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藜光(1902~1945)：客死異鄉的孤獨靈魂

閱讀英文佛學論文時，最常見到引用 Lu Cheng, 其次則為 Lin Li-Kouang.

後來才知道 Lu Cheng 就是「支那內學院」的呂澂，但是有好幾年還是不知道另一位是誰。

直到從《豆瓣網》讀到王邦維對林藜光的介紹，才循線找到《佛光電子大辭典》對他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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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香港「東蓮覺苑」《佛學電子大辭典》

http://glossary.buddhistdoor.com/en/word/56206/%E6%9E%97%E8%97%9C%E5%85%89

林藜光（1902～1945）福建廈門人。早年曾於廈門大學從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Paul Damieville）研學梵文。廈大畢業後，赴北京大學任鋼和泰教授之助教，除助譯佛典外，並研習梵、藏文。民國二十二年（1933）赴法國巴黎大學東方語言學校擔任中文講師，並在巴黎從法國之印度學者萊維（S. Levi）與爾魯（L. Rerrou）兩位教授學梵文佛典。後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未久即病逝於巴黎。

林氏病逝後，其遺著得其師戴密微之整理而陸續付梓，共四冊，由法國科學研究所及博物館出資印行。第一冊為其博士論文，敘述《諸法集要經》與小乘教義之關係，並取與《正法念處經》等其他經典比較，且補充此經現存西藏譯本之殘闕及中譯本之錯漏。其二至四冊則以樸學方法為該經二千五百頌作一詳細之研考及詮釋，並配列中、法、梵、藏等四種語文。此外，林氏於研究《諸法集要經》與《正法念處經》之餘，曾博覽中文大藏經中之二百餘部經典，細心搜求，並將經典中之文學及理論作比較研究。此等研究結果，具載於其論文中所附之諸經摘要及評注。戴密微對於林氏在此等評注中所含之特識頗為讚歎。並對林氏之全部工作至為推許，嘗譽之為「不剃聖僧」。

Page: p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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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松果腺(conarium)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787039/

〈《梵藏漢佛典叢書》總序 〉 王邦維

叢書簡介

從現代學術的意義上講，中國近代的梵藏漢佛典研究，最早開始，是在北京大學。1918年，愛沙尼亞——當時還屬於俄國——的梵文學者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由當時香港大學的校長愛里鶚（Sir Charles Eliot）推薦，再經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介紹，受邀到北京大學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鋼和泰在北京大學任教，一直到1928年。這一期間，鋼和泰完成了他對《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整理和研究。1926年，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一書。鋼和泰的書，如果說有什麼特點，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一部佛經的三種語言六種文本同時集合在了一起，同時做了相關的一些研究。

不過，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鋼和泰畢竟是一位「客卿」。鋼和泰之後，中國學者從事類似工作不是沒有，但是不多，需要提到的，是林藜光。林藜光校訂和整理法國著名的印度學家 Sylvain Lévi 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本《諸法集要經》（Dharmasamuccaya），同時對比被稱作《正法念處經》（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的藏譯本和漢譯本，提出了很多很細的研究意見，最後撰成(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一書。這個工作可以說是典型的梵藏漢佛典研究。但這項工作，完成卻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法國的巴黎。林藜光是 Sylvain Lévi 的學生，也曾經是鋼和泰的助手，1933年來到法國，1945年在巴黎去世。他的書，一共四册，前三册分別印行於1946、1949、1969 年，而最後一册出版，則已經是1973年，這時離開他去世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幫助出版這部書的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也是藏學家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戴密微既是林藜光的老師，也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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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tony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995386/

林藜光追思

2012-05-29 10:35:00 来自:

发表于 《西域文史》第五辑 （http://www.serindia.org.cn/post/193.html）
译自 戴密微前言（ Introduction P. Demiéville.）《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Samuccaya). L'aide 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Saddharma-Smrtyupasthana-Sutra).》
(http://www.maisonneuve-adrien.com/description/bouddhisme_hindouisme/li_kouang_aide.htm)
导言
在这篇传记中我要说明林藜光是在何种境况下致力于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 或《正法念处经》（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的研究；经过不断的增补，此项研究最终成形于一部小乘佛教的研究文集，内容涵盖小乘佛教文学、学派、语言以及有关印度和远东佛教历史的各种专业性和一般性问题。《正法念处经》属于“方广”经（vaipulya）,共计两千五百多颂（śloka）,编纂过程存在诸多变数，因为其梵文原本今已散佚，仅存一部完整的藏文本和两部删减严重的中文本，不过却有一部更为重要的散文体经书存世，里面有大量的《正法念处经》的诗句。烈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获得此散文体《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林藜光则着手整理诗句的梵文原本，并完成一部包括法文译文的校勘本，但第一卷直至1946年他去世后 才出版。他对《正法念处经》的研究可作为作品的介绍，他原拟将此作为巴黎大学国家博士的主要论文。
然而林藜光于1945年4月29日猝然谢世，而他遗留下来的研究材料和稿件则由我加以整理，以期出版。林藜光在法国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并在东方语言学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任中文讲师，他为了此项工作耗尽了毕生心血，法国有义务将他的工作公诸于世。尽管战后局势使得出版工作一再延期，不过幸运的是它获得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和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阿德里安•梅森内夫先生（M. Adrien Maisonneuve），因为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出版计划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也没有夭折。
整理和修订林藜光生前的研究成果所需非文字的润色，这一点上他已臻精妙（他对法语的掌握近乎完美），而主要是对章节结构进行调整，对注释做增补校改，由于他的突然离世，在这一方面留下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得益于与他长期的友谊及对他的深入了解，在这些细节的处理上我力求忠实于他的原意，尽量避免删去关键内容或增加在其笔记中缺乏根据或可有可无的内容。
然而遗憾的是这部作品中的一些缺漏可能永远也无法被填补了，尤其是在第一章的结尾（以下第98页），缺少对《正法念处经》（Saddharma- smṛtyupasthāna-sūtra）的最后一部分，即身念处（kāya-smṛtyupasthāna）的分析，换言之在物质世界中，内部与外部同时——人和宇宙——作为冥想的对象；不过这也并非严重的省略，因为在别处林藜光对经的结论作了阐释，其中最有趣的段落要算对于閻浮提 (Jambudvīpa)世界的描述，较之罗摩衍那中所提及的颇有相似之处，而且烈维（Sylvain Lévi）先前已经翻译并注释过这一部分。第二章（第127页）缺少对于“念处（smṛtyupasthāna）”这一概念的历史考证结论，林藜光原想推及大乘佛教文本，因为大乘佛教对此概念有充分的阐释。他还考虑研究《正法念处经》独断地位的总体影响以及它在佛教文学集结和古代佛教历史中的地位，而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林藜光整部作品中的评注以及分散其中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在某些方面这部经对他来说与小乘佛教经院式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毗达摩 (Abhidharma)作品中的不同学派留下许多论题，他们以中文或藏文被保留下来，因为论题的论证包含着深刻的学问，林藜光则致力于这些不同篇幅的论证。与众多学者不同的是（尤其是日本学者），林藜光绝不谈论自己没有阅读过或不知其内容的文本（他曾经从头至尾地整理修正了两百卷中文的大毗婆沙 (Mahā-vibhāṣā)）。在研究的细节上他也有不足：他的研究受制于在分析经文时发现的义理，且从头至尾他都没能摆脱概述性结论。在以下的内容中读者会不断发现，注释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有助于佛教经院哲学研究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常常给作品带来一种精确的批判力，如同在有关法救（Dharmatrāta）的附录中那样——为了使观点准确，他提供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并得出了准确而有价值的结论。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恰恰相反，林藜光费尽心思整理的详细信息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因为许多问题依然不明确，比如我们缺乏佛教派别历史的明确信息；佛教的起源、地域或社会分化的断代依然模糊；基于丰富的信仰而产生的各种教义间的关系仍然不明确，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形成过统一的体系，因此我和他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林藜光原本期望在综述的章节中再次完整地讨论这个问题，可惜他没能有机会去写作这部分。
在我和林藜光之间还有另一个关于佛教语言或最初语言研究的友好性争论，这些研究是继他对《诸法集要经》语言研究（第四章，第176页及以下）之后长期发展的目标。去世前他正忙于此项工作，且疾病带来的痛楚时刻反映在纸上。在很多事情上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痛苦：他对于假说的滥用，其论证方法的牵强，他对理论的烦恼甚至惶恐，以至于不再能接受对此的讨论。这些章节都没能交给雷努先生，在得到他的同意后我以原样保存，这让我在作品中不得不进行一些删节，并检查内容的实质性。在此毫无疑问地要涉及中文文献，因为他们处于首要地位，因此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它们的出版是必需的。出于一位编辑的谨慎以及对作者原意的尊重，我不想更多地删减剩余的内容，唯恐被自己的主观标准所左右。
遗憾的是直到作品的末尾，附录（第261页）之前，作者对于《正法念处经》第二章的分析终究没有完成。如林藜光在第五章的开篇所说，原则上他打算对整部经做一个梳理，从而依照学术规范重整材料，并完成相应的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这一整体分析所需的基本素材均已收集完备，只是材料的编辑由于林藜光的猝然离世被迫终止，而此部他身后出版的作品也结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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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文

林藜光1902年出生于厦门。厦门是福建的重要港口，曾取代泉州成为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枢纽，虽然之后于19世纪被上海超越，但对于向南海国家移民并进而移居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厦门依然是重要的海上活动中心。在林藜光四岁时，经商的父亲过世，几年后他的两位哥哥也相继去世（他们并未留下子嗣），这使他成为一家之主，他的三位姐姐中又有两位寡居。历经两代，这些仅存的孩子延续着家族的香火。
林藜光的母亲对他百般宠爱，他也时刻不忘对母亲尽孝。母亲不识字，所以她把林藜光送到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这些私塾先生则用戒尺管束着家族中所有的孩童。林藜光18岁时已经成为当地学校的教书先生，那时他初学英语，据他自己描述，学习英语的时候十分吃力，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英语如同法语一样纯熟。他由此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现代科技，并开始了一段漫长而悲剧性的思想斗争。
首先他被哲学所吸引，因为在那样的年纪他开始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故而他转向佛教的研究。他喜爱思考深刻的问题，并很快确信追溯源头的必要性，即回归印度的原始文献。就在这时，即1924年，我和他因为某种机缘相遇了。我与其他老师一同被派往一所刚刚成立于厦门的大学，那时我负责教授梵文基础和佛教史，而林藜光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我很快便结识了这位如此不凡的22岁的年轻人，他的严谨和聪慧使他在同学中鹤立鸡群。那时他已经着迷于自己的个人探究且自得其乐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不为个人得失所扰，严谨，不妥协且治学独立于他人。从哲学之下他试图去发掘一些语文学中没多大价值的内容，一些严密却晦涩的史学根基。正是凭借这种兼有批判精神的渊博学识他开始了印度佛教的研究，在这里他感觉到了自己的祖国和遥远欧洲的某种联系。
厦门大学（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所国立大学）的建立归功于一位新加坡华裔商人——陈嘉庚先生。陈嘉庚来自厦门内陆一个叫集美的村庄。他在村庄里着手建立一个校园城，在华丽现代的建筑里设有师范学校、中学、小学、成人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厦门大学于1921年在集美奠基，建成于1922年，用于建造学校大楼的石材则取自厦门岛。大学靠近南普陀寺，距离东南面的主城区有一段距离。学校所在地风景优美，拥有大片被东海围绕的沙滩，岛上遍布巨石巉岩，山丘上怪石嶙峋，雪白的花岗岩上覆盖着一层黑色。岛上的坟墓随处可见，饥饿的野狗游荡其中，猛虎或巨蟒伺机而动。大学的创办者陈嘉庚捐赠了数百万元，并保证无论其在新加坡橡胶产业盈利如何，学校每年的开支都由他一人承担。陈嘉庚出身贫寒，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成为了众多前往海外寻找商机并最终发家致富的中国人之一。据说他是靠在新加坡街头捡烟头起家的。随后，凭借自己辛勤的努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马来西亚的商界独占鳌头，在新加坡他被尊为“橡胶大王”。 但他还保持着和幼年一样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并将全部获利都捐给了在家乡苦心经营的文化事业，而那里的人却从未见过他。
厦门大学任命林文庆博士为校长，他是厦门当地的医生，在新加坡长大并接受英式教育，是孙文和许多早一辈革命者的老朋友。学校的教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国学老师有诗人兼学者的福州人陈衍，哲学家缪篆（缪子才），他是章炳麟（章太炎）最好的学生之一；语言学由周辨明先生负责，他关于厦门方言的研究发表在《通报》上；生物是由一位研究满族人祖先的知名学者秉志负责；图书馆由冯汉骥负责，他现在是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并且是一位考古学家。著名作家林语堂的弟弟，漳州人林幽先生教授英语，林语堂本人也于1926年底在厦门大学执教数月，一同前往的还有著名作家鲁迅以及其他几位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当时他们恰因政局动荡而逃亡到南方。然而这些知名的中国学者并没有长时间滞留在厦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贸易都市有一种土气，这令他们感到厌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着这所大学的光辉。
虽然对自己的故土有着万千情愫，林藜光同时也反感当地人性格中的狭隘，这种狭隘在这个被大海和群山所孤立的中国小岛上显得尤其地强烈，它也一直是独立和反叛的来源；厦门语在基本词汇方面几乎不属于汉语，它本身就以一种饶有趣味的古风证实了厦门人的特殊性。大学里存在着厦门派，福州派（两派水火不容，因为没有什么比近邻间的相互憎恶更激烈），还有新加坡派（亲英派）和菲律宾派（亲美派），外省的人组成一派，欧洲归来的老师组成一派，美国回来的老师组成一派...... 教师内部的冲突也影响到学生，学生整天就像着了魔似的，理直气壮地抓住任何借口进行罢课。当时政治动荡日益严重，尤其是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后，那时租界巡警向支持罢工的学生开枪。林藜光本想安稳地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是服务国家最好的方法。不过当有人告知学校罢课，又或是他被召去参加某个会议或拿着标语抗议不平等条约时，他的脸色突变、精神萎顿，不一会儿他来到学校的学生宿舍区门前，要了一张为脚夫准备的紫金色椅子，自己瘫坐在上面。他像病人一样被别人搀扶回到城里的家中。在母亲身边他平静下来，取回自己的书后他盼望这场危机尽快过去。
直到获得了一个前往更广阔的空间，一个离开厦门的机会时，林藜光才不再沮丧。1929年印度学家钢和泰（A. de Staël-Holstein）受哈佛大学委托在北京设立一个中印研究机构。他向林藜光提供一个助教职位，不过林藜光并非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中央研究院那时的所在地是广东，他们同时也向他提供了一个史学和哲学研究的职位，但是他反感留在那里，在信中他对我说，那里“既不是真正的外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 林藜光无法抵挡北京的魅力，由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命运，这个既保守又现代的中国人为了重新发现古老的中国便开始协助这位外国人。
在离开厦门前，林藜光遇到了一位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士，她来自四川一个名门之家，因为她的妹妹而来到厦门大学，并已经与厦大的张颐教授结婚。张教授研究西方哲学，专攻黑格尔哲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就是她建议林藜光先熟悉欧洲思想再回到佛教研究，她还建议他在德国逗留一段时间；但是林藜光不愿意放弃佛教：他写信给我说“怎么可能去西方而依然忠实于佛教呢？” 1929年8月7日林藜光和他未来的妻子及张颐夫妇一同到达北京，古老皇城令他着迷和激动：“在它消失之前一睹我们辉煌过去的遗迹，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祖父们破烂不堪的制服会激发子孙们奋斗吗？”在北京他耐心、谦逊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断完善着自己作为学者的素养，即便这些研究成果都没能出版。正是由于这种极其淳朴的精神——就像满族的溥仪一样——他超凡脱俗，不知索取；自负的外表本身就已经伤害了他敏感的自尊心。他的梵文和藏文水平日益精进，他翻译钢和泰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内容，有时也会替他上课，他还为《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Kāśyapaparivarta）编纂了一部汉梵索引，索引的内容非常详细，文本的中文版内容被逐词依次地整理出来，并附对应的梵文（有时是藏文），条目总数超过10,000；然而比起和它对应的藏梵索引 它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这部汉梵索引一直没有被公诸于众，它应该还躺在北京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某个地方，这成为本来就缺少汉梵词汇索引的佛教研究中最重大的损失。
在此期间，林藜光与他导师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张。钢和泰是一个高雅且学识渊博的人，因为林藜光的正直和才能，他十分赏识这位年轻的同事，林藜光也乐意为他服务，钢和泰称赞他为“唐朝的中国人”。但是有时在东方学家的身份下，钢和泰波罗的海贵族的性格也显现出来，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封建地主式的举动或腔调，都足以触动这位中国“助教”敏感的神经。193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de Paris)中文讲师的职位空缺，林藜光一直梦想着前往法国研究佛教，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学校的邀请。
在林藜光离开中国前，中央研究院任命他为通讯员并为他支付旅行费用。他在1933年底来到巴黎。他的身体不太好；在信中他说，去看医生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就像在厦门时我的母亲说的一样：睡好，吃好，不要工作，就是说要像不久于人世的祖父那样生活......但是人不能一直那样生活啊！”
事实上在他一丝不苟地教授汉语的同时，他也在烈维的指导下从事一项宏伟却无利可图的，并要求具备渊博学识的工作。这位著名的印度学家有时倾向于把林藜光作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学生的能力，他将自己1922年在尼泊尔复制的一份梵文写本交给林藜光。这是一本佛教诗句的集成，标题为《诸法集要经》，并有一部11世纪粗糙的中译本存世。一位尼泊尔抄写员为烈维抄写，可能是由于现代抄写员的漫不经心以及原稿本身存在缺陷这两个原因，这份复制品几乎每行都有错误。写本上的一处跋指明这些诗句来自《正法念处经》。烈维非常清楚地知道这部小乘佛教典籍的梵文原本已经失传，存世的只有一部藏文译本和两部中文译本，不过当时他没能在其中发现《诸法集要经》中的诗句。这是因为《诸法集要经》的编辑者——一个叫观狮（Avalokitasiṃha）的名不经传的僧人——突发奇想，决定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整理《正法念处经》的诗句，他把诗句划分到自己所起的章节名目下；因此他完全打乱了原始经文中诗句编排的顺序，还在经文中用散文体加入了注释和概述，所以烈维自己也没有能够在藏文本或中文本中重新发现那些诗句。
1936年在老师去世后，林藜光凭借耐心和顽强的意志终于在《正法念处经》中发现一句集成中的诗句，紧接着他又发现了新的诗句和整个系列的诗句，并最终发现了整部《诸法集要经》。这项工作艰难且乏味，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但却教会了他校订梵文文本的方法。在路易斯•雷努（M. Louis Renou）先生长期有效的指导下，他编订了《诸法集要经》的校勘本，并加上了法文翻译。这本书的第一卷在1946年出版，原本计划作为林藜光取得巴黎大学国家博士的补充论文。这一卷包括梵文集成的前五章，即总数2500颂和36章中的381颂。其余部分的手稿已经完成，如同已出版的章节那样包括严格的校勘记，并不需要为了紧接着第一卷出版而进行总体的修改；我只希望在这艰难的时期能够有一位校订者、一位印刷工人和一位出版商能够共同出版其余的第二到五卷，作为第一卷的补充 。事实上，《正法念处经》诗句的价值远不及这部作品中的散文部分；在内行人的眼里，它里面全都是陈词滥调，文学价值也少得可怜；在本质上，只有结合散文体的背景这些诗句才有一些意思，可是经过《诸法集要经》人为的重排后这种趣味也消失了。不过这些诗句是用梵文写成，而且年代也久远；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印度佛教的原始文献，这批材料才必须得到出版，否则会是学术的重大损失。
林藜光忙于完成烈维交给他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任务，在完成《诸法集要经》的校勘本后，作为消遣和解闷林藜光开始为《诸法集要经》的这一版本撰写序言，这篇序是他对《正法念处经》全面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分析，尤其是两者教义一致性这个角度。出于对自由研究的偏爱，他从多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增补注释、后记和附录，以至于这项原本计划作为主要论文的工作，完全变成一部关于在特定历史演变阶段的小乘佛教研究文集。他没能按照原定计划完成这项如此广博的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未能目睹自己编订的《诸法集要经》第一卷出版这一乐事，诚然如果能够删去一些照片，书就可以在他去世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出版。林藜光在世时只用法文发表过一篇关于福生(Puṇyodaya)（那提Na-t’i）的短文，这篇文章是他奉烈维之命撰写并于1935发表的 ，题目是“一位与玄奘同时代前往中国和柬埔寨的密宗传播者”；文章包含对于佛教密宗历史以及它在印度之外传播的新见解和建议。
这些就是林藜光奉献了生命最后十二年所做的工作。我说奉献，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不顾身体虚弱、贫穷和孤独，持之以恒地辛勤工作的神圣态度。
“有人说只有用磨砚石的力量才能成功地雕刻作品；
而当他一筐一筐地移走整座大山时，他是否会后悔自己的头发因此变得如缕缕丝线般稀疏？ ” （磨砚曾闻金可镂；移山哪惜鬓成丝。这是林藜光自己书写并挂在巴黎书房中的一副对联。）
他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压力之下。他没有一点休息，也从不出门娱乐；有时他几乎不会花时间去押韵几个字或是摆弄木匠的工具修缮他漂亮的图书馆；他从没有多余的开支：所有的钱都花在书籍和写本照片上；他把休假当成工作的天堂。只有一次例外：当他在1936年的夏天得知自己尊敬的母亲去世时，他立即乘船前往厦门以尽最后的义务。为了及时赶上初冬的课程，在家停留不过一个月他便返回巴黎；即便如此他也是在旅途中登船时有了论文的关键性发现，即在《诸法集要经》的梵文诗句中辨认出《正法念处经》的中文文本，因为他随身携带着自己的手稿。
他的未婚妻在几个月前于1936年4月来到欧洲与他相聚：1936年8月14日在信中他说道，“我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父亲去世时她还年轻，但是因为我的缘故她受了很多苦。我这个不孝子啊，在她去世的前一刻我都没能陪在她的身边！她很久前就催我完婚。尽管我也有难处，但还是顺从了她的意愿，希望能够给她一点安慰......但是她在我们婚礼两个月零十二天后就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还没能尽应尽的孝义。我8月21日离开马赛，在厦门仅仅为葬礼停留了些时间。”这些都按照当地的传统进行；林藜光的侄子们在坟墓旁为他们服丧的叔叔搭起一个棚子，因为过去练习过，所以他们搭得异常熟练......在他母亲的葬礼致辞里（祭文），他告诉她自己即将为人父，而且在讣告的众多署名中也有未来孙子的名字，七个月后他出生在巴黎，名字叫“祖母所愿”（或“以祖先名义”），祖希。如今他已是蒙田中学的优秀学生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述林藜光在瑞士一个会议上的发言，会议是在1938的春天，关于“中国人精神的本质” 。人们可以看到一段对中国宗教和道德的准确真实的剖析，这些都是无比虔诚的中国当代精英亲身经历过的。
事实上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纯粹的儒教信奉者，有一定数量纯粹的道教信奉者，还有一定数量纯粹的佛教信奉者；但是总的来说，大部分中国人同时信奉儒教、道教和佛教。在欧洲人眼里这是一个奇妙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欧洲，一个新教教徒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但是在中国，虽然这三套体系各自的理论大相径庭，却出人意料地可以在实践中相互协调。
如果各位问我这三种宗教的协调一致是如何可能的，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在骨子里是非宗教的。我所指的宗教是西方世界所共同定义的宗教。如果中国人如同基督徒那样具有宗教性的话，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拥有那么多的宗教信仰了；因为如果想感召众人的话，并不需要笃信一门宗教，而且如果真的有人诉诸于如此多的宗教，他也并非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任何一门宗教。
在我们的宗教仪式中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死亡。为什么是这个呢？这并非毫无根据。如果人们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时时刻刻起作用的是对祖先的崇拜，孝，和家法......为了理解中国，了解中国家庭是必须的。这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根基与核心，也是中国人多元宗教性的根源所在，这一根源从古至今都有着生命力。因为如果说中国人不同于基督徒和佛教徒，而是非宗教的话，那是指他们不具有根深蒂固的单一宗教本质，对祖先的崇拜以及所有附属于此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形成一门宗教。
中国人并不说“生儿子”，而说“生孙子”（生孙）。事实上，孩子父母的参考点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孩子的祖父母；这是因为父母是为了在世的祖父母和已故的祖先才希望生孩子的：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更不是为了孩子本人。
由孔子建立的宗族制度，其有效性在漫长的世纪里得到了证实，但是后来土崩瓦解，就像儒教的整套制度一样。在这一制度已经严重过时并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与另一种本质上迥异的欧洲现代文明发生了碰撞，这时灾难便降临了。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明，无法轻松地适应这种碰撞。在转变前，我们处于西方文明的重压之下，它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压制着我们，冲击我们内心的信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失掉了自己的平衡，如同一艘没有罗盘的船航行在大海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经历了痛苦和泪水后，中国得到了教训！意识到形势无法抗拒后，她最终拯救了自己，经历了无数的沉浮与踌躇，她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航线。
如今我们传统的宗族制度刚刚被废除，这是一个可以与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倒塌相比拟的时代。如同今日一样，封建制度被推翻后，有一段漫长的充满苦难与不幸的时期。但是当中国处于新的历史阶段时，她也会进入稳定与繁荣的新时期。我们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古老的父系社会比不上你们的，在你们的启发下我们开始重整旗鼓。但是我们还想做得更好。我们希望自己的新社会，在与你们的同样牢固的同时，可以变得像我们过去那样真诚与和睦。我们希望她建立在古老的孝悌和忠义的基础上。我们不赞成大家已经不再是“兄弟”和“姐妹”这样的想法，不赞成称呼我们自己为抽象的社会性存在。一想到像你们的法院那样冷酷僵硬的氛围 ，我们就心痛。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更亲切...... 这样，家庭即使再遥远也会代替养老院。对于我们不久于人世的父母来说，即使子女贫穷卑微，孩子们自己的照料远比养老院里男女护士的服务更宝贵，而对于我们的祖先，后者可谓闻所未闻。
诚然，我们或许过于个人化了...... 的确，我承认中国人有些迟缓。他们反应非常慢以至于有人会认为他们冷漠到麻木不仁。不过一旦他们有了想法，他们就会严肃起来并得出结果。
在1934年和1935年——那时林藜光刚回到欧洲——他同意在莱森(Leysin)做两次短暂的停留，之后他的健康状况趋于稳定。不过让林藜光十分痛苦的是，疗养院的管理缺乏人性化而且他在那里也无法工作。不过从那以后即便工作超额，他也能勉强坚持下来。在一次这样的休整后他写信对我说，“自从我回到巴黎，我进步了许多，工作也变顺利了。工作和生活让我体验到了一些乐趣，五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但是战争爆发了，这对于已经过度操劳的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忍受饥饿、寒冷和每日的忧愁，这位充满热情的爱国者还饱受着祖国挫败带来的煎熬。他的故乡在1938年被敌人占领，祖辈的家园可能被烧毁或被掠夺，可是在那几年里相比于故乡的消息，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受到的威胁更加触动着他。他的健康状况就像气压计，随着遥远东方的消息上下波动，甚至还随欧洲的新闻而改变，因为这些新闻多多少少地与他关心的事情有关。林藜光始终准备着一个小手提箱，以备德国、日本或某个亲日南京政府的中国代表传召他，他们逼他承认此政权，否则就送他到集中营；而在心中他早已做好了选择。林藜光已经决定，既然无法去前线战斗，他的义务就是加紧工作，通过合作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振兴中国。他非但没有因为日渐虚弱的身体减少工作，还以一种让朋友绝望的固执发奋研究：建议、恳求、告诫，所有这些都被他毅然地婉言拒绝了；如果有人执意坚持，他平常的微笑和亲切就变成了愤怒。
巴黎解放时，我听到他欢呼：“得救了！我终于逃过一劫了！”啊！严酷的冬天过后解放到来了；贫困是如此地难熬，尤其是对于像林藜光那样不能也不愿去黑市的人。在他动身前往疗养院后，高烧刚退就又出现了气胸。他的旅途也极其不顺，1945年1月12日气温骤降,这对正准备出发的他来说不啻一场灾难。顽固的他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坐着没有供暖的火车，还等在冰冷的小车站里，最终经过了28个小时的旅行他筋疲力竭地到达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漆黑的夜里，他手里提着行李步行去寻找偏远的郊区，那时的格勒诺布尔伸手不见五指，气温低至零下十五度。最终他到达了拉特隆切(La Tronche)的诊所，有人正在门口等着他，但那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而他也呼吸短促，几乎半死。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需要在诊所里休整三个星期，之后将被送往真正的疗养院，即圣依莱尔大学(universitaire de Saint-Hilaire-du-Touvet)疗养院，它位于群山之中，周围都是峭壁裸崖。林藜光变得越来越虚弱，写信也会让他疲惫不堪，他还为自己潦草的字迹道歉，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失礼。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4月19日，是用法文写的，毫无疑问因为写汉字要花费他很大力气，这封信还留在他的床头柜上，旁边还有几只信封，在上面他尝试着写清楚我的名字和地址。信的结尾写道：“关于照片，雷努先生就在最近还写信给我。我回复他说，无论如何在印刷定稿前我都会看看他们，而且我确定...... 在印刷定稿前，为了避免...... 印刷定稿...... 印刷定稿...... 对于马伯乐(M.Maspero)的去世，亲爱的老师，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您信中所有的细节...... 只是今天..... 抱...... 抱歉...... 希望您可以转达...... 和感激......”
1945年4月29日的黎明他孤独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很晚才得到消息，下午才到达。那时下着大雪，视线不及十步以外，葬礼便用雪橇在这个偏远山谷的深处举行，林藜光就像去世的当地人一样在此地安息。
由于某种机缘巧合，那些最棘手的照片被保存得最好。不过作为国家的荣耀，这位如此爱国的学者却至今还几乎不为人所知。作品即将出版时，他却离开了人世；迫于形势这部作品在法国出版。他的遗孀性格坚强，如同他生前一样在她的回忆里始终充满了对丈夫的崇敬之情；她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中文，最终让中国意识到她蒙受了多大的损失。而中国还需要二十年的准备时间，从而拥有一位合格的专家去振兴数世纪以来已经衰败的佛教研究，而且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义务将此没落的学科发扬光大；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不会有人能够到达这一学科的顶峰了。
这项学科赋予了林藜光始终如一的敏感和一颗纯洁的心，如同有着敏锐耳目的先知。我再没遇到过一位可以摒除偏见如此精深地研究我们的文明和科学的中国人。这就是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在最初写给我的信中（信的日期是1925年）说道，深邃汹涌的大海远比泛着微波汇聚细流的池塘有价值”。当局势允许的时候，林藜光的遗体被恭敬地转移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他的遗孀在那里立了一块墓碑，碑文是法语；这位中国人来到我们当中深入细致地重新审视东方，在他的名字下面只有一个词“东方学家”。林藜光希望融入西方，但是他并不想为此否认或抛弃任何来自父辈的光辉遗产。正是这种压力、这种冲突超越了他的力量；这也是他悲苦的一生带来的教训。
保罗•戴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