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維：〈《梵藏漢佛典叢書》總序 〉

〈《梵藏漢佛典叢書》總序 〉 王邦維

以下引自《豆瓣網》 松果腺(conarium)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787039/

叢書簡介

從現代學術的意義上講，中國近代的梵藏漢佛典研究，最早開始，是在北京大學。1918年，愛沙尼亞——當時還屬於俄國——的梵文學者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由當時香港大學的校長愛里鶚（Sir Charles Eliot）推薦，再經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介紹，受邀到北京大學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鋼和泰在北京大學任教，一直到1928年。這一期間，鋼和泰完成了他對《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整理和研究。1926年，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一書。鋼和泰的書，如果說有什麼特點，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一部佛經的三種語言六種文本同時集合在了一起，同時做了相關的一些研究。

不過，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鋼和泰畢竟是一位「客卿」。鋼和泰之後，中國學者從事類似工作不是没有，但是不多，需要提到的，是林藜光。林藜光校訂和整理法國著名的印度學家Sylvain Lévi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本《諸法集要經》（Dharmasamuccaya），同時對比被稱作《正法念處經》（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的藏譯本和漢譯本，提出了很多很細的研究意見，最後撰成(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一書。這個工作可以說是典型的梵藏漢佛典研究。但這項工作，完成卻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法國的巴黎。林藜光是Sylvain Lévi的學生，也曾經是鋼和泰的助手，1933年來到法國，1945年在巴黎去世。他的書，一共四册，前三册分別印行於1946、1949、1969 年，而最後一册出版，則已經是1973年，這時離開他去世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幫助出版這部書的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也是藏學家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戴密微既是林藜光的老師，也是朋友。

這個時候，中國本土的學者，在梵藏漢佛典研究方面，雖然做得不多，但也不是一點成績也沒有。這方面可以提到的有呂澂先生和陳寅恪先生。

呂澂先生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佛教學者之一，一生所做的研究，絕大部分與佛教有關。早在20年代，他就根據 Sylvain Lévi 新發現和校訂出版的安慧《三十唯識釋》的梵本，對照藏譯本和漢譯本，邊為《安慧三十唯識釋略抄》，由此討論唯識古學和唯識今學的區別。

與呂澂先生不同，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的領域，主要並不在佛教，但他1925年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早期發表的論文却大多與佛教文獻研究有關。他這方面的研究，在一些點上，也涉及到梵藏漢佛典。陳寅恪相關的論文數量並不多，但牽涉的範圍卻更廣。例如《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討論的是梵本與漢譯本，而《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和《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則討論到西夏文佛典與梵本、藏本、漢本的關係。這樣的研究旨趣和路徑，顯然受到他在德國的老師Heinrich Lüders和同門Ernst Waldschmidt的影響。陳寅恪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他回國後很快就在中國學術界有了很大的影響，與他這方面研究其實有直接的關係。

陳寅恪和呂澂二位，學問一流，研究也稱得上是一流，只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他們在梵藏漢佛典研究方面完成的工作不是很多。這個時候中國的梵藏漢佛典研究，的確還說不上有很大的氣候。

從理論上講，佛典根據釋迦牟尼的教言編輯而成，來源於印度。最早的佛典，使用的是什麼語言，有不同的意見。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佛典中相當的一部分，大致在公元前後，開始梵文化，此後梵文的佛典數量越來越多。於是，在我們今天看到的保留在印度語言中的佛典，從數量上講，首先是巴利文的三藏，其次就是梵文的佛典。當然，印度語言的佛典，還有一百年前和近年來通過考古發現的犍陀羅語的佛典，不過至今發現的數量還是不算多。

在中國，現存最早從梵語翻譯出來的漢文佛典，可以明確地認定年代，同時其來源也比較有把握的，是東漢末年支婁迦讖翻譯的大乘經典。漢譯佛典的來源，雖然不是全部出自梵文原典，但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梵文，梵文原典對於漢譯佛典的價值和意義，因此不言而喻。反過來說，從今天做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漢譯的佛典對梵文原典的重要價值，也是不言而喻。

至於藏譯的佛典，雖然翻譯的年代相對於漢譯晚了幾百甚至上千年，但正因為如此，幾乎都來自於梵文原典，來源既比較單一，翻譯又很規範，對於了解和理解梵文佛典，又提供了另一個「參照系」。具體地講，藏譯與我們今天見到的梵文佛典在內容和形態上往往最接近。這一點，早就被學者們所認識到。因此，西方和日本的學者在研究梵文佛典時，首先想到的，大多先是藏譯，然後才是漢譯。這樣做，不能說不對，但往往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多年來幾乎成為主流的一個看法，認為藏文佛典翻譯比較準確，而漢文翻譯則問題多多。這樣的看法雖然說有一定的根據，但問題卻似乎沒有這麼檢單。因為漢譯佛典，開始的時間大大早於藏譯。一部經典，往往有多種的來源，情況複雜得多，因此，漢譯佛典提供的信息在很多方面與藏譯不一樣。正因為如此，在佛典的研究中，這些不一樣的信息實在不可忽視。

其實，在我看來，梵藏漢也好，梵巴藏漢也好，甚至還有其他印度語言以及中亞語言，我們讀或者研究這所有的佛典，重要的一條，是要通過文本的研究，追溯佛教經典的來源和形成的過程，理解其本義，從而加深我們對佛教的了解和理解。對於學者們來說，語言與文本以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既是「筌」，也是「魚」。對於佛弟子們來說，佛教的教義則真正是「魚」。

鋼和泰的《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當初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介紹人是梁啟超。梁啟超因此為這部書寫了一篇書序，書序中講到鋼和泰整理《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情況，說明這項工作的意義：

「鋼先生將全經逐段分開，把六種文字比較對照，他所費的勞力真不小。我們有了這部合刻本，第一，可以令將來研究梵文、藏文的人得許多利便，增長青年志士學梵文的趣味，為佛學開一條新路。第二，用四部譯本並著讀，可以看出翻譯進化之跡及其得失，給將來譯家很好的參考。」

梁啟超是近代最有見識的學者之一，他的意見當然很對，不過，在梁啟超講到的這兩點之外，我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這樣的做法，對於真正理解文本的原意或者了解文本前後的變化，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有很重要的價值。佛教的義理，很大部分是通過經文來傳達。一部經典，如果既有梵文的原典，又有漢譯，還有藏譯，幾種文本，合在一起，對比閱讀，對比研究，無疑對明了義理方面的問題有極大的幫助。鋼和泰的書中，已經有不少的例證，只是鋼和泰自己的興趣主要不在這方面，所以沒有更多的發揮。佛教有一個說法，講在釋迦牟尼涅槃之後，佛弟子理解佛法，有幾條規矩，其中一條是「依法不依人」，再有一條是「依義不依語」，還有一條是「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幾條都與佛典有關。怎麼理解佛典的本義，梵藏漢佛典的對比研究無疑是一個有效的途徑。這一點，不僅對學者們很重要，對佛弟子們也不無意義。

而且，我們還應該看到，這種從文本的比勘開始，進而深入到各方面的研究題目，由梵本而漢譯本而藏譯本，尋找問題，解決問題；或者再倒過來，由藏譯本或漢譯本回溯梵文原本，其實是前後左右都有許多文章可做。把梵文、漢文、藏文的文本結合起來，考察其中的異同，幾乎是近一百年來佛教文獻研究的經典模式之一。鋼和泰是這樣，林藜光是這樣，陳寅恪、呂澂也是這樣。至於國外的學者，例子就更多了。就這一點而言，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對勘和翻譯，還應該有更寬的國際性的學術眼光和學術視野，有充分的問題意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追蹤前沿的研究題目，爭取有新的發現。我們現在不是經常講，要跟世界學術接軌，甚至要想趕超，接軌的途徑很多，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努力，又有所創新，趕超也不是不可能。

回到北京大學的情況來講，鋼和泰在1928年離開北京大學，去了哈佛大學，但不久又回到北京，直到1937年在北京去世。這一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軍占領北京，北京大學被迫南遷昆明，八年抗戰期間，當然談不上梵文和印度方面的研究。1945年8月，抗戰勝利。1946年初，北京大學回到故都北京。大局甫定，校長胡適與此前代理校長職務的傅斯年便決定，在北京大學正式建立東方語文學系，同時聘請季羡林先生擔任系主任。促成此事並把季先生介紹給胡、傅二位的，就是陳寅恪先生。

從季羡林先生開始，北京大學重新有了梵文和巴利文的教學課程。此後，金克木先生也加入北京大學的東方語文學系的梵巴專業。季羡林和金克木的研究，雖然沒有把藏文佛典包括進來，但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之下，東方語文學系設立了藏文專業，由中國近代藏學研究的開拓者于道泉先生和王森先生負責。王森先生的教學和研究，很多方面就涉及到梵藏漢佛典。王森也嘗試對比過一些梵藏漢佛典。上個世紀的60年代，他還為當時北京民族圖書館收藏的來自西藏的梵文貝葉經編過一份簡目。

六十多年過去，北京大學的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不管怎樣，作為梵巴語專業奠基的兩位學者，季羡林和金克木，先後培養出了一批學生，還有學生培養的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已經成為當前國內這一專業的主要研究力量。北京大學的梵巴語專業，從十年前開始，也重新開設了藏文課程，以配合梵文巴利文的教學。我們近年畢業的幾位博士研究生，他們的博士論文，選擇的題目，就是梵藏漢佛典的對比研究。他們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有的發現了失傳了一千多年的印度佛教中觀派最重要的經典，龍樹的《中論頌》的原始文本。有的發現了對西藏佛教律學理論最重要的經典《律經》的以前不為人知的藏文譯本和注本。有的研究貝葉梵本，對比藏譯，發現這份貝葉梵本，就是當年布頓大師翻譯時所使用的底本。這些發現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令人驚奇。此外，與此相關，他們還有一些論文，在國內外發表。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梵藏漢佛典的研究，用現在很流行的一個詞兒來来形容，應該說還是比較地「給力」了。

漢語、藏語都是中國的語言。梵語雖然不是中國的語言，但是兩千年來，以佛教的傳入為起點，通過大量的漢譯，梵語的佛典對中國文化發生過極大的影響。在這一方面，我們本來應該有先天的一些優勢，可惜近一百年來我們卻掉在了歐美和日本的學者的後面。可喜的是，這樣的情形，現在已經有所改變，我的幾位同事在這個時候，策劃和編輯出版這一套《梵藏漢佛典叢書》，正是一個證明。

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我們也有了新的研究力量。無論如何，我希望，通過努力，在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學者在梵藏漢佛典研究方面，能有更多的成果，在世界學術之林的這塊領地裡，也能見到中國人更多的成就。我已經說了，梵藏漢三種語言，兩種都在中國，是中國的語言，同時古代翻譯經典的高僧大德們又給我們留下了數量巨大的漢譯和藏譯的佛教經典，而這些經典現在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為什麼不應該做多一點的工作呢？

《梵藏漢佛典叢書》出版，主事之人要我寫一篇序，我不能拒絕，於是拉拉雜雜，談了中國梵藏漢佛典研究幾十年來的一點掌故，同時也談了個人相關的一點看法，對或是不對，尚待行內朋友們的批評。

2011年4月29日
http://www.mldc.cn/sanskritweb/project/forewor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