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 Janet Gyatso “History
of South Asian Buddhist Texts” 之前〉
馬洲洋 2017-04-28
04:27:04
佛教研究可謂是19世紀以來歐洲「東方學」（Oriental Stuides）、美國南亞區域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等的重要組成板塊和主導研究領域之一。佛教卷帙浩繁的文獻（包括不斷發現的多語種寫本）與西方產業革命後催生的歷史學、文獻學、語文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等一拍即合、一見如故，使得19世紀以來佛教領域的專業化學術研究成果呈爆發式增長。從這個角度看來，現代佛教學的形成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應被視作是西方近代人文學科理論、方法、實踐及實踐經驗催化的產物。然而，現代佛教學在中國却經歷了更為獨特而奇妙的發展。很大程度上由於中國近代以來對待佛教的過程並不是一種「發現」（何謂「發現」佛教，或許Philip Almond所著之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Buddhism能提供些許精彩論述），而是一種「再發現」。
乍一看的「再發現」或許是一種體現了先天優勢的表述，但深究之，它却從某種程度上展現了一種「全能悖論」式的困窘。中國在接觸一切佛教研究的西方理論、思想、方法之前，業已形成了延續上千年的佛教文獻整理、注疏、解釋的傳統。這一傳統又不盡同於儒學經典的研究。這是大概可從兩方面來看：一、儒家經典歸根結底原發性的文本，一切文本性的傳統均以中國本土的智識生產作為依據，而佛教經典本質是從南亞次大陸容受而來，除去漢地所具有的獨特之佛教傳統（漢傳偽經、佛道圓融、地方信仰等），缺失了以南亞原始文本作為參照（或更抽象地說，缺失了對於佛教文本歷史性的深刻理解）的研習傳統，實不能囊括佛教研究之所需；二、清代中國對樸學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的確順應了所謂「全球語文學史」的潮流，因而即便在20世紀中國受到語文學方法强烈衝擊後，依然能够與西方的思想理論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但值得注意的是，樸學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儒家經典的研究，未能延伸而成為至對一切文本的方法。（此處值得一提，《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雖早已出版，仍無法在學界超越《大正藏》的影響力，盡管後者的可靠性也在遭受越來越多的批評）因此，已有的文化土壤使得中國佛教研究在許多層面上產生了一定的阻礙。比如，翻譯漢文未有的梵文文本，是依照傳統文言格式還是如西文般直譯？直譯自然背離傳統，喪失古意（這還不僅是就「古雅」而言，古詞的運用可以使讀者快速地將所翻譯文本與其它文本的語言進行對應）；完全造古董，便使一般讀者難以理解其含義（漢文經藏有許多便已晦澀無比），對許多細微語文學問題的討論而言，也無形中增添了語言的負担。總而言之，今時今日，西方在佛教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思想、理論、方法，還未能完全與中國傳統的佛教學土壤進行融合。
這一問題在佛教學習上導致的致命問題之一是少有學生真正從「佛教」的角度趣入佛教，而是從「漢傳佛教」的角度在趣入佛教，從我們本土的文化土壤在趣入佛教。但正如前所說，佛教一方面是一個泛亞宗教，漢地只是其諸多核心之一，另一方面是一個具有極强歷史性的宗教，漢地佛教只是其諸多發展階段中的一個。恐怕現今許多成長於中國的學者與筆者相同，對佛教的了解均始於一門名為「中國佛教史」的課程，閱讀材料則多是鎌田茂雄《中國佛教（簡）史》、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文獻傳承發展史。等等而後學了梵文、巴利文、藏文，便兀的覺得一方面天外有天，一方面把已有的漢傳知識嫁接而不得。舉一簡單例來說，漢傳經典多謂「小乘」，然且不說南傳信眾自身並無「小乘」只說，就連藏傳文本也只謂「nyan thos dang rang
sangs rgyas」（聲聞獨覺）勉强粗淺地能够在語境中對應「小乘」，此外則更無所謂「thegs pa'i chung
ba'i mdo」。有了這些困難，則只能在後續的痛苦中慢慢再去了解和學習，把破碎的拼圖一塊塊拼接起來。
本學期於H大學跟隨Janet Gyatso所學之"History of South Asian
Buddhist Texts"不僅使我個人脱離了多年的困惑，更引起了我對「佛教學（Buddhist Studies）到底該怎麼學的思考。從根本上來說，我們應該完全地扭轉「從漢地傳統看佛教」的思路，而去依照佛教的時間性和歷史性去對它進行實事求是、庖丁解牛式的研究，而不是管中窺豹、固步自封。具體說來，應該把佛教的發展進行時間性分割，把它的文獻進行類别性性分割、語言性分割。先建立起宏觀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文獻結構，再以此去填充不同板塊的知識。而不同板塊之間，往往又是緊密聯繫的，以此學者必可達到事半功倍且融會貫通的效果。下面將依次按照Gyatso教授每周設定之主題來敘述其內在邏輯性。
1. Dating; early Buddhist languages; councils; development of written
literature (佛滅定年、早期佛教語言、結集、文獻的發展)
佛陀入滅的時間可看做佛教發展的起點，一切後續發展隨之展開，（大概）確定佛陀入滅的時間，是實踐佛教歷史性的第一步。順道一提，目前證據比較充分的定年是在350BC左右。確定早期佛教語言能够幫助我們確定和繪製（「mapping」）佛教早期流布的狀況。結集是佛典經典化的原點，至少釐清前兩次結集的相關敘事（narratives）是極為重要的。至於口傳文本何時被寫下，則是我們往後追尋佛教文本的重要歷史節點。
2. Pāli Tipiṭaka (巴利三藏)
巴利三藏是佛教史上首次出現的大藏經，對南傳佛教的發展產生著主宰性的影響。我們完全有必要去追尋其語言的形成和使用，經典的結集時間和地點，經典的結構，以及後續影響等等。此外，學生還應掌握基本的對巴利經典的索引方式。
3. Sanskrit Buddhist Texts (梵文佛教文本)
梵文不存在完整統一的三藏，但古典佛教時期所形成的經典大多在北印度由佛教（混合）梵語寫成，因而對梵文文本的歷史、傳承、性質等等的了解構成了我們研究漢文、藏文文獻的重要基礎。我們應在腦中具有對上述問題的基本答案，並且應當相當程度的了解梵文文本目前的出土和整理情況。
4. Chinese Tripiṭaka and Korean (漢文三藏與高麗藏)
漢文的三藏文獻自然是漢傳佛教實踐的根本基礎，但一旦將其放入佛教發展史的宏觀地圖中去考量，我們可以發現漢文三藏文獻在整個佛教發展史中不可替代的獨特位置。首先，大量佛教文獻如今僅有漢文譯本存在，如對於阿毘達摩來說至關重要的《大毘婆沙論》；其次，漢文三藏在編排上亦極具特色，如寶積部經典；最後，漢文譯本是在宏觀上建構佛教史時間序列的重要工具之一——大量的經藏都要通過漢文本的傳譯時間來推斷文本所撰寫的時間下限。
5. Tibetan Tipiṭaka and Mongolian (藏文大藏經與蒙古)
藏文大藏經的編集自吐蕃時代業已開始。而後形成的甘珠爾˙丹珠爾體系在當代已經展現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藏文大藏經何以刊刻，由誰刊刻，傳承體系如何，版本如何，結構如何，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熟練掌握各種紙本目錄和電子目錄的使用，以輔助日常的研究。
6. Vinaya (律藏)
律藏雖為大藏經之一部，但其目前的研究價值還尚未被完全發掘。首先，律藏的早期歷史事實上伴隨著南亞次大陸佛教早期部派的形成發展史；其次，律藏遠非枯燥的規範條文那麼簡單，由於佛陀立規，往往伴隨著相當具體的事例，律藏也就自然成為了佛教敘事的寶庫之一。
7. Abhidharma (阿毘達摩)
阿毘達摩文獻是佛教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環，它在經的基礎上首次抽象出了完整的佛教概念體系，是深入研究佛教義理的框架。曾有學者說道，學佛當先學阿毘達摩，以此構建框架，再用一生去填充內在的板塊。從歷史發展上看，阿毘達摩是傳統三藏中最晚出的一部，它何以發展，何以獨立是必須探究的問題。此外，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阿毘達摩有何同異之處也應是關注的重點。
8. Theravāda and Mahāyāna (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
不論認可與否，不論加之以何名，目前世界上的兩大佛教系統是客觀存在的，因而我們有必要去研究他們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南傳上座部如何由印度大陸轉入錫蘭，錫蘭內部的部派發展流變情況如何是針對上座部歷史所要提出的基本問題。大乘佛教的發展則更為複雜。大乘信仰的根本動力是來源於經本身還是講經的道場？大乘經的傳出情況如何？這些問題同樣也與漢地佛教早期的情況密切相關。
9. Buddhist Pilgrim Accounts; Buddhism on the Move (佛教遊記文獻；運動中的佛教)
閱讀材料主要是法顯、玄奘、義淨三人前往印度的遊記、圓仁往中國的遊記以及根敦群培前往印度的遊記。現存各類記遊文獻的種類、性質、內容、意義是需要了解的重點。遊記客觀上為我們提供了佛教史的參考，尤其是對於中古印度的情況，許多都要依賴於漢文遊記來進行建構。
10. Avādāna (譬喻類文獻)
佛教譬喻類文獻是佛教文獻中的一種，在本課程中，譬喻類文獻被作為具體的佛教文獻案例進行研究。譬喻文獻作為一種體裁，興起於何時、何地，現存文本大體有哪些，與歷史的關係如何是需要關注的重點。進一步，我們還可以探究寫作譬喻經的動機與意義，盡管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誠然，就算以上的板塊集合起來和不能完全覆蓋佛教文獻的領域，比如密教文獻就不在其中（Gyatso教授計劃下學期單開密教課程），但它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不可否認，佛教起源於印度，發展於南亞次大陸，而後流布於東亞等地。只有從它本身的發展線索去首先構建類似的框架，而後在填充其內容時才不會覺得困難重重。需要强調的是，這並不等於徹底抹殺漢傳或藏傳佛教先天土壤對我們的影響力，而是要做到把它們客觀的放在佛教史和佛教文獻史的文本性和歷史性中去考量。事實上，若能真正做到這一點，我們對漢傳、藏傳佛教的理解只會更深。可惜的是，即便在西方，能够以這種歷史性和時間性角度試圖去完整、全面勾勒佛教文獻發展史的課程仍然不多，Gyatso教授自己也承認是首次計劃這樣一門課程，以引導希望在資格考中進行佛教學考試的博士生。十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類似課程也出現在中國，為更多有志於學者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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