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頌與經文分別口誦傳承---法友飛鴻 37

親愛的法友，

上次交談時，提到漢譯攝頌與巴利攝頌相關的議題，首先探討：為什麼要翻譯攝頌呢？

從「翻譯」這一方面來看，攝頌或在經名之前，或在經文之後，如果是「背誦文本」，則順理成章地翻譯所頌出的詞句；如果是「書寫文本」，則文已記載於卷上，尊重佛典的崇敬心理之下，沒有理由忽略不譯。

從「不翻譯」這一方面來看，攝頌的基本功能在「見文憶本」、協助記憶，除非想要漢地傳承也背誦、而不是讀誦經文，否則翻譯攝頌就毫無意義，此其一。攝頌的詞句代表何事，意義為何，即使隱約理解字義，也頗難翻譯，難解難譯就乾脆不譯，此其二。翻譯可能是出自「書寫文本」或「背誦文本」，不管是那一種，追根溯源，仍是出自背誦，背誦如有忘失，最可能忘失的是沒有確切意涵的攝頌，如果攝頌不全，可能乾脆不譯，此其三。

討論漢譯攝頌與經文之間的差異，推測其翻譯所依據的原則有四：

1. 依據文本忠實翻譯，專有名詞以意譯為主

2. 依據文本忠實翻譯，專有名詞以音譯為主

3. 以原始文本為範本，但是刪節譯詞以達到整齊句式的「偈頌」形式

4. 完全不依據原有攝頌，自行編訂攝頌。

基本上，完全自行編訂攝頌，以利背誦攝頌的意義不大，除非翻譯者想讓讀者背誦經文，否則這樣的「翻譯(編訂)」並不具攝頌功能。

但是，以前三項來論，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呢？除了編者未能注意此中的差異之外，可能原因有四：

1. 攝頌的譯者與經文的譯者不同，又彼此缺乏聯繫，

2. 原來的文本，兩者已經不同

3. 譯者不在意翻譯義例，聽任其不同

4. 攝頌為另外翻譯，被附增在此

當時，交換了幾個探討的方向：

A. 攝頌與經文的差異，是漢譯獨有的現象，還是兩者均有的現象？

B. 如果是兩者均有的現象，漢譯攝頌所呈現的與漢譯經文的差異，那些是出自翻譯，那些是出自原來文本？

C. 是否有可能因為經文與攝頌分開背誦，而造成兩者的不同？

D. 是否有可能因為經文與攝頌分由不同團隊翻譯，而造成兩者的不同？

E. 翻譯攝頌時，是否曾有依據攝頌合誦翻譯經文的打算(即使依現存文獻來看，並未有僧團定期集合闇誦經文的紀錄)？

當時，你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譯稿說」：「先譯出攝頌，作為依次闇誦的根據，此一『粗譯』的攝頌原本譯後即予拋棄，卻意外存留下來」，事後檢討，此一「譯稿說」帶出的問題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還多，所以，不需再堅持此一「假說」。

就A. 而言，這是兩者均有的現象。由於攝頌的用詞與經文用詞不同，而且顯然不是為了符合詩韻(metre)而作的更動，因此，范瑞祺(Richard Salomon)主張(37頁24-26行)：”These examples indicate that the uddāna must have undergone a proces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that was at least partly independent from that of the sūtra itself, a phenomenon also attested in Sanskrit (Gnoli 1977:xxvi) and Pali (Oldenerg and Pischel 1966:xiv-xv) uddānas. 以上所舉這些例子顯示，至少有一部分攝頌在文本傳承的過程中與經文分離而獨自傳誦，這樣的現象也在梵文(Gnoli 1977:xxvi) 與巴利(Oldenberg and Pischel 1966:xiv-xv)攝頌中證實了。”就C. 而言，「攝頌與經文分開背誦」意外地得到認同。

Salomon, Richard, (2000), 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ūtra,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5B,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USA and London, UK.

就D. 而言，《別譯雜阿含》〈比丘尼相應〉的第二組攝頌雖然未提供確切的解答，但是，其意涵頗為耐人尋味。

當年一談，匆匆又已過了五年，轉眼間又要各奔東西，只不過，當年三人同車，共析疑義，也是人間奇絕！

掃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