认定的角逐对手并非梁，他后来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令有关专家们至今不明究里，显然与伯希和所言不无关系。从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屡有质疑，而治全赵戴《水经注》案，既证明王国维动了正谊之气，也能表现自己更会严守科学方法。可惜想法不错，取向不佳，仍难以借此预学术之潮流。
与陈垣并称近代史学二陈的陈寅恪，虽然1920年代就列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席，年龄毕竟小了一旬。他与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为敬重，其学术主张中不时可见伯氏的影子。学术渊源与范围相去甚远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来自他的认识。陈垣欲与伯希和通信，还要向他索取后者在巴黎的地址。陈寅恪即使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极不耐烦应酬，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作东。伯希和对他也很器重，1938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 Monle退休，陈寅恪电告愿为候选，胡适写了推荐信，伯希和则答应"允为助力"。据说剑桥允聘其为汉文教授，陈以病目未应聘，后改聘牛津。伯希和的推重仅及于王国维和陈垣，一则因陈寅恪的两部力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成书于1940年代，无由得见；二则陈早年多循欧洲东方学脉络，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勘中国旧籍内典。而在这方面，由于传承、环境、资料等条件限制，尽管他已超越前贤同侪，为中国学者最擅长此技之人，也很难在为数不少的欧洲专家中技压群雄。伯希和本人即通晓多种外语，"于亚洲诸国古今语无不深造"。对此国人或眩于陈寅恪所知语种之富，他本人却深悉自己在此国际学术领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时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抗战后他将所藏东方语文书籍尽售与北大，也是一证。其转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国际汉学祭酒的态度，显然不容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外学术相互沟通，仍有各自的正统在。陈垣后来也回到禹域之内，讲传统政治史而得成正果，与陈寅恪殊途同归。后者更进而将本位汉语的工具作用发挥到极致，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据的历史新高。
第五节盖棺论定
"当国家承平之时，学者不得与他人同其荣，艰难时却不得不与他人同其厄，此乱世学者生活之尤不得不受政治支配也。"这种过来人的伤心语确能反映其中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两国同遭侵占，伯希和在艰难困苦之下虽坚持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却告中断。战争结束，伯希和刚恢复正常工作，即因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葛兰言、马伯乐也先此一病逝一圉死。而中国学者经历了更为长期的战乱之苦，牺牲惨重。遭遇相似，更加感同身受。1945 年春得知马伯乐逝世时，方豪还为文悼念，及闻"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历经劫难、身心交淬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恢复后的《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间死难的中外著名汉学家的生平简历，以为悼念。编者案道："吾国自七七事变以后，国学名家，或忠贞自持，愁苦以终；或慷慨赴义，身膏敌刃。若张孟劬、冯承钧、张荫麟、吴其昌诸氏之逝世，姚名达先生之殉国，皆我国文化界之重大损失。而法国自沦陷以来，学人艰苦，不下中华，汉学三大师，皆于战争期间，相继逝世。大儒凋落，冀北群空，此尤西方汉学界之大损失已。特辑诸大师事略，用资景仰。"其中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对其推崇备至："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
翁独健的盖棺论定与30年代傅斯年所言一致，后者总结道："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但是，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与水平也时常遭到挑战。早在191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的一些人就怀疑伯希和在莫高窟所写关于敦煌卷子的按语和评论是否属实，"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进而疑心其所得遗书为赝品。晚年又有人不满他无系统著作，指其"惟乏组织与创造力，故无专门钜著。生平述作，多以书评式为之。"前一怀疑容易澄清，后一指责难以解脱，直到当代，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仍不时受到质疑，或称之为"杂家"，或说他"主要是位语文学家。他对文献本身的兴趣要比对历史的兴趣大。""伯希和从来没有出版过整部的著作，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短文，涉及的题目极为广泛：地理学、文献学、宗教教派等。"对于"论者颇有以偏狭琐屑为先生之学病"的指摘，翁独健曾加以申辩："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不宁失之广泛，此正先生之长处，悉足为先生病。"然而，伯希和的本意，应无精确与广阔、专门与闳通的对立。对此所生争议，固然反映了不同学术流派的观念分歧，更重要的还是见识高低。就此而论，伯希和所为仍与沙畹关系匪浅。西洋汉学之所以到沙畹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在于他对这一领域的艰深博大有着切身体验，懂得"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因此"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以产生其卓特之贡献。"不仅以此自律，更用以教学。伯希和对此心领神会，他涉及范围更广，治学更严。在评论赫尔满（Albert Herrmann）为哈佛燕京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时，他说："就吾人现在知识程度而言，标题似乎略有夸张。而一人之工力，绝不能足成此种宇宙间如是广大之问题。既有人创其始，我辈个人应各就学识所及详究而补充之。"文史研究，把握博通与专精为一艺术性之事，既有赖于各相关分支的进步，又须个人独创。集体攻坚，无非凑合，单枪匹马，则力有不逮。加以学术重在发明，而非编撰。高明如伯氏，多数所谓专著在他或为常识，而他的短评则往往是专著之上的创见。"知识增时转益疑"，敢于出手的潜台词，大抵是不知深浅。
伯希和所受非难，并非个别偶然。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进入推陈出新的时代，西风所被之下重新解释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在缺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急于将旧知识拼成新系统，以博取时名，造成社会名气大者学问往往浅，学术高深之人却知名度有限的现象。早在1920年代，柳诒征即指出学者分为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两种，前者由实验室图书馆产出，后者由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生成，"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但此等学者愈多，则学术愈晦。这也即孙楷第所说："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1920年代以后，中国不断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文人来华讲学演说，但所讲大都并非本行。伯希和虽然来华多次，却极少作专业以外的公开演讲。其超越理论家的严密研究，绝非一般浅学外行所能领会，而与中国当时的普遍学风不相融洽。以中国上古史为例，存在泥、疑、考、释四派。泥古囿于旧说，不足与谈学术。"疑古失于臆断，释古流于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于狭窄，且不是每一学人所能从事。"以时名论，疑、释两派成名较速，声名较响，但牵强附会处实多，所以时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而考古之狭，如乾嘉之学流于琐碎，缘于学人功力识见有限。历此狭境而能贯通，则成正果，否则宜守一得之见。因为不经此境或功力不足，往往非臆断即比附。
中古史亦然。有人评论"当代研究中古史成绩最著之学者"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近人多诟病考据之学，谓其流于琐碎，无裨世用。惟是史学以探求真实为最高理想，原不必悉以资用，则考据又乌可废？陈氏是书所讨论之诸问题，为吾国中古史关键所在，不但李唐三百年之盛衰兴亡而已。此本书所以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陈寅恪对乾嘉考据颇有微辞，而推崇宋代学术，陈垣不赞成"空泛而弘廓"的思想史文化史之类，主张"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精神均与伯希和相通。伯氏在掌握语言、版本校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极深，但仍为工具，目的还在研究历史，只是更具谨守阙疑与发明的自觉。其考据注释，不仅较许多通史更富学术价值，其通识与驾驭力也远在他人之上。大儒沈曾植的学问据说当时仅三数人懂得，而他与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牟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搀言。"1919年，王国维翻译伯氏8年前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仍赞叹其" 实举近年来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可惜其《元朝秘史》研究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未能及身而成。伯氏死后，其靠天才加勤奋的学识只能由多人分别继承。欧洲汉学在路径转换、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高点却不免降低。1946年8月，德国汉学家福兰克因营养欠佳逝世，有人认为："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从此，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影响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西方汉学进入新的阶段，而中外学术正统彼此主动融合的密月也随之过去，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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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8 20:09:59 酩酊
转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2187以做补充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 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 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 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 -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 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 。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 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 。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学术方法。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 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 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于事实作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 依照杨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王静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结论要旨则完全一致。他将法国汉学分为三期，兴隆期用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颠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全美备且理论精透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理董中国史语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此说似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印证，葛兰言的《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由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白氏倡导综合史学，同人多为《社会学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说是影响本世纪史学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源头之一。因此杨、王二人均预言葛兰言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将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
与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人久为中国学者所称道的情形相反，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史的创新，在中国本土却长时间反应平平。1929 年其《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后，更引起强烈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对葛兰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丁氏虽不是史学专家，但是地质学家兼通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与傅斯年等人讨论的结果，至少写作过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献等方面的帮助。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见此文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王静如说葛的"观念很有些和国内大学者意见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杨堃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1940年代，杨堃又在北京的中文《社会科学季刊》连载内容更为详尽的《葛兰言研究导论》。王静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代辩诸文发表于日本占领时期，与大后方的学术联系基本隔绝，远不及丁文的影响深远。所以杨堃不无认真地称葛兰言之名不显于中国，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
个人的作用还应乎时势。中国学术界对葛兰言感到生疏，除了他后来不到中国，与中国学者缺少联络，著作译成中英文的少而且晚，以及治学方法与中国新旧两派史学家和国学家俱不相合，而中国的社会学者对于国学和西洋汉学一向不大注意，不能打通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的特性不尽吻合。此点于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的相互关系至为重要。
在欧洲，社会科学兴起于社会发展造成传统的人文方法力所不及之际，如与战后史学变化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若干分支，主要由研究已殁的上古社会和尚存的初民社会生成。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葛兰言却将社会分析即对社会事实的分析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尽管他对从文献中发现史实已经十分慎重，在史家看来依然破绽百出。
丁文江的批评与杨堃等人的辩护，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方法与文献的关系，即以发现事实为目的的葛氏新法，是否有助于正确地从文献中发现事实。前者指责葛兰言对文献误引错解，所称事实并非历史真相，因而怀疑其方法的适用性;后者则由介绍方法而阐明其发现事实的不同路径以及事实的不同类型。两相比较，丁文江确有误会方法之处，但所指出的事实真伪问题，并未得到正面解答。葛兰言不重视文献的真伪，而重视传说，认为文献所出时代或者较晚，所记载的传说(事实)却很古。这显然并非一概而论的通则。依据丁文江的批评，葛著至少有三类错误不容置辩：一、将理想误认为事实，如以男女分隔制为古代普遍实行，殊不知只是儒家的理念。二、误读文献而得出与自己方法相合的错误事实观念。三、先入为主地曲意取证，尤其认为《诗经》尽属农民青年男女唱和。事实一错，立论根据全失，用以发现事实的方法自然无效。所以王静如也不能不承认："顾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书中亦颇多误点。惟氏所用法，方在开始，史语方法训练或有未精。然如继起之人，能有沙、伯史语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会学法之通达，则其著作必如葛氏诸书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无葛氏之小訾，则混圆如一，自然颠扑不破了。"
照代辩者之见，似乎沙畹、伯希和等人不能出大著作是为方法所囿。此节大有商讨余地。据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Chan )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王静如更认为："此文重要之点，乃在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而 1908年伯希和在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中称："此类卷本，在东方学上，实含二重新义。"一是增加大批写本，据此可考写本印本流变沿革，二是"自此以往，可籍文书真迹以研究东方学也。吾尝以之从事乡土之学，恒获效益。然此类效益，一经数种书籍之比勘，往往矛盾。于是有是非之分。顾藉以比勘者，不外书本而已，从未有运用碎杂未编之文书原本以从事探讨者。今则私家记录，契约状牒，灿然大备，于是此中国西陲行省，往昔仅展数种流行之载籍以窥概略者，今则七世纪至十世纪间宗教社会之真实生涯，涌现目前矣。" 巴黎学派另一代表马伯乐在为法国历史评论丛书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历史家》所写的中国及中亚研究述评结语处也说："众所周知，从来汉学研究主要致力于古代、宗教、美术及蒙古帝国时代前后的中亚，因此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叙述中国社会历史还为时尚早，希望欧洲、日本和中国人紧密协作，尽力将我们的智识投向这一最重要的空间。" 可见沙畹等人均已意识到社会研究之必要，或者说，历史研究本来就以人类社会为对象。只是史家治史须依据史料，而上古史料遗留不足或鱼龙混杂，不得不阙疑以待，首先进行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掌握并贯通古今中外的材料，本身必需绝顶聪明加长期功夫，非一般人力所能及。沙畹、伯希和以不世出的天才所达到的史语方法的深刻，几乎穷尽人力。如果葛兰言照此办法，至多与伯希和齐头并进，或犹不及。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新方法的运用能够贯通若干旧史料，或扩展史料的利用。但如果脱离相关语境，一味格义附会，强作解释，则不免呼庐喝雉，图画鬼物之弊，解释愈有条理系统，则距事实真相愈远。葛兰言批评中国的汉学家"不从神话中去求真的历史事实，而反一味的因为有神话而便去疑及古书"，结果令"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史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连马伯乐也声称秦以前中国还是"史前时代" ，希望用既有资料寻求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立意甚佳，运用方法也极为严谨系统，远非时下滥用者可比(如慎用同类比较法)。但他怀疑甲骨卜辞，又不通金铭文，且不能等待考古事业的发展，面对材料不足以征信的上古史，自然难免捉襟见肘。
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言在两方面从巴黎汉学研究的进展中倒退回去，一是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大为缩小，能力也有所降低。本世纪以来中国研究长足进步的要因之一，在于史料向三方面丰富扩展，即中国与外国，地上与地下，经史与一切文字资料乃至器物。同时涌现出一批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资料的优秀学者。而葛兰言则局限于几种问题甚多的古籍，似乎单靠方法的改善就能发现历史事实并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解释。而且尽管他提倡直接阅读原文，可是丁文江证实其大量依靠顾赛芬(Seraphan Coureur)的译文，且未与中文原本印证。而顾虽号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所译《诗经》却是所有译本中最糟的一种。因为沙畹和理雅格 (J.Legge)都有中国人帮助，顾赛芬则独力进行。此外葛氏中文能力似乎不足，一旦自己动手翻译，较顾氏尤逊一筹。二是几乎无视近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一位做过文本批评的中国学者之名被提及。而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反复指责，又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陈言，形同无的放矢。因此丁文江说，如果葛兰言注意到王国维等人的著作，许多错误本来不难避免。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丁文江批评的影响不限于禹域之内，石田干之助将此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该国"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谓其将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 。尽管后来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信广著《古代文化论》为葛辩护，又在撰文介绍法国汉学研究时强调现在舆论虽然对葛兰言毁誉褒贬参半，自己却确认其功绩并看好将来发展，但势难挽回。京都学派对伯希和以下的法国汉学家多倾向于马伯乐，只有留法的小岛 马主张师法葛兰言 。他认为其著作对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启示，不能以方法的瑕疵完全否认结论的正当，同时对葛氏将不同时代的中国文献同样看待以及天马行空式的推断亦不以为然。 东京大学的和田清也不赞成学生以葛著《中国文明论》为读本，指示用马伯乐的《中国上古史》。 在法国，对葛兰言似乎抑扬互见，他始终未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可见对其学术创新多少有所保留。
不过，杨堃、王静如等人的预言战后却变成现实。照戴密微和贝冢茂树所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本国学术正统承认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社会与人文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制约。更有甚者，当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仍处于欧洲主导时代之际，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都将由此左右。京都大学的贝冢茂树后来便认为小岛 马当年选择葛兰言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在法国葛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
葛兰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应用范围有所变化和扩展，或用于初民及乡村社会，或施诸近现代历史。前者对文献的依赖较小，后者则利用文献相对粗疏，给新方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为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 (F.Hirth)，二为加利佛尼亚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尔(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 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阜克后来回到德国，洛佛尔则坠楼身亡。 19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 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学者研究之良好资料者，殆寥寥无几人焉。" 1928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成立远东语学部时，想请伯希和，后者表示谢绝，认为没有人愿意离开法国的优良学术环境，去到穷乡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荐尚无正式职位的法籍俄国人叶理绥。 叶在哈佛继续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因难度过大，令从学者望而却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欧洲汉家的感觉并非偏见。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其来源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难以普及。伯希和对于巴黎学派的中衰早有预见，他对即将归国的王静如怆然道："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 后进的美国更加缺乏相应条件。在当时美国学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祗。洪业指出其今古文《尚书》章节对照的错误，学生竟说："伯希和从来不会弄错的。" 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费正清是逃离汉学正统智慧考验的佼幸者。他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中外关系，又有意选择汉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牛津大学留学，而避开巴黎、莱顿等欧洲汉学中心。他指责"欧洲汉学家普遍拘泥于一种成见，他们认为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必须要求能够娴熟地阅读中国经典原著，必须全靠自己大量利用中文工具书和文献资料。这一来显然看不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作的汉学研究的价值。这些人在遇上困难时总可以在屋后找到可靠的老师提供指导，就象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 实际上，欧洲汉学家特别是巴黎学派的所谓"成见"，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设法摆脱掉非专家式研究，走上学院化正轨的体现。
费正清留学中国时，因原来选题的机缘，主要受教于蒋廷黻。后者专攻近代外交史，对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当途径。" 他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即贯彻上述宗旨，主张学生多掌握社会科学工具，少兼修文献课程，名为考据与综合共存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他请执教武汉的雷海宗回校，借重在欧洲争议极大的斯宾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 而同系的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 陈、雷之间的分别，绝非考据与综合的轻重取舍，而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差异。即尽可能读懂全部相关文献，掌握史实及其相互联系，发现内在规则，还是以外在观念模式从能读懂的文献片段中断章取义，脱离原有语境重新拼装。而蒋廷黻的平衡政策，背后也有费正清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即曲高和寡与从之者众的取舍。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从佛经翻译讲起，无奈学生难以接受，不得不一再调整。他先后在清华研究院、北大国学馆以及清华文史两系所开课程，已经逐渐降低标准，学生仍然不能听懂。1934年，代理清华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一方面承认陈寅恪现在所任国史高级课程为最重要，一方面又说明陈三年前所开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只得继续更改。而雷海宗的综合史观，无疑较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华期间，费正清并未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和档案的阅读收集整理，他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英国档案写成。所附中国文献目录，实际上尽其所知。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 这种在欧洲汉学界的边缘地带仍须溜边的行为，正是退回欧洲传统汉学四裔偏向的极好写照。
不仅如此，费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四裔化的背景。19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其实所谓风格差异，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之别。有人统计，当时汉学西书作者共145人，美国为23人，其中一半不识中文 。落后的美国风格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群体中更为突出。1936年费正清赴伦敦途中对全美各地的中国或远东研究中心进行考察，发现研究方面进展不大，在职的少数研究人员中鲜有懂汉语者，对社会科学概念无知，无人是按照后来的7年制培养出来的。在此情况下，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聚合队伍，壮大声势，如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恒慕义(A.W.Hummel)和美国学部委员会合作，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派情绪和排外倾向，排挤按欧洲方式专心研究和培养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国的各种委员会中浪费时间的叶理绥。1948年美国学部委员会决定将远东研究会扩展为学会，叶理绥等12人被推荐为首届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补加拿大的明义士(J.M.Menzies)进行差额选举，结果唯一落选者正是公认水准最高的叶理绥。
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优势所在，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认为超越欧洲汉学的秘诀。然而，协作往往否认独创，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费正清本人也承认，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撰中，"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即房兆楹、杜联喆夫妇。 而组织管理则往往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导致有术无学者排挤有学无术之人。
上述绝非全盘否认美国中国学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转变并非全是凯歌式行进。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分科研究的基础上，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均出现一批中国研究专家，从而使研究更加专门化;各学科间的分工合作;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合作;近现代成为研究重心。况且倒退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其一，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与亚洲联系的密切，关注东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机构乃至个人陆续来华搜购文物文献。后来中日关系紧张，战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献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报所载恒慕义的讲话称："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见多自然蔽少，画鬼易画人难，依据增加，论述反而无法随心所欲。其二，为数不少的中国学术精英，因战争政局而滞留美国，相当程度上起了学术警察的作用，弥补了其本土学者的不足。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升说："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受此影响，美国学者的中文水准也相应提高。费正清后来即"对近代中国的知识，中西文献确是渊博" 。
尽管如此，与巴黎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仍有两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重新回到封闭与停滞的观念。封闭论与停滞论是欧洲传统汉学的典型特征，经过巴黎学派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然外来影响为一事，而中国能于外来影响之上，另表其独特之标记，则又为一事也。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 继夏德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洛佛尔也持同样观念，"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 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为前提。
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本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 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 (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
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四裔偏向也与中国学术的内在变化有关。梁启超论及光宣以后学术复兴的趋向，对于正统考据学这样评价：" 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 入民国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章炳麟讥讽道："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也。" 1934年2月，赵万里对朱自清谈论学术界大势，认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过古人"，所以时人"皆不免钻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诚如傅斯年所说："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固步自封。" 但材料不足而欲突过前人，实乃近代学人爱走险道偏锋的要因。治学一旦失去轨道，只求标新立异，则"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
其实，中外学术，互有所长，本应各自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巴黎汉学虽由四裔而沟通禹域，毕竟仍坚守四裔长技。如沙畹"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 ，伯希和更远及中亚。日本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 的特长，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满蒙"、"满鲜"，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中国学术所长，如1930年黄侃对来访的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 黄侃虽被讥为"温故不知新"，此论却不失为卓见。二者的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一"悬问题以觅材料。" 而二者的关系，即新旧材料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贤均主张尽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须熟悉多数之汇集，才能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没有发见，难以发明，不以发明为目的，则发见不过杂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旧材料而强作发明，更难免妄臆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发明者之极致，不专赖材料以征实，而是贯通古今中外，以实证虚。所以吉川幸次郎认为，即使被日本学者奉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也不免有资料主义倾向。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难以达到的化境，即陈寅恪所谓"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的"精神之学"。留法三年的李思纯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 女作家陈学昭留法，在葛兰言指导下撰写关于中国词的博士论文，陈本不懂词，搜寻文献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写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中国的词。"其论文连词牌"八声甘州"误为"入声"的常识错误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评语而获通过。
文学研究最易见外来方法的不适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这种局限不仅在文学专科，更在于思维。擅长译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号，其于文中的结合不是来表现作者要说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 尽管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 ，巴黎学派对于纯粹中国问题依然难以深入堂奥。1931年2月吴宓访欧与伯希和交谈后慨叹："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 日本文学家长与善郎曾问长期在华的汉学名家小柳司气太："关于汉学与一般中国文化之精密的科学的研究调查，是否日本比较中国本国犹其发达?是否汉学学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硕之士为多?"小柳断然答道："不，没有那事。我已经七十岁了，直到今年一向是专攻这一门学问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伟大的学者，在中国还很多呢。只是那样的人，都深居简出而已。"长与因而领悟到："关于中国一国知识的深邃、详尽的地方，无论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独擅。在一件调查上，关于文献，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国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与时代相的神髓的。""假令欧美有笃学研究日本的人，关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较之日本一般学者知道的多，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比我们自己还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种''研究''得到的知识，是会有想像与架空的地方的。同样，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长的人，总有学问所不及的地方。而且这也常是最紧要的地方。" 那时日本学界已经意识到单纯检讨素材的实证研究不能综括中国学的全貌，"待望着溶化进去富于人情气息的东西" 。
然而，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大都偏于温故不能知新与不温故而求知新
，或舍己从人，或抱残守缺。如何超越保与弃的两极，调适发扬，成为一大难题。清末以来的国学研究，在承继清代朴学基础上佐以欧洲汉学新法，创获不少，弊亦随之。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因为西洋学者受过各种史学辅助学科的专门训练，"是以他们对于中国民间故事、语言、礼制生活及历史的特殊现象，比较中国本国的学者容易明白认识，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人类学、佛教、及中国周围民族的语言各方面处处可见" 。而批评者或持义理，或标通儒，责人虽中时弊，自己却不免墨守与粗疏。结果，"哗众取宠之士"蔽于今和浅，而"老师宿儒"又不免蔽于古与博。
在京都学派看来，"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 无本可据、无所适从的中国学人日益失去学术自信，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中国本土研究之势。
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表现一是发见多于发明。今人所见史料，超过近代学者，而读懂史料的能力则远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其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的字未识完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近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而成的东西愈是自为系统，就愈是肢解真实系统。中国学者方法上不能跟随几经转手的欧美中国学变化的频率幅度，而以后来外在观念断章取义文献，则有过之无不及。
二是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识小?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 (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结果，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被人为肢解，精华难以充分展示。这势必导致贬低其发展程度。葛兰言的理论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类学和神话学范围内产生影响，然后再反作用于汉学，原因在于其方法适用于前者，而与后者不相凿纳。当年松本信广为葛兰言辩护的依据，是认为葛氏的中国研究与杜尔干派的社会学者对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结果一致，批评前者必须批评后者，反之，承认后者就必须承认前者。这正是将中国文化与所谓未开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现。
欲救其弊，不仅视野应从四裔转向内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须与对象吻合。
第五节 同情式考述
从19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学术，本守中道，清中叶汉宋之争大起，虽有统治者人为作祟，根源还在方法本身。历史以人为中心，其发展包括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欧洲学术因此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派，相互竞进，却将本来统一的两面割裂。汉宋之争类此，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则琐碎。但历史本身是两位一体。清代考据正统，与欧西近代科学主义暗合，反而偏离中国学术传统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调和汉宋。自欧化思潮风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而考据再兴。1921年梁启超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于史料的收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 。后作补编，即突出"广"， 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人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 无根" ，指责整理国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皮毛，吐弃故籍"，"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 ，重提调和汉宋，主张通专并重，以专求通。与前此章炳麟、张尔田等人不同，他们吸取西学的研究和表述新法，与宋儒及清初学者的观念方法融合，实际写出作品。不过，具通识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与不通，分别不在对象而在见识，加上变通经致用为通史致用，形通而实疏，则仍为蔽而不通，因而所获承认有限。梁启超的粗浅博杂，自认不讳。渐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对成就较著的钱穆的著述主张也白眼相加。但同时史学二陈有意无意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其治宗教史的严密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主张用一时代之新材料治一时代之学问以预流的陈寅恪，则宣称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内。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
在推重宋代学术一点上，陈寅恪与钱穆所见略同。他对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的评价远较时流为高。此书写成不久，顾颉刚代为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审查三人中，冯友兰主张改变体裁以便人阅，陈寅恪则认为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虽因居少数而未获通过，却屡屡对人称道推许此书稿。
不过，陈、钱二人所指宋代学术又有分别，治学路径也不同。后者重在义理之学即一般所谓宋学，先以史证子治经，继以经驭史，后来更偏于义理一端，形同以史注经，有违"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生" 的初衷。义理之学，难以目验，功夫不到，见识愈高，愈易逞臆玄谈，似是而非。陈寅恪则推崇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尤其认为中国长于史学，欧洲长于哲学，且由宋代史学发掘出相应方法，由史见经(礼乐)。
他特重《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由前者知著史须通古往今来大势，不能仅见于个别史实;其次则明选择取舍史料即由史料见史实真相的方法;后者为治史不仅了解故实，更须会通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以显现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其上溯宋代学术精义所创同情式考述史学，沟通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超越乾嘉考据和域外汉学，解文本以通史实，由史实以明语境，因语境而知人心，扬各家之长而抑其弊，且与中国史学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国研究的时弊。
中国历来文献遗留多而且连续一贯，文史之学的特征与特长均受此制约。清代学术详于经史文本而忽略辅料故实，近人矫枉过正，每有脱离文本和正史的趋向。史料为史学基础，所谓发明，即贯通新旧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实、联系与意义。欲通史料文献，须知字义、故实及寓意。就此而论，治史有三重境界，一为从史料外面看，曰望文生义，格义附会。二为从史料里面看，曰信而有征，实事求是。三为从史料上面看，曰虚实互证，了解同情。后者须处处由第二重演进，最忌凭义理凿空演绎。近代以来，文献范围大为扩展，地下遗文，域外文书，杂著实物，都入于治学正道，但仍有时间、主次之别。公认于史料最精博的陈寅恪，对此体会极深。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确证不易，反证亦难，加以所受训练主要不在小学，因而一反潮流，自称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说，实有寓贬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至于中古史，立论不难，反证亦易，于此一面主治制度文化，注意古人言行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关系，从条文与实际的差异见社会常情与变态，
一面以诗文证史，虚实互证，既扩大史料范围，更由事实深入人心。
最适宜同情式考述法的还在明清以降的近世和近代。史料愈近愈繁，不仅可辨事实真伪，更能洞悉具体语境。近代学者拥挤于古史狭境，忽视晚近历史。或以为轻视考据治古代史固然不行，治近代史尚无大碍，实为谬见。对此陈寅恪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本来他认为近世资料易得，立论不难，只是收集完整不易。但后来研究陈端升，特别是倾全力写作《柳如是别传》，则自称将一生方法尽注于其中，而怅然于无人为之总结张大。解析此书，为一专门事业，得失见仁见智。惟前贤本意在于展现方法，而方法大要，与近来所谓"语境"法不无契合，即由前后左右书与前后左右事相互参证发明。其一，将合本子注法由单纯比勘文献进为揭示史实，读通所有相关文献的全部情节含义与了解相关人事的上下左右关系相辅相成。而且联系并非就事论事，须通达古今中外，所谓治一字即一部文化史(欧美汉学家运用类书法之弊，在于脱离具体语境强引前后联系，不免曲解原意)。其二，通晓文献的情节含义和有关人事的语境，则历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渐显露，而文献背后的潜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将透出纸背。由此可见，虚实往往相对而言，实事未必实意，而实意常无实事直接表现。欲达此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境，至关重要的一是解今典(鲁迅亦称为新典)，若纯解古典，则只知字义，不明语境，不免望文生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二是注意具体殊境与社会常情变态的联系和区别，若二者相混，或以后者代前者，则容易流于比附;三是所揭示的人心，与民族文化的一贯精神密切相关，而非一己隐私。
此法精要，在于读史书与治史事相统一，证有形之事实与显无形之精神相联系，究个别人事与晓民族大义相贯通。
治学无成法，而有定规。此一"灵魂之冒险"事业，"须发心自救" 。而人的秉赋有别，往往难以兼具专精与博通。梁启超和胡适在大刀阔斧与拿绣花针之间均不免临歧徘徊，余者多随性之所近，各执一端。唯有秉赋特异而天缘巧合者能够既博且精，沟通两面。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不如西方科学能够传承普及。
一般而言，固然如此，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冈崎文夫在悼念王国维时说，中国学界的新倾向本应以王一派为指导，"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 其实，除了客观原因，学术本身的性质更具有决定意义。近代中外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便是最佳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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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9 22:07:50 龙泉梅青 (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
呵呵，学术交流不是请客吃饭，桑兵先生未免太隔了~
伯希和的文章不知桑兵先生读过几篇呢？真正的学术史研究还得深入到他们各自研究领域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