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翻譯佛經，不管是把巴利經文譯成漢語，或是將古譯漢語佛經翻譯成當代平白通順的普通話，仍然有不少譯者喜歡將「偈頌」翻譯成「五言詩」或「七言詩」。儘管樓主指出「漢詩」的構成要素是押韻而非「整齊的五言、七言句」，不押韻不算是詩；即使押了韻，也和原來偈頌的押韻格式天差地別，勉強譯作「整齊的句式」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將「偈頌」翻譯成「五言詩」或「七言詩」，反而顯示不出原來句子的主詞與動詞、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形容詞所形容的名詞。但是，仍然有譯者樂此不疲。
以下所舉的例子顯示兩點：
1. 只有不拘每句字數的多寡，詳實地表達句子的結構才是現代佛經翻譯的準則。
2. 讀解佛經不能在每個漢字的表面字義去演繹推求，要儘可能地回溯印度語系原典，還他一個真面目，才能如實地解說、翻譯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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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天在閱讀《瑜伽師地論》的「體義伽他」，「體義伽他」的第二頌(攝頌是「說」字)：
「應說想眾生，依應說安住 ，
不了知應說，而招集生死。」(CBETA, T30, no. 1579, p. 370, b29-c2)。
「應說」對應的字(梵文與巴利用字)指的是「未如實了知五蘊的人」、「善說」對應的字(梵文與巴利用字)指的是「saṅkhātadhammāse 已了知諸法(五蘊)的人」。
觀察《雜阿含1078經》：
「眾生隨愛想，以愛想而住，
以不知愛故，則為死方便。」(CBETA, T02, no. 99, p. 282, a3-4)
《別譯雜阿含17經》：
「名色中生[6]相，謂為真實有，
當知如斯人，是名屬死徑。」(CBETA, T02, no. 100, p. 379, b15-17)
[6]相＝想【元】【明】。
比對《相應部》經文(SN 1.20)，參考菩提比丘與莊春江老師的翻譯，思考其間的差異，這當中存在一些翻譯議題。
關於說經地點，《雜阿含1078經》說是在：「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異比丘...出搨補河邊」(CBETA, T02, no. 99, p. 281, c3-5) [8]搨＝㯓【宋】【聖】，＝榻【明】。
對照巴利 SN 1.20，是位於 tapodārāma 溫泉園林，音譯作「榻補河」並不恰當。
《別譯雜阿含17經》：「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爾時，有一比丘，天未明曉，往趣河邊」(CBETA, T02, no. 100, p. 379, a23-24)，也是譯作「河邊」。
從巴利《相應部》經文(SN 1.20)來看，akkheyyasaññino 是「akkheyya 能被表達的 what can be expressed」（指五蘊）-「saññino 有感知的 having perception」， 所以此頌的上半偈「akkheyyasaññino satta akkheyyasmiṃ patiṭṭhtā」，是說「感知五蘊的眾生於他所感知的五蘊『安住(於常、樂、我)』」。
莊春江老師將此句譯作「認知能被講述的之眾生，在能被講述的之上建立 」，必需閱讀註解，進一步知道此處是指「被認知的五蘊」。
《瑜伽師地論》解釋為「一切有為法」：「初言『應說』者，謂一切有為法。」(CBETA, T30, no. 1579, p. 370, c8)
2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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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夹克 (论非佛说灭非实，有退四净授尼戒)
2017-11-17 10:22:29
這個說的太對了，中國古代的偈頌，跟古印度的，能一樣嗎？
中國古人喜歡把偈頌翻成五言詩，也就罷了，現代人有長短行不一的現代詩體，就不必再拘泥于五言、七言了吧？
翻譯的第一職責是向讀者傳達原文的本義，如果五言詩體對傳達原意不利，自然應該捨棄。 其實一般的偈頌無需整成格律的形式，也能看出是詩，因為有詩意在裡面。 偈頌詩歌的行文風格，跟一板一眼的長行畢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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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黃柏棋《中部優婆離經》的翻譯為例，佛經翻譯以能完整表達經文涵義為主，實際上沒有必要因為翻譯偈頌而要湊成「整齊的句式」，以 102頁第一行的「人成就沙門，大士最後身」，相信在台灣找任何一位佛學院學生也不知譯文的意趣。以 102頁第6行的「人牛不可量，甚深得牟尼」，就完全令讀者「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了。如果譯文無法讓讀者直接讀到文意，就必須加上適當的註解。否則，讀者讀不懂譯文，翻譯也就落空了。
(書名：《巴利佛典選集：從修行到解脫》
出版者：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放生寺」〈南山佛教文化〉，非賣品(流通品)
編者：蔡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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