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把「世界、事件、事物、人物」分為兩種的人，一種是不分為兩種的人。
身為一個「譯人」，我喜歡將我的譯作加註。
我的譯作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譯注的，一種是沒有譯注的。
我翻譯的作品其原作者有兩種，一種是授權讓我翻譯，從此不聞不問，直到印成白紙黑字交給他；一種是要求審訂譯稿還要求審訂編稿，如果期刊的編者不在事先提供編稿讓原作者審稿，他就要求抽稿，不授權出版。
台灣期刊的編者有兩種，一種是有讓原作者校稿的，一種是不讓校稿的。絕大部分，至少是我遇到的編者都是第一種的編者。第一種的編者也有兩種：一種是只提供一次校稿的，一種是提供多次校稿，像禪宗裡「老婆心切」的禪師一樣，寧可讓自己熬夜編排的編稿作廢，讓作者、譯者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沒完沒了地改。
既然我喜歡將的譯作加上註解，為何還有譯作沒有譯注？理由十分簡單、正當。原作者不許加譯注。曾經有一位編者，捨不得我苦心翻檢，十分珍貴的譯注放諸東流，跟原作者展開水磨功，一盧、再盧、三盧、四盧，談了六次(比美諸葛亮的「六出祁山」)，最後得到美好的結果：「譯作不許擺譯注」。
「譯作為何要譯注」呢？有時是譯者要表達自己的才學即使未超出原作者，至少也與他相當，有一點「我勝、我似、我劣」的味道。「原作者為何反對譯者安上譯注」呢？以下的文章，或許可以給出給力的答案。
翻譯過程當中最具挑戰的任務是，原文引了中文，譯者必須把這句「原文」(就說是英文吧)倒回「原作的中文」，「倒回」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重翻一通，自我感覺良好；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把引用的原文「借屍還魂」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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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譯注〉----劉錚
http://www.douban.com/note/216804050/
2012-05-28 11:46:13
譯作常有譯注。或對罕僻地名、人名、文化背景略作解說，或對譯文處理加以交代，讀者稱便，或許有存在的理由吧？。不過，依我看，加譯注最好有所節制，切勿喧賓奪主，尤其應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原则，自己不很清楚、不大明白的事就別曲為之說，耽誤讀者的時間了。
近讀內田樹《日本邊境論》（郭勇譯，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年3月第一版），裡頭有這樣一句：「你靈魂的成熟，不能指望任何人，必須靠自己實現。『這裡是羅德斯島，從這跳下去吧！』」(第117頁)針對引文，譯注曰：「出自山川健一的小說《這裡是羅德斯島，從這跳下去吧！》。羅德斯島，位於愛琴海的東南端，屬於希臘。」
「這裡是羅德斯島，就在這裡跳躍吧！」這句話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資本論》等經典著作中引用過。去年吳亮先生出版的回憶錄《我的羅陀斯》，也用了這個典故。它來自《伊索寓言》裡的一則故事，故事講一位運動健將旅行歸來，對眾人說了幾句大話，說在外邊表現如何出色，在羅陀斯（即現在的羅德島）跳得遠極了，連奧林匹克選手都比不上他。旁邊有一位聽不下去了，就說：「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意思是說，別吹了，有什麼真本事，趕快讓大伙見識一下吧。
再回頭看上述譯文及譯注，我們就知道了，「跳下去」是不對的，說出自山川健一的小說，也是強作解人。本來就名不見經傳的作品，我們一般是不會當典故用的。
譯注，最走火入魔的形式，就是特意寫上「不詳」二字。比如翟理思《中國和中國人》(羅丹等譯，金城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中有一句：「‘diavolo’最近被引入歐洲，它是一項古老中國的消遣娛樂。」(第192頁)譯者注曰：「Diavolo，不詳。」這真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事實上，diavolo是誤植，應作diabolo，是扯陀螺、空竹的意思。
再如《中國和中國人》中講到元宵節，說：「這一形式一直延續了300年，唯一變化的就是這一狂歡節增加了兩天，總共有六天。延長節日需要得到官方的同意，這項功績要歸功於一位姓「錢」的人，歷史記載暗示，他為之花費了不少銀兩。」(第302頁)對「錢」加了一個譯注：「Ch'ien的音譯，具體為誰不詳。」事實上，文中依據的是史料是《容齋隨筆》：「西京正月十五前後各一日看燈，宋增為五夜，因錢氏納土，展至十八。」錢氏納土，指吳越國末代國王錢弘俶將統治的國土獻於宋。文中說「總共有六天」，誤，應為五天。說姓錢的人「花費了不少銀兩」，也理解錯了。
無論如何，既然不了解，略過就好了，寫上「不詳」二字，是在討沒趣。
譯注體現的往往是學問，沒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其實就不必貢獻意見了。在《福樓拜文學書簡》(丁世中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裡，福樓拜在致屠格涅夫的一封信中說：「幾乎每星期一，我讀這位好人左拉的書時，都有點惱火。」(第182頁)譯者於「左拉的書」之後加注，曰：「可能指左拉寫的三幕歌舞滑稽劇《玫瑰花蕾》。」原文寫的是j'ai un acces d'irritation en lisant les feuilletons de ce brave Zola，這 les feuilletons明明是「連載」的意思，根本不是什麼「書」。而劇本每周連載的，我也從來沒聽說過。法國 Folio文庫版的《福樓拜書信選》，由 Bernard Masson編選，該書在此處加注說，左拉在共和派的報紙《Le Bien public》上有每周一次的戲劇、文學評論。可是，在Francis Steegmuller 選譯的英文版《福樓拜書信》裡，譯文卻作 I'm irritated when I read our good Zola's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Le Voltaire]，報紙的名字是《Le Voltaire》，而非《Le Bien public》。到底誰說的對？我講不好，然以此知譯注之難。
近年所讀書中，譯注加得好的，要數《身體之重：論「性别」的話語界限》(李鈞鵬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8月第一版)這一種。譯者每每糾正原著的誤植及引文出處差錯，頗下了一番功夫。這種譯注實在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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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iyuan.com/read.php?tid=1288
冯象：读注
一世上的书可分两类，有注的和没注的。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Faustina，我说。那阵子她刚开始学着读故事，我的任务，是替她把不会念的神明鬼怪的名字念出来。不，这是什么？她把小手指摁在 Faustina后面拖着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上。啊，是个脚注。脚注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话。一段话是什么？嗯，那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在查阅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Faustina是哲人皇帝奥勒琉（161~180在位）的美人皇后。吉本写道，那哲人生性老实，耽于玄思，常为奸佞小人蒙蔽，皇后风流出轨亦不觉察，还提拔过她的几个相好，并且在自己的记事本（后人题为《沉思录》）里向诸神谢恩，赞叹妻子“如此忠顺、如此温柔而风姿又那么美妙单纯”。接着，便是那条给大人看的脚注（卷一章四，注4，括号内是我的插注）：
见《沉思录》1:17。全世界都笑话[皇帝]轻信；不过达茜尔夫人（Mme. Anne Dacier，1651~1720，路易十四朝才女、大翻译家）向我们保证——这种事我们可信赖一位夫人——丈夫嘛总是能骗过去的，只要妻子肯屈尊，扮一扮假就行。
为什么？身旁的小读者还在追问。我把桌上堆着的书一本本翻开，让她检视：瞧，大人的书都是有脚注的。她这才放了我：I see。
是呀，除了大人，还有谁会看书上的注呢？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注里进、注里出”好多年了。法律方面，法条案例学说评论，怎样检索？输入主题词，找几条认真的脚注，文献就一篇篇出来了。译经呢，至少一半时间花在经文的脚注和古往今来各家注疏上，辩析异文异读；然后才翻译，给译文作注。而现在，拿起一本闲书，也是那密密麻麻的脚注尾注而非正文，更让我觉得有趣。
二
重温吉本（1737~1794），是受了另一本闲书的鼓动：《脚注探微》讲欧洲启蒙以降史学方法的嬗变，以脚注为切入点，推崇吉本为人文主义与精确论述成功结合的典范，开篇即举出上文这一例。我说给内子听，笑了一通，傍晚散步，便去小镇的图书馆借了一套《衰亡史》回来。
那是一百年前的旧版，装帧插图较新版精美。编者J.B. Bury是当年剑桥的古典史权威，校注吉本的不二人选。于是书中除了长序、附录和引得，还添了不少编者注，意在补充文献、订正舛讹；只是学究气重，置于原注一旁，读来每每令人莞尔。比如关于那美人皇后，编者注指出，吉本引述的史料不可视为通奸的确证，因为她给奥勒琉生了至少十三个孩子。这话吉本若是听见，恐怕要冷笑的：私通就不会怀孕？她儿子Commodus怎么看也不像皇帝老子，才流言不止的呀。
据说吉本的写作习惯是先打腹稿，把整段文章（可长达数页）在心里想好，用耳朵听过，一句句顺畅了满意了，才落笔。故而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宛如大江涌流。相比之下，他的注释就率性随心了，处处显出箴言般的睿智、委婉的讽刺；时而又搭配一段对教会不甚恭敬，令正经人“社会”难堪的引文。历代圣徒施行的种种奇迹，在他看来跟迷信无异：“圣伯纳（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记载了友人圣马拉基的那许多奇迹，怎么从未留意自己的奇迹，非得要同伴和弟子来精心铺陈”（卷二章十五，注81）？写到早期教会盛行禁欲主义，信从者千方百计独身守贞，抵御恶魔，他笔锋一转：“其中少数人，博学的奥利金（Origen of Alexandria，约185~254）也算一个，则断定，最审慎的办法，是解除那诱惑者的武装”。然后搁下一条脚注，揭开底牌（同上，注96）：
见优西比乌《教会史》6:8。奥氏出名，激起妒忌而遭打击之前，这不寻常的举动曾颇受赞赏，并无制裁。然而他的通常做法是以名喻解经，不幸偏偏就此一事，取了字面的意思。
原来，这位考释经文擅长名喻的大学者希腊教父，最是倡导禁欲修道，且身体力行，终年赤脚、睡地板、衣袍不换又时时禁食。竟至于把耶稣的一句训言，“有人从娘胎出来便是阉臣，也有被人阉的；但还有的却是自阉，是为了天国”（《马太福音》19:12），“取了字面的意思”去照办，将胯下的“诱惑者”割了。而其实，从上下文解读，耶稣讲的是讽喻；“阉臣”是指决意独身，或休弃不贞的妻子就不复再娶，以归圣天国者。诚然这道理，如耶稣所言，不是人人能够领悟或通达的（同上，19:11）。
《衰亡史》里这些“描绘野蛮与宗教的胜利”的文字，用吉本的话说，无非是还历史本来的面目，“注册人类的罪行、蠢事与不幸”。可是，当年的神学家认为，这是把教会跟入侵罗马的蛮族相提并论，就发动了猛烈的“炮轰”和人身攻讦。但吉本始终保持沉默。只有一次，某个戴维斯先生放了狠话，说他的脚注弄虚作假，歪曲史实，糊弄读者，他不得不撰文反驳：颇有绅士风度地请对手“随便哪个下午，待敝人外出后，光顾寒舍”；由仆人领进书房，即可见到“为拙著直接提供资料的作者，古今圣俗，一应俱全”（《脚注探微》，页100）。直至晚年作回忆录，态度才稍见缓和，说：假如早知“虔诚胆小审慎之士”会如此惶恐不安，有关章节或许可写得更含蓄些。
近世的读者，多半把吉本的注当作“燕谈录”（table talk）看待，欣赏他的眼光犀利、妙语连珠。常言道，文如其人；同理，读史亦即读史家其人。因为史家的眼光文字对于我们后人，也是语境化的历史的一个剖面，须报以同情的理解。如此，评家所谓吉本的“性生活”全在脚注里面，就不纯是戏言了。
吉本行文，以冷静著称。但间或亦有动情之处，如论及穆圣，插一句“交谈可丰富悟性，孤独却是天才的学校”。他自幼多病，体质孱弱，母亲早亡；喜爱读书，却不习惯学校生活，是个早熟的天才儿童。十五岁入牛津玛德莲学院，呆了十四个月，“一生中最无聊无益”的时光，因改宗受洗入天主教，被父亲勒令退学。随即被送往瑞士洛桑，寄宿在一位加尔文派教士巴维亚尔先生家，跟他苦学五年，遍读古代经典。其间到法国旅行，结识名流，同伏尔泰订了忘年交。但他的希腊文不如拉丁文娴熟；《衰亡史》后三卷转向东罗马（拜占庭），史料运用及翻译就有些错漏，加之对斯拉夫各族和阿拉伯文明了解未深，且不乏偏见，学术价值遂不及前三卷。
据时人记叙，吉本矮胖，身高不足五英尺，红头发，尖嗓音，衣着花俏而言谈举止法国派头，是他少年留学的印记。在洛桑，他爱上了一位法国教士的女儿苏珊，终因父亲坚决反对，未能成婚。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苏珊姑娘十分伤心，她的女友欲请卢梭出面，规劝吉本。但卢梭不肯，推说吉本这人太“冷血”，不会让姑娘幸福。后来，苏珊做了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夫人，育有一女，便是风流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沙龙主人兼小说家思达爱尔夫人（Mme. de Stael）。企鹅版节本《衰亡史》（1985）有一条编者注（页9），说吉本某年重访巴黎，受苏珊夫妇热情招待，写信报知友人，信上有几句话自嘲又略带惆怅，可见他性格的一面：
[苏珊]对我体贴极了，夫君尤其文雅。还要怎样羞辱我，才算残酷呢？天天晚餐招待，然后自己就去睡觉，留下夫人让我单独陪伴——好倨傲的安枕无忧啊！把个老情人弄得彻彻底底无足轻重了。
三
前文提及译经读注。那注却是笺注，跟吉本的注性质不同。后者是史家自注，循惯例有专业的功用；它同正文的关系，可概括为“正文立论，脚注证明”，发展到今日，便是大学人文社科的普通论文注释的基本模式。笺注则是他注，即给前人著作或经典作注。全世界各个民族，凡有成文经典的，大都有悠久的笺注传统。注家便是经典与读者间的中介，《圣经》亦不例外。只是经文的传世抄本（原文和古译本）繁多，渊源各异，学者考订文字、探究经义、注释译文，就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辨认古人抄入经文的笺注。
笺注怎么会同经文掺一起了呢？原来，古人（经师僧侣等）誊抄经文，时而会在行间和页边添一些注释性文字，称为插注、边注。例如，在生僻晦涩的难词上方，用两三个词提示，可与某处经文互训；或者在应避讳的名号旁，注明虔敬的读法或替代用语。有的地方还会写上一句告诫，以免读者误解了经文。当然，凡有脱漏、损坏的章节，便要设法找完整的本子来对照，将它抄全，形成长短不一的补注（如《马可福音》16:8之后，原文善本不载的几种结尾）。但是，这些增补的文字跟“正文”之间，分野往往不太清楚，字迹又相似。后人倘若不细心，就容易把笺注当作前人抄脱的经文，一并誊录了。
比如，《诗篇》之百三十九礼赞上帝全知，明察一切。诗人（托名大卫王）说：假如能藏进黑暗，长夜做我的缁衣，躲一躲耶和华降下的痛苦考验就好了。“然而黑暗绝非你的目障（直译：对你绝不黑暗），深夜如白天明亮：黑暗不啻光明”（139:12）。这末六字破了对句格律，文意重复，并且是亚兰语（用希伯来字母书写）。通说便是经师插注，意为对于造物主，黑夜不可能障蔽任何事物，包括人的一言一行。
说到插注，《新约》里有一则“耶稣与淫妇”故事，多数译本放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头，大意如下：
耶稣走出耶路撒冷，至城外橄榄山宿夜。次日一早回到圣殿，四方百姓又来，他便坐下为之施教（旧译不通：教训他们）。这时，耶稣的敌人，经师和法利赛人扭了一个妇人来，说是与人通奸，当场拿住的。摩西之律规定，犯奸淫的应扔石头砸死（《利未记》20:10，《申命记》22:22以下）。故此他们要耶稣说，该怎么办。意图迫使耶稣表态：如果主张放人，即可告他背弃律法；如果允许处死，则基督仁爱、怜悯、宽恕的教导便成了伪善。耶稣一言不发，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写。他们反复追问，他就站起来，道：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说完，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那些人听了，便从年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溜走了。末了，只剩那妇人和耶稣留在殿上。耶稣起身，问她：女人，那些人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答：没有，大人。耶稣道：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今后别再堕罪里了。
这故事虽然家喻户晓，描写耶稣的小说跟好莱坞大片都少不了拿它渲染，学者考证，却不属福音书的原文。它情节与上下文不衔接，语汇风格也不相似，明显是插入的片断。更重要的是，传世希腊文抄本中，年代较早的皆无这一片断；古译本，如古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和部分古拉丁译本，也没有；早期教父的著作里亦从无引用讨论。而载有这故事的中世纪抄本，又把它插在不同的地方：除了《约翰福音》8:1以下，还有接7:36 的；或者置于福音书末尾，作为补注；甚至插在《路加福音》21:38之后（仅就情节而言，移到这儿也的确顺一点）。但故事应源于口传，不像是中世纪僧侣的发明。“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约260~339）记载，有一位小亚细亚的主教帕比亚（Papias，约60~130），博闻强记，撰述过福音书作者的事迹，并“一个妇人在主面前被诬告犯了好些罪”的故事，收在一部“希伯来福音”里（《教会史》3:39:15）。历来有人猜测，此即“耶稣与淫妇”片断的前身，只是帕氏著作早佚，无从证实了。或许，那片断原是抄本页边的一条笺注，抄本主人录下的一则耶稣传说；后人误以为是漏抄的经文，将其补入新的抄本。读的人多了，大家都喜欢听，渐渐地，就流传开去，成了福音。
译经若是始于读注，普通读者通过译本读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读译经人读注的觉解的成果了。然而，那觉解成果的完整透彻的表述，又未必是译文有限的字句所能承载的。所以我想，译经人欲求完满，非得注经不成。
《新约》我还没有译出。但为了注经，陆陆续续已读了些福音书的评注，包括“耶稣与淫妇”片断。有两条关于律法和抄本异文的笔记，准备用作故事的插注，不妨抄下供读者参阅：
通奸而“当场拿住”：暗示指控者（经师和法利赛人）至少有两名证人，能够引摩西之律定那妇人的死罪了（《民数记》35:30）。
耶稣“用指头在地上写”（kategraphen，旧译画字，不确）：此句歧解纷纭。部分抄本多一句，说耶稣写的是“他们每人的罪状”，经师法利赛人看见，“受良心谴责”，羞愧而退。解作耶稣佯装写字而拒绝定罪，亦通。因为他先已说过：人子降世，不是来定罪，而是来拯救这世界的（3:17）。但是，他既已进入圣城，受百姓欢呼、奉为受膏者（基督）并以色列的王，那一句“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便足以给一切自以为是的“假善人”定罪了。
二〇〇八年十月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11.16
奥勒琉（Marcus Aurelius）：《沉思录》（Meditations）, George Long英译，哈佛古典文库，1909。
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脚注探微》（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
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J.B. Bury校注，七卷，Methuen & Co., 1909。
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二卷，哈佛/罗伯丛书，2000。
2010-09-27 07:39:57 来自: 齊
标题：子不语风花雪月：别拿木柴不当蔬菜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http://www.douban.com/note/92856780/
说的是一本汉学名著、美国人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如何被翻译生生糟蹋的事情。
早就听说这本书翻译的不好，但一直没读，不知道它不好到什么程度。
凡是翻译过东西的人都知道，翻译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译得好，读者不会归功于你，那是人家作者写得好；译得不好，那黑锅那可全由你译者一个人背。
有鉴于此，因此我对于译著尤其是学术译著中出现的问题，一般是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第一，吹毛求疵不是个好词儿，第二，谁都难免犯错误。翻译是个功夫活儿，容易眼高手低。同样一本书，前人翻译出了错，换了你自己来翻译，可能同样免不了出错。因此，尽管每当读到学术译著中的bug，总觉得像啃苹果啃到了虫子，但俺一般还是会视而不见地硬着头皮把它吞下去。
但前提是，你错得不能太离谱。
这本《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汉译，离谱之处比比皆是，让人没办法装作看不见。
我只是读了书中论阴阳家的第九章的半章，就再也看不下去了，语言的生硬别扭还在其次，明显的误译实在扎眼。
下面只是挑出几个最明显的误译：
页367，在谈到老子思想时说：尽管软性和硬性（softness and hardness)在自然界和人事界中都曾表现出刚性和柔性，但不存在任何表示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共鸣性”互动关系的暗示。
按：软性和硬性，自然就是《老子》书中的那一对重要术语：刚与柔。作者这句话的意思，根据上下文推断，应该是说：尽管老子认为，自然和人事都有刚、柔之分，但他并没有（像阴阳家那样）认为自然和人事能够相互感应沟通。译者把“刚与柔”翻译成“软性和硬性”就够怪异的了，下面紧接着又把“刚”译为“刚性”，“刚性”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其含义与老子刚柔之“刚”不可同日而语。译者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回译为“刚”而偏偏对“性”这样的感兴趣呢？实在令人纳闷。
页374，在谈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时候说：根据这一理论，在黄帝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元素就是土及其相应的全部类比关系。在夏代缔造者大禹的时代，木（或蔬菜）占据主导地位；在商代，金占据主导了地位；在周代，火占据了主导地位。
按：作者史华兹在这一段话下面标明了出处，见司马迁《史记》第74章，但《史记》原文中却并不见与这番意思对应的文字，与此相应的文字实出自《吕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览》，原文为：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水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率则火。
这段话对于了解五德终始说的历史至关重要，因此是中国思想史的研习者所应知的。如果译者了解这一段言论，上面那段话的翻译就不应该如此别扭。“占主导地位的元素是土”云云，完全应该依照《吕氏春秋》原文回译为“土气胜”。
如果说译者不了解这一段文字因此硬译还属请有可原的话，那么，“木（或蔬菜）占主导地位”就太让人啼笑皆非了。行行好！那流传了两千多年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中间，何以就突然冒出了个“蔬菜”呢？想来（我没读原文，瞎猜，猜错了请译者原谅）英文原文，在这里或许是vegetable，这个词有蔬菜义，也有植物义，在英汉词典的vegetable词条下，一般是把“蔬菜”放在第一义项，而把“植物”放在第二义项，译者够狠，不假思索直取第一义，但在这里，显然“植物”才是正解。在译文中，这个“木（或蔬菜）”的超级组合出现过好几次，可见绝非作者一时疏忽或笔误所致。可是，这盘冷不丁端上桌来的蔬菜沙拉，实在让人难以消化。
顺便指出，译者对于注释的翻译也不够敬业，原本《史记》只论卷，作者所谓《史记》第74章，显然是指第74卷《孟子荀卿列传》，译者在翻译为中文时，理应将英文的章次恢复会中文古籍的卷号，这只要举手之劳，译者实在没必要偷懒。
页380，译文：在有关邹衍思想的佚文中，他是这样谈论天的：“在大禹兴起的时候，天产生了秋夏两季也不会凋零的草木。”
按：这句话是加引号的，显然，作者史华兹是想表明他是直接引用的原文，那么，译者当然就应该把这段话恢复为汉语原文，或者参照书中其他地方的做法，在直译之后再在括弧中附上原文，但译者在这里却破例没有这样做，我估计是译者没能找到这段话的出处，作者史华兹在这段话后本来也标明了出处，“见《史记》第74章”，但如上所述，《史记》第74章（卷）中其实并无与此意思相应的文字，即是《史记》集注本的注释中也无此文字，这段文字的原始出处，是《吕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览》（原文为：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史华兹如此标注，不知道是他的疏忽，还是他所参照的《史记》英文译本的注文有这段文字。
如果上述失误可以归咎于原文不明的话，那么，译文“天产生了秋夏两季也不会凋零的草木”中的所谓“夏秋”，就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了。《吕氏春秋》的原文是“秋冬”，而史华兹显然是不会犯把“秋冬”误解为“夏秋”的低级错误，因为就在本书的同一章的上文，就有如下的文字：“由于出现了[冬天]不会凋谢的植物，可以预见大禹将占据统治地位。”显然，两处文字是指同一件事，而前文明明翻译为“冬天”，到了后文又翻译为“夏秋”，可谓朝三暮四，出尔反尔。
页380，译文：天似乎内在于体系之中，只有藉助于它的关节（articulation),天才能运作，既然我们已知五行必然的周期性，“天”就必然产生所有与此相关的物组（clusters）。
天乎！天乎！天的言说（articulation，意为发音，发声，在此应指天的发号施令)居然变成了天的僵硬的关节。久矣！天之不言，则吾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不过话说回来了，翻译本来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尽管整本书的翻译错谬百出，但花好几年的时间把这样一本大部头吭吭哧哧地翻译过来，毕竟也不是耍的，译者就算没有功劳也还有苦劳。也许是为了赶出版档期，活儿做得糙了些，其实，译文中固然有不少错误是缘于译者知识的欠缺，但很多错误，尤其是那些触目即见的硬伤，如果时间充裕，稍微用点心就可以避免。据说这本书已经再版了，不知道在新版本中这些误译消除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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