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與佛典: 〈懷念伯希和〉--Denis Sinor

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懷念伯希和〉--Denis Sinor

以下引自《批踢踢實業坊》：

http://www.ptt.cc/bbs/historia/M.1290612475.A.C68.html

作者: Lorenzia (爆走金魚)

看板: historia

標題: [轉文] 懷念伯希和 by D.Sinor

時間: Wed Nov 24 23:27:52 2010

原作者Denis Sinor大概是大漢學家伯希和現存唯一的學生，目前在印第安納大學，高齡九十六歲，在中亞研究中被稱為「大汗」的強者，也因為他的輩份很高，有亂說話的權力（？）。

所以他所寫的〈懷念伯希和〉一文，以我們這些站在伯希和腳趾頭仰望他的人從來沒想過的角度，重新刻劃了一個火爆自大卻又聰明絕頂的大師，對於當時的漢學研究狀況，與大師間的微妙心結也有很細緻絕妙的描述。

這篇文章的原譯者是北大的羅新老師，著名的陸揚博士訂正了幾處，後來收在《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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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譯文轉自《往復網》，北大羅新譯，出自《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

http://0rz.tw/27w7U

〈懷念伯希和〉--- by 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by Denis Sinor

原載《美國東方學會雜誌》卷119之3（1999年7-9月），467-472頁。

最近我拜訪了兩位漢學家的書房，他們一個三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這兩位的書房裡都有伯希和的照片，而伯希和早在他們尚未出生的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去世了。事實上伯希和的許多著述仍然被廣泛閱讀，他的非凡人格似乎依然喚起人們的興趣，搏得人們的崇敬。的確，光就卷帙而言，他死後出版的遺著比他生前出版的還要多。

我有三個將以下的回憶寫成文字的理由。我是熟悉伯希和的學者中唯一還在世的。其次，所有以稱頌為目的的有關伯希和文字從不提他的缺點。第三，以前的作者主要強調了他在敦煌文書方面的工作和他對漢學的貢獻。這當然不錯，但可以說，他們講述的都是年輕的伯希和。很少人提到他的晚年和他對阿爾泰研究的貢獻。我的注意力正是要集中到他生命中的這一時期，以及他在這一領域研究的貢獻。在此我斗膽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他。當然，這樣的回憶帶有過多涉及講述者本人所關心的方面的危險，我不敢肯定我能完全避免這一缺陷。

我與伯希和來往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從1939年到1945年10月26日他去世。在幾個不同的層面上，那些是決定命運的歲月，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德國占領下的法國的人來說尤其艱難。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39年8月初，那時候我帶著匈牙利教育部的微薄資助來到巴黎，表面上是為了準備我的博士考試，實際上是要見識伯希和並跟他學習。我在布達佩斯的兩個老師，一個是李蓋提（Louis Ligeti），他自己曾與伯希和一起工作了三年；另一個是偉大的突厥學家Gyula Nemeth，話別時他告訴我，我即將見到的伯希和是一個「擁有無限知識」的人。事實上我更早就與伯希和有過接觸。我在19歲時寄給他一篇十分糟糕的文章以求發表，他從來沒有回信說他收到了，然而出於不可思議的原因，他把它發表在《通報》上。後來我一直沒有鼓起勇氣去問他這樣的事怎可能發生，因為我怕他會在我身上認出寫出那可笑作品的原因。那時我23歲，到達巴黎之後不久，就穿上正式服裝、戴著帽子和手套，去拜訪伯希和。我受到的接待，簡單的說，是相當反高潮的。他穿著睡衣打開他位於 Foch 路 Dennery 博物館（Musee Dennery）頂層的公寓的門。他甚至沒讓我走到前廳，只說他10月會在法蘭西學院開課，我可以去聽。這不是一個熱情的歡迎，和我1937和1938年在柏林分別受到 Erich Haenisch 和 Otto Franke 的接待相比，反差尤其強烈。在時間的進程中，這個初始的印象不需要修改。第一眼的和善與親切絕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徵。

伯希和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和學者，他未曾創造一個學派，沒有一個他自己的學術機構，身邊也沒有一群崇拜他和為他提供幫助的學生。如今即使是小學院的年輕教授們，也依賴研究助手的服役，和我們現在的這種做法相反，伯希和甚至連個秘書都沒有，至少在法國沒有(或許當他在河內的時候，曾有幾個中國人為他工作)。他自己的論著都是他自己手寫的，字跡瘦小的而又不容易辨認。看起來他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台打字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是他在高等漢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阿爾泰研究方面的正式助手，但這不過是一個客氣的稱呼，可以說是為了充實我的履歷表才給我的。他從沒有要求我為他完成任何學術性的任務。我主要的職責，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在於給他提供香煙，這在那些戰爭歲月是不易搞到的。他是一個老煙槍。他去世前不久(那時他已經住院了)我去拜訪他，伯希和太太非常焦慮不安地接待我。伯希和嚷嚷著要香煙。我身邊一根都沒有。我指出不久前我帶來的香煙是足夠他抽好長一段時間的。「我知道，塞諾，」她回答，「可是真糟糕，我以為他要死了，我就自己把這些煙都抽完了。」

伯希和只有很少的幾個在最嚴格和傳統的意義上的弟子。其中堅持從事研究的人中，我知道的有李蓋提、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韓百詩（Louis Hambis）、石泰安（Rolf Stein）、巴贊（Louis Bazin）、還有我自己。如果我偶然遺漏了一、兩個，我很抱歉，可是那的確是非常小的一個團體。無疑，韓百詩——他的角色差不多快到研究助手了——是與他最親的。不過對此我後面還要多說一點。

在我們第一次簡短的見面之後不久，然而並不是因為這次見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法蘭西學院在其管理部門的一陣遲疑之後，決定還是開始秋季的課程。伯希和由於他的年齡，不能從軍，而且他發現他也不能接受提供給他的戰時職位。他不能容忍在一個等級序列裡，他的位置不是在最頂端。這樣，他繼續教課，這對於我來說是極大的幸運。這些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講給人聽的，即講給廣大的公眾聽，另一類是為他的學生開的。在他後一類的課程上，他根本不考慮我們的知識水平。我鮮明地記得在那門課開始的時候，他宣布這門課是基於《唐書》的《黠戛斯傳》。為數不多的聽課人中包括我自己在內並不能讀中文的事實並不影響他的決定。我在第二次上課之前便已自己學會了如何使用中文辭典，而且對這篇文字的頭幾句的內容有了模糊的了解，伯希和對這幾行有極好的注釋，那的確是令人眩目的火花。如果有外人意外闖進他的講堂（法蘭西學院的講座向任何人開放，學院的箴言是 Docet omnia，即“無所不教”），他的專門會變的更加變本加厲。當這個冒失的傢伙飛逃而去，伯希和帶著點滿意地評論道：「On est de nouveau entre nous（你們之中又來了個菜鳥）。」

他是一個迷人的演講者，有著悅耳的聲音，無論問題多麼專門，他的陳述都是用美麗而清澈的法國方式進行，不夾雜任何“ahhs”或“ers”這類哼哼哈哈的聲音。他用筆記，但沒有準備好的講義。他允許打斷、提問，他也經常以這樣的公式對我們提問，「Monsieur X nous dira sans doute…（某先生可能會對我們說……）」回答他的問題，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光是一個聰明的意見或提供一些伯希和所不知道的信息，是不夠的，還必須使用完美的法語。他對法語語法錯誤的耐心為零，他對語言錯誤的反應常常是直率甚至是無禮的。在這方面我很幸運，我曾在瑞士法語區的寄宿學校讀過幾年，所以總的來說我還能夠正確地表達我自己。

謙遜決不是伯希和的強項：他根本沒有這種特點。他不能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侵入到他領域的人。他對培養年輕的漢學家完全沒有興趣。石泰安在極有實力的葛蘭言（Marcel Granet）那裡找到了庇護所。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身為貴族是獨立自主的，他的舉止和財富均給伯希和留下了印象。至於韓百詩，他勤勉地翻譯了大量的元代中文文獻。伯希和在注釋這些譯稿時展示其淵博學識。至於不打算長期留在法國的我，結果是清楚的。我雖然不可能對伯希和的任何觀點作出挑戰，但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扎實的學術訓練（我是不是該說是類似於新兵訓練營的經歷？），使我能時不時地引證主要是突厥語和芬-烏語（Finno-Ugric）領域的證據，相當令人詫異的是，伯希和對此並不熟悉卻又很感興趣。因而他對我是驚人的慷慨，到了在他為我寫的推薦信中有一些錯誤。在寫於1942年7月11日的一封介紹信裡，他寫我初到巴黎時「solidement prepare pour le turc（已經打下了突厥語的堅實基礎）」；在另一封信（1942年10月1日）裡，他甚至寫的更誇張了：「M. Sinor, familier des langues fino-ugriennes, connait egalement bien le turc dans toutes ses formes et dans tous les temps.（塞諾先生熟悉芬-烏系各語言，也同樣了解各個時代、各種形式的突厥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遠遠超出了事實和必要性的讚揚，把我派到了漢學界以外的位置。伯希和只支持那些興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獵區以外的人。現在我對此的認識要比當年清楚得多了，而且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態度更多地出自本能而非故意。可以料想，一個年輕的漢學學生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伯希和的標準，因此也不會引起「Maitre（大師）」的興趣。

伯希和特別不喜歡那種看來要侵入他的內亞區域的人。讓我舉幾個例子。對他來說，斯文赫定（Sven Hedin）純粹是一個無知的旅行者，而且他從來沒有說過斗膽在他之前發現敦煌寶藏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一句好話。然而他願意承認斯坦因委託沙畹（Chavannes）整理那些斯坦因自己不能閱讀的文書的貢獻。他永遠不能原諒Erich Haenisch出版和翻譯了《蒙古秘史》，因為這一文獻的許多段落在許多年裡都出現在伯希和的文章裡和課堂上。伯希和對這一重要文獻的部分譯文，在他的身後才出版。但說實話，總的來說它並沒有比 Haenisch 的譯本更好。不過應當記住，可能正是因為不滿意自己的翻譯，伯希和本人從來沒有出版它。在Otto Franke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偵察到的僅僅是在重建外國人名方面的錯誤，而不是Franke 寫作大規模的歷史綜論的優點。

他偏愛的學者（當然，都已故去）是裕爾（Henry Yule）、馬迦特（Joseph Marquart）、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和Bretschneider。他常常提到裕爾的「robuste bon sens（健全的知識）」，他與裕爾一樣偏好早期旅行家。裕爾的《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對馬可·波羅的研究，和Hobson-Jobson，總在伯希和的引據之列，而且即使有什麼訂正的話，也出之以尊敬和友善的口吻。至於令人難以容忍的馬迦特，伯希和跟我們大家一樣，對於他知識的寬廣望而生畏。

在德國的吐魯番探險隊的學者中，他偏愛的是勒·柯克（Le Coq，也許因為他的法國祖先）；他尊敬繆勒（F. W. K. Muller），而且他熱衷於講述格陵威德爾（Grunwedel）在聖彼得堡和一個高級妓女的風流韻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他故意忽視Otto Franke，而未放過Otto Franke的錯誤。然而，他有足夠的客觀讓艾伯華（Wolfgang Eberhard）的開創性著作《中國周邊民族的文化與定居》（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lker Chinas）作為《通報》的增刊出版。的確，艾伯華在當時自願流放到土耳其，而他的書和Hobson-Jobson的一樣，成為伯希和的信息富礦。在伯希和所厭惡的人的名單裡（betes noires）荷蘭漢學家J. J. M. de Groot 是居於首位的。至於匈牙利的東方學家，他幾乎從不提及有強勁實力的李蓋提——我懷疑他把李蓋提看作他自己的複製品——但是他以很深的敬意談起名聲較小的Nandor Fettich，簡單而合理的原因是，Fettich掌握伯希和以前不知道的、關於阿瓦爾人（Avars）的考古資料。在同時代學者中，他總是滿懷敬意和友愛之情地提到慕阿德（Rev. A. C. Moule），他們合作研究馬可·波羅的文獻，以及大主教 Eugene Tisserand。許多年以後，我在劍橋受到前者、在梵蒂岡受到後者的熱情接待。

現在我們的話題到了1940年，伯希和面對德國占領者是不妥協的，而我得極力小心不在我們的談話中暴露出我相對的客觀性來。當德國的伊斯蘭學家和伊斯蘭世界的蒙古史專家 Berthold Spuler 希望拜訪他的時候（我從 Spuler 本人那裡聽到這個故事），伯希和讓他知道，「quand nous aurons gagne la guerre（等我們贏了這場戰爭以後）」，他會願意見他。而伯希和從沒有認為這場戰爭已隨著貝當簽署停戰協定而結束。我保存有一封信，原來是要用作某種證明的，他在信中寫下了如下的話：「Je suis moi-meme un resistant de la premiere heure, et les points de vue de M. Sinor ont toujours concorde avec les miens（我本人從頭就是抵抗的，塞諾先生總是同意我的觀點）。」我不知道伯希和是否做過任何反抗德國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確從不猶豫地表達他對維希政府官員的輕蔑。有一個被經常談論的事件是伯希和拒絕和維希政府一位部長伸出的手相握。更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不願向維希政府申請許可，這種許可對於占領時期亞洲學會（ Societe Asiatique）繼續舉行集會是必需的。這樣我們所有的集會技術上都是非法的，而學會會員沒有一個人向官方告密。伯希和曾被短期逮捕；不過我不知道這是維希警察還是德國人幹的。

再一次，他對我的看法是極度慷慨的。這裡讓我用一小段時間把重點從伯希和身上轉到我身上。對於1940年6月法國的戰敗，我既不吃驚也不傷感。我是匈牙利人，並覺得自己匈牙利到可於1940年6月成為巴黎的匈牙利研究所（Institut des ?tudes Hongroises）副所長的地步。所長本人不準備停留在一個正在面臨德軍進攻的城市裡。1940年8月30日，作為維也納第二次判決（the Second Verdict of Vienna）的結果，羅馬尼亞把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一部分歸還給匈牙利，這一地區是在1920年《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之後被割掉的。我覺得我有責任在研究所舉辦一個招待會來慶祝這一事件，但我面臨著是否該邀請德國人、特別是巴黎的德國研究所所長的棘手問題。一方面，這個我所歡迎的判決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下通過的；另一方面，一想到要讓勝利者和被征服者在這個有尊嚴的和慶祝性的場合互相面對，我又退縮了回去。所以，招待會沒有邀請德國人。我這個基於人情而非政治考慮的決定，產生了持久的後果。大約50到60個人參加了招待會（我舉辦的第一次）其中包括我的法國老師們——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格魯塞（Rene Grousset）、突厥學家Jean Deny，當然還有伯希和。我那時只有24歲，對他們的出席既感動又感激。匈牙利總領事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們唱了憂郁的匈牙利國歌，緊接著就用留聲機播放激昂的《馬賽曲》。效果是令人震驚的。在我，這是出於明明白白的對東道國的禮貌，而對於在那裡的法國人，成為公然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的表現：《馬賽曲》的演奏受到法國的德國占領者的嚴格禁止。格魯塞熱淚盈眶地擁抱了我，而一向非常嚴肅的伯希和長時間地握著我的手；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學術，然而他最初及最終都是一個法國人。在無意間，就是在那個下午，我跨過了我的盧比肯（Rubicon）小溪，進入了法國。

好看、優雅、有點軍人作風的伯希和，是很受女性喜愛的，而他也欣賞女性魅力。他還看重優雅的同伴和美食——這是他與韓百詩的親密關係的關鍵。韓百詩是個慷慨的、簡直可以說是無私的主人。我自己亦是在他位於利圭熱（Liguge）的鄉下家裡度過了一些快樂的時光。我沒有關於伯希和家庭背景的資料，不過他可能來自於一個普通的小布爾喬亞（petit-bourgeois）家庭，由那裡，他的天賦把他推向了法國的最上層社會，他在那裡相當享受地輕鬆應對。我對此有些許察覺，並且在1940年春天，戰戰兢兢地，鼓起勇氣邀請伯希和吃晚飯。事實上，宴會不是設在不為人知的學生居所，而是在中國大使館，我能夠使用他們的場地主要是通過了中國大使的一位隨員，她恰好就是我的女友。按說在使館舉行的任何儀式上，中國女士應當穿旗袍，可是我說服了我女友不理睬這條規矩。穿著高級女式時裝（haute-couture）的她看起來光彩照人，而我必須把判斷留給讀者去決定這是否是個純粹的巧合：就在這次晚宴之後不久，即5月10日，在伯希和與格魯塞的聯合擔保下，我被選為亞洲學會的成員。

我記得，讓人欽佩的學者、哈佛的柯立夫，在他那令人悲傷的故去的前幾年，他告訴我說，他在聽伯希和授課的那些年裡，從沒有與他有過任何私人談話。李蓋提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據我所知，他與伯希和之間從沒有任何社交接觸。他們都沒有社交技巧，都不能察覺到伯希和喜歡優渥的生活，他樂於參與各類甚至是那種帶有生命危險的冒險。他在義和拳時期的英勇使他名聲遠揚，而且他熱情地支持我參加自由法國軍隊（Free French Forces）的決定。他對我經營皮大衣的投機生意也表現出相當的興趣，這個生意支撐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年月。盡管對伯希和的知識充滿敬畏，但我從來沒有在社會交往上遭受羞怯之苦，因而我能夠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942年10月，作為兩年前播放《馬賽曲》的一個後果，我不得不離開巴黎以避免被逮捕，我邀請伯希和和匈牙利總領事參加告別告別晚宴（有那麼一點拽吧，伯希和喜歡與外交官做伴）。那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場景。我妻子和我打算非法穿越當時稱為「自由地帶（zone libre）」，即尚未被德國人占領的法國南部，然後從那裡繼續前行到我岳父所在的阿根廷去。可是當我們到達馬賽時，德國人也到了那裡，這時他們已經占領了全法國。留在那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1943年3月中旬我又回到巴黎，伯希和張開雙臂接待了我。那時候戰爭對於德國人來說已急轉直下，人們可以預見到戰爭的最終結局。有一天，非常突然地，伯希和問我戰爭結束以後我有什麼人生計劃。坦率地說，一直忙於躲避逮捕、尋找食物和準備下一篇文章這三重任務的我，對於較為長遠的未來毫無計劃，我也就這樣對他說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站在他的書房裡，沒有任何微笑或仁慈的跡象，他專斷地對我說：「Vous devez rester en France. Je m’occuperai de vous（你必須留在法國，我會照顧你）。」這是一個命令和一個承諾，「大人（Grand Mandarin）」伯希和發命令、作決定。在幾秒鐘的時間裡，他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幸運在於，在他晚年，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伯希和越來越被吸引到內亞歷史和阿爾泰研究上。用個不那麼尊敬的方式，我想把他的方法描述為水蛭學問（leech - scholarship）。他會讀一本書，將他自己的精力吸引過去，然後出產一部傑作。這部作品對於原著的基本價值通常只有很小的推進，而更像是一台把讀者運載到未開墾的土地的車輛。例如，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的《俄國，蒙古，中國》（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1919），激發了伯希和的《卡爾梅克史評議札記》（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Spuler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ien in Russland 1223-1502）產生了伯希和的《金帳史札記，兼考以ar為詞尾的突厥語人名與族名》（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suivi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 “ar”）。即使他的許多文章，如已經提到過的《關於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或《巴托爾德〈突厥斯坦〉評注》（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或《關於回鶻文獻中烏古斯可汗傳說的札記》（Notes sur la legende d’Uγuz kaghan en ecriture ouigoure），都只能算是針對他人著作的附錄或大量修正改良。他在阿爾泰語言研究方面的傑作《13至14世紀今Amuie以 h-為詞首的蒙古語單詞》（Les mots a h-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ecles），事實上是對蘭司鐵（Ramstedt）的一個想法的延伸。當他分派韓百詩翻譯《元史》的兩卷或《聖武親征錄》時，他是為了搭設一個蓬架，好在上面鋪上他自己評注的葡萄藤；真可以說，這些書至少四分之三的文字是伯希和的工作。有時伯希和自己也承認他的評注過量。在“Le G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這篇文章的第197頁(！)，他笑自己，「Le present memoire para?tra bien long pour un sujet assez mince（就其主題之窄小而言，這篇報告是相當長的）」。

完整文獻的翻譯者必須處理文獻中所有的困難。伯希和卻傾向於避免這種束縛，他只選譯那些他有興趣並準備要解決的段落。他對自己的蒙古語、突厥語和拉丁語的信心，比不上他的中文。正如已經提到的，他對《蒙古秘史》的翻譯一直停留在梗概階段，就我所能看到的，他唯一翻譯完整的較長的突厥語文獻是《回鶻文版的Kalyānamkara和Pāpamkara王子的故事》（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ānamkara and Pāpamkara）。

由於對於任何宣稱能夠解釋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有種合理的不信任，他從未能促使他自己去寫一部綜合性的專著（synthesis）。伯希和當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且他缺乏從事這一職業所必備的基本素質：他不能，或不願去區分何者重要與何者不重要。有一次——這可真是我最喜愛的一件有關伯希和的個人趣事——我鼓動起全部的勇氣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大師（Maitre，這是我們那少數幾個被選定的子民對他的稱呼），為什麼您要浪費您的時間，為什麼您把您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用於澄清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呢？」我正擔心天空會裂開，閃電會將我劈倒，我會被拋進永恆的黑暗之中，可是這種種情況都沒發生。伯希和看著我，愉快地回答說：「那讓我覺得好玩啊，塞諾，那讓我覺得好玩 ca m'amuse, Sinor, ca m'amuse）！」這是解答他多方面活動的鑰匙：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在所有關於東方（那時候我們並不羞於使用這個名稱，我現在仍然不）的東西上的淵博知識，使他成為亞洲學會理想的會長。開會時，一個報告剛剛開始，伯希和看上去就已經睡著了；報告剛剛結束，他就對報告所涉及的主題作出中肯的評論。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在發表文章方面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我也從未把文章投寄給期刊等候批准。並非毫無憂懼地，我只要把文章交給伯希和，幾天以後，他便會通知我，他決定是發表在《通報》上或是《亞洲雜志》上。他在編輯決策方面是相當開明的，他會接受一篇即便他在一些問題上不同意作者意見的文章。在他身後出版的《金帳史札記》（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的最後一條腳注裡，責備我犯下了「至少兩個相當嚴重的錯誤(au moins deux erreurs assez graves）」，他所說的我的錯誤，是在一篇他接受並發表在《亞洲雜志》的文章裡。接受我的手稿時（也許他懶得去讀？），他可沒有提這些問題。伯希和很少對他人文章的風格做修改，但他討厭牆頭草式的、以「外交辭令(diplomatically)」表達出來的觀點。你必須以直白的方式陳述你的意見。他的這一傾向頗極端，以致於他不能容忍第一人稱復數 nous（我們）的使用，這種用法在法國學者中是非常普遍的，而要我用單數形式 je（我）。不管是好是壞，在用法文寫作時，我對這種做法保持了忠誠。

他是一個國君，如我們習慣稱呼他的那樣是「一個大人（un grand mandarin）」，並且，就我自己來說，我從他的影響中獲益巨大，遠遠超出了學術世界的狹窄範疇。當伯希和說話的時候，法國學術界和政界都會傾聽。1945年8月，當我們「贏了」「我們的戰爭」，我厭倦了在一個德國小城裡擔任行政官員，我就給伯希和寫信請他介入——我不知道該怎樣做——讓我得以退役。他這樣做了，可是那時我只能默默地感謝他了，那是1945年10月31日，我正為自己的未來憂慮不安，雙眼噙著淚水，仍然穿著軍裝，站在他的棺材旁邊，我想著，上帝會怎樣向這個非凡的人和學者，揭示那些他是如此著迷地去探尋的、不重要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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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876331/

桑兵：〈伯希和與中國近代學術界〉

2010-04-18 19:44:17 來自：樂浪公(我欲東夷訪文獻，歸來中土校全經)

【原載】《國學與漢學》
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經歷一大變局，其要在與世界的交流日益緊密。如果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學東漸，中國固有學問方面，尤其是易與西學相對應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對流的傾向更為明顯。本世紀前半期，巴黎被譽為「無可爭議的西方漢學之都」，繼導師沙畹之後對建立巴黎漢學派正統有重要貢獻的伯希和 (Paul Pelliot)，更是舉世公認的漢學泰斗。有人說：「他不但是法國的第一流漢學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没有他，漢學將像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伯希和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幾代主流學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國際漢學正統與中國國學主流的相互交匯，不僅推動歐美漢學界加深了解認識中國學術文化及學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論及「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將伯氏列於「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的第二位（其餘依時序為英國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漢（K.B. Karlgren），美國的佛里爾（C.L. Freer）、葛思德（G.M. Gest），英國的李約瑟（N.J. Needham），荷蘭的高羅佩（R.H. Gulik））。而以學術造詣論，伯希和無疑位居首席。然而，因伯氏風格與時尚暌隔，對此一大要案，以訛傳訛之處不在少數。如關於伯氏與中國學術大師陳寅恪的關係，早年陳應聘清華，該校報導稱其「在巴黎與伯希和、李維（Sylvain Levi）諸大學者相從問學，極為熟稔」；壯歲受聘牛津，則有「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沙畹（E.Chavannes）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陳寅恪先生之講者」的傳聞；晚年移席嶺南，更變成「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全面了解伯希和與中國學者的關係，可以深入認識近代中國學術承先啟後的淵源流派，區分變化發展的軌跡路徑，進而把握未來走向的大道與歧途。

第一節敦煌劫寶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國人扮演過極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張元濟在伯希和親臨的法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贈受典禮上講道：「在這中西文化溝通的過程中，雖然有各國學者做我們的中介，但我們可以斷言，此種工作要以法國耶穌會的學者和現代法國的漢學家為最有功。」關於法國漢學，傅斯年曾經介紹：「說到中國ˊ學在中國以外之情形，當然要以巴黎學派為正統。」「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個人物的貢獻，建設出來中國學上之巴黎學派。這三個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as Julien），此君之翻譯《大唐西域記》及其對於漢語等之貢獻，在同時及後人是有絕大影響的。其後一位是沙畹，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其譯諸史外國傳，今日在中國已生影響。最後一位，同時是更偉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們誠不可以中國學之範圍概括伯先生，因為他在中亞各語學無不精絕。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歐美公認之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今且及於中國。」此言反映了當時學術界的共識。然而，歷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與中國學者交往，開始卻並非友誼佳話，而是以讓炎黃子孫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盜寶為開端。

伯希和與中國結緣，由來已久。他1878年生於巴黎，先入巴黎大學修英語（一說曾入政治學校），後轉到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導師沙畹是那一時代的漢學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4）、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後來也都成為漢學大家。伯氏1899年被選為印度支那古跡調查會寄宿生，該會創建於1898年，次年改稱法蘭西遠東學校。 1900-1903年間，伯希和三次受該校派遣前往中國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並與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後人等有所接觸。1901年，年僅22歲的伯希和受聘為遠東學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個東南亞歷史地理的同時，潛心漢籍目錄版本的檢討，開始嘗試使用歷史語音學的比較考證法來研究用漢語轉寫的外國人名地名，並關注中國的外來宗教和異教派别，以後又鑽研中國佛教的起源與道教的關係，由此注意到中國與印度、西域的聯繫。其成果很快為漢學所瞩目。

19世紀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中亞和遠東，而中國的西北地區首當其衝地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場所。在眾多的重要發現之中，敦煌文書的問世尤為中外學者所重視。但這一無價之寶先後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嘆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而伯希和正是這一國際大劫掠中的要角。他於1906年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之託，率考察團前往中亞探險，憑藉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1908年春，在敦煌低價選購了密窟文書中的大量精品，運回法國。此舉使之聲名大噪，對於奠定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寶的伯希和雖然不像斯坦因那樣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訴中國學者。他對於自己的意外收獲顯然不敢掉以輕心，取道蘭州、西安、鄭州，於 1908年10月5日抵達北京，在此將大部分獲得品送往巴黎，然後南下上海、無錫，拍攝兩江總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書畫百餘種，12月中旬返回河內。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為巴黎國家圖書館購書，經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達北京。本來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將得寶之事告知中國學者，正當其完成構書使命，準備啟程歸國之際，「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並影照了伯氏攜帶的《沙州圖經》殘卷。端方雖因鎮壓保路運動而死，卻是滿族大員中少有的立憲派，政治上不無開明傾向。學術文化方面，他和榮慶、那桐並稱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詩文，好金石書畫，著有《齋吉金錄》，幕下招納了不少文人學士。日本學者稱之為「中國考古學的管理者」未免過當，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聞，當與裴景福有關。裴為安徽霍丘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廣東番禺、南海等縣令，工詩詞，精鑑藏，後被岑春煊彈劾，謫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寶前夕，識之於迪化，知裴氏曾獲睹千佛洞所藏畫軸。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寶外流的信息，並充分認識其重要價值。

伯希和至北京時，「行篋尚存秘籍數種」，「北京士大夫中學者，於古典具趣味者談談造訪，見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王仁俊"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复读其归国报告书一册，乃择要甄录，凡关系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者，详加考订，……其书卷雕本之已寄法国者，伯君许邮印本"，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七辑。蒋黻亦怀椠就钞者二日，成《沙洲文录》一卷。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腾写者，自可照办。"京师乃人文重地，上述诸人，除有关机构的官僚外，多为经史小学名家，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可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学术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竟长期赖此被劫宝物为媒介。

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其函告汪康年记述了有关详情："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切。"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尽管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对此心情却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1922年，胡光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乏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辨，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
第二节礼尚往来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直到1920-19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 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 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作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尽管王国维内心对沈曾植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一时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十足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该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摹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 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
私宴则以陈垣作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19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止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先后得到伯希和亲炙的中国学人有方壮猷、王静如、郭麟阁等。
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8种。
对于中国学术的新进展，伯希和十分关注，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儒莲奖金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1933年伯希和来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起专程前往殷墟实地考察。据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聘伯希和为通讯员。1937年，洪业获得儒莲奖，推荐者也是伯希和。洪业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曾旁听过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课，并指出后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年代记载之说的错误，两人因此成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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