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達：我將盡力表彰中華文明

以下引自《豆辦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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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我將盡力表彰中華文明

2010-10-15 01:18:09 來自: 卓嘎Sitatārā (寧動千江水，莫擾道人心)

張廣達：我將盡力表彰中華文明

時代周報記者 李懷宇2010-02-24 21:54:08 第67期

赴台前，余英時先生和許倬雲先生推薦我去訪問在台灣大學任教的張廣達先生。張先生2008年榮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是六十年來具有大陸教育背景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同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廣達文集三卷：《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這是一套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術著作。不慕榮利的張廣達先生漸為兩岸學術界理解。

父親教會他與世無爭

張廣達家學淵源。

張廣達介绍，父親張錫彤是燕京大學唯一沒有出國留學資歷而升教授者。「他對我的培育，使我較早知道怎麼寫論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領北平時期，我還很小，他經常帶我進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學圖書館（即今位於社科院考古所院內的社科院圖書館的前身）；我高中期間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識地帶著我進燕京大學圖書館找材料，給我打下了檢索文獻的基礎。我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有一種為人要懂得謙遜的家教。再有，父親要我刻苦，但從來不主張我爭什麼，所以我漸次學會了與世無爭。」

1949年，張廣達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歷史系。當時，齊思和、聶崇岐、孫楷第、翁獨健等教授在系內任教，這讓張廣達不僅親承一流學者教誨，也接受了他們培養出來的一批卓越老師的言傳身教。1952年，大陸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從市內沙攤遷至西郊，以燕園為校區。張廣達1953年畢業時成了新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首屆畢業班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張廣達趕上了因院系調整，大師雲集於燕園的歲月。

談起在大陸的故交，張廣達興味盎然。張廣達的夫人徐庭雲就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任教中央民族大學，他們家和王鐘翰同住一樓。而張廣達 1978年在北大歷史系恢復教職後，得與王永興先生在學術上交往。我談起兩位王先生與陳寅恪先生都有師承關係，但與陳先生這一代學者相比，不免浪費了許多光陰在運動裡，殊為可惜。張廣達說：「是很可惜，這一點恐怕是很多念書人的共同感覺，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產生消極的情緒，不是在正常心態下生活，不可能有什麼成就。」我們議論這一情況，也感佩許多知識人在多災多難之中還是埋頭學術研究。張廣達說：「中國的文明能夠一貫延續下來，這是值得研究的，與很多的古代文明國家相比，這一點尤為突出，像希臘文明等都斷了，而中國歷代總有一些人起著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餘年來，張廣達奔波於海外，靠在多地教學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張廣達任教美國費城賓州大學（UPenn）期間，匹茨堡大學的許倬雲先生到訪該校。其後，張廣達受邀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三年，其間和余英時先生在學術上有了交往。

金庸讀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隨劍橋大學的麥大維（David McMullen）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張廣達曾就麥大維的《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一書作過簡單評述，於是我寄過一套「張廣達文集」給金庸。張廣達笑道：「金庸的小說，我一本也沒看過。我去劍橋的時候見過麥大維，在那篇書評中，我只是覺得唐代還有在律令體制的基層工作的士大夫，也應該給予充分的注意。金庸這麼大年紀還去讀博士，不容易。」

我問：「在西方世界生活了這麼久，如何看待所謂的『國學』？」張廣達說：「我覺得國學在知識論和科學認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於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於個人的一些煩惱就得找心理醫生求得輔導。此外，中國的學者自孔孟老莊以下，不管是老莊提倡個人解脫，還是孔孟要入世，都從不同角度要求對社會有所關懷，這是中國學問獨到之處。這也是我覺得保留著更多的傳統學問的台灣比別處好的地方。至於我個人，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後召喚我重新上路。」

我說：「聽黃進興先生說，你非常關心台灣的時局，每天晚上都看台灣新聞。」張廣達說：「現在台灣表面看很亂，但是它的民主體制初步建立了起來，兩黨交替也粗具規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覺之前都看一眼名嘴們的討論，因為一個念歷史的人還是要關懷現實，研究過去是為了關懷未來。」

名家訪談：「不能簡單襲取大唐時代的輝煌」

訪問前的幾次電話聯繫，我在電話裡特別說明等我到了台灣大學校門時，再請他騎單車過來見面。張先生還是早早就在台大門口等候了。我們沿著台大校園的椰林大道邊走邊聊，初次見面便有許多共同的話題。

「北大」的土與「燕京」的洋

時代周報：1949年考大學時，你怎麼去讀物理系呢？

張廣達：那個時候凡是念書好的學生，都要報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願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時候就是年輕不輸這口氣，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學數學、物理理論不成問題，但是我動手操作能力有問題，我的物理實驗的誤差往往在兩位數以上，一次實驗不及格可以，長期的話，怎麼再升級？所以我讀了一年的物理系後轉到了歷史系。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跟你是同一年進燕京大學，但他當時進的是歷史系。

張廣達：是的，我們都是1949年入學，等我1950學年度轉到歷史系，他已經走了。他是寒假回香港去探親，父親余協中先生把他留了下來，親自帶他去見錢穆的。我和余先生要等到五十年後在普林斯頓方才結識。

時代周報：你那時候已經對歷史感興趣了？

張廣達：我對文科感興趣比較早，即便念理科的話，我已經對文科不陌生了。但是我注意的文科不是填詞、作詩、音韻等。我很早就注意念外語，注意西洋史、中國史並重。那時我雖然是個年輕的孩子，但是已經有一些史學的概念。燕京大學歷史系中，聶崇岐先生跟我父親是好朋友，聶先生是我恩師，對我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課外指點。

時代周報：我訪問王鐘翰先生，他當時已經開始教你清史了？

張廣達：他開始教清史，他當時在燕大的貝公樓頂層的哈佛燕京學社有一個研究室，他在那兒念《清實錄》，很勤奮。他把研究《清實錄》的成果拿來給我們講，講清初的拜堂子等風俗習慣。他有時也把他的老師鄧之誠請來上堂課，所以我也聽過鄧之誠先生的幾次講課。鄧先生的兒子叫鄧珂、鄧瑞，是比我高兩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學，有時我跟鄧珂、鄧瑞來往的時候也跟隨著他們去鄧先生家，坐在客廳裡面，跟著王劍英等研究院的大師兄一道聽聽老先生說這說那，他對掌故非常熟。

時代周報：1952年的院系調整後，新北大是幾個學校合在一起的？

張廣達：老北大、燕京、清華，可能還有些從輔仁大學等校併過來的老師，但人數不會很多。很有意思，那時候三個學校的校風是不一樣的，燕京的人數雖然有點少，但是受洋人的影響，比較帶點洋味。北大呢，所謂的土，就是一中午就得午睡。還是很正經地睡，脫了衣服，有時候脫了褲子背心，燕京的人看著都瞪大了眼睛。

時代周報：那時候是大師雲集，有很多人是真正的大師。

張廣達：尤其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老北大、燕京、清華合併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實的大牌教授，校園內簡直抬頭就是大師，哲學系、中文系、文學研究所、歷史系、外語系、經濟系等大師密度之大，今天頗難想像。那時候，中文系、歷史系集中在文史樓二層，西邊是中文系，東邊是我們系，擠在東頭角落裡的是圖書館系，圖書館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劉國鈞、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那時候北大擁擠著那麼多大牌教授，卻沒什麼人出來擁戴他們為大師，今天沒國學了，反倒雨後春筍般地遍地冒出大師。有意思。

學術界的浮躁與謙遜

時代周報：畢了業以後就是留校？

張廣達：留校。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也沒念什麼書。共產黨進城後，為接管，為南下，為抗美援朝，幾度動員在校學生參軍參幹，同學陸續走了不少。到我們畢業時，主要就是老北大、清華、燕京的同學，併在一起不到30人。留校3個人，我是其中一個。留下以後把我放到世界史教研室，原因就是我會點外文，有一個念書的名聲。

時代周報：等到48歲真正上了講壇，跟鄧廣銘先生的提攜有很大關係？

張廣達：「文革」結束後他出任歷史系系主任，我從世界史轉到中國史，就是他認為不能讓我總是做翻譯、資料工作，所以我很感念他。我能夠從世界史領域轉到中國史領域跟鄧廣銘先生很有關係。

時代周報：陸揚他上世紀80年代在北大讀書時，有一次看你在圖書館借了一本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

張廣達：他大概是從那裡認識余先生的名字的。

時代周報：那時候你已經對前沿的學術都很感興趣？

張廣達：只要有機會我就涉獵。這裡沒有什麼奥妙，只要留心，只要注意積累，就會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盡管那時候中國門户沒有開放，更沒有 google。在這方面，我還是很感念我的父親和老師們早早就讓我打下了檢索文獻的基本功。在當時的歷史系，我還有一位大師兄陳慶華，博聞強記，我也很受他的影響。他是邵循正先生門下的首席大弟子，邵先生寫文章也常靠他搜集材料。我常常和這位大師兄討論海內外學術動態，比方說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勵這些人出去了以後又怎麼樣。余英時先生成名很早，海外華人裡，楊聯陞之後，在哈佛最耀眼的應該就是他了，所以我知道余先生的名字較早，也注意他的著作。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當時在台灣是很有影響的。

張廣達：是啊，人們老講國寶，余先生才是真正的國寶。有些有成就的人是給吹捧而成大師的，還有些有成就的人無形中把自己放大，自居為大師，但是，一旦自我膨脹了，大概也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師了。王國維先生什麼時候自居為大師了？還不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覺得余先生舊學根柢深厚，那是得自錢穆先生的真傳。另外，我深感余先生不像我，我的一些認識和體驗是付出了慘痛代價得來的，而余先生待人謙遜，平和理性，是自己讀書真正讀通了的結果。我實際上拿余先生當作自己的一個師長看待，盡管他只比我大一歲。余先生的成就越來越大，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自滿的影子。許倬雲先生也是如此。

時代周報：你跟許倬雲先生接觸多嗎？

張廣達：有不少接觸。他是我初到美國的時候主動打電話來跟我聯繫的，我很感謝他，其後一直提攜我。許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學問無比淵博，思路無比敏捷，無論提一個多麼複雜的問題，他都會很快給你一個鞭辟入裡的明確回答。他和余先生一樣，為人也總是那麼謙遜，非常平易平和。

線性思考與多元思考

時代周報：到了海外，在學術上有什麼新的收獲？

張廣達：初到海外，我曾想走王重民、向達先生的老路，打算也到各處去搜羅一些流落到海外的珍稀圖書，看一些敦煌文書的原件。不久，我決定將主要的精力和時間用於了解西方學者治學的路數。現在我主要的精力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對比，考察研究中國史的大家的治學路數跟中國學者治學路數的同異。日本人方面，我以研究內藤湖南的唐宋時代觀為一個例證。法國人方面，我選擇沙畹為主，看看沙畹及其門生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研究中國的路數跟中國傳統學術的區別在那裡。

時代周報：你到過的國家的學術研究有什麼新的方法值得借鑒？

張廣達：出去以後，覺察西方學者很注意理論思維和闡釋，做多角度或多面相的多元思考。我開始意識到，我在國內教書和研究中國歷史，習以為常的往往是做從古到今的線性鋪敘和線性思維，在講授和研究中外交流史的時候再加上世界史做參照系，如此而已。現在，我處理史料，開始意識到還可以從歷史的時間觀對史料所反映的文化與歷史再做思考。

時代周報：海外研究中亞史和唐史的人多嗎？

張廣達：研究古代中亞操印歐語的民族的人較多，他們感興趣的是研究印歐人的來龍去脈，探索印歐人在歷史的空間和時間這兩維中的分布以及發展的過程。在歷史上，中亞是游牧民族往來遷徙的通道，東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中亞對唐代的重要性在於，在唐代前期，西域的安西四鎮是唐代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的安全屏障；到唐代中期，先有751年的怛邏斯之敗績，繼有粟特胡安史之叛亂，唐朝開始退出中亞，是為唐朝由盛轉衰的契機；到唐代後期，中亞地區在宗教上伊斯蘭化，語言上突厥化，中亞史邁入一個新階段。所有這些，無不與中國史有莫大關係。

時代周報：你的研究涉及到現在大陸很流行的一個學問—敦煌學，到底敦煌學成不成一個學？

張廣達：不叫它敦煌學，你也沒辦法找一個概括性的名詞稱呼它，只能叫這個非常勉強的稱呼，反正都是研究那批卷子。而且敦煌的漢語卷子只是一部分，還有好多胡語卷子，中國大陸學者不大管，所以即便叫敦煌學，也沒把這些研究都概括進去。

時代周報：余英時先生講到中國情懷的問題。你有中國情懷嗎？

張廣達：我有我的中國情懷。中國能夠幾千年延續下來，是全世界留下文獻最多的國家，這個民族能夠存續到今天絕非偶然，我將盡我的最大力量加以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不管不顧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闕失和缺點。我的中國情懷是尊重國內各個民族群體的感受、考慮和東亞各個鄰國的關係、正視世界各個地區聯繫日益緊密的現實的中國情懷，而不是無根據地、盲目地不管現實世界的發展、不研究境內境外的「他者」。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但又是生活在反思性的現代化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決定了我不能簡簡單單地襲取輝煌的大唐時代或大清帝國時代的中國情懷。當美國學者羅友枝、柯嬌燕、歐立德、路康樂、羅維廉等紛紛提出清史研究上一些新思考的時候，我無法閉目塞聽，我的中國情懷不允許我無視「他者」提出的一些值得思考的概念。

實習生張麗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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